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曾在高密县政府当过会计的单明斋与曹克明是同学，两人非常熟悉。单明斋回忆说，曹克明是高密西乡人，先后就读于高密县小、山东省立一中和北京中国大学。在北京读书期间曹克明加入共产党，毕业后受组织委派回乡开展工作，担任了中共高密县南郭庄支部书记。

1928年，中共山东省委派人到南郭庄一带建立贫民会，组织农民暴动。贫民会是一个以贫雇农为核心的秘密组织，由中共山东地方党组织指导发展，以“抗税、抗捐、抗粮、抗租、抗丁”为号召，组织农民开展斗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南郭庄大部分村民都加入了贫民会，成员达200余人。后来，曹克明等人又相继在潍河东岸的一些村庄建立了贫民会组织，随着会员的日益增多，高密县委决定组织南郭庄农民暴动。

农历八月二十一日晚，暴动开始。曹克明率领暴动农民烧毁了南郭庄的四门和几家地主的房子，分了地主家的粮食财产。并且在大街上摆了桌子，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政权组织。南郭庄农民暴动的消息一传开，县政府马上组织联庄会反击，贫民会抵挡不住，坚持不到一月就宣告失败，曹克明也逃离高密。1930年前后，曹克明担任了潍县（今潍坊）县委书记，他决定利用潍县桥西山会的机会，发动武装暴动，建立革命武装。为此，潍县县委专门成立了“暴动委员会”，由县委书记曹克明任党代表、县委委员徐宝铎任司令，组织附近十几个村的农民参见暴动。后来因当地政府防伺甚严，“暴动委员会”临时改变了计划，停止行动。

“余占鳌”后来去了台湾

暴动流产后，曹克明叛变了革命。关于这段历史，《高密党史资料》中有一篇名为《关于高密斗争的点滴回忆》的文章，介绍得非常详细。该文作者耿梅村，原来曾在潍县、高密一带从事地下工作，他在文章中说：“1929年5月至1930年上半年，曹克明来潍县任县委书记。……事后（指“潍县桥西山会暴动”一事）曹克明要回家看看，说家里还有几棵梧桐，想卖掉弄点经费。一回家，即被家里人看起来，由动摇而叛变。这是1930年春天的事。曹克明叛变后，潍县党组织又遭到一次破坏，于清书同志（字画舫，是我介绍的党员，曾任省委秘书）被捕了。1931年4月5日，清书同邓恩铭等二十一位同志，都惨遭杀害。”

曹克明变节后，回乡参加了当地的联庄会。联庄会是民国年间由地方士绅和区县政府联办的一种保安组织，一般都拥有武装常备队，主要用来防匪防盗，维护地方秩序，保卫乡梓安全。当时高密东北乡土匪多如牛毛，他们在高粱地里如鱼儿般出没无常，结帮拉伙，拉驴绑票。如果肚子饿了，就抓两个人，扣一个，放一个，让被放的人回村报信，送来多少张卷着鸡蛋大葱的大饼。他们吃大饼时要用双手拤住往嘴里塞，这叫“拤饼”，于是当地人便称呼高粱地里的刀客土匪叫“吃拤饼的”。曹克明利用联庄会拉起了一支队伍，又收编了附近一些大大小小的土匪武装，手下有了一千多号人马，成了高密一带呼风唤雨的人物。

当时驻潍县的山东省第八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是厉文礼，抗战爆发后，他将所属各县自卫团、联庄会及各地抗日游击队重新组合，把规模较大的几支改编为直属部队，曹克明部编为第六游击总队，后更名为山东省第八专区保安六团，曹克明先后担任总队长和团长。（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山东文史集萃》）

1938年4月16日，曹克明率领队伍在胶莱河古渡孙家口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烧毁敌人汽车8辆，歼灭日军30多人，轰动了整个胶东，曹克明也被誉为“抗日英雄”——这就是《红高粱》中所描述的“我爷爷”在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汽车队的故事。抗战胜利后，曹克明部被解放军击溃，他孤身一人跑到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兼青岛警备司令丁治磐手下当了高级参议。后来，曹克明还干过国防部山东登莱青地区“人民剿匪义勇军总队”的副总队长，但不久以后即去台湾，据说1970年前后病故。

“青杀口”本是“孙家口”

