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文真多么渴望被看见。

初中班级大合影，没有人发现照片上少了她一人；本科毕业后在大集团的分公司做文员，如同大型设备上的一颗螺丝钉；男友是熟人介绍认识的，他们很快谈婚论嫁。一切按部就班。

直到她遇见了章东南。对于他，幽会只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对于她，幽会是挑战死水一般生活的战场。她只能安静地、识趣地、懂规矩地等待他，假装一切都是爱情的必经之路。

当幻象破灭，她与门当户对的男人匆匆结婚，本以为从此开启新生活，事实却是为了跳出一个深渊而跳进另一个深渊……

作者以尖锐的笔触深入当代女性的内心，书写她们在时代推动之下犹豫的尝试、孤独的觉醒和单枪匹马的惨烈抗争，将女性在现代社会中半生的困境通过心理和精神表征极其细腻复杂地表达了出来，这个过程令人信服且惊心动魄。十年后，这座城市面目一新，而一个女人戴月归来。

在我的家乡，有一个宏大的节日：赶集日。每一年的农历三月十二日，不管那天是星期几，大人小孩都拥有上街赶集的权利。父母会给我们五毛、一块或者两块钱，不能再多了。我们从江边出发，走半个小时，上渡船，到对岸，沿着堤坝往东。径直走，再走上一个钟头，人多的地方就是了。棚子支起来，里面挂着鲜艳的衣裳；油锅烧起来，油条在翻滚。很肥胖，油滴滴。一根三毛，后来是五毛。杂耍的帐篷支起来，四周被遮盖得严严实实，无论从哪个角度都看不到里面究竟在表演什么程度的惊悚节目，一阵阵尖叫声从悬挂在树梢的音箱里传出来，传出去很远。帐篷门口站着个彪形大汉，进入到那个空间，需要五毛，或者是一块。许多人顽固地伫立在入口，没有钱却不肯走开的人还很多。孩子们仰起面孔，看帐篷顶端的旗子震动飘扬。我也是其中之一。

从八、九岁到十五、六岁，每年我都有幸亲历这壮观的大场面：打靶的汽球，上窜下跳的猴儿、酒里泡着的人参、农耕用具，跌打损伤的药膏，竹椅竹耙竹筐用麻绳串在一起。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灰尘在狂欢。一年又一年，我站在一切事物的边缘，静静地观望，然后，花上一个多钟头，再走回来。

只有过了许多年我才会想，为什么父母在金钱上如此吝啬呢，他们那时已经很富了，他们在当地名声很响，但是，每次赶集他们只会给我一块两块。一大早起来，口袋空空、兴致勃勃地奔向那样的集市，站在人声鼎沸的街头，对着一排排如此鲜艳劣质的东西却无法购买，然后饥肠辘辘地走回家，除了让我一再自觉不配，越来越卑微，辨识度越来越低之外，又有什么益处呢？

集市是我最初无法理解的人间。

作家李凤群

我相信这影响了我的生活。此后，我站在五颜六色的物品面前会迷糊，对复杂的东西充满了畏惧心，缺少辨识度，对人也缺少辨别能力。幸运降临，或者遭到攻击，我都始终不解其缘。并且我一直活在不能从钱里得到满足的状态里。我对享受金钱形成了某种障碍，女儿在国内上学的时候，我给她买很贵的东西，我想这是一种变相的补偿，补偿因为自己的童年所不能达到的自由拥有和购买。可是到了高中的时候，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我变得吝啬而不自知，我每周给女儿三十美元，只够每天喝一杯咖啡。就在这样偏执的管教下，她的房间还是偷偷多出来一些小物件：口红、眼影、小手包、贴纸，她也酷爱收集各种形状的笔记本，有时候上面什么也不写，她就单纯喜欢卡通的封面或者是塑胶的质感吧。我不知道她是如何捱过那些缺钱的时光，压制住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之情。如今回想起来，是什么样的意志使我非要执行那个严苛的标准，偏执地表现吝啬？除了吝啬本身，这里面是不是另有深意？跟钱对抗，或者永远不能允许自己、或自己最亲近的人从金钱里得到享受，这里面隐藏着什么样的思想？是不是我的潜意识里，边缘就是我应有的位置，无论多么热闹的时代，自己就应该站在壮丽画卷的边缘。并且始终因为边缘人的站位而充满了误判，因误判又引发更多的自责和愧悔。后来我见过我的小学同学，大家都还惦记着这个盛大的日期，但是，我觉得没有在他们的心头留下这么重的阴影。显然没有。前几年还有人试图约着一起去逛逛。我想他们不是要去买东西，他们要去寻找童年的感觉。这不重要。但凡人从他经历的过往抓住点什么，过往就充满了魅力。

所有读过《月下》的人，几乎都用“惊心动魄”来形容它。我塑造了一个县城边缘人“余文真”。之前有“革美”和“良霞”，后来有“今宝”“在桃”和“朱利安”，一个小队伍。我显然是她们的领头羊。我们在各自的边缘地带摇摇晃晃地行走。现在，余文真加入了。“惊心动魄”这四个字呼唤着我，提醒着我：如果余文真是惊心动魄的，那么一次又一次，站在风和日丽的下午，两手空空，风尘仆仆地来去，也并非人人都经历过的稀松平常的体验。农历三月十二日。这个日子随着年代久远，越来越像是一种隐喻，一种考验，一种象征。所有见过的，未见的，留存在记忆里的，都是好东西；那些使人酸楚、软弱的情感，那是好的东西；那遥不可及的，那些灰尘，那些太阳下的人的面孔，那些我无法窥见，窥见也无法命名的，都是好的东西。记住这些好东西，消化它们内在的含义，占用了我许多的时光。

写完《月下》初稿之后，我就病了。我之前也一直病着，病态的，憔悴的，没有精神的，唉声叹气的，但写完这个小说之后，变得更重。我们单位去黄山疗养，有个同事拍到了我的脸，苍白的，浮肿的，好心人都假装视而不见，摄影师发送照片时精心修饰过，为了维护我的自尊吧。今年，我游走在南京各大医院之间。每一周，我几乎都经历着少年时的经历：许多不同的病了的躯体被驱赶在同一所房子，却又保持着必要的距离。人声鼎沸，人头攒动，仍然喧闹不已，但没有一点儿喜气洋洋。每个人都捏着他们的挂号单或者医保卡，那样的心不在焉，急不可耐地想要离去，这情景每每使我想起自己站在三月十二日街头的某个边缘。有时候我恍惚没有离去，一直站在童年的集市中，直到医生喊到我的名字。

医生对我很好，但对我描述的症状充满了疑惑。他们开各种各样的药，但我的病情并无好转。这不奇怪，我每写完一个长篇都会大病一场。换个思路，即使没有这个小说，今天的我，恐怕也会处于某个边缘的角落，呆呆地、无所适从地看着这个时代，并不会比现在更有掌控力，也许那是我的宿命，命中注定。由于年少的胆怯，它形成了属于我特有的看见、未见和再度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