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材之于传道授业解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能够被收录进课本的文章可以说自带“流量”，影响着一代代学子。敦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圣地和精神家园，它在今天的课本里同样占有一席之地，如苏教版小学五年级语文上册即收录有题为《莫高窟》的课文，短短数百字，道尽莫高窟的前世今生。
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里的课文——《莫高窟》 网络图片
其实，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敦煌为主题的课文就陆续出现在从小学到大学、从正规课本到课外读物的教材体系里，在青少年心田里留下了最早的敦煌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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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石窟是举世闻名的“沙漠美术馆”，在当年的各级学校美术教材里，介绍敦煌艺术是“标配”；编纂者特别注重由浅入深、分级施教，如果将相关课文比喻为菜肴的话，其用料和烹饪手法则各有讲究——
小学老教材里介绍的敦煌文化，可谓家常小炒，卖相平平但营养均衡。
20世纪30年代，由著名画家、美术史学者史岩亲自操刀，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小学生分年补充读本《儿童的美术史》，适用于六年级（美术科）。在其中的“中国佛教美术盛况”一章里，用简洁的说明文形式介绍了以敦煌石窟为代表的中国石窟艺术：“敦煌的石窟，计有三百五十余洞，大大小小，高高下下，连绵数里，远远望去，那岩壁上就像蜂巢一般。其中有雕刻、有绘画，好似一个宝库。”同时简要回顾了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与敦煌文物的流散史：“在最近三十年前，有一道士在洞内打扫，无意中在石壁破处发现了一个密室，其中珍藏着几千万卷古代经文和佛画等。这惊人的消息传出后，英法人知道了，就先后赶来偷偷地把重要的宝物都运去了。等到我国政府去搜救，只剩了些残余的东西。现在那里还有无数雕刻和壁画，都是稀世之宝。”对于小学生而言，这些“干货”面面俱到，信息量已然足够。
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高年级美术教材《儿童的美术史》封面，该书专门介绍了莫高窟。
在中等学校老教材里，多将敦煌艺术纳入通识教育范畴，相关内容更进一步，可谓小馆私房菜，卖相精致但分量不大。
193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郑昶编著之《中国美术史》，读者面向中等学校师生及失学社会青年，书中写道：“当时北方五胡十六国之中，造像之风颇盛行，所造之像，凿窟而成，如甘肃敦煌的鸣沙山崖的石窟佛像，通常叫做莫高窟的，便是其代表作，也是中国凿窟造像的嚆矢（hāo shǐ）。”短短数行，既介绍了中国石窟营建的历史背景，又凸显了莫高窟在中国石窟史上的不可替代地位。学生读之，算是初窥门径，难免不被勾起对于敦煌文化的浓厚兴趣。
在高校特别是美术院校老教材里，敦煌艺术必须以专门章节阐述，可谓名店大厨掌勺的招牌菜，不仅卖相高大上，而且色香味俱全。
史岩著《东洋美术史》中的莫高窟壁画插图
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史岩著《东洋美术史》一书，“堪充美术专门学校及同等程度诸学校美术教育之读本或参考”。该书第二篇第十一章“中国佛教美术全盛期”中辟了专门小节“两晋时代之雕刻——敦煌石室”，洋洋洒洒数千言。首先详细介绍了莫高窟的地理位置及营建时代与背景，其次指出莫高窟是中国“最古的摩崖石窟”，“怀藏着稀世之国宝”，“是中部亚细亚之谜”，现存两百余个有壁画的洞窟艺术价值尤高，藏经洞出土之功德幢和幡画“均为极精妙之逸品”。画家写高校美术教材，自有一种文采飘逸之感，作者兴之所至，忍不住中英文并用加以点评：“特别是幡画，那种活泼的pose，颇能表现出动的感觉，线条之描写，尤能运用自由。”最后则以专业语言重点介绍莫高窟第46窟净土变壁画、第111窟北壁佛龛、第120（乙）窟藻井以及被伯希和取去之代表性敦煌文物等。
史岩著《东洋美术史》中的插图——莫高窟洞窟藻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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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老教材对于敦煌文化情有独钟，自是题中应有之意。而对于普通知识分子和文艺界人士来说，去一趟敦煌无异于文化朝圣之旅，颇有一些游记散文存世，其中不乏被选入中学教材的佳作，读来更接地气。
