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不是所有的米沙都是一个样子的。你知道应该在什么场合承认自己的渺小？在上帝面前、在智慧面前、在美面前、在大自然面前，但不是在人群面前。在人群中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十九世纪的俄国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革命思潮不断冲击着腐朽的社会制度，社会文化势力动荡不安，文学浪潮汹涌地拍打禁锢人性、灵魂的黑暗大门，由此涌现出一批文学巨匠。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是俄国十九世纪末期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与法国的居伊·德·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
《胖子和瘦子》是契诃夫幽默讽刺小说的杰作之一，契诃夫攫取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普通场景，以精炼含藏的艺术手法，深度刻画庸俗、奴性十足的典型人物“瘦子”；以强烈的对比，勾画出一幅沙俄等级森严、机械僵化的高压统治下，庸俗心理与奴性灵魂交织的世俗图景。
契诃夫的创作一向秉持简练的风格，“简洁是天才的姐妹”，“学着写得有才气，就是写得很简洁”，他认为简洁即才气，并开创了新的小说形式——“契诃夫式结构（半山腰式）”——不囿于传统的情节推进，掐头去尾，在普通的生活画面中剥出几个经典瞬间，就能捕捉人物的整个世界。“功夫深处却平夷”，契诃夫以一花一叶窥探大千世界，在平凡的故事中，含藏深刻的思想。
《胖子和瘦子》堪称构思巧妙、叙事精简的典范，以区区一千来字，细致刻画沙俄高度的思想压迫和腐朽的社会制度，对人性的扭曲和灵魂的腐蚀。以点带面，展现出人人均是受害者和迫害者的窒息图景。
“尼古拉铁路一个火车站上，有两个朋友相遇：一个是胖子，一个是瘦子。”
小说以此开篇，没有时间，没有来龙去脉，直接抽取一个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场景——两个朋友在车站偶然相遇了。一个“胖子”、一个“瘦子”，不提姓名，也没有外貌性格描写，只有粗糙的“胖”与“瘦”的轮廓，却牢牢抓住了人物的主要矛盾。开门见山后，便直奔冲突，逼近高潮，毫不拖沓，但却不让人觉得突兀、费解。可见作家精简叙事的功底之深厚，擅于突出主要矛盾，精妙留白，吊起读者胃口的同时，又留下回味空间。
契诃夫既不花费笔墨描述人物的外貌性格，也不执着交代人物心理活动，而是通过对人物富有性格色彩的言语和动作进行简练描述，展现人物性格与心理状态。
两个阔别多年的朋友相遇，十分惊喜，热情地拥吻三次，满含热泪地叙旧，期间瘦子一共三次介绍自己的妻子。
第一次是刚见面，出于礼貌。
“我呢，你看得明白，已经结婚了……这就是我的妻子露易丝，娘家姓万采巴赫……她是新教徒……”
第二次是瘦子讲述和胖子小时候的趣事，动情时兴奋地再介绍。
“这是我妻子，娘家姓万采巴赫……新教徒。”
第三次是瘦子得知胖子“三品文官”身份后，无话找话的尴尬。
“这是我的妻子露易丝，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新教徒……”
瘦子对妻子的三次介绍中，丝毫不提妻子的性情品格，只注重妻子的娘家姓和新教徒身份，强调娘家姓含有显示的意味，突出新教徒身份则有炫耀的成分。简短的介绍，却将瘦子虚荣庸俗的心理展现得淋漓尽致。而瘦子自以为傲的资本，在胖子“三品文官”的身份冲击下，显得一文不值，所以第三次介绍妻子时，胖子绝口不提妻子的娘家姓，就连谈及“新教徒”，都要在前面加上不确定不自信的“某种程度上说”，瘦子面对强权的自卑和怯懦的丑态一览无遗。
原本与老友偶遇的热情，荣任科长的喜悦，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 “脸色变白，呆若木鸡……身体缩起来，哈着腰，矮了半截”，虚情假意，谄媚逢迎，奴性十足。在这种扭曲的心态下，一切都变得扭曲，以致瘦子的皮箱、包裹和硬纸盒都“收缩起来，好像现出皱纹来了”。
全篇以“官阶”为核心，将人物卑秽的心理和谄媚的性格交织其中，以紧凑精炼的语言，毫不容情地揭露了瘦子这类“小人物”的奴性丑态，同样狠狠嘲讽了胖子这类”大人物”的假仁假义。
“你在哪儿当官？做到几品官了？”
胖子开口就问官阶，对瘦子口里有趣的往事，真挚的情谊毫不理会，一下将美好的回忆拉进庸俗的现实。当瘦子对他的身份表现出尊崇、谄媚时，他口头上说不要打官腔，不要官场奉承，却恶心地扭过脸，光伸出一只手告别。心口不一，居高临下，对待下层官吏的轻贱之态跃然纸上。
“三品文官”胖子面对下等官吏，虚伪做作，当他面对更高品级的官员又会如何呢？他同样逃不开瘦子奴颜婢膝的命运。而善变的瘦子，在遇到比自己官位低的人时，十有八九也是颐指气使。
等级、官阶的压迫扑面而来，善变、谄媚的心理不断交缠，每一个受害者也担当着迫害者的角色，每一个迫害者也承受着被害者的命运，共同构成一个扭曲、病态，令人窒息的社会牢笼。
