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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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1]“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是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对党的政策和策略问题进行深入探索所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当取得三大战役胜利、中国革命胜利在即之际，毛泽东把1948年全党大多数干部政策和策略水平的提高，把我党政治成熟程度的极大的增长，视为“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比战场上的胜利、比军事胜利更加重要，寓意深刻。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而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对美斗争的一系列胜利，概括起来，是因为有这样几个重要策略。

算经济账，更算政治账

1958年9月2日，毛泽东同巴西记者谈话时强调：西方世界的太阳是傍晚的没落的太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太阳是早晨的上升的太阳。帝国主义历来就是吓唬人的，有时也动手打人，我们就是不要被它们吓倒，不要怕它们。对西方的崇拜是一种迷信，这是由历史形成的，现在这种迷信正在逐渐破除。说西方是先进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恰恰相反，它们是落后的。自然，它们有一点东西，无非是几斤钢铁和几个原子弹；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它们在政治上是落后的，是腐败的，是低级趣味的，所以我们看不起它们。[2]算经济账，美国是先进的，二战后美国经济如日中天，占到世界的一半；但是，算政治账，美国就是落后的，垄断腐朽的资本主义日薄西山。政治账是战略账，政治账一算，就知道这个所谓“先进”的美国原来是落后的，所以非但不用迷信它，惧怕它，反而可以藐视它，它是一只纸老虎。

赢得对美斗争的胜利，首先要有比美国更好的战略，战略是一种全局性策略，好的战略应有足够的高度，这个高度重要的是政治高度。

1962年8-9月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在华东组时指出，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意思是说我们对美国斗得过分了，对修正主义斗得过分了，对尼赫鲁斗得过分了，要和缓一点。一少，是指我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支持太多了，要少一点。这种“三和一少”的思想是错误的。大量的事实说明我们同肯尼迪、赫鲁晓夫、尼赫鲁联合战线的斗争是躲不掉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的斗争又都是有分寸、有约束的，不能说已经斗过分了。对于民族解放运动，随着我们力量的不断增长和技术的提高，我们还应当给他们以更多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目光短浅，不能打小算盘，要打大算盘，不能只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陈毅的发言被登载在情况简报上，毛泽东批阅“可看，很好。”[3]

1970年5月1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时说：“你提出来要搞人民解放军，要打。我们是不卖武器的，拿武器做生意是不行的，只能赠送。只要你同意，援助武器是不需要还账的。”[4]帮助支援亚非拉的反美反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实际上就是帮助自己，让美国十个指头按跳蚤，一个也抓不住；更是给美帝国主义套上绞索，让它动弹不得。如此，中国的发展与安全便得到了有效保障。

此外，对朝鲜、越南等国的援助，不仅是战略策略谋划，还有情感道义考虑，履行国际义务。在中国革命斗争中，许多外国朋友参加了我们的斗争。胡志明参加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不少越南人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流血牺牲，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朋友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伸出了援手。这些人就是在国际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才这样做的。毛泽东曾经这样反问，他们能够这样做，我们为什么不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俗话：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从积极方面说，就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斗争。帮助被压迫民族实现解放，既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也有助于我们自己安全。1950年6月3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援越顾问团，就作了上述入情入理的分析。唇亡必齿寒，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为了帮助兄弟民族，我们去工作是一举两得的事。这是我们要派顾问团的根本原因。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也有同样的考虑，“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5]

1950年，朝鲜内战，美国介入，越过三八线，直逼鸭绿江。出不出兵，新中国艰难抉择。1950年，美国工农业生产总值高达15078亿美元，钢产量为8770万吨，中国的工农业生产总值574亿元人民币，钢产量81万吨，分别只有美国的1/28和1/100。如果只是算经济账，中国经济总量、钢铁产量只是美国一个零头，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其他数目字，如作战力量上，中国的海空军才着手组建，尚无实战能力，陆军装备，美国一个师有800门炮，中国志愿军三个师才有50多门炮，都远不如美国。如果只是算经济账，看数目字，这个仗根本就没法打，不能打，要打必输无疑。毛泽东从小（读私塾的时候）就帮做买卖的父亲记账，很会算账，但是，在是否出兵朝鲜这一重大问题上，他有另一本账，另一个算法：美国“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6]战斗力太弱，是因为美军迷信装备武器，而不是官兵士气，美国钢多气少，而我们钢少气多，人民解放军是正义之师，威武之师，睿智之师，不畏强敌，不怕牺牲，敢于战斗，敢于胜利；而且，美国战略重心在欧洲，不能长期陷在亚洲，不能两边作战。很显然，毛泽东注意到经济账，但是主要算的是政治账。政治账决定经济账，政治账算准确了，经济账自然会清晰。

