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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学者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在他的文章《卢梭在当代世界的回响》中谈到，很多政治领袖或多或少地实践了卢梭的政治理想，也就是由真正体现人民公意的道德高尚的领袖领导民族国家，教育人民将社会正义、美德等理想内化为他们的信念，随时准备为祖国献身。这是通过政治法令创造新的社会道德、新的公意，培育人民对民族主义的信仰。

为什么卢梭想到要创造新的道德呢？因为在他看来，当时社会中的人们已经堕落腐化，必须创造新的道德才能拯救他们。我们现在也经常抱怨道德沦丧，那么，该怎样来创造新的道德呢？怎样才能让人们关注他人的利益而不再损人利己呢？卢梭没有指望宗教、文化教养等等，他指望的是政治的力量。政治的力量不仅能让一个人守法，还能把一个人变成好人。

政治的力量如何创造新的道德呢？卢梭在论政治经济学的文章中谈到下面三点。

1.榜样的力量

首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为政者自己要身正为范，纵容他人作恶的官员，自己一定有很多恶习。这样的观点好像类似于中国传统“内圣外王”的说法，王阳明、曾国藩是“内圣外王”的典范人物。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之所以没有开出西方式的民主，就是因为总是把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领导身上，很少想到通过人民代表的监督来完善领导，一谈到监督，似乎就是表明不信任，既然不信任，大家就没法在一起共事了。而且，中国传统上一般也不认为老百姓可以挑选出好领导，老百姓只能通过实际感受来评价父母官的好坏，至于哪个官员适合在哪里做官、做什么官，他们是无力给出答案的。

卢梭虽然强调内圣外王，但是他也重视人民的力量，人民在选择政治领导方面比专制君王更少犯错误，领导干得不好，人民可以把他们换掉。自由主义者听到这样的观点，一定很高兴，因为这才是人民当家做主，可是卢梭没有这么肤浅，他认为一旦人民为私利所诱惑，人民的意见并不公正。一般人都认为古代雅典是民主的城邦，虽然这个民主不是奴隶的民主，但卢梭却认为古代雅典是由哲学家和雄辩家管理得很暴虐的贵族制国家，雅典公民虽然享受表面的民主，实际上被雄辩家和贵族牵着鼻子走，所有这些人只知道追求私利。所以，卢梭没有给出一个建设美好社会的公式，要想官员有道德，必须有民主监督，要想民主监督有效，人民必须有道德，要想人民有道德，官员必须先有道德，做出榜样。问题是，官员是不是想到“上梁不正下梁歪”之后都会变得有道德呢？如果没有道德而获利更多，他们为什么要做一个有德之人呢？

2.教育从娃娃抓起

其次，对国民从小进行公民教育，使得他们根深蒂固地认为社会的利益高于一切，尽量排除父母五花八门的教育的不良影响。那么，什么是社会的利益呢？卢梭有时候认为大多数人理解的社会利益就是真正的社会利益。不过，他又认为，如果大多数人都短视的话，他们的意见只是偏见，而且，每个人的行动都涉及社会利益，全部都让大多数人来判断，操作性也不强，只要政府有善良意愿，就不需要事事请教大多数人，政府自己就能公正地判断国民的行动有没有伤害社会的利益。政府决定教科书的内容，也决定媒体宣传的内容。自由主义者马上会认为，这是愚民政策，政府应该教育国民独立、理性地思考，让他们自己判断什么是真正的社会利益，这样他们才更愿意为了社会利益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可是，难道我们现在不能理性判断什么是真正的社会利益吗？知道社会利益是一回事，为了它而愿意牺牲不正当的个人利益，是另外一回事。我们都知道什么是社会利益，但仍然会利用关系、人脉为自己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现在的老人很多都看不惯年轻人，感觉这些年轻人都是自私自利之徒，根本没有大局观，不懂得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而年轻人针锋相对地认为老年人都被洗脑了，傻乎乎地把一辈子献给了社会，最后得到的却是一个凄凉的晚年。曾经听说极端的例子，老人看到做官的儿子贪污腐败，毅然决然地告发了他。我们可以说，对老人的公民教育有成功的地方，但对他儿子的公民教育却不能说不失败了。但是，对老人的公民教育也有失败的地方，比如，只是因为政治领导认为某类人是坏人，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告发属于这类人的熟人或者陌生人，比如《陆犯焉识》中，陆焉识被他的女儿丹丹告发了，当然，不仅是当时的教科书和媒体影响了丹丹的立场，领导还告诉她，不与父亲划清界限，前途会受影响。如果单单是领导监督，也不用太紧张，领导毕竟占少数，他们不是千里眼、顺风耳，关键是周围的邻居几乎都成了领导的耳目，丹丹的立场稍微不稳，就有人去告密，大部分人希望通过告密来讨好领导，因为领导的权力太大了，可以决定他们的命运。

