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孔子的《论语·为政篇》，如果你问：人可以分成哪两类？
我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你：是官和民。
如果你接着问：孔子为什么会受到历代官和民的推崇和供奉？
我又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你：他说过的、官和民爱的听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是官的崇拜者、追随者、伴跑者、失败者、引领者……有他这样的榜样相伴，历朝历代太多的官都感觉自己是胜利者、幸运者、成功者……
孔子的弟子和他的众粉丝会有点不服气，就会非常感兴趣地去问孔子：“先生，您总结一下自己一生当官为政的经验和教训吧”——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于学习；三十岁能够自立，在人生道路上站稳脚跟；四十岁就没有什么疑惑了；五十岁懂得了天命；六十岁能正确对待各种言论，不觉得不顺；七十岁能随心所欲而不越出规矩。”
有：同“又”。
立：站得住的意思。
不惑：掌握了知识，不被外界事物所迷惑。
天命：指不能为人力所支配的事情。
耳顺：一般指不同的意见也能正确对待。
从心所欲不逾矩：从，遵从的意思；逾，越过；矩，规矩。
由粉，您的译文是不是太肤浅了？
孔圣人，到了70岁，进入古稀之年，回顾自己在做官为政方面不断追求的一生，说了这段影响深远的经典之语，应该是智者孔子的经验与教训才对，我们研读的时候，应该以这条主线为重要的参考指向，上边翻译几乎成了豆腐账，没有灵魂的统领。
我们大家都承认，圣人的一生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以克己复礼为政治信仰，他老人家是非常聪明的先知先觉者，那十五岁立志而学的，就应该是能肩负起远大志向的学问，这在当时就是《周礼》。
孔子说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就应该翻译成：我十五岁立志研学《周礼》，而到三十岁就确立了儒家当官为政学说的完整思想体系。
这就警示了弟子，学习与建功立业，一定要在青少年时代就明确自己的志向，到了30岁，就应该成就一番事业。如此，孔子也就有资格成为弟子们自悟、自律、自立、志学的榜样。
“不惑”，是真的没有疑惑吗？人在任何时候都会有疑惑，“否定自己有疑惑”，是晚年回忆自己40岁也曾狂妄自大的反思。
孔子说：“我十五岁开始，立志研学为政方面的学问《周礼》；而到三十岁，就创立了儒家当官为政的完整思想体系；可到四十岁时候，（由于内心膨胀）产生了否定（遇政事）还存在疑惑现实；到了五十岁（读了《易经》），才明白，有些事情不是人力所能支配的，只能听天由命；到了六十岁，就能听得进各种不同的意见，（尊重各种学说）；到七十岁，做事才能随心所欲，但仍然不超过一定的规矩。”
早志学，追梦长；三十立，细思量；不惑年，切莫狂；知天命，著文章；花甲子，听四方；七十岁，享安康。
人在青少年时代，就应该确定好自己的人生目标并立志学习实践，力争更早取得成绩以安身立命；
人到了30岁，一定要坐下来，审视一下自己所走的路，果断决定是继续走下去还是另辟蹊径，因为生命允许你跌倒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人在任何时候，都会遇到不懂的东西，疑惑与您相伴，成长与您相伴；
尽管到50岁，也得相信接受命运的安排，听进各方面的意见，取长补短；
60岁是最好的年龄，眼睛明了，耳朵顺了，心胸开了，散步的路更长了；
人到了70岁，你可以随心所欲，享乐人生，但一定要守规矩。
起初读《论语·为政篇》，我就反复问自己：
编著者为什么把孔子晚年讲述自己生命历程的那段话编入《为政篇》呢？
孔子的生命历程与儒家为政思想体系的形成又是什么关系呢？
带着这些疑问，我查阅了相关资料——
公元前537年，孔子15岁，系统研读《周礼》，正是自谓“十有五而志于学”的时期。
30岁，孔子开始设教授徒，创立“以克己复礼”为政治追求目标的儒家学说，自称为“而立”。
孔子40岁，其学益进而弟子滋众，自谓“四十而不惑”。可恰好在这以后10年黄金年龄，孔子并没有显著为政成就。因此到了晚年，孔子对自己不惑之年的自负、自傲、自大，或许是产生遗憾、反思的觉醒。因为晚年的孔子更应该深知：学识再渊博、智慧再卓越，在为政这一复杂领域，也不可能达到不存在疑惑的地步与境界，更不用说大千世界了。
公元前502年，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自谓“五十而知天命”。这时他主张积极作为，相信并接受天命安排，认同适应社会发展、顺天道而为人事的道理。随之也迎来了10多年的列国做官为政的辉煌历程。
公元前492年，孔子60岁，社会秩序更加混乱，各种学说林立。孔子自谓“六十而耳顺”，能做到兼听并蓄，取长补短。
公元前483年，孔子69岁返鲁，继续从事教育及文献整理工作。
公元前482年，孔子70岁，自评随心行事也可以不逾越规矩了。
孔子的生命历程，恰好是儒家为政思想体系形成、实践、发展的过程。这为我们翻译领悟孔子语录的精神实质指明方向和路径。
3k影院影视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