1952年8月4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扩大）会议上讲话：去年这一年，我们是边打，边谈，边稳。去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今年不同，估计只要用去年的一半。现在我们的部队减少了，但装备加强了。我们过去打了二十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如果明年再打一年，全部陆军都可以轮流去训练一回。[7]“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8]抗美援朝及其伟大胜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不仅有了实现途径（重化工业宏伟蓝图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大力援助）而且突飞猛进，由此奠定了完整独立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社会组织化程度，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全国众志成城，各族万众一心；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声誉，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因积贫积弱而烙刻下的“东亚病夫”的形象。

教育人民，激励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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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会改变，但是它所奉行的不同于旧殖民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即在“硬实力”基础上更加注重“软实力”与“巧实力”，比一般帝国主义更为狡猾，故而也更具有隐蔽性、欺骗性。“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乃当时（即英法德美日本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作者注）资产阶级用以笼络欺骗小资产、半无产、无产阶级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9]其所为“平等”，一方面只是基于等价交换原则的资产阶级平等，具有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平等，在“金钱万能”的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什么时候平等过。

如果说，阶级的平等（如所为机会平等）还有欺骗性，那么白人与有色人种的种族不平等一度就是赤裸裸。“最先承认人权的美国宪法，同时确认了存在于美国的黑人奴隶制，阶级的特权受到了指斥，而人种的特权却为法律所神圣化。这就完全揭穿了资产阶级所说平等的虚伪性。”[10]美国干涉他国内政外交，“打的是‘保卫自由’的旗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呢？这就是用飞机、兵舰、大炮屠杀别国人民的自由。这就是任意侵占别国领土的自由，任意蹂躏别国主权的自由。这就是江洋大盗杀人劫货的自由。这就是把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踩在自己脚下的自由。”[11]

美国统治阶级对本国人民、对黑人实行欺骗，对拉丁美洲人民、对世界人民实行欺骗，对中国人民的欺骗更是有加。明明是侵略，偏要说成是“友谊”；把打家劫舍而虚报多拿的庚子赔款，不是直接退还中国，而是“援建”清华大学，说成是“友谊”；把“扶蒋反共”，杀死了几百万中国人的内战，说成是“友谊”；把一百多年的对中国侵略的历史，说成了一部对华的“友谊”史。毛泽东曾经用《“友谊”，还是侵略？》等五篇评论文章，充分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伪善与凶恶，起到了很好地教育人民的作用。当然，“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抗美援朝、金门炮战、抗美援越等一个个反帝爱国斗争行动，不断地教育人民，而斗争的不断胜利，极大地助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扫灭了美帝国主义的威风，这也是直到今天，在全世界亲美崇美媚美跪美恐美泛滥的情形下，绝大多数中国人能平等、客观看待美国的重要原因，是美国的“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策略在世界屡屡得手，而在中国难以奏效的重要原因。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西方金融资本获得巨大（数万亿美元）经济收益。实话实说，中国也收益甚多，个人认为，最大收益则是一面镜子，即以苏为鉴，可以正我们的“衣冠”，时而不时地拿来校一校我们这一巨轮的航向，是否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是否步入“和平演变”的邪路。

