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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怪客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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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演:苗可秀  洪金宝  柯俊雄  易原  黄仁植  刘永  南宫勋  

导演:郑昌和  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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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介绍



情节·性格·环境——哈代的小说《三怪客》"

文/马家骏



情节、性格和环境,是短篇小说创作中三个重要的方面。一篇小说的情节,让人一开头就知道结尾,这就索然无味了。一篇小说,让人读了以后,头脑里留不下鲜明的人物性格,这不算是成功之作。一篇小说,不但告诉了读者什么样的人物,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而且还让读者了解了许多具体的社会生活场景,增长了这方面的有关知识,这样的作品就对人帮助更大一些。所以,短篇小说创作中处理好情节、性格和环境三方面的描写及三者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哈代的《三怪客》这篇小说,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托马斯·哈代是十九世纪末英国一个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十九世纪英国的批判现实主义经过狄更斯、萨克雷、盖斯凯尔夫人、勃朗蒂姊妹、乔治·爱略特、梅瑞狄斯,到了哈代,算是发展到完成的程度。哈代主要創作活动的八九年代,在英国,经过八十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危机,社会矛盾更尖锐化了。英帝国主义对外大肆掠夺殖民地人民,对内则加强反动统治,保存落后反功的势力,镇压人民,反对罢工运动,分化工人队伍。面对社会矛盾的加剧,形形色色的思潮在社会上出现,也反映在文学创作之中。 哈代处在这样的吋代,能坚持現实主乂的创作,应垓説,是可貴的。

哈代于1840年6月2日 出生在英国多尓塞特郡。1848-1854年,他在地方上的学校读书。少年时代。他度过了辛劳的生活。他当建筑师的父亲希望儿子将来也当建筑师,1862年送他去伦敦受教育。其实,早在1859年吋,哈代就开始了写随笔之类的文章。在伦敦,他更有志于文学事业。1865年他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説《会馆日志》,到1867年他又写了些“傾向”故事。这一年他学习完毕,以建筑师身份回到故乡。

哈代的家乡,在古吋候属于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威塞克斯。他就以这里的农村、高地与森谷为背景,写了一系列的小説,计有:《非常手段》(1871)、《绿荫下》(1872)、《一双蓝眼睛》(1873)、《远离尘嚣》(1874)、《爱塞尔伯特的婚姻》(1876)、《还乡》(1878)、《号兵长》(1880)、《塔上的两个人》(1882)、《卡斯特桥市长》(1886)、《森林人》(1887》、《威塞克斯故事》(1888)、《一群贵妇人》(1891)、《徳伯家的苔丝》(1891)、《心愛的》(1892-1897)、《生活的一点讽刺》(1894)、《无名的裘德》(1895)、《一个改变了的人》(1913)、《晚餐及其它故事》(1913)。其中《威塞克斯故事》、《一群贵妇人》、《生活的一点讽刺》、《一个改变了的人》为短篇集,其余为长篇小说。哈代把他这些小说分为三大类:罗曼史和幻想;爱情阴谋故事;性格和环境的小说。最后一类中的《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为其代表作。前者写被地主家少爷辱的贫农女儿最后杀死那破坏她一生幸福的坏蛋而被处死刑的故事,后者写一个有才干的贫农儿子力求上进却因婚姻与爱情问题遭社会非议而最后潦倒死亡的故事。两部小说有地控诉了资本主义制度,但充满悲观主义与宿命论的消极思想。
继1898年出版《威塞克斯诗集》之后,二十世初哈代写有诗集《过去和现在的诗集》(1902)、《时光的笑柄》(1909)、《即事讽刺诗集》(1914),以及史诗剧《列国》(1904-1908)。

