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下午，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授勋仪式在北京中南海举行。这是一件注定会载入共和国历史的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开始军衔制。在这场备受世人瞩目的授衔仪式上，10位元帅、10位大将、55位上将、175位中将军衔和798位少将人员终于公布，这代表着国家和人民对这些开国将领的最高认可。
授衔结束第二天，《人民日报》以《我国武装力量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的重要举措》为题发表社论。社论中解释为何要在人民解放军中实行军衔制：
“这是因为随着义务兵役制的实行，部队现代化的装备要求部队的训练和行动都必须严格遵照正规的制度和条例，军官在军人中间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也必须明确规定，部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必须进一步提高，实行军衔制度将更便于加强部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以遂行军事任务。”
军衔是表明军人身份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给予立下赫赫战功军人的最高荣誉。新中国首次授衔，不仅向全国人民展示了“开国将帅”这个充满传奇的群体，也给后人留下无数津津乐道的故事。
除了广为人知的10位元帅和10位大将外，在授衔现场的一名开国中将在很长时间里格外受人关注。这位开国中将成为唯一一位单独走上主席台被授衔的将领，可谓独占“c”位，一时成为大家谈论的对象。
这名开国中将名叫黄火星。至于为何单独上台，原因令人意外，在给将官们授衔时没有听到工作人员喊到他的名字。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一切还是要从新中国首次授衔说起。
1950年7月4日，中央军委会议上，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在会上作了讲话，他说：“接下来将准备军衔、将领的准备工作。”1950年9月，隶属中央军委的总干部管理部（1952年7月改称总干部部）成立，罗荣桓担任部长。
不久，朱德在总干部管理部会议上也提到了军队授衔的重要性，他说：“建立军衔制度，尽量争取在第二年的服装上把军阶标出来。”事实上，早在建国前夕我军就考虑实行军衔制，但因种种原因没有执行。
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到抗美援朝，解放军各兵种发展速度很快，短短一两年时间海军、空军、装甲兵和防化兵等现代兵种都逐渐建立起来。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多兵种已经开始配合作战，可志愿军没有军衔，反观朝鲜人民军都有军衔，这让双方将领确定指挥关系时有诸多不便。
彭德怀在跟朝鲜人民军将领接触过程，也深感没有军衔对双方指挥不利，他说：“规定职务识别，在目前战斗中已很有必要。”1952年4月，彭德怀因前额左眉上方长了一个肿瘤，被组织上要求从朝鲜回北京接受手术切除。
5月初，彭德怀康复出院，他本人准备尽快返回朝鲜前线。但是，中央希望彭德怀在国内继续休养一段时间，并安排彭德怀住在中南海永福堂。很快，在周总理的推荐下，彭德怀被留在北京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彭德怀对评军衔工作也非常关心。其实早在总干部管理部成立不久，就设置了掌管军衔和奖励工作的专门机构军衔奖励处，专门来负责授衔授勋的各项准备工作。当时我国没有授衔经验，所以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提出向苏联学习也实属正常。
这年冬天，总干部管理部讨论解放军军衔的等级设置，邀请苏联顾问卡苏林一起研究，起初军衔方案拟定为6等20级：
元帅3级，大元帅、国家元帅和兵种元帅；将官4级，上将、准上将、中将和少将；校官3级，上校、中校和少校；尉官4级，上尉、一级中尉、二级中尉和少尉；军士4级，准尉、上士、中士和下士；兵2级，上等兵和列兵。
1952年11月26日，赖传珠、徐立清给彭德怀并转毛主席的报告指出：“实行军衔制度我们尚无经验，主要是根据苏联顾问介绍的苏军经验及所提方案并结合中国情况进行研究，苏军在军衔工作上的许多原则，我们基本上应当接受……”
这个报告中就提到了6等20级授衔方案。但这个方案遭到苏联方面的反对，他们认为苏军中没有“准上将”，我方最终放弃了这个方案，决定再设计一套授衔方案。于是新的方案为6等21级方案：
元帅3级，大元帅、国家元帅、兵种元帅；将官4级，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4级，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将官4级，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士官4级，准尉、上士、中士、下士；兵2级，上等兵、列兵。
1953年1月9日，中央军委下发《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指出：如果可能的话，准备在当年7月份在全军实行军衔制度。还要求全军有组织、有计划地完成各项准备工作。
1月20日，总干部管理部根据中央军委的文件精神，下发《关于军衔鉴定工作的指示》，再次明确授衔工作的方法和规定。此后，全军评定军衔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开展起来，总政治部、总干部部、军务部、总后方勤务部密切配合，争取尽快设计出一套最佳授衔方案。