抗战时期，作家向锦江曾在甘肃任教，1944年暑假他自张掖出发奔赴敦煌，完成“朝圣”心愿，后著有《敦煌道上》和《敦煌千佛洞壁画》两篇文章，抗战胜利后分别被收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编辑之《初级国语文选》和《高级国语文选》，适用于台湾地区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影响甚大，不妨略作品鉴。
《敦煌道上》一文，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篇从张掖到敦煌、槽点满满的旅行攻略，主要反映当年赴敦煌朝圣之旅的艰辛：首先是费钱，“以半年穷教员的薪资，刻苦积蓄了一笔旅费”；其次是费时，“因公路局班车搭乘不易，差不多前后用去了我整一个月的时间，才使我完成了这次旅行。”第三则是费人，据作者所述，去程路线为张掖—酒泉—玉门—安西—敦煌，耗时四天，河西走廊戈壁滩上的阳光像火灼一样难耐，汽车行驶途中尚好受些，一旦停车，“简直受不了”；而“老爷车”旅途中还不时抛锚，最后一天旅程中，乘客们吃完了从安西带来的瓜果，陷入缺水状态，只好饮用司机助手从“疙瘩井”用油桶打来的苦涩碱水，方才坚持到底，终于“看到了在火红的夕照中形式古拙的敦煌东门城楼”，多少有些“文化苦旅”的意味在内。
当作者真正体验到莫高窟的壮丽后，顿觉《敦煌道上》所经历的一路苦难都是值得的，敦煌文化果然博大精深，因此又有《敦煌千佛洞壁画》之作，收入《高级国语文选》后，遂成为台湾地区高中生接触敦煌艺术的最早启蒙课文。该文首先介绍现莫高窟第254窟佛舍身饲虎壁画，评价曰：“全幅色调虽因年久而黯淡，但还是遮不住它原有的一种强烈，用笔则粗犷雄健，为图画中所罕见。”其次介绍代表性洞窟的藻井飞天图案，认为“姿态活泼极了”且没有一个雷同，“像这样的绘画，是在内地佛寺中绝对看不到的。”同时对比了北魏和唐代壁画的艺术特点，重点点评了现莫高窟第156窟壁画《宋国河内郡夫人出行图》，认为其“充满趣味，可以使我们考见当时风俗的一斑”。供养人画像更被作者誉为“精绝”。作者最后感慨，从莫高窟壁画中不仅获得艺术享受，更有助于治史，比如壁画里的古代服饰资料，又如《木兰辞》里的“对镜贴花黄”亦可从莫高窟壁画中觅得原型。
那个时代的台湾地区青少年长期受日本殖民统治影响，台湾光复后的国语教材，其主旨一方面便于当地学生学习隔膜已久的本国语言文字，另一方面则“期使学生对于本国现代文人写现代事物之作品，为初步之研习，以植其进而涵濡本国文化思想之基础”。当时，在台湾地区中学生使用的《国语文选》里选编两篇敦煌主题课文，绝无仅有。由此可以看出，在教材编辑者心目中，敦煌文化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更在台湾光复后承担起“文化去殖”的时代重任。时至今日，敦煌仍然是中华文化圈里最易引起共鸣的文化符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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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青少年课外读物中，亦不乏系统传播和普及敦煌文化的文章。由叶圣陶等教育家主编的《开明少年》期刊，曾于1945年第四期刊发署名羊言《敦煌石窟——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艺术陈列馆》一文，算是敦煌文化普及文章里的“战斗机”，兼顾专业性、思想性与可读性。
首先是一番常规操作，介绍莫高窟营建历史、洞窟形制及壁画和塑像制作技艺等；其次高度评价莫高窟壁画的价值，认为“是历代人生活状况的实据，后代人最宝贵的参考资料”；此外，文章还介绍了张大千、关山月、吴作人等名家赴莫高窟临摹壁画的不同风格，读来如临其境。
张大千临摹莫高窟壁画的场面是这样的：“他带了几位助手去，用透明的纸按在壁画上，把轮廓勾下来，涂上鲜艳的彩色，并且把残缺的部分补上，就像那些壁画刚画成的时候的模样”。
张大千临摹之莫高窟壁画中的供养人像
关山月临摹莫高窟壁画是这样的画风：“他用速写的方法临摹了几幅，简单的笔调传出了壁画原有的神致”。吴作人临摹莫高窟壁画则“完全依据目睹的情形”，忠实于原状，“残缺的部分照样残缺，黯淡的彩色照样黯淡，因此斑斑驳驳，使看到的人宛如看到了洞子里的原画”。
关山月临摹之莫高窟壁画中的供养人像
关山月临摹之莫高窟佛像
文章刊发之时，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成立；因此，该文在回顾敦煌文物流散史的同时，亦疾呼社会各界均应为保护传承敦煌文化担负应尽责任：“由于前清政府的昏聩，大批的古物被窃了。遗留下来的那些壁画和塑像，如果不好好地保存、研究，不是一错再错了吗？保护那三百多个洞子，是政府的责任；研究那些艺术品，整理那些艺术品，是考古家和艺术家的责任。”
抚今追昔，老教材、老课文里蕴含的某些朴素道理并未过时。也许，深受这些老教材的浸润，才培养出了敦煌文化最早的“粉丝”；也许，借助这些老教材的平台，才使敦煌文化的传播普及得以血脉不绝；也许，通过这些老教材的朗朗诵读，敦煌文化才由曲高和寡到家喻户晓。
文丨奔流新闻特约撰稿 史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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