毛泽东高瞻远瞩，当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出彻底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时候，他便指出：苏共二十大揭了盖子，也捅了漏子。我们一方面批评斯大林，一方面保护斯大林。斯大林是一种财产，有一部分错误的东西，应该批评。正确的部分应该保护，当做我们的一种武器，不要把这把刀子丢掉了，因为有用处嘛。[12]此后，毛泽东又强调，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于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象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13]刀子可以防卫，也可以进攻，是斗争的工具；实践证明，斯大林和列宁这两把刀子，是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斗争的有效有力工具。但是，苏共领导人相信并鼓吹“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共舞、共眠，不仅抛弃了阶级斗争，更重要的是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丢了列宁主义这把刀子。当然，列宁主义这把刀子是逐步丢掉的，当到戈尔巴乔夫将其彻底丢掉的时候，红旗就落地了，苏联也就解体了。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对付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锐利钢刀，这个刀子是传家宝，应牢牢看护好，使用好，绝对不能丢。美西方及其代理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多年来竭尽全力妖魔化、抹黑马克思列宁尤其是毛泽东之能事，就是要诱导中国人丢掉这些刀子，以便实现“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美帝国主义的‘反共’，就是反对一切不愿意做美国奴隶的人，就是反对一切保卫本国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人，就是反对一切不愿意受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人。过去，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都是这样。现在，美帝国主义更是这样。”[14]

对美帝国主义“所说的一套”，要彻底揭露其虚伪性和欺骗性，与此同时，对美帝国主义“所做的一套”，要有切实的应对办法，变压力为动力。“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15]1951年10月23日，周恩来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指出：在抗美援朝斗争中，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和禁运并没有吓倒我们。相反，正好被我们用以肃清在中国经济中的半殖民地的依赖性，缩短我们在经济上获取完全独立自主的过程。也加速了我们清算美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经济特权的进程。同时，我们顺利地彻底地结束了美帝国主义者对我国多年来的文化侵略活动，并逐步肃清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因此，真正受到打击的反而是他们自己。[16]毛泽东则强调，“禁运，不跟我们做生意。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的利害究竟怎么样？我看，禁运对我们的利益极大，我们不感觉禁运有什么不利。禁运对于我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设（炼钢炼铁）有极大的好处。一禁运，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抗战时期，国民党对边区解放区搞禁运，何应钦不发粮饷，共产党八路军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结果日子比禁运以前过得好得多。“现在的‘何应钦’是谁呢？就是杜勒斯，改了个名字。现在它们禁运，我们就自己搞，……搞掉了依赖性，破除了迷信，就好了。”[17]正是在美帝国主义长达二十多年的封锁禁运中，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搞出了“两弹一星”，建成了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回过头来看，那些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度的优等生、跟随美国亦步亦趋的国家，如印度、土耳其、巴西等等，有谁能够有中国这样的成就？

一百多年来人家说我们是“东亚病夫”。中国处在一穷二白，穷者钢不多，白者科学文化落后，这要记住。反华有好处，一可以暴露敌人，二可以使我们怄气，愤怒不要表现出来，要变成力量。三年小变，五年大变，十年更大变。总而言之，人家是要看实力的。[18]愤怒出诗人，愤怒出杂文家，愤怒可以变成力量和斗志，变成建设好自己国家的力量，以及和一切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敌对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志气。1969年，美国共和党人尼克松上台执政，在客观理性地审视美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后，决定改变对华政策。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将尼克松的就职演说读给毛泽东听。当他听到尼克松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届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毛泽东说：“你把这段话好好记住。从1949年起到现在，他们尝到了我们这个愤怒的孤独者给他们的真正滋味。”美国为它长期的愚蠢的敌视孤立遏制中国政策，付出了极大代价，最后不得不改弦更张。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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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乘机卷入，试图浑水摸鱼。1950年9月5日，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毛泽东讲话：美帝国主义也可能在今天要乱来。假如它要那样干，我们没有准备就不好了，我们准备了就好对付它。所谓那样干，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19]1965年3月24日，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毛泽东介绍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革命胜利的经验，指出打仗的办法就两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打我的又是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20]用兵打仗，三十六计走为上。主要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打仗亦如打牌，若想要有更多胜算，就不能按照对手预料的方式出牌，不安套路出牌。

其实，不按套路出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是毛泽东的一贯军事思想，这一思想在解放战争中被清楚地表述出来。“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21]游击战如此，运动战如此，当必须遭遇阵地战后，又是如何贯彻“各打各的”？1952年春夏，中国人民志愿军利用战场形势相对稳定的时机，为稳固防守阵地，坚守战线，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创造性地建成了以坑道工事为骨干、同野战工事相结合的支撑点式的坚固防御体系。从由带机动性质的积极防御，转为带坚守性质的积极防御。这样，美军使出浑身蛮力打出拳头，诸如“范弗利特弹药量”，志愿军不去硬接，而是做好打持久战的多种准备，由被动应对变为主动出击，既坚守已有“阵地”，也要找准时机给美军以应有的打击。