晚年,哈代还写有《梦幻的瞬间》(1917)、《抒情诗与早年》(1922)、《冬装》(1928)等。1928年1月11日,哈代逝于故乡。

《三怪客》这篇小说写于1883年,是威塞克斯故集中的一个名篇。小说通过一个钟表正因不能维持起码生活就偷了一只羊,因而竟被判处绞刑的故事,揭露了英国法律与司法迫害穷人的反动本质。控诉了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同时,通过钟表匠的镇静机智,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勇敢与从容。尽管写高克老斯旦的主人与宴客盲目听从刽子手指使和写钟表匠的弟软弱两处,显示出了作者一定的局限性。但总体说来,小说的思想性是进步的,人民性是强烈的。

特别是这篇小说写得引人入胜,构思独特,描绘生动,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异样的风格,很值得称道。它在情节安排、性格刻划和环境描写上,有可取之处。

如果没有读这篇分析文章而先读后面附录的小说本身,你一开始是捉摸不透《三怪客》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故事的。只有读过小说大半之后,才有所意识。小说终了,才弄清了小说的全部情节。

一看到《三怪客》这个题目,就使人不得不注意小说的情节,但小说一开头却落笔于山谷高地牧羊人的孤零的茅屋和那春天的大雨。小说写其中的故事发生1821年3月28日的晚上,说得真确极了。但它从茅屋外的大雨,写到屋内庆祝小孩受洗礼的宴会,却一再故意延宕,使人摸不着头脑。
宴会上有各种乡下的人物,他们在跳舞、饮酒。读者原以为会在这些人物之间发生什么出奇的故事时,作者笔锋一转,却写屋外黑暗中发生了一件极关重要的事。究竟是什么事呢?又停了下来,或者说就没有写这件事,只是写来了位客人。读者顿时全神贯注地注意这位客人的到来,但这客人却又不进屋门,他在屋外雨中观察,在猪棚避了一阵雨,又喝了些雨水。他想敲门,又停下,但又不离开。作者再次拖延情节的进展,使读者在好奇、发急之际,他才写这位怪客敲门进屋。进来的这位陌生人,很平凡,也很快受到接待。但他一下子就借口外衣全湿了,要到壁炉边烤火,就坐在了屋角里。这是个干什么的人呢?读者想急于知道,但作者不立时说出。通过陌生客人说明鞋裂,想抽烟义无烟斗、连烟匣也丢了,稳住了茅屋主人牧羊人夫妇的心,却引起读者的重重猜疑。正在此关键时刻,突然又有人献门,进来第二个陌生客人。

作者把第位一位怪客放在屋角,笔锋专来写第二位客人。这一位进来后,却异常随便,一屁股坐下就狂饮起来,还要蜜糖酒喝。而且第一位客人像主人般招待第二位客人。这一切就更奇怪了。主人牧羊人夫妇有计划地盘问第二位客人。这位怪客衣着讲究,却说第二天一早还要做工。木匠说无论什么行业,在手上总会留标志,但第一位怪客边说他是造轮子的,却边把手藏起来。第二位怪客却说行业印记不留在自己身上,而在主顾身上。事情就越来越变得奇异。接着第二位怪客唱起歌来回答主人的盘问,第一位怪客还同他和唱。从歌词中大家猜测第二位怪客是一位刽子手。这时人们透露出明早卡斯脱桥监牢要绞死一位盗羊人。屋内唱歌的人正唱得得意,听的人或低声议论、或惊诧得欲昏的当儿,敲门声之后又出现了第三位怪客。情节在这里安排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奇事未解,又出奇事。任何读者读到这里都是不能放下书来的。

第三位客人在门口刚问了半句话,扫视屋内景状,听着第二位怪客的歌唱,吓得手脚打颤,扭头就逃走了。情节的中心点在故事进程中一再转移。开始我们会以为宴会中会出现什么故事,接着进来第一位怪客。读者注意力刚集中到他身上,又进来第二位怪客。读者正以为在他身上会出现什么故事时,突然又出现这昙花一现的第三位怪客。读者和宴客们还没有看清他时,他又不见了。这样,就在读者随宴客的诧异,再添一重重的诧异,紧紧地被情节系住了心。

