“······彼日本有武器数百万器，有新式之枪炮舰、数百万吨之重大利器，可甲于东亚，又可列于西欧······一旅兴夏，三户亡秦，历史俱在，彰彰可考，我大韩国民之所有生命、财产、智慧、忠诚，皆可有一战之资格！”——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通告
这个特别的年，特别适合宅在家里读书和看电影。
最近把韩国电影《暗杀》刷了两遍，这是一部常看常新的电影：除了又一次被全女神的气质和颜值惊艳之外，另一大收获是影片的几个经典片段，激发了我对韩国独立运动中刺杀风潮的思考。
比如，当男主夏威夷手枪问女主安沃允：“你真的以为光杀驻朝司令和康寅国（韩奸），（韩国）就可以独立了吗？”
安沃允回答道：“我们在满洲时，就算屋顶漏雨或者墙壁破裂了我们也不会修，如果国家独立了我们就能回家了，干嘛还修它？你问杀掉他们两个就能独立吗，我不知道，但是必须告诉他们，我们还在继续战斗。”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愈演愈烈，由此引发了一股世界性的暗杀潮流，许多国际政要被刺杀，例如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法国总统卡诺、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日本伊藤博文、葡萄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奥匈帝国皇太子费迪南等等，清末革命党人刺杀满清权贵，也是这一潮流的体现。
由于特殊的国情，韩国人在这一股暗杀潮流中表现的尤其激进和猛烈，由其策划实施的震惊世界的刺杀大案层出不穷。
1906年，旅美韩国青年张仁焕、郑在宽、田明云等人，刺杀了韩国美籍外交顾问斯蒂芬斯（此人公开为日本吞并韩国辩护），这是韩国人为追求国家独立而进行暗杀的滥觞，此后，韩国义士们在反日刺杀之路上前赴后继，上演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悲壮义烈画面。
比如1909年安重根在哈尔滨车站刺杀伊藤博文，1919年姜玉奎、1926年宋学光在汉城刺杀朝鲜总督斋藤实，1922年金益湘、吴成伦在上海刺杀日本陆军大臣田中义一，1924年金祉夔、1932年李奉昌刺杀日本天皇，1932年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刺杀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1932年柳相根等4人在大连刺杀关东军司令宫本庄繁等等。
我们回到文章开头的画面，可以引申出这样几个问题：韩国独立运动中为什么特别热衷刺杀？刺杀一两重要的人物，能否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目的？如何看待这种“猛烈地推行天下正义之事”的刺杀行为？
1、刺杀是无奈之举
甲午战争之后，朝鲜摆脱了大清帝国藩属的地位，获得了名义上的独立。为了洗刷数百年向满清称臣的耻辱，提升国际地位，同时满足个人虚荣心，1897年朝鲜国王李熙称帝，改“朝鲜”国号为“大韩”，自此，朝鲜王国升级为大韩帝国。
事实证明，改名并不能改变命运。
所谓的大韩帝国，事实上是俄国和日本的势力范围，两国为了独吞韩国，引起了日俄战争。战争爆发之后，日军迅速开进汉城，控制了韩国政府，1905年日俄战争以日本的胜利告终，日本携战胜之威，逼迫韩国签订了《日韩保护协约》，韩国从此沦为日本的保护国，名存实亡。
1909年，安重根刺杀已经卸任的朝鲜统监伊藤博文，日本以此为借口，煽动吞并韩国。1910年8月29日，大韩帝国总理大臣李完用与寺内正毅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韩国正式被日本吞并。
有压迫自然有反抗，但韩国人的反抗总会遭来日本人更残酷的镇压。相较于日本而言，韩国是弱国小国，且亡国前就已被日本渗透和控制，这使得韩国反日运动的生存空间非常逼仄，很难组织起大规模的武装斗争。
1919年1月22日，韩国前国王李熙暴毙。韩国人认为李熙是被日本人毒死的，压抑已久的怒火喷涌而出。3月1日，趁日本人为李熙举行国葬，成千上万的韩国人齐聚汉城集会游行，抗议日本殖民统治，高呼“大韩独立万岁”，其他城市纷纷响应，反日浪潮席卷整个半岛。这便是韩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三一运动（韩国现在还有三一节，法定节日）。
朝鲜总督长谷川好道动用驻韩日军和全部军警力量，加上从日本本土调来的军队，扑杀了这次运动。三一运动导致7509名韩国人被杀死，15961人受伤，46948人被逮捕，其中8511人被判刑。