长期以来，中美两国在诸多领域具有相互依赖的特征，一些人士据此认定中美关系向好，中国发展与安全有了保障。但是，这种“相互依赖”对中国而言是不健康的，是多方面的不对称的依赖。亦即，中国对美国的依赖要远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结构的不对称性使得美国在中美关系中更具主动，甚或占据主导地位。多年来，美国不断挥舞反倾销、反补贴、“汇率操纵国”等各类大棒。如今，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科技战等系列斗争，主要是美国强加给中国的，中国必须摆脱被动，灵活应对，就是应“各打各的”，即不能顺着美国的思路与逻辑与他博弈斗争。如，关税加征战，美国发牌，我们跟牌，然而中国从美国进口远远高于美国从中国进口，同等数量与幅度的加征关税，从500亿美元到1000亿美元再到2000亿美元，中国很快就遭遇无额度可加、亦即无筹码可压、无子弹可打的尴尬境地。因此，必须跳出“跟牌”思路，秉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斗争策略。中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包括美国国债、机构债），美国有大量在华投资以及大批“同盟军”（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曾经反复强调利用在华同盟军就可以一起扳倒中国），这正是美国的软肋与要害，美国及其中国的亲美崇美恐美派生怕启用这些筹码，这个“怕”恰恰表明，中国可以在美债、美资、美同盟军这些筹码上做文章。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内含积极主动的核心思想。毛泽东在1958年9月函复周恩来就中美会谈和台湾海峡军事斗争等问题时明确提出：我们对美斗争应采取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新方针新策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需形态”。[22]主动策略就是在处理中美关系的过程中，不能由美设议题、被美带节奏、随美起舞，“要美就我，我不就美，最后一定要美国服从我们”。[23]攻势策略就是，鉴于美国当局中的一小部分人，一有机会就要整我们，要针锋相对，但也要审慎从事，“美国人不整是不行的。但是所谓‘整’，请同志们放心，双方都是谨慎小心的”。[24]抓住时机，实施反击，有利有节。

武仗与文仗，边缘对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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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加剧远东紧张局势的阴谋，为了打击蒋介石的反攻政策，摸摸美国和蒋介石的底牌，看看美台1954年12月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到底有多大的效能，美国人对蒋介石的保护到底有多大的限度，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指示，炮击金门。1958年8月23日，解放军万炮齐发，金门岛料罗湾一片火海，信誓旦旦护航的美舰仓皇逃窜，蒋军军舰三艘被击沉，数艘被击伤。当前线指挥员（时任福州军区政治委员）叶飞向毛泽东汇报战况时，毛泽东笑着说：“别看他美国人叫得凶，一动真格的他就成了缩头乌龟了。”与武卫相结合的是文攻，当新华社新华社负责人吴冷西将炮击金门的新闻稿交给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边看边改边说：“我们现在一手打炮、一手谈判，一武一文。打炮是火力侦察，今天打了3万发，配合天安门群众大会，大造声势。谈判是外交侦察，摸清底细。两手比一手好，保持谈判渠道是必要的。”[25]

炮击金门，意在击美。[26]1958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对美斗争的通知》指出，此次炮击金门，进一步暴露了美国纸老虎的本质，测验出他目前还不敢冒大战的危险。现在我们正用“绞索”政策击破美国的“脱身”政策，粉碎其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解放台、澎、金、马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斗争。[27]叶飞在1984年答记者问中说：“事后我才明白，毛主席这个动作很高明。主席的意图是要摸美国人的底。美国人表面上气势汹汹，究竟敢不敢和我们打？原来美国是只纸老虎，一打起来就跑了。金门炮战，是我们与美国互相摸底的一出戏，一出很紧张很有意思的戏。”[28]