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比西欧的存在时间更长且有明显进步的特性之一，就是俄国文学的人民性，即作品中真实反映的一个国家人民的风俗习惯、思想情感和理想利益。后来，别林斯基将人民性和民族性结合，提出人民性即一个民族的人民所表现出来的特性。
十九世纪沙俄的人民性则表现为：拥护沙皇；信奉东正教；顺从农奴制。这被定义为当时的“官方人民性”，充满了剥削压迫和奴役摧残。这样荒谬的人民性如一颗毒瘤，毒汁渗透整个社会，扭曲人性，腐蚀灵魂。契诃夫以精妙、鲜明的对比，深刻揭露人民性对人的心灵的迫害性，狠狠鞭笞病态社会及其所造成的畸形人际关系。
“胖子刚在火车站上吃过饭，嘴唇上粘着油而发亮，就跟熟透的樱桃一样。他身上冒出白葡萄酒和香橙花的气味。瘦子刚从火车上下来，拿着皮箱、包裹和硬纸盒。他冒出火腿和咖啡渣的气味。”
小说开头没有直接交代两人的身份，而是通过一场别开生面的“气味”之比，寥寥数语拉开两人的等级地位，揭示不同的生活境况。胖子在餐厅甘肥滋腻，散发“白葡萄酒和香橙花”味，雍容富态，生活阔绰。瘦子大包小包，冒着“火腿和咖啡渣”味，狼狈窘迫，生活拮据。两人出场的情态印证了两人的官阶差异。
随后，小说以胖子的官位品第为分水岭，将全文划分为两个部分。上半部分，瘦子与胖子偶遇，热情拥吻，喋喋不休地寒暄，亲切地称呼胖子“米沙”、“我亲爱的”、“小时候的朋友”、“你”，真挚地“哈哈”大笑。下半部分，瘦子得知胖子是“三品文官”后，态度180度大翻转，露出谄媚的姿态，卑躬屈膝，对胖子的称呼变得官方客套“大人”、“您老”，发出“嘻嘻”的假笑，连告别都只敢握胖子的三个手指头。
迥异的氛围，强烈的对比，充分展现出瘦子善变的性格特征和丢弃尊严的奴性心理。瘦子的低首下心、奴颜媚笑，不只是出于对强权的敬畏和逢迎，更是浸入骨髓，渗透灵魂的条件反射。这种病态心理和丑恶灵魂，不只出现在官僚阶级，甚至蔓延到沙俄社会的各个角落，沙俄的思想钳制、人格蹂躏，不只腐蚀成人，也毒害着孩子。
瘦子的儿子纳法奈尔刚见到胖子时的表现是“想了一会儿，脱下帽子”，脱帽子是出于对长辈的礼貌，但纳法奈尔却是“想了一会儿”才这么做，说明他内心并不重视胖子。但胖子毕竟是父亲的同辈，出于敬畏，纳法奈尔“害怕”地“躲到父亲背后去了”，此时等级制度对这个少年的侵蚀初现端倪。
当纳法奈尔知道胖子高官身份后，下意识“挺直身体，做出立正的姿势，把制服的纽扣全扣上”，“并拢脚跟，把制帽掉在地上”，这种面对高官权势，本能的尊崇和谄媚，更是无情揭露奴性思想的毒害之广，侵蚀之深。
契诃夫以精炼含藏的语言、幽默讽刺的手法，抽取普通的生活画面，塑造沙俄社会具有典型性格的人物，嘲讽沙俄社会长期以来的畸形的等级制度、腐败的农奴制以及催眠思想的教会，鞭笞其造就的人们根深蒂固的奴性心理：自轻自贱，不知尊严为何物。而这嘲讽和鞭笞中又渗透着浓重的苦难意识，幽默中蕴含着心酸和惆怅，充满对丧失人格尊严的可怜人的悲悯。
然而契诃夫所痛恨和斥责的庸俗及不自重的奴态，并不是沙俄独有的特色。当我读到“嘴里发出像中国人那样的笑声：‘嘻嘻嘻’”时，会感到不适、反感，但很快又觉得脸红、羞愧。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提到：“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
这样的人，过去有，现在也有。
月初，“青岛某社区核酸检测外国人插队”闹得沸沸扬扬。国人都规规矩矩在安全线外排队等候，三个外国人突然走来，直接插队，工作人员竟然默许了！当时有的人已经排队等了一两个小时，不服气，要求外国人排队，没想到外国人竟然将市民手里的检测单扔掉，嚣张地叫喊：“chinese get out！”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工作人员没人制止，只有一句轻飘飘的：“给外国人个面子。”
这就是某些人残留在骨子里的卑劣，总觉得外国的都是好的，外国人的素质都高人一等，好像自己哪里都不如人，总要卑躬屈节，丢了做人的基本自尊。以为这样换得来“面子”，却往往和“不要脸”弄混。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长谷川如是闲说‘盗泉’云：‘古之君子，恶其名而不饮，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饮之。’也说穿了‘今之君子’的‘面子’的秘密。”
“面子”表面上是别人给的尊重，实际上是自己对人格的自重。
在世界任何国家，只要存在等级、特权，就没有绝对的平等，但外界的不平等，并不决定人格的贵贱，每个人都该努力捍卫“人的尊严”。
“你知道应该在什么场合承认自己的渺小？在上帝面前、在智慧面前、在美面前、在大自然面前，但不是在人群面前。在人群中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
契诃夫对人身上奴性的揭露和批判，张扬的正是维护人的尊严的人道主义诉求。他总是能用笔简单勾勒出灵魂、心理交织的世俗图，把人、把社会掰开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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