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洞箫横吹》由海燕电影制片厂于1957年摄制。主要剧情为:复员军人刘杰回乡办生产合作社，遭到官僚主义的县委安书记的阻挠。村长王金魁一心走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拉拢一些人想搞富社并威胁替他白干活的雇农马德义。刘杰在团支书杨依兰鼓励和群众支持下与安书记进行斗争，并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上级派副省长了解情况，揭发了王金魁，批判了安书记的官僚主义作风，从而扫清了办社的障碍。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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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箫横吹》编剧海默

上影对此很为重视，鉴于导演原因初拍未能成功，特意将任务下达给刚刚分建的海燕厂，指定擅于拍摄现实生活题材影片的鲁韧担任导演。一向耿直豁达、对待工作兢兢业业的鲁韧看了剧本后，提出了三点要求:一、剧本的人物基调、矛盾性质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与编剧商讨修改；二、自己需时间深入生活，了解相关农业合作社的实际情况；三、在拍摄过程中，若发现剧中仍有不恰当的情节和语言，导演有权修改。征得领导同意后，他首先携摄影、美工一起，经海默介绍来到沈阳附近的沙岗乡红日升农业合作社，了解从过去只有17户的破车疙瘩套，一担子挑两个驴的穷社，发展到拥有1700多户的非常著名而富裕大社的艰苦创业历程。鲁韧等对将要体现银幕上的内容心中更为有数，也明确了影片所触及的生活矛盾虽然是严峻的，但调子应当是欢快而向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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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默对《洞箫横吹》再度拍摄同样煞费苦心，不仅帮助推荐演员，还多次亲赴拍片现场助阵。这位性格豪爽、心直口快的硬汉子，与鲁韧的合作还是顺利的，唯一令他感到很难接受的，是被要求磨掉剧中过于凸显的棱角，但又经不住鲁韧的软磨，只得勉强作出修改，最后看到完成的片子时，对鲁韧总体所作的正面表现批判人物、淡化戏剧冲突的处理，还曾表示过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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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固然在于海默对于自己创作意图和剧作主题的坚守，也与由他自己根据电影文学剧本改写的同名四幕话剧正当走红有关。因其时毛主席把反对官僚主义提到了原则高度和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小脚女人做法提出批评，加之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洞箫横吹》理所当然地受到欢迎和好评。话剧本于1956年11月在《剧本》月刊发表，各地立即广为上演，还被改编成歌剧、戏曲等不同剧种，许多报刊相继发表文章，赞扬该剧展示了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美好远景，与话剧《布谷鸟又叫了》、《同甘共苦》一起，被列为当时话剧舞台上的重要收获，冠之以曾名躁一时的当之无愧的第四种剧本，即不属于当时剧坛流行的工人剧本（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的斗争）、农民剧本（入社和不入社的斗争）、部队剧本）我军和敌人的军事斗争）等三个既定框架外的另一种剧本。这一提法得名于也是颇有影响的剧作家刘川发表于1957年6月11日《南京日报》一篇署名黎弘的评论，题目就叫做《第四种剧本》，强调要突破公式化、概念化，全面、真实地再现生活和生活中的人，创造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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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政治形势变化，反右派斗争出现扩大化以及反右倾运动接踵到来，第四种剧本等创作新潮很快被阻遏冻结，这类作品及其作者无一例外受到批判。1958年秋天，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首先对《布谷鸟又叫了》发出质疑:有这样的农村干部吗？这是对农村干部的歪曲。不久，有人就在《剧本》1958年第12期上，发表了《从什么标准来评价作品的思想性对布谷鸟又叫了一剧的一些不同意见》，全面否定该剧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而且殃及《洞箫横吹》，指责说:《洞箫横吹》一类作品，把我们社会生活写成一团漆黑，使反面的现象居于主导地位，恶毒地、颠倒黑白地把党的领导当作社会发展的障碍来打击。《洞箫横吹》很快由香花变为毒草，从话剧到电影，都在挞伐之列，被扣上宣传右派言论等一系列帽子，海默为此被打成漏网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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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箫横吹》再度被提及已是3年后。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中央开始纠正1958年以来各项工作中左的错误。1962年1月，中宣部发出关于恢复话剧和电影《洞箫横吹》上演的通知，并为海默及《洞箫横吹》公开平反。直到这时海默才理解，为何鲁韧在电影拍摄中一再坚持既要勇于揭示矛盾，又要善于掌握分寸，不禁心里充满感激之情，特意在一次返京途中绕经上海，一见面就抓住鲁韧的双手在手背上叩头，连声说他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如果当年按原剧本拍，就真的成为有严重问题的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