1956年1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美国“不怕走到战争边缘，但要学会走到战争边缘，又不卷入战争的必要艺术”。这种主张被称为“战争边缘政策”。这实际上是一种军事讹诈和恫吓，它吓坏了苏联修正主义分子，吓倒了诸多国际人士，但是毛泽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炮击金门，中国采用了战争边缘政策，毛泽东下令“只准打蒋舰，不准打美舰”，但只限于12海里之外，如果美军越界，照打不误。“我们学了杜勒斯的‘战争的边缘’，杜勒斯当了我们的先生。他的‘战争的边缘’是对着我们的，我们也用‘战争的边缘’对付他们。国民党同我们打了几十年仗，我们还在继续打国民党。国民党没有饭吃，美国给他们吃。美国的军舰距离在我们炮弹射程之内的海岛只有三海里。他们在战争的边缘，我们也在战争的边缘。我们以‘战争的边缘’来对付‘战争的边缘’，结果他们不敢前进，只到战争的边缘为止。”[29]两强相遇勇者胜，美国选择了退缩，再次证明是纸老虎，外强中干，贻笑天下。

二战后，美国狼子野心勃勃，图谋独霸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迷梦，最终一举把美蒋驱逐出大陆，成立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美国当然不甘心它的失败，阴招损招迭出，“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30]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将美军赶回三八线，签订停战协定，拔除了头上的尖刀；金门炮战，摸清了美蒋的底牌，实际上拔除了腰上的尖刀。至于脚上的尖刀，在抗美援越将美军赶回老家后，也成功拔除了。

绞索政策，令美帝不死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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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过后，美国力压群雄，武功高强盖世，成为人见人怕的铁老虎，连苏联斯大林都很忌惮，美国老虎屁股摸不得。但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中国共产党不信邪、不怕鬼，不仅一摸再摸老虎的屁股，而且还烧了老虎的胡须。炮击金门，敲山震虎，震惊美国，震惊世界。金门炮战，不仅摸了美蒋的底——美国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蒋介石反攻大陆纯属文宣演戏，美国协防台湾并不包括大陆沿海岛屿，而且成功地给美国套上了“绞索”。“我们什么时候要踢他一脚就踢他一脚，它走不掉，因为它被一根索子绞住了。我们主动，美国人被动。”“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如何？这样做的好处是，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炮，什么时候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绞索拉紧一点，什么时候需要缓和一下就把绞索放松一下，不死不活的吊在那里，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一个手段。”[31]这便是后来人们常常提到或学者经常引用的著名的“绞索政策”或“绞索战略”。

毛泽东进一步认为，美国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的几百个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除了美国对外扩张、占建基地、自套绞索外，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应当积极编织、设置绞索，请君入瓮，引美进索。1964年4月16日，毛泽东在会见刚果（布）、刚果（利）两国客人时指出：你们在那里反对帝国主义，削弱帝国主义一份力量，对全世界人民都有好处。所以，我们不把你们的事业只看作你们的，而是也看作我们的事业。我们有义务支持你们，你们有权利得到我们的支持。[32]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美国在世界到处伸手，搞霸权主义，广大发展中国家倘若联合起来，充分发挥正义的力量，都可以把美国的每一个海外扩张变成套住美国的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脖子上，而且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绞索就将越紧。”[33]正是因为被越勒越紧，如越南战争，到七十年代，美国总统不得不梳妆打扮，跑到中国寻求解套之道。帝国主义强大，但是过度用力，透支国力，必然走向衰落，真老虎、铁老虎也就变成假老虎、纸老虎。

注释：

[1]《关于情况的通报》（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8页。

[2]《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页。

[3]《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情况简报上的批语》（一九六二年九月），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页。

[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5页。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页。

[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185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1-582页。

[8]《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1页。

[9]《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九二五年冬）《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版，第25页。

[10]引自《对<谈谈削除资产阶级法权>一文的批注》（一九五八年十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页。

[11]《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一日、十二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66页。

[12]1956年5月2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讲话，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5页。

[13]《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3-329页。

[14]《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一日、十二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66页。

[15]《别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6页。

[16]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8）上卷。

[17]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八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0-411页。

[18]1960年4月13日，毛泽东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开会议时的讲话，引自《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4页。

[1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185页。

[2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8页。

[21]1947年4月22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并告朱德、刘少奇的电文。《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页。

[2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9页。

[2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2页。

[2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页。

[25]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

[2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页。

[27]《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对美斗争的通知》（1958年10月17日），《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页。

[28]访问叶飞谈话记录，1984年7月22日。

[29]《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一九五九年三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3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231页。

[3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6-457页。

[3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1页。

[33]《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论目前形势，美国侵略者把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人民日报》1958年9月9日。

（来源：红色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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