1953年12月到1954年初，全国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解放军百余名高级将领参会。这场会议历时55天，确定解放军未来建设的总方针，规划了军队军队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蓝图。
也是在这场级别极高的会议上，明确决定实施军衔制、干部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三大制度。1954年2月17日，中央军委正式批示成立军衔实施委员会，总参谋部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担任主任，第三副总参谋长黄克诚、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为副主任。
3月7日，军衔实施委员会下成立了“军衔审查研究组”，专门负责军衔评定的具体工作。此后，中央军委、总干部管理部又接连下发很多文件，对授衔工作提出要求。
由此可见，新中国首次授衔是工作极其复杂的任务，更是一件政策性极强的工作，因为面对的都是赫赫战功的开国将领，需要考虑的因素实在太多了。对于中将、少将的名单，最开始由各总部、各军区、各军兵种、各高级院校党委讨论列出名单。
紧接着，总干部管理部和总政治部对少将、中将名单审核，然后送给中央军委审查。中央军委初步审查后，将名单下发相关部门、单位征求意见，这才形成最终的少将、中将授衔名单。但是，人们最关注的还是元帅军衔的人员名单。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里对大元帅、元帅授衔标准作出的明确规定：
对创建全国人民武装力量和领导全国人民武装力量革命战争、立有卓越功勋的最高统帅，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
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和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55年1月14日，中央军委连开两天会议，对元帅、大将、上将军衔的人员名单进行研究确定。1月16日，彭德怀、罗荣桓联名将人员名单和授衔意见向毛主席报告。
当毛主席看到自己被提名“大元帅”军衔时，立即摆摆手说：“我不当那个大元帅！”毛主席还说：“你们搞评衔，是件很大的工作，也是件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多不方便呀！”
毛主席的这番话在解放军内部引起强烈反响，很多将领展现出高风亮节的一面，不少纷纷要求降军衔。1月23日，中央军委下发《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颁发勋章奖章工作的指示》，至此新中国首次授衔的方案基本上告一段落。
2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毛主席随即签署实施。根据这个条例，将我国军衔设为6等19级：
元帅2级，大元帅（实际空缺）、元帅；将官4级，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4级，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4级，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军士3级，上士、中士、下士；兵2级，上等兵、列兵。
当然给将领授衔不可能保证绝对的公平，有些人出现了不满自己军衔过低的情况，为此发牢骚。毛主席听说后笑着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我们军队中有些人，打仗时连命都不要了，现在为肩上一颗星，硬要争一争、闹一闹，有什么意思？”
朱老总也笑着说：“肩上少一颗豆，脸上无光么！同时当兵，谁也没有少打，回到家中老婆也要说哩！”
1955年9月27日，这是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天。这天下午，中南海举行了两次授衔授勋仪式。下午2点半，将官授衔仪式先在中南海国务院礼堂隆重举行。随着国歌响起，全场1000多名将官全体起立。
因为需授衔的将官人数较多，根据授衔流程，最开始10人一组上台接受授衔。周总理考虑到接下来就要举行元帅授衔仪式，就临时决定15人一组，最后更是20人一组。这样将官授衔速度大大加快，授衔结束后，可主席台下还剩下黄火星一人。黄火星是被授予中将的，他排在63位，按理他早就该登上主席台。
周总理充满疑问，就来到黄火星面前询问原因，回答：“总理，我没有听到喊我的名字。”原来，主席台工作人员在报台下将领的名字时报错，把“黄火星”喊成“黄火星”，才导致这颇为尴尬一幕的出现。
这可怎么办？周总理微微一笑，他让军乐团再次奏乐，接着亲自喊道：“黄火星同志，请上台接受授衔”就这样，黄火星在将官授衔中独享“c”位，在所有开国将领的见证下被授予开国中将军衔。
黄火星这个待遇连10位元帅也没有。下午5点，在全场1000多名将官的见证下，毛主席亲自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授予到场的元帅手中。这里插一句，林彪、刘伯承、叶剑英三位元帅缺席授衔仪式。
对于开国中将黄火星来说，这看起来是意外的插曲，却给他带来了好运气。早在1955年5月，黄火星就接到上级命令进京，负责筹建军事检察院。建立军事检察院当时谁都没有经验，黄火星则在充分学习苏联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工作思路，他说：
“要从我军的实际情况出发，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但不能全盘照搬；既要依法办案，加强法律监督，又要接受党的领导，以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
当年11月，黄火星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长。消息传回家乡，家乡民众沸腾了，可熟悉黄火星的人都知道他走到这一步是多么的不容易。
