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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上午，老黄走了，享年72岁。
看了导演何苦发布的讣告，我才知道原来他的全名叫“黄泽庆”。
他是9.6分纪录片《最后的棒棒》里第一个出场的棒棒，也是片子里第一个“退休”的棒棒。
我至今还记得他带着刚收的“学徒”何苦出门揽活的时候，一定要他把棒棒背在肩上。
因为随便拿在手里的叫打狗棒，是叫花子用的，棒棒的棒棒是讨生活的，要好好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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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何苦的纪录片，这个“苦”字也许只是跟“众生皆苦”的大词一样，听着悲天悯人，实际上风轻云淡。
在这部片子之前，很多外地人对重庆棒棒的印象，要么来自网红景点的名片式宣传，要么就是那部带有几分喜剧色彩的《山城棒棒军》。
知道他们挣的是辛苦钱，但究竟怎么个辛苦法，笼在“劳动光荣”之下，并不具象。
《最后的棒棒》却在开篇就说了：“没有人发自内心地，想当一名光荣的人民棒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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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希望老黄的孟婆汤里加点糖。
01
一旦扛起棒棒，
就再也卸不掉了
老黄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
一方面因为他勤劳、老实，一方面是因为，他是命运不公的完美受害者。
恪守本分，没做过坏事，拼尽全力去改变生活，但是吃尽苦中苦，也没成为人上人。
老黄出生于1949年11月，当了两天“地主”家的五少爷，随后重庆解放，襁褓里的老黄变成“地主家”的狗崽子。
对老黄来说，做棒棒是他无从选择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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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七岁那年发生了两件事。
一是他被柴火烧烂了肚皮，差点没活下来；二是因“间歇性癫狂”被提前释放的父亲，病情加重后去世。
成家是在39岁。村里有个寡妇，独自养不活三个孩子，于是老黄搬进了她的家。
名下已有三个孩子的老黄，第二年有了自己的女儿黄梅，和一张1050元的超生罚单。
为了还账，老黄放下还没满百天的女儿，去东北挖了三年煤。
三年后，妻子一封电报催老黄回家——她有了新的丈夫，急着把三岁的黄梅交还给父亲。
兜里就剩一块钱，老黄想跳塘，可还有个女儿没人养活。
“想死都死不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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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何苦为了拍这部纪录片，拜师老黄当棒棒。他第一天上工时发现：“肩上负重步子就迈得快，这是最本能的反应。”
骨骼肌肉的刺痛，逼着人赶紧往前走，赶紧到地方卸货。尽管对棒棒来说，卸了这一担，还有下一担。
担子逼着他们一直快步往前走。
前半生的担子是饥寒，人生下半场，老黄的担子是女儿。
逼着他快步走进重庆城，成为一名棒棒，去挣明天的早饭钱。
老黄很早就想卸下棒棒，等把女儿养大了就卸。
可在女儿18岁那年，他突然当了外公，女婿是女儿的网友，比她大一岁。
年轻的小夫妻连收入都没有，老黄只好为了外孙继续当棒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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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外孙一个好点的成长环境，老黄支持他们在镇上买了一套二手房。首付东拼西凑十万，接下来两年每年交十万。
为了外孙买的房宽敞明亮，可全家人都为了还钱而四处奔忙，女婿去西藏修路，女儿在厂里做工。
外孙只能交给外婆带，成了山里的留守儿童。
棒棒一旦扛上肩头，就怎么也卸不下来。
但老黄仍然计划着，把账还完了就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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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在自力巷53号租的房子60块一个月，是他在重庆住过条件最好的。
这条老巷子，跟灯火璀璨的解放碑直线距离只有300米。
说不清是哪年哪月建的，虽然老黄住得很舒服，但也不知还能住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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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辗转租过很多房子，搬家一般都是因为“这里要拆了”。
拆迁让山城飞速焕新，也让老黄租得起的地方，一天天变少。
自力巷确定要拆那阵，何苦陪着老黄找好了新住处。
只是还没来得及搬，一天早上，他们出去巷子口的公厕蹲坑，回来就见到了一堆废墟。
出来的时候没来得及穿上衣，他就这么光着上半身，日夜徘徊在那堆废墟前，守卫压在砖头木屑下的2300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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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电影版《最后的棒棒》上映的时候，老黄女儿的房贷已经还清。
但镜头里的老黄坐在一辆新车前，赖在地上死活不肯起身。
他的女婿“不知天高地厚”，刚还完房贷又来贷款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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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想让他把车退掉，没有成功。女婿开着车带一家人出门，问他：“老头，舒不舒服？”
坐在后座的老黄没有回答。
“棒棒”这个职业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老黄算是第一批去当棒棒的人。
几十年过去，老黄也是最后一批还在当棒棒的人。
在重庆最需要棒棒的时候，他们一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多的时候能挣两百块。
不怕吃苦的人，比如老黄，总能有点盼头。如今一早出门，“早饭钱还没挣回来，午饭时间又到了”。