在日本的恐怖镇压之下，韩国国内的独立运动越来越难以为继，纷纷转移到海外。
中国的上海和东北，是韩国独立运动的主要舞台，前者是远东第一大城市，韩国独立运动人士在这里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后者毗邻韩国，活跃着大批流亡的韩国人。
韩国独立运动没有统一的坚强领导机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派系林立，内斗不断，资金缺乏，没有外援，差点关门，而临时政府之外，还独立着很多其他的革命组织。整体而言，韩国独立运动是一盘散沙，无力通过正常的渠道进行独立活动，只能做一些成本小、见效快、影响力大的事——刺杀。
在此期间，韩国独立运动人士建立了一批秘密团体，如义烈团、大同团、铁血团、正救团、韩人爱国团等。听名字就知道，这都是狠人组织，专门从事特殊任务。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朝鲜义烈团和韩人爱国团。
朝鲜义烈团是金元凤于1919年11月创立的，宗旨是“猛烈地推行天下正义之事”，通过“五破坏”和“七可杀”，打击日本殖民统治，实现韩国自由独立。“五破坏”是指破坏日本在朝鲜的五大殖民机构，“七可杀”指刺杀朝鲜总督以下高官、日本军部首脑、台湾总督、卖国贼、亲日派巨头、敌探、背叛民族的土豪劣绅。
这种破坏日本殖民机构、刺杀其人员和支持者的斗争形式也被称为“义烈斗争”。
韩人爱国团是1931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创立的秘密特务机关，在金九的领导下专门从事破坏、暗杀、袭击日本机构和高级官员。当时韩国独立运动处于低潮，长期打不开局面，“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我们临时政府开会决定成立韩人爱国团，做些暗杀与破坏的工作，同时全权委托我（金九）处理经费与人选问题，待事后将全部经过和结果报告临时政府。”
大家所熟知的刺杀天皇樱田门事件、虹口公园爆炸案、暗杀满铁总裁本庄繁等，都是韩人爱国团策划实施的。而在电影《暗杀》中，三名义士前往京城（汉城）刺杀驻朝司令和康寅国，是金元凤和金九联合策划的。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韩国独立运动中的刺杀风潮，其实是日本高压之下，韩国仁人志士为争取自由独立的无奈之举。
这一点与清末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比较相似：革命党实力弱小，武装起义频频失败，民众麻木不仁，革命前景不明，一些激进的革命党人只能铤而走险，企图通过刺杀清朝统治者和封疆大吏，推翻清朝统治。同盟会下面甚至还成立了“支那暗杀团”和“东方暗杀团”，专门从事暗杀活动。
2、独特的国民心理
历史上，朝鲜是个独特的民族，在强邻环伺的东亚，朝鲜一直没有被外敌长期彻底征服，一直保持自己的文化特征和民族认同，并对本国文化有着强烈的自豪感。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源于韩国人特有的“恨”的哲学。
所谓“恨”的哲学，是指对于自己所受过的不公平待遇和不幸命运，只要一天不能得到真正的洗刷，便永远地心怀怨恨、纠缠不解。这种恨，可以使怨气像火一样熊熊燃烧，可以使狠意像雪一样容易堆积成山。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曾这样分析“恨”的哲学：恨能够让人民在逆境中安慰和激励自己，就像田间的野草一样，被践踏之后又恢复生机，受强风袭击而不折不挠。
简而言之，因为“恨”的哲学，韩国人形成了偏激、冲动、刚烈、坚韧的民族性格，这一点，从近些年来韩国民众对日本的态度中也能窥见一二——在领土争端和历史问题上，韩国人游行示威都是轻的，自焚、切腹、断指、跳海等极端事件屡见不鲜。在所有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中，逼日本道歉的最坚决、最顽强的就是韩国，简直不死不休。
虽然韩国当年无法抗拒被日本吞并的命运，但心怀家国之恨的志士不断安慰激励自己，不屈不挠，不甘毁灭，走上了舍身成仁之路。比如，尹奉吉在虹口爆炸案之后，曾公开声明：“余等无金钱或兵力，与上海日海军司令白川相战，但余有一人，已筹备并训练经过敌人难透之壁垒，用只手杀之。”并表示：“余之武器为几杆手枪余几枚炸弹，余继续奋斗，并在余国未恢复之前绝不终止！”
3、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加持