正当宴客和读者猜不透这先后三怪客的行动举止的因由之际,远处传来了枪声。情节从此迅速在进展。如果说全部故事象一个引人的谜语,从枪声开始,要揭破它的链底。

茅屋的全体人员由枪声议论起第三位怪客,以为他就是那逃犯。刽子手以官府人员的身份,寻出宴会中的警察,号召全体人员在深夜去山地捉拿逃犯。妇女们也借机上楼抚慰被吓醒的受洗礼的孩子。但故事情节没有直接立即去叙说人群追赶第三位怪客,它来了个横逸斜出,写在空无一人的厅里,第一位怪客回来大吃大喝,接着又第二位怪客回来也喝蜜糖酒。第二位怪客是真的官府刽子手吗?为什么他不去追他的“主顾”。第一位怪客又是干什么的呢?这二位怪客亲密的交谈,吃喝一通,最后握手告别,分头消失在黑夜里。真是怪中怪,奇中奇。

最先二位怪客在身份行为不明的情况下,被打发退出了故事,作者笔头返回来才写追赶逃犯的人群。他们费了一番劲,捕获了第三位怪客,胜利而回。但屋内又早等着一位官长和两位监牢的衙役。事情似乎该顺利结束了。可是,如果第三位怪客是逃犯,第二位怪客是刽子手,那么第一位怪客又是什么人呢?故事情节在末尾又一次奇峰突起,由衙役证实第三位怪客不是逃犯。这本可结束一场闹剧了,但由这位怪客揭出了全部谜底:原来与刽子手很亲热的第一位怪客才是那位盗羊人。

在尾声中,小说交代出:盗羊人永远没有抓到。几十年后,那夜的故事依旧在高克老斯旦流传。小说写了两件事:一件是给受洗礼的小孩开庆祝宴会,一件是盗羊人逃亡和抓逃犯的事。作者从宴会着手,从宴客观点着眼写三位怪客,使前一件事退成情节的背景,把后一件事先隐起来,通过怪客们的前后登场与表现,象剥笋一样,去一层又一层,最后至结尾才揭示全部情节。如果按一个平庸而一般化的构思,从写盗羊人为何犯罪,如何逃出,如何度过难关而最终逃逸,那将是索然无味的。而哈代安排情节的匠心和这个情节的传奇性、曲折性、却使故事的叙说富有高度的艺术性。这种精心安排情节的艺术特色,不是值得我们借鉴吗?

