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泰坦尼克号沉没109周年的日子。
一部关于泰坦尼克的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也在今天正式上映了。
" 我们昨天也刚刚给大家安利过这部电影，感兴趣的戳↓↓↓
一百多年来，关于这起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海难事故，历史学家、媒体和爱好者提供了不同方向与深度的调查、报道与讨论。
即便如此，仍然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随这艘传奇巨轮一同沉入了3700米深处的大西洋。
一百多年后，纪录片《六人》将视角聚焦到鲜少有人关注的历史角落——泰坦尼克上六名幸存的中国人。
经历了近五年时间，跨越了中、美、英、加四国二十多个城市的调查，这些中国幸存者在沉船之夜的遭遇，以及灾难之后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才最终浮出了历史的水面。
有人可能会问：经过了这么多年，花那么大精力找这些人真的有意义吗？
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我们与影片导演罗飞和首席调查员施万克的对谈中，寻找到答案。
"影片首席调查员施万克（左）和导演罗飞（右） 罗飞和施万克这对搭档，一个来自英国，一位来自美国，但都在中国工作生活超过20年，讲着一口流利的中文。
谈到终于问世的新作，两位主创和我们分享了影片艰难的创作历程，以及许多精彩的幕后故事。
比如，他们最初仅仅凭借着8个由拼音构成的中文名，一步步梳理出了幸存者的人生经历。
这个过程中，他们遇到了无数阻力。
因为缺乏人手和资源，研究前期推进的节奏异常缓慢。其他专家和爱好者也投以否定与怀疑，认为整个调查有着“美化、洗白中国幸存者”的不纯目的。
甚至在一开始，罗飞和施万克根本无法确定，这部纪录片能被拍出来。
" 他们面前，是一大片未知的世界。
只能一边探索，一边前行，摸索着进入黑暗的深处。
那么，他们是如何跨越障碍、化解困境的呢？
以下，让我们正式进入采访部分，一起看看《六人》是如何诞生的吧。
桃桃：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提到泰坦尼克号，首先想到的就是卡梅隆的同名电影，很多人都是通过那部影片才知道泰坦尼克沉船事件的。对西方世界来说，泰坦尼克号意味着什么？你们对它有着怎样的情结吗？
施万克：我在美国新泽西长大，那里离海比较近，所以很小就对海洋和比较有名的沉船感兴趣。
我小时候就已经知道泰坦尼克号的存在，我觉得大部分美国人、英国人对泰坦尼克号有基本的了解，可能不是从头到尾那么详细的了解，但应该听说过这起事故。特别是在纽约周围，因为纽约是泰坦尼克的目的地，纽约、新泽西州都有人在船难中去世。
罗飞：泰坦尼克的代表性很大，它不仅仅是一个悲剧事件，而且已经融入到文化，成为语言了。
如果你要形容一个很宏大的事物，很夸张的情况，或非常惨烈的悲剧，就会用到“titanic”这个单词。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使用这个单词了。
而在文化里，它也有另一重寓意，代表了人类的傲慢。人类自认为很了不起，却无法控制大自然。
桃桃：你们最开始怎么了解到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人的？
施万克：2013年我和罗飞刚拍完《海神号事件》（同样是一部关于历史上著名海难事故的纪录片），我们觉得合作很成功，所以想考虑下一个项目拍什么。
我从小一直对海洋历史很感兴趣，当然还继续想拍海洋历史的故事，特别是和中国有关的海洋历史故事。
于是我在网上不断搜索，看到了泰坦尼克号上中国人的信息。8个人中有6个人幸存，这个幸存率很高。
" 罗飞：特别高，比所有其他国家都高。
施万克：对，那怎么可能？所以我继续搜索，当时信息特别少，我了解到他们获救后在纽约港又上了另一艘船，然后就消失了，线索就这么断了。
怎么可能呢？泰坦尼克号已经过去100多年了，从来没有人在媒体或者网络上提到过，我的爷爷或亲人是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他们六个人中就没有人结婚生子，没有亲戚、后代和朋友出来提及这个故事？
我当时觉得不可能，我们应该去继续寻找和挖掘。