19世纪40年，西欧产生了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鼓吹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主张通过暗杀、破坏和暴动等极端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19世纪末，无政府主义思潮经俄国传到了日本，又经中国留日学生传到了中国，并将其发扬光大。
激进的学生们心怀救国之志，容易接受新思想，叛逆冲动，对无政府主义没有什么抵抗能力，特别欣赏“十步之内，剑花弹雨，浴血相望，入驺万乘，杀之有如屠狗”的痛快淋漓，参加反清革命后，他们往往有慷慨赴死的决心和勇气。
受中国革命党人的影响，加上韩国临时政府内部一盘散沙、乌烟瘴气的局面，使得流亡中国的韩国知识分子和独立运动人士中，有不少人信奉上了无政府主义，创建了在华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南华韩人青年联盟、朝鲜革命者联盟等无政府主义组织，投身到义烈斗争之中。
当然不能。
1933年蒋介石接见金九时，虽然高度评价了尹奉吉的义举，认为：“一个韩国青年做出了30万中国军队没有做出来的事情”，但是也对韩国临时政府的刺杀行为不以为然，指出：“若以特务工作来杀死天皇的话，又有天皇出来，杀死大将的话，又有大将出任。”
个人对历史的进程有很大影响，但起不了决定作用，荆轲刺杀了秦王，就能阻挡秦国灭燕国？汪精卫刺杀了载沣，就能颠覆清王朝？显然不能。同样，打击元凶巨恶，并不能动摇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面对戒备森严的敌人，刺杀的成功率并不高，还会将有限的革命力量白白消耗掉。
另一方面，刺杀终归是一种恐怖活动，常常容易伤及无辜，引起普通民众的反感，得不到国际认可和支持，使反日独立运动的环境更加恶化，这又反过来阻碍了正常革命斗争。
虹口爆炸案之后，日本在上海大肆搜捕韩国反日独立人士，这时候西方租界也无法再庇护他们，韩国临时政府和大批反日独立运动人士被迫逃离上海，开始了艰难的流亡生涯。刺杀运动越来越难以为继，面临转型。
事实上，早在1922年义烈团刺杀田中义一事件之后，法租界严厉打击韩国人的激进行为，义烈团不得不离开法租界，此后，其首领金元凤投身黄埔军校，着手建立革命政党，转型进行军事斗争和政治革命。
虹口爆炸案之后，蒋介石也劝金九培训武官，走正当的武装斗争道路。毕竟暗杀只是革命的辅助时段，是权宜之计，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然，蒋介石也并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承诺用实际行动支持金九等人进行反日独立运动，包括提供庇护、支持经费、培训人员等等。
此后，有组织有计划的政策性援助韩国临时政府，成了国民政府的既定政策，抗战中，韩国政府和韩国光复军，与中国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日本。日本战败后，韩国临时政府回国时，还是蒋介石还从美国那里借飞机将他们运回国的，同时还给提供了1.5亿法币、20万美元的借款，作为韩国的建国经费。
三、如何看待这种刺杀行为？
刺杀行为虽然有较大的副作用，但并非没有意义。
国内没有根据地，国际上没有强有力的援助，根本不具备与侵略者血拼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当亡国奴之外，还能干什么？只能刺杀。
通过刺杀，震慑敌胆，通过刺杀，振奋人心，通过刺杀，向世界证明韩国没有归化日本，韩国人还在继续抗争。这正如《暗杀》中女主所说的：“必须告诉他们，我们还在继续战斗。”
金九后来在自传《白凡逸志》中坦言：“这一事件（虹口爆炸案）以后，美国、夏威夷、墨西哥、古巴的韩侨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自此以后，对我的支援和对临时政府的纳税急剧增加，我们的事业进入了发展的阶段。”
由此可见，那些年轻的生命，面对不公与不幸，不畏剑花弹雨，不惧血肉横飞，不悔生离死别，前赴后继，这种悲壮的义举虽然没能扭转乾坤，却逐渐扭转了人心。
【参考资料】
石源华：《尹奉吉义举的时代意义——义烈斗争时代的顶峰与培训干部时代的开端》
彭怀彬：《试析韩国反日独立运动中的义烈斗争》
詹明静：《韩国独立运动中的暗杀活动探析》
吴润凯：《复仇与革命——清末暗杀潮探析》
孙春日：《论东北朝鲜反日独立运动的基地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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