哈代把他许多长篇小说划为“性格和环境的小说”,《三怪客》这个短篇也属于这样的性格和环境的小说。

艺术创作的中心注意点,是在刻划人物形象,在塑造生动的突出的性格。一部作品,我们读了,经过长时间以后,那生动的故事可能忘记了,或者不能说清楚具体的情节和故事的前后顺序,但是其中所塑造的人物的鲜明的性格,还留在我们的头脑中。一般读者也许说不清阿q的故事,但阿q的形象性格却是不会忘却的。《三怪客》引人之处,与其说在故事情节,不如说他描绘的人物性格很鲜明、突出。作品中之所以发生那样的奇异的故事情节,还正是因为人物有他们的独特性格,以及这些性格交遇的结果。在性格与情节相对意义上说, 前者是本,后着是末,故曰:情节是性格的历史,所以写小说应在刻划性格上多下工夫。
哈代《三怪客》中几个人物,性格是突出的。本来不被注意的盗羊人,你在读完小说后,第二次再读时,就会被他的深沉的性格,镇静的态度、应付环境变化那么自若而灵活的作风所吸引。这个四十来岁、当过军曹的钟表匠,从年龄与经历看,他是富有社会经验的。能从监牢里逃出来,就说明他机智、有办法。他来到高克老斯旦,本已走近茅屋了,可能进门受招待;但他也先跪下来把雨水喝个饱。在敲门前还向四野巡视一番,看有无追踪的。一切他都做得仔细周到。进门之后,以他坦率的眼光,亲切而平凡的同答、随便的态度,立刻取得屋内人的信任。这一方面固然是与他作为普通的劳动者的身份有关,另一方面在他逃亡的命运中,他有善于有分寸地掌握自己的才能。面对牧羊人妻子望他的破靴子的眼光,和从口音出发对他家乡远近的盘问,盗羊人都能轻易地对付过去,而且主动向主人提出要烟抽。可是作为逃犯,他即无烟斗又无烟匣,一当主人惊异的询问,他虽然开始慌张,但却能顺水推舟地回答,很快舒服地坐在屋角炉旁。一切毫不显眼,不为人注意。至此,他机敏、平易近人的性格就显露了不少。
当刽子手来到茅屋以后,盗羊人的命运到了关键时刻。不管他原先知道不知道新来的人是刽子手,但从对方的穿著打扮、行动举止,以及突然出现,他不能不同自己的身份与命运联系起来。如果说屋内的人对第二位怪客诧异的话,应当说他是最该诧异的了。但他却老练沉着,不露表情,进而还显得慷慨亲热,把酒递给刽子手,致使刽子手一直把他当成热情的朋友。尤其在刽子手用歌唱方式说明自己身份时,他出乎常人所能达到的勇敢,用深沉动听的低音和唱。唱完了一首之后,还安静地催促刽子手唱第二首。第三位怪客敲门出现,小说达到高潮。进来的人,只有他知道是自己的弟弟。如果他弟弟露出一点马脚,他就性命不保了。但他弟弟是一个胆小鬼。这时盗羊人处在一种极复杂的思绪笼罩之中。一方面要继续和唱下去应付住这个场面,另一方面还要警告和鼓励他弟弟。他只有一边唱,一边用痛苦的眼光向弟弟说话。但痛苦又丝毫不能流露在歌声里。哈代善于在这样的千钧一发的关头来刻画他的主人公的深沉的超群的性格。

在深夜远处传来两声枪响之后,知道是在追逃犯,屋子里的人全愣住了,盗羊人却首先静静的开言,并表明是“听人说”、“第一回听到”,而且顺着人们的讨论,总结式的说第三位怪客似乎有枪对着一般。他的谈话,丝毫引不起刽子手、宴客和读者的怀疑,而且使宴客与他有同感般地把追逃犯的目标引到别处去。这种大无畏、这种镇定自若、这种化险为夷的本领,充分揭示了盗羊人的性格。

然而,哈代写的盗羊人,不是片面的性格,不是单纯的勇敢、机智、镇静的化身。这是一个聪明的具体的人。他随同茅屋里的人一齐起哄,一齐涌出去追“逃犯”,但他这个真逃犯却悄悄返回空无一人的茅屋,大模大样地喝起蜜糖酒和吃起奶油饼来,并准备再带些食品上路。这行动十分符合他这空无一物的死囚和饥苦的穷人的心理,说明他不满足于逃脱生命危险,而且还是十分务实的人。在刽子手也返回茅屋来吃喝,二人再次相遇时,他同刽子手亲切交谈,对答如流,挥手告别,不正显示着胜利者的喜悦、暗含着心底里的对刽子手的轻蔑吗?

由于司法制度的腐败与反动,激起了人民群众的不平;同时,也由于钟表匠的聪明、勇敢、镇静,赢得了农民的敬赢得了农民的敬意;基于钟表匠与人民命运的致性,所以,这位屋角里的低沉嗓音的怪客,永远没有被捉住。他的安然逃亡,正是同他性格上的特点分不开的。在短篇小说的篇幅中, 哈代没有写钟表匠性格产生的原因和过程,也不可能写出这些。但他把人物放在一个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关键场面,象个独幕剧一样,把英国劳动人民的性格,活生生的表现了出来。