总之，领导拥有极大权力、全民监督、利益惩罚、理论教导等，可以使公民教育比较有效，前提是领导要开明、善良，一旦领导教条地理解善与恶，全部教育便走形了。不管怎么走形，全民监督与无杂音的理论教导总是可以造就比较有道德的国民。这种道德不仅是他律，也是自律。如此被教育出来的人，现在已经老了，他们从道德的观点批评这个社会，我们不要简单认为是他们顽固、落伍，他们的道德也是发自内心的。而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已经没有多少发自内心的道德，因为使得公民教育效果明显的四大因素几乎不存在了，领导不再能一手遮天，利益惩罚不能置人于绝境，因此人们也没有动力去监督别人了，监督成了多管闲事，网络信息的铺天盖地使得人们的思想多元化，理论教导也失去了原来的力量。

卢梭肯定认为现在这种状况是令人担忧的，只要领导英明盖世，就能分清善恶，可以拥有绝对的权力，把恶人驱逐出境甚至处死，清除思想污染，确保理论教导的有效性。问题是，一旦领导昏庸暴虐，人间将成为地狱。这样就陷入了两难，全面实施公民教育，虽有道德，却易生祸害；无公民教育，便无道德，也生祸害，尽管祸害较轻。那么，怎样才能有不生祸害的公民教育呢？换句话说，不借助政治权力与惩罚，有效的公民教育是否可能？卢梭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不认为仅仅靠理论教导就可以促使人们成为有德之人，在现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人们很少能主动追寻美德，即使少数人去主动追寻，也没有什么社会影响力。有人马上会反驳说，美国的公民教育似乎没有什么权力的干预，但公民的道德还不错啊。但是，美国人民的道德，到底应该归功于公民教育还是应该归功于宗教与文化呢？我们必须想清楚，如果没有宗教与传统文化的帮助，单纯公民教育能不能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呢？

3.保障权利是必要条件

好了，我们最后谈谈卢梭所谓创造新道德的第三个手段，政府要保障人民的安全、生命、自由与财产。权利得不到保障，生存都困难，再谈道德就不合时宜了。卢梭说，政府无权牺牲一个无辜者为公众谋福利，要让公民在国家中享受到种种利益使得他们爱国。这里的利益也就是上面说的安全、生命、自由与财产，换句话说，哪个国家能够最好地保障我的这些权利，我就最爱这个国家，不管我是不是出生在这个国家。这就是有些人移民的理由。问题是，以上四种权利得到保障之后，我们就会快乐吗？当然不是，文化不一样，对快乐的定义也不一样，所以移民海外的人，快乐的，并不多。这就是有些人宁愿自由少一点，也一直呆在自己的国家，虽然财产可能被无理剥夺，但至少很快乐。而且，一国国民的各种权利得不到保障，只是结果，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其实国家也很冤，我们动不动就移民离开她，想必她也伤心，因为我们只想享受她带来的独特快乐，比如文化人爱国某种程度上就是爱国家的传统文化，却不想承受她带来的痛苦，传统给了我们快乐，也给了我们痛苦，我们要做的应该是放大这种快乐、减少这种痛苦，这样我们的后代才能更加幸福。

卢梭便没有看到传统的伟大力量，只强调政府应该保障人们的安全、自由与财产，问题并不在于政府应不应该保障这些权利，而在于，政府如果没有很好地保障这些权利，该怎么办？由于不同传统之下人们对安全、自由与财产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所以相应的解决办法也不一样。如果在点评他国的解决方法时无视该国的传统，那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且，卢梭所强调的安全、自由与财产都是必要的东西，国家让我们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并不会因此而爱国，让我们爱上一个国家的，必须是刻入灵魂的东西，比如美国梦所代表的价值观，美国人并不认为其他国家像美国那样完美体现了那样的价值观，所以，史华慈说，即使在当代美国文化中，试图引导民众道德观念的民族主义并没有完全消失。

注：封面图片为法国电影《秩序和道德》海报，来自于豆瓣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