桃桃：当时罗飞导演就决定就这个题材拍一部新的纪录片了吗？
罗飞：没有，施万克是海洋历史学家，他感兴趣的是泰坦尼克，这是他非常擅长的部分。我是拍纪录片的，我感兴趣的是人物。
历史纪录片对我来说有个大问题，它的叙事要如何表现？都是过去的老东西，幸存者已经去世了，常规的历史纪录片要么是靠采访，要么是传统的旁白，这些形式我都不太喜欢。
我更喜欢像破案一样，去深入挖掘事件的真相，通过现代人来讲述过去的故事。无论是历史的，还是当代的，我对故事的两端都感兴趣。
桃桃：介入拍摄的时候，已经找到了幸存者的后代？
罗飞：完全没有。施万克跟我说这个项目时，我纠结了一段时间。我知道这个项目很大，如果真的要做的话，需要很多的时间。而且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我很害怕没有新鲜的信息和素材。如果没有新东西，就真的不拍了。
也是那段时间，我开始和一些中国朋友聊到这件事，谈到我的纠结，不知道要不要拍，不知道拍出来会是什么样。但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包括我行业里我非常尊重的人，都非常好奇，泰坦尼克号上有中国人吗？不可能吧！
" 因为我也知道泰坦尼克有700多名幸存者，他们的信息基本都很清晰了：哪里出生、去世的，工作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了。几乎每隔周年，都有媒体采访他们的后代。但唯独这6个中国人，消失了。
所以慢慢地我自己也开始感兴趣了，然后也尝试拍了一些素材，看看能不让他们的故事由模糊变清晰。
桃桃：整个调查大概用了多久的时间？
施万克：应该是三年左右。
罗飞：三年四年的时间。
施万克：一开始是我们两个人自己研究，最初我觉得感兴趣，认为这个题材可以考虑。导演又花了一段时间详细了解，看看有没有可以发现新故事的空间。我们也会问周围的朋友，他们认为这个题材是不是有意义，然后这个项目才正式开始。
罗飞：因为这样的项目，也不是商业片，我们也算是自由创作者，去做这个事情，拍摄这些素材。所以我们一边各自忙自己手里的项目，一边抽空研究这个。
一开始我们是这样做的，后来也有一些志愿者加入了我们团队。过了一段时间，一些制作成本都来了，我们就开始认真去做这件事。最开始差不多过了两年，最后三年我们几乎都在专心做这个。
桃桃：17年的时候，你们已经在微博上发布了相关的研究视频，当时获得了很高的点击量和关注度。从那时到上映的这段时间里又发生了什么？
施万克：最早期的研究，应该都是在网上查资料，都是在上海展开的。我偶尔回美国，会在档案馆查些资料。
罗飞：我回英国的时候也会去国家档案馆，施万克在美国研究当地的资料。但问题是，总是靠我们两个人，或者加上我们助理的力量，调查的节奏会非常慢。
如果从头到尾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话，做到现在这个程度可能需要20年的时间。
施万克：研究范围太大了，如果我们只选一个人，研究他的一段人生，比方说方荣山的故事是最完整的，那么我就只拍方荣山的故事，那应该会简单一点。但如果真的要讲述六个人的故事就很难。
一般来说，我们拍纪录片的都比较幸运，但如果我们更幸运，这六个人一辈子都生活在一起，是兄弟、邻居或朋友，那当然简单得多。但他们散开了，没过几年就分散到各个国家了。
桃桃：调查过程中，有遇到让你们非常绝望的时刻吗？
罗飞：我们一开始只有最初写有8名中国乘客的名单。那个名单是最困难的。
施万克：我们只有这份名单，没有别的资料。还是用英文写的名字，我们不知道这些名字从哪里来的。是他们自己写的，还是航线公司提供给白星公司的，还是他们去前台登记，英国水手帮他们写下的。不知道这是他们的本名，还是小名，也不知道是哪里的方言。
" 但我们不会放下任何一条线索，看到一条小丝就拉一拉。如果拉断了，就断了，但如果还能继续拉长，那就继续追查，看它能引向哪里。
比如说，我们还找到了幸存者名单，上面有六位中国幸存者的名字。我们知道他们从泰坦尼克号上又登上了安妮塔货轮，那艘船的船员名单我们也找来看了看，那个名单上他们签了自己的中文名字。
罗飞：发现安妮塔号的名单的时候真的非常兴奋，因为好几十年都没有人发现过这个名单。之前也有中国记者去寻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这几个人的名字。
实际上不是没人知道中国幸存者的事，乘客名单里已经有他们的名字了，但包括一些业余的爱好者，专业的历史学家，很早以前就放弃继续追查了。他们认为找不到了，也劝我们说，不要继续做了，他们已经尝试过了，我们是在浪费时间。