刽子手的性格也是很突出的。作为第二位怪客,他登场要晚得多。一个短篇小说在中途出现的人物,它所能占作者所化的笔墨,自然有可能比一开头就登场并贯穿到底的人物,要少得多。但哈代不平均使用他的笔墨,他让刽子手一出现在茅屋就成为了众目睽睽之下的中心角色。这样就从众人的眼光看新客人的行动的角度,来刻划他的又一个人物的性格。

哈代先充分描写刽子手的外貌,从他的浪游者的喜悦神气、竖而硬的眉毛、蓬松的胡须、虚泡的满脸肉、有红斑的大鼻,显出这个寄生虫、狠恶的统治者的走狗的一些特点。又从他的长大褐色外褂、深灰色上衣、表袋和五金印子,显出他与老百姓不同的那种庸俗的阔气。

刽子手,平时嗜血为生,以官府人员自居,所以一进门,便随便在横梁钉子上挂帽子,一屁股坐下就唱个不停,还要蜜糖酒。作着通过这一市动作,写出创于手的飞扬跋扈的性格特征。

当牧羊人夫妇询问刽子手的行业时,刽子手却自作聪明出谜语让人猜。而且得意忘形、自告奋勇地唱起歌来,“他把一个大拇指伸在背心的臂洞,一手在空中舞动,” 好象在模仿他过去在什么城市听音乐会时到的歌唱家的姿态。唱到中途,还咂嘴唇、润喉咙、碰杯喝一通。他目中无人,只随兴致行动,不顾别人议论,“顿然爆炸似的迸出歌声” 又唱将起来。哈代就这样在人物忘乎所以的兴致之中,让他露出原形,描绘了他刚愎得不怕出乖露丑、踌躇满志得目空一切的性格。

作者对他所描绘的这位人物的态度是鲜明的。在第三位怪客闪现之后,宴客们奇怪的同时,却一个个渐渐远离开这位说走又不走的刽子手,后来远远的围成一圈。这时作者引用民谣比方:“把魔鬼包在中间”,他同宴客一样,认为这是个“可怕的”异类。从其他人物的观感,也突出了刽子手的性格。

在枪响之后,刽子手还没清醒过来。他判断事物远比群众迟饨得多,这和他开始的自作聪明形成对比,说明他愚蠢。一经讨论定了第三位怪客是逃犯,刽子手凶相毕露,趾高气扬地以官府人员身份下令警察带人去捉。而他自己却偷跑回来。他的跑回茅屋与第一位不同。同是跑回来的行动,说明钟表匠的机敏,因为他处在被抓的地位。刽子手跑回来是狡猾,他自称官府的人员,却又怕荒山野地夜路不平,不愿折断腿。作者把刽子手写成一个饕餮,他本来已经灌了不少酒了,却回来“只顾东张西望的在找那盛着甘美的陈蜜糖酒的杯子”喝了个够。作者还指出,这是个反人民的家伙——刽子手把人民当群氓,骂曾经款待过他的牧羊人是“简单灵魂儿”,说群众“只要一激就起来”。其实这个自命不凡,自认为高人一等的刽子手,却是最愚蠢的大笨蛋。他要绞死的主顾,就在他面前,他还当作好朋友哩。

哈代通过刽子手的形象,描绘英国反动功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丑恶的、卑下的性格。

这篇小说中其他的人物,哈代着墨不多,但这些人物不是主人公的铺垫品,他们也各自是有生命的形象。作者常用一笔素描、一个细节、一场对话揭示他们各自的某方面性格特点:牧羊人的大方纯朴,牧羊人妻子的谨慎而节俭,警察的愚昧及他未婚妻的矫揉造作等。使全部场面中的人物都生动起来。