电影《红高粱》有个地方叫“青杀口”，《酒神曲》中这样唱道：“喝了咱的酒，一人敢走青杀口；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由此可知此地是个凶险所在。其实“青杀口”的原型就是高密东北乡的孙家口，村头有座石桥，横跨胶莱河，据当地老人讲，这座桥至少有200多年的历史。《红高粱》中伏击日寇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即著名的“孙家口伏击战”。

孙家口伏击战旧址

《高密县志》记载，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初，为便于胶县、平度两县的日本驻军联系、协防，日军征用高密、平度、胶县等地的民夫40多万人修筑胶平公路。修路毁坏沿途庄稼无数，公路两侧村庄中的骡马、大车也被鬼子洗掠一空。公路修好后，日军每日乘车往返巡逻，路边的树木、牛羊甚至行人都成了他们比试枪法的靶子，常有无辜村民死在他们枪下。日军恶行激起了当地百姓的仇恨，曹克明决定在胶平公路打一个伏击战，教训一下这帮穷凶极恶的鬼子兵。

经过实地勘察，曹克明决定将伏击地点设在胶莱河孙家口。孙家口地处高密、平度、胶县三县交界处，地势平洼，四周是一望无际的高粱地，胶莱河绕村而过。河上的石桥大约有40多米长，汽车在此须单车缓行。桥两端堤高坡陡，形成天然屏障，便于伏击人员隐蔽和掩护，是一处理想的设伏地点。

据《忆孙家口伏击战》（《高密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一文介绍，1938年4月16日上午， 8辆日军汽车进入曹克明的埋伏圈，指挥员一声令下，游击队员们居高临下，枪弹齐发。日军慌忙躲到车底顽抗，由于游击队刚刚组建，战士们还缺乏作战经验，先后有数人中弹牺牲。情急之下，一名有经验的老队员率领十多人，每人抱一捆点燃的高粱秸，奋不顾身地将汽车被点燃，浓烟和大火把鬼子从车底赶出。经过一番激烈战斗，除一名鬼子兵躲进路边的高粱秸漏网外，其余全被击毙。

孙家口伏击战是山东抗战史上的第一个胜利，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段历史后来很少被人提及，曹克明的名字在当地也是默默无闻无人知晓。1986年，从小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作家莫言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中篇小说《红高粱》，以艺术的形式将这段悲壮的历史重新展现在人们面前——此时距那场战斗已经近五十年了。

击毙日本将军是误传

在当地的地方史料中，一直有孙家口战斗击毙日军中将中岗弥高一说。据《高密孙家口伏击战》（2012年5月5日《联合日报 文史周刊》）记述：“此战毙敌39名,其中击毙一名日军中将中岗弥高,并缴获各种枪支50余支,子弹1万多发,同时并有10余名伪军被俘。”莫言在《红高粱》中则这样描述：“为了为我的家族树碑立传，我曾经跑回高密东北乡，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调查的重点，就是这场我父亲参加过的、在墨水河边打死鬼子少将的著名战斗。”高密孙家口伏击战纪念碑碑文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但这些说法均未得到中日两国官方资料的证明，应该属于误传。

查阅现有的各种抗战史料及日本军事资料，我们发现日本陆军中没有叫“中岗弥高”的中将或者少将，倒是有一位名叫“中冈弥高”的陆军中将，与“中岗弥高”一字之差。他们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红高粱》

据知名旅日作家萨苏分析：“此人（中冈弥高）是日本陆军防空炮兵专家，曾经担任炮兵工兵学校校长，也参加过战史编写。不过他1940年还被颁发旭日一等勋章，应该不可能在1938年4月就已经阵亡。……中冈1938年9月还得过一枚瑞宝勋章，如果他4月在孙家口就阵亡了，不会给他死后授勋两次的。从以上事实判断，中冈并未死在孙家口战斗中。”（萨苏：《<红高粱>中击毙的日本军官是什么人？》）

中冈弥高没有死在高密，但地方史料中为什么却说击毙了一名日本将军呢？据文史学者分析，当时日本军队等级观念很强，中冈的名望很高，学生又多，带他名片的人肯定不少。估计可能是游击队员从死去的日本人身上搜出“中冈弥高”名片之类的东西，错将死者当成中冈本人了。结果后来以讹传讹，把“中冈弥高”传成“中岗弥高”了——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测，日后还需新的资料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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