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开始于一个美好的秋日。埃默里大学1995年的新学年刚刚开始，夏天的炎热已逐渐褪去，树叶开始呈现出秋天的黄色，学生们也享受起这宜人天气。那块四方形草坪公认是学校的中心地带，学生们从草坪周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建筑中涌出，校园顿时充满活力。大草坪上一派生机勃勃，有人扔飞盘，有人学习，有人玩球，还有人只是单纯享受这美好时光，这可是佐治亚州的冬季到来前适合室外活动的最后几天。我穿过四方草坪向办公室走去时，被这美好景象深深吸引。几年前我从洛杉矶来到亚特兰大，接受了现代犹太和大屠杀研究讲席教授的职位，虽然很想念以前的朋友，但我已把亚特兰大当作自己的新家。
我刚给一个班上完关于大屠杀历史的课，正感觉轻松愉快。我打算先和一个学生商量她的研究生论文，下午时间准备用来写新研究项目的出版计划，这是一个分析二战后在美国人们如何理解和看待大屠杀的项目。到办公室时，秘书告诉我，有一封英国企鹅出版社寄来的快信。我从学术角度研究否认大屠杀现象的《否认大屠杀：甚嚣尘上的对真理和记忆的污蔑》一书就由这家出版社出版。出版社来信让我很好奇，我要那位学生先等我一会儿。刚看了几行，我就笑出声来。学生正在读笔记，抬起头莫名其妙地看着我。我笑着说：“这真是太疯狂了。”我告诉她，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大屠杀否认者戴维·厄文，竟然因为我称他为否认者而威胁要起诉我诽谤。
在书中，我不过用了几百字篇幅写这个人，说他是“一个戴着眼罩偏袒希特勒的人”，“为了得出在历史上站不住脚的结论而扭曲证据……曲解文件……给出片面数据”。我还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厄文把自己看作希特勒遗产的继承者。”我认为他是最危险的大屠杀否认者，其他否认者仅仅因为否认大屠杀这一事实而为人所知，但厄文写了许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三帝国的书，有几本还获得好评。几乎所有对二战历史感兴趣的人都认识他，虽然大家普遍认为他的立场偏向第三帝国。许多期刊发表过他的书评。总之，相对于其他大屠杀否认者，他受到更多关注。
我承认自己批判他的语言很尖锐，但厄文公开表达了否认大屠杀的观点，我并不认为这样有什么问题。1988年，加拿大政府指控德国移民恩斯特·曾德尔传播否认大屠杀的言论，厄文出庭为曾德尔作证。他在法庭上说，“第三帝国不曾有过杀害犹太人的整体计划”，“没有任何文件能证明发生过大屠杀”，毒气室不可能用于大规模屠杀犯人。[i]
此后，厄文还多次否认大屠杀的存在。有一次，记者问他为什么在一本书的新版中没提到大屠杀一词，他回答说：“如果一件事情根本没发生过，在脚注中都没必要提。”[ii]他否认毒气室用于系统屠杀犹太人，声称不存在任何第三帝国官方批准的屠杀欧洲犹太人计划，他甚至说希特勒“可能是第三帝国中犹太人最要好的朋友”。[iii]
他认为，那些声称自己亲眼见过毒气室的幸存者都是骗子和无赖。在这么多确凿记录面前，他竟然还敢威胁要起诉我，这也太荒唐了。如果一个人把大屠杀称为“传说”，他怎么可能不是一个否认者？
我相信这样的威胁不过是一个理屈词穷者的愤怒叫嚣而已，于是把信扔到了常年不管的纸堆里，开始和学生谈论文的事。几天后，我把这封已被压在其他信件下的信又找了出来，交给我的研究助理，委托她找出我评判厄文的材料来源并提供给企鹅出版社的律师。由于描述他的每一句话都有理有据，我满以为这件事会到此为止。我还提醒助理，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项工作上，做完后赶紧开始为我的新项目搜集资料。
有意思的是，二十五年前第一次知道有人否认大屠杀历史时，我同样持不屑态度。1970年代中期，大屠杀历史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耶胡达·鲍尔教授告诉我，加利福尼亚州有一个名为历史评论研究所（ihr）的组织在传播否认大屠杀的言论。我当时嗤之以鼻，觉得没人会在意这些谬论。二十五年后，坐在埃默里大学办公室里的我还是这样想，谁会相信厄文不是一个大屠杀否认者？他只是在恐吓我。喝咖啡时，我还和同事聊起了这封信，并预测事情会不了了之。
然而，事实与我所料截然相反。后来才知道，厄文是认真的，英国法院也是认真的。我列出了所有出处的原始资料，如果在美国，这些材料足以保护我不被告倒，在英国却不行，法律上我处于绝对劣势。英国法律规定举证责任在被告，美国法律规定在原告。也就是说，如果在美国，是厄文必须证明我撒了谎；而在英国，是我必须证明自己说的是事实。
当不同人开始着手帮我打这场官司时，我还纠结在厄文对我的指控上，他把我描述为全球阴谋的参与者，说我在针对他“进行一场漫长的、充满恶意的、鲁莽的、不遗余力诋毁个人名誉的全球行动，这场行动得到雄厚的资金支持”。[iv]这样的话完全偏离事实。研究大屠杀否认者是我个人的研究项目，为了让项目顺利开展而得到的资助并不多，勉强够我用来聘请一名研究助理、复印材料以及解决到各地档案馆的路费。一些犹太组织搜集有大屠杀否认者的剪报及出版物，这节约了我不少开支。大多数时间，我只是一个人坐在自己的书房里，为读者们解释否认大屠杀的历史。厄文向我发起挑战前，我一直孤军奋战；他出现后，才有人到身边来帮助我，资助我应对来自厄文的攻击。如果像他反复强调的那样，我和支持者们构成合谋关系，那么我们谋划的只是如何不让历史被有险恶用心的人践踏。