现实主义要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从这个严格的意义上看《三怪客》就不能说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的或达到了严格的现实主义的。当然,单看小说《三怪客》中的人物性格,是有典型性的;单看小说描绘的威塞克斯的的高克老斯旦,是典型的十九世纪英国西南部二十年代的农村。但二者不是内在有机的结合。刽子手的性格、钟表匠的性格都不是由小说提供的环境产生的。小说有着很大的浪漫主义的色彩。它把这样一个奇异的故事,三位怪客的难以一眼看透的特别性格,放在高地、茅屋、大雨、深夜、宴会这样的场合中,一步一步的揭示出谜底来,确实如民间的传奇,读起来既毛骨悚然又心花怒放。这种外部的结合,巧妙而有趣。刽子手的性格、钟表匠的性格,就是在奇遇中、在高克老斯旦这样特定的环境中得到展示的。

现实主义要求细节的真实性。哈代把这一点用在了他的人物性格刻划上,也用在了他的典型环境的描写上。
写自然环境时,哈代先用了开头的一小段,概括交代高克老斯旦所处的地域、时代与周围的关系和它荒凉的特征。接下去用大量真实的细节描写晚上的大雨“平朝的风打在墙上、山坡上和山脊上,好象森垃克和克勒西的箭。绵羊和野兽没有栅棚可躲的,高举着臀部向风站着,栖在树枝上的鸟,尾毛吹扫开来象柄伞。茅屋的屋角湿了一大块,檐沿上挂下来的东西在风里晃击着屋墙。”他还经由主人公的眼光去看那:“园中小道从他脚下蜿蜒向东低下去,在光中宛如蜗牛的过道;一口干井的顶坡,井盖和园门的顶栏都同样的镀着发亮而滞涩的水色;远处在山谷里隐隐一线白光,表示河水已涨到草场上来了。”非常形象而具体。这需要作者多么仔细的观察,多么深切的感受和体验。哈代久居家乡农村,最熟悉威塞克斯的大自然。他在《还乡》中描述过爱敦荒原的丘陵地形,成为哈代笔下生动的风景画。《三怪客》的风景描写从素描笔调的优美来看,是不亚于《还乡》中的工笔画的精细之美的。

高尔基在给青年诗人茨保夫斯基的信里说:“诗人不能呼应一切音响,呼应一切生活中的呼声。把对于生活的兴味扩大起来好了。忘记了在风景画之外还有风俗画,那是不行的。”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序言中说:“我一面作成恶德和善行的目录,描写性格,记述社会之最主要的事件等,一面便正是写着历史家所忘去了的历史——正是在描写风俗史。”由此可见,写环境更多的应在自然环境之外写社会环境,不因风景画而忘记风俗画。恩格斯在给哈克纳斯的信中,称赞巴尔扎克在他描绘的人物四周,“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这就是说描绘社会风俗史或社会风俗画,才有认识价值。同时,只有写好人物活动的社会环境,才可能谈小说的现实主义程度。

哈代在《三怪客》中描写的十九世纪威塞克斯的社会风尚、人民的生活习惯与生活方式,是任何历史学家也没有记载过的。而且他通过众多登场人物的活动,使这幅风俗画活动了起来。我们看过这篇小说之后,清楚地知道,那个时代,英国西南部农村的人民的生活:他们牧羊、养蜂、养猪、种菜,他们怎样洗蜂房做酒。他们的居住条件、屋内陈设(包托墙上的刀,杯上的字)又是如何的。更重要的是人民的风俗习惯写得突出。庆小孩的洗礼的宴会、朴实的劳动人民的好客之风、他们的奏乐、跳舞、唱歌,他们鉴别职业时的办法,遇到惊险事情的反应,对司法制度的看法,劳动者困苦生活与相互的同情……都跃然纸上。读这样的小说,宛如身临其境。亲眼见了那种生活,经历了那些欢乐、惊奇与愉快。但是,在受小说艺术感染的同时,我们还需理智的认识,有分析地研究,有分析地研究,从它的情节、性格和环境的描写中,批判地吸取其艺术经验,以丰富我们的创作。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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