黄火星，1909年出生于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龚坊镇姚家村。7岁时，因家乡军阀混战，老百姓生不如死，黄火星跟着父母一路逃难到景德镇。母亲病逝无钱下葬，黄火星被父亲卖给当地瓷器厂的一名工人。
从8岁开始，黄火星就在瓷器厂当学徒，养母去世后他遭到继母虐待，加上瓷器厂老板的打骂，让他吃尽了苦头。都说穷苦人家孩子早当家，黄火星就是如此。年少时的痛苦经历，让他对贫穷老百姓深感同情，意识到穷人只有参加革命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1929年初，黄火星参加了中共组织和领导的景德镇工人罢工运动。这场罢工运动以胜利结束，黄火星备受鼓舞，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1930年11月，黄火星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次年1月，黄火星进入赣东北特区葛源军政学校学习。黄火星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每次测试成绩都名列前茅，一度获得学校两次奖励。组织上鉴于黄火星的表现，还任命他为团小组长、团支部书记、校团委委员等职，并于当年4月正式转为共产党员。
从军校毕业后，黄火星被分配到江西弋阳第四游击大队任政治委员。不久，游击大会并入贵溪、余江、万年三县游击纵队，黄火星则出任纵队俱乐部主任。1932年，游击纵队又被改编为赤色警卫师第一团，黄火星则担任该团共青团团委书记兼俱乐部主任。
在多次的激烈战斗中，黄火星总是身处最前线，跟战士们吃住在一起，被大家称为“猛子政委”。长征前夕，黄火星调任红一方面军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第九十五团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反“围剿”战斗。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黄火星奉命留下进行游击战争。1935年4月，黄火星出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率部参加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再次合作，黄火星所部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他出任团长。1940年，黄火星被任命为新四军新编第二支队政治委员。19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北上。
1月7日拂晓，当新四军行至泾县茂林以东山区时，遭到国军层层拦截和突然进攻。新四军血战8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了傅秋涛、黄火星等率领的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分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在与国军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全部遇害，这便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黄火星率残部突围后，认为必须采取策略，于是他下令战士们化装成国军。经过急行军，黄火星所部来到繁昌县。黄火星心生一计，他率部“趾高气昂”地进入乡公所。吓得这里的工作人员误以为是来了国民党大官，拿出好酒好菜招待。
酒足饭饱之后，黄火星率部急行军，接连突破了敌人的14道封锁线，最终抵达安徽无为。然而，黄火星在突围中差点丢掉了一条腿，腿部受伤严重差点截肢，而里面的弹片直到建国后才取了出来。
“皖南事变”后，黄火星出任新四军第7师第19旅55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率部开辟和发展皖江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中，黄火星出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之后又担任第三野战军第25、第29军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宿北、莱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漳厦等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黄火星担任厦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第10兵团兼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到了1952年，黄火星又被送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授衔时，黄火星除了被授予开国中将外，还荣获了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面对这样的荣誉，黄火星非常珍惜，日常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黄火星对子女要求也非常严格，组织上给他配了专车，他从不允许子女“沾光”。作为开国中将，黄火星子女穿的衣服很长时间都有补丁。
1970年初夏，黄火星因癌症住院。尽管被癌症折磨得痛不欲生，可生性乐观的黄火星对生死看得很淡，病房里不时传来笑声。1971年4月27日，黄火星在北京病逝，享年62岁。谨以此文致敬开国中将黄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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