我们最初也跟他们联系，想了解他们知道的信息，也告诉他们想要做这样一个纪录片项目，很多人听到之后都表示反对。
一方面，他们认为我们没有资格去做，因我们是新手，他们一辈子都在研究泰坦尼克，非常熟悉了。
另一方面，是因为之前西方报道也提到，泰坦尼克号中国幸存者的行为不太好。他们怀疑我们一直住在中国，想要美化、洗白那些中国幸存者。
桃桃：你们怎样看待这些报道呢？
罗飞：我们知道会有一些偏见，但没想到泰坦尼克号上会有这么明显的偏见。我们研究越深入，发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在那个时候，人们并不觉得这是偏见，而是事实。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抱有偏见，也有很多白人不认同这种观点。但是偏见的声音要更大一些。
桃桃：过去了一百多年，对中国幸存者的偏见仍然存在。
施万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有一个正确的故事是最重要的：我们的传统是这样一种观点，所以我们也就保持这样的观点，如果没有很好的改变，那我们就继续这么做、这么说。
但这是100年前的事情，人们没有必要用1912年的眼界去看待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用现代的视野去重新看待它。
我们并不想美化这个故事，只想用客观的视角，比如物理学的方式，试验这些事情能否发生，或者有没有什么证据来否认这些报道。
幸存不是错误。如果泰坦尼克号上某一个男性乘客送他妻子孩子上救生船，他认为自己不应该上，那这是他的选择，我们也可以为他鼓掌。
但如果还有其他男性，不管他来自哪国，没有抢夺其他人座位的情况下也有机会上救生船，那他也有幸存的权利。
罗飞：所有的救生船走的时候都有空位。有一艘差不多满员了，还有一些一半人都没有坐满。
桃桃：卡梅隆担任了影片的监制，他是怎么参与到这个项目的？
施万克：其实我们早期研究的时候，就发现了《泰坦尼克号》里被删掉的中国乘客获救的镜头，那时候我们意识到卡梅隆在20年前拍电影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故事了，那他还有没有其他发现？
" 而这个镜头和结尾rose获救的场景很像，所以这段戏是不是取材自中国乘客的真实经历？我们觉得他能够对纪录片很大的帮助，所以找到他帮忙，并不是因为他是詹姆斯·卡梅隆，因为他的名气和地位。
后来我和罗飞通过不同的朋友接触到他，我们发现他早已经知道了这个项目。他回复说，如果想采访的话，可以飞到新西兰吗？
"卡梅隆当时正在新西兰拍摄《阿凡达2》 罗飞：真的没想到，我们前一晚给他发了e-mail，第二天早上他已经回复了。最后他真的给我们做了监制，不只是单纯挂了名字，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电影人。我们向他请教了内容上一定要解决的疑惑，另外他也帮我们做了发行和版权方面的工作。
桃桃：从影片最终的呈现来看，有什么比较惊喜或遗憾的地方吗？
施万克：我们一直相信会找到后代，找到他们至少一部分的故事。遗憾的是，有两三名幸存者我们没有发现他们的故事。
研究过程中，也有人和我们联络过，他们说家里的某位亲人，可能是泰坦尼克号上的幸存者。但他们不太愿意接受采访，我们也尊重他们的选择。
" 桃桃：所以这部影片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人会续写这些幸存者的故事。
施万克：纪录片只是这个故事的第一步。如果过一段时间还有人愿意去研究，或者有了新的发现，我们当然会非常高兴。
让我们回到最初那个问题，探寻这些人的经历，真的有意义吗？
《六人》的一切努力，只为提供一个让人们知晓、了解那段历史、那群人的切口。
而知晓，是正视与尊重的开始。
罗飞在导演手记里，用中文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多一个人见证，真相就多一份意义！”
" 影片会落幕，但《六人》的故事远没有结束。
历史的残骸还有更多的真相等待打捞，但愿故事完整的那一天，终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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