咽下去的苦难没有少，少的是“吃苦”能改变的东西。可老黄除了继续做“最后的棒棒”，没有别的选择。
02
下力的人
住的地方叫“自力巷”，主要工作的地点叫“五一路”。何苦说，老黄和这个城市最劳动的街巷紧密相关。
棒棒这样的体力劳动者，重庆话里叫“下力的”。
下力的人，自有下力的哲学。
“棒棒要背起来”，说的是尊严；“力气是压出来的”，说的是活路。
雇主有多少东西，不管挑不挑得动，先往肩膀上压。压着压着，就挑得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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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想不想做，只有多少钱一单。
老黄曾被一户人家雇去掏掉进厕所的狗食勺子，位置不好，雇主让他跪厕所地上。
作为自力巷最爱干净的棒棒，老黄有些顾虑自己的衣服。雇主说厕所地板是干净的。
反而是老黄这身不知道穿了多少年的衣裳，洗得再干净，恐怕也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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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最后问了一句：“多少钱嘛？给20块钱嘛？”
雇主答应了，催他赶紧做。
于是老黄撸起袖子，缓缓跪到了厕所地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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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力的哲学，还有一条是不怪别人。
几天没开张，是自己运气太差；今天挣了67块，是因为新收的徒弟何苦带来了好运气；
房子拆了，家当埋在废墟中，也不怪别人，是“我们自己太拖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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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的娱乐是另一种哲学。
没活干的时候，他喜欢拄着棒棒看别人打牌。
“他必须喜欢。因为这是唯一的文化生活。”
打牌的人大多是老黄的同行。
这些年，需要棒棒的人越来越少，在街边等待召唤的棒棒、建筑工、水管工，没活就聚着斗地主。
老黄不打，只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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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力的人，赚钱有多不容易，花钱就有多俭省。
即使老黄这么遵守“职业道德”的人，也会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往废品里掺灌满了自来水的矿泉水瓶；
会趁夜黑无人，悄悄把雇主要求运到指定地点的装修废料，倾倒在附近拆迁的废墟中。
但有时候，老黄又大方得奇怪。
五一路的涂料店门口是老黄的固定业务点，自力巷的另一位棒棒老杭经常跟他一起蹲守。
他们有约定，一人一单，绝不哄抢，“除非有人不在现场”。
后来老杭的腿伤越来越严重，老黄就经常“不在现场”。
前几年重庆曾用过这么一句宣传口号：“大山大水不夜城，重情重义重庆人。”
在五一路的涂料店门口，棒棒老黄“不在现场”让出去的五块、十块，大概就是对“重情重义”最好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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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时候老黄都毫不起眼，说话声音不大，不爱出头。
但该他犟的时候，他也一点不肯让。
有一次他在三峡广场挑东西，跟雇主走失了，竟然站在原地等了四五个小时。
何苦匆匆赶过去，既震惊于老黄没有动那些看着很值钱的货物，又疑惑他为什么不交给警察算了。
老黄的理由很简单：“交给警察，谁付我工钱呢？”
后来终于找到了雇主，别人要多付大额的谢礼，老黄不要，但坚持多收十块钱的工钱。
“本来是20块钱，我等了几个小时还淋了雨，你必须多给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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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弟何苦一般不抵抗老黄的人生哲学，也抵抗不过。
刚来的时候跟老黄约好，第一个月，老黄当师父带他认路、接活，赚的钱都归老黄。
一个月结束，老黄拿着账本和一打有零有整的钱，要跟何苦平分。
白让人干一个月活，老黄过不去这个坎，别人会说“这个棒棒心太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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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账本上密密麻麻，写着只有他和何苦能看懂的每一笔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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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苦坚持不要，不会算账的老黄只好一张张把纸币分成两堆，同样面额的，一边一张。
镜头扫过导演何苦，他看起来快要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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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生病这种大事上，老棒棒的生命哲学，何苦也无可奈何。
老黄第一次从楼梯上摔下来，半边身子发麻，何苦要送他去医院，被拒绝。
在小诊所里量的血压，高到大夫一直劝他去住院治疗。
第二次是自力巷被拆、他们流落街头，老黄突然发病。何苦背着他往医院跑，一边跑一边说“钱我来想办法”。
但老黄还是不肯，他坐在地上，拖都拖不动。
“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赚了。”
“死也要死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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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去医院是为了省钱，不去休息是为了赚钱。
这是所有穷苦人心照不宣的秘密。