每当试图将大屠杀否认者告上法庭的人找到我，我总会劝他们不要这样做，因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决定了这样的尝试注定失败。即便在那些有可能通过法律对否认者定罪的国家，我也不赞成这样做。类似法律的出台，只会让否认大屠杀成为“禁果”而显得更加诱人。况且，我不认为法庭是一个讨论历史问题的合理渠道，我们应当通过合乎逻辑的调查来阻止否认者，而不是生硬地使用法律武器。法庭向来是通过原被告双方所拿出的能说服法官或陪审团的实物或事实来主持正义，这种方法并不适用于历史学界。
历史学家通过对史实客观分析来得出历史“真理”，他们全盘考虑一个事件或一份文件的历史环境与背景，通过对材料的分析得出自己的观点。大家心里都明白，面对同样的材料，其他历史学家很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只是观点差异，并不是为了欺骗别人。历史学家们也明白，每当有新的材料或文件被发现，他们之前得出的“真理”很可能瞬间被推翻。简言之，历史的真实性难以像测量城市空气的雾霾指数那样客观。[v]
这场审判长达四年的准备过程中，我不得不每天研读厄文的作品，这个男人不但不尊重我，还不尊重我所相信的大多数事情。许多个长夜我都在失眠中度过，担心他能侥幸利用法律漏洞成为笑到最后的人。2000年冬天，大概有十周时间，我都坐在离他不到十五英尺的地方，默默地听他向法官和世界媒体表达对我的不屑。我所有的学术作品被拿来解构分析，连我的着装、人格和信仰都通过媒体报道被世人审视和剖析。当时媒体对我的报道存在许多错误，包括我的年龄、资助来源和政治立场，但我无法反驳。在审判过程中，我的律师要求我不接受任何采访，也不在法庭上作证。虽然这场官司是由我的言论引起的，但我只能让别人替我说话，虽然知道这是为我好，但作为一个一向在意掌控生命主动权的人，这真是莫大痛苦。
起诉我的几年前，厄文曾对一群喜爱他的听众说，大多数诽谤罪被告人在得知自己要被起诉时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而一旦发现在英国打赢一场诽谤罪官司有多难，就“偃旗息鼓，缴械投降”了。[vi]厄文大概以为我不会接受挑战，只会选择道歉或收回自己的话，与他达成和解。毕竟我们相距五千英里，长途跋涉到法律对我不利的异国他乡，打赢这场战役谈何容易，况且还牵涉到漫长的诉讼过程和高昂的法律费用。
认为厄文的威胁无关紧要，是我判断错了，但他认为我会“偃旗息鼓，缴械投降”，就是他的错了，而且错得更离谱。我没他想象的那样懦弱，而是勇敢地接受了挑战，义无反顾地投入这战役之中。
对于后来会发生什么，我最初的想法确实太简单，我内心为自己要在这件小事上花费如此多的时间而懊恼，但同时我也充满了期待。为此，我开始写日志，记录下我是如何证明自己所写的东西是正确的。这本书就是对日志的提炼和再现。
注释：
[i]宣判曾德尔有罪所依据的法律最终被加拿大最高法院认定为违宪。second zündel trial, her majesty thequeen vs. ernst zündel, district court of ontario, 1988, pp. 45–46, 88,186.
[ii]irvingv. penguin, limited & deborah lipstadt (以下简称ivp&dl), day 1 (january 11, 2000), p. 98.
[iii]davidirving, “on contemporary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remarks delivered at the1983 international revisionist conference,” journal of historical review(jhr), vol. 5, nos. 2–4 (winter 1984): pp. 274–75.
[iv]davidirving, statement of claim, ivp&dl, september 5, 1996.
[v]nealascherson, “last battle of hitler’s historians,” observer (london), 16january 2000; “the battle may be over—but the war goes on,” observer (london),16 april 2000; jonathan freedland, “court 73—where history is on trial,” guardian(london), february 5, 2000; stephen moss, “history’s verdict on holocaustupheld,” guardian (london), april 12, 2000; richard evans, lyingabout hitl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pp. 185–93.
[vi]ivp&dl,third supplemental discovery list: tape190: irving at bayerische hof, milton, ontario, october 5, 1991 引自richardevans, david irving, hitler, and holocaust denial, expert opinion,ivp&dl (以下简称evans report), 1.5.5, p. 15. evans report 可获取网址：www.hdot.org,“evidence” (访问日期：february 20, 2004).
文章摘自《否认》作者：[美] 黛博拉·利普斯塔特 著/王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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