但自力巷和五一路有自己的规矩，老黄的病情传开后，他差不多失业了。
高血压加脑梗塞，没人敢请他干活，怕出点什么事，担不起责任。
老黄无奈之下回了女儿家，女儿请假照顾他，女婿骑着摩托车赶回来，半夜去找很远的“神医”，给老黄求药。
孝顺的孩子对老黄好，老黄也对他们好。
于是病情刚养好了一点，他就又回去扛起了棒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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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老黄扛着棒棒穿过人来人往的广场，看见一个残疾的乞丐。
他从兜里掏出一块钱给他。
乞丐抬头看见了他的棒棒，连连摆手不要。
一个六十多岁的下力的人，一天的收入也许还真没乞丐高。
但老黄弯下腰，坚持把那一块钱放进了乞丐的碗里。
03
这个时代，
连苦都轮不到他们来吃了
作为老黄的学徒，棒棒界难得一见的年轻血液，何苦不是没有试图改革。
解放碑的生意越来越少，他就提出进军朝天门批放市场。
老黄不愿意去，因为那边有自己的“家棒棒”。像他们这样没人脉的生人过去，是“野棒棒”。
几天没开张后，老黄还是跟着何苦去了。
没有门路，只能从朝天门的家棒棒手里接转手单，并付给他们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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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接到活，何苦扛着东西错走了商场的扶梯，罚款200元；
第二次，搬货的时候他们不小心打破了雇主的水瓶；
第三次，老黄精心保养的一辆二手木板手拉车，被压坏了轮子。
在又一次爆发争吵后，进军朝天门的改革计划宣告失败。
在五一路，即使生意一天比一天少，但老黄是“家棒棒”，走不丢。
看病吃药有常去的诊所，家当没了连衣服都没得穿的时候，会有跟他一样苦的棒棒，愿意分他一件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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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力巷里的棒棒，也不是每一个都像老黄。
有多年前算过一卦，坚信自己一到60岁就会转运的、已经59岁的老甘；
有因为腿伤不断宣布“退出棒棒行业”，又因为“钱没了，病还在”不断复出的老杭；
有号称全重庆的人他都认识、常常来投奔自力巷，却没人知道他是哪里人的老金；
还有欠着几个月房租不交，一心只想靠打牌翻身的外地人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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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当了棒棒？为什么还在当棒棒？
好像每个人都值得拍一部单独的纪录片。
每个人都不同，除了同样以苦为底的人生。
也许是因为大家都一无所有，在自力巷53号，棒棒们相处起来分外坦诚。
一起吃从美食城的餐桌上捡回来的食客吃剩的串串，一起嘲笑年夜饭只能吃稀饭还非说里面放了白糖的河南；
但在河南没饭吃的时候，老甘去大排档工作，出门时又总会带上一只桶，给河南打包老板剩下的稀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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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早成了桥城、路城，当年只有棒棒能上的坡坡坎坎，现在多的是其他的门路。
除了何苦这种想不开的，没有人会来做棒棒。
再没有文凭、找不到工作的人，也可以去学开车、学装修、加入建筑队。
什么都比当棒棒强。
但老黄们不行。再小的工头，也不愿意要年纪这么大的工人。
好不容易找到给厕所贴标志牌的临时工，老黄还因为不识字，把男女贴反了。
赖以生存的力气渐渐消失之后，他们身上唯一能引来雇主青睐的，只剩下惊人的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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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棒棒》拍到后来，我有点不知道何苦到底是为了拍继续拍，还是为了改变点什么而继续拍。
他带着摄像机去做工地上的零工，遇到一个棒棒出身的包工头，因缘际会，自己成了小包工头。
他叫来自力巷的棒棒们，从大老板手里承包小工程，收入稳定，有饭吃，有地方睡。
棒棒工程小队过了一个温暖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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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师傅老黄，家里的几间土房，盖了20年还没拿到产权证。
为了这事，老黄每年都要跑好几次，这次有摄影师跟着。
15天之后，老黄的产权证办下来了。
路边宣传说“免费体验包治百病”的理疗店，哄老黄进去免费体验之后，要收五百多块“产品费”。
镜头死死对着老黄掏出来的钱包，几层塑料袋裹着，中间趴着一卷皱巴巴的纸币。
最后，理疗店的人突然说，算了，这个钱我们不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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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看一遍，我才发现老黄家的墙上其实写着他的名字：黄泽庆。
六十岁就会转运的老甘，虽然没有转运成为大老板，但他老家村里积极地给安排他去住养老院，“有饭吃，有人照顾，硬是跟住宾馆一样”。
在银行门口被骗走一千多块钱积蓄的老杭，纪录片播出后，收到有人匿名寄来的忏悔书，并还了他一部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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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何苦曾在一次采访里说：
“我不会拍令人绝望的作品，一定是要做快乐的作品，我绝对不会做让人消极的作品。老黄都那样了还坚强地打拼，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放弃呢。”
在镜头里出现过的自力巷的棒棒们，都已经离开了棒棒行业。
有人是因为病痛、衰老，有人是因为实在挣不到钱了。绝望还是幸福，只有他们自己有资格评价。
镜头无法追随全部的人生。但愿他们在镜头之外，真的都追求到了幸福的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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