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斗争最艰苦的日子里，在中共中央领导的中央红军长征尚未到达陕北之前，1935年2月，负责领导白区(包括中共满洲省委)工作的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东北地区党组织和抗联活动从此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当年4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简称“中共代表团”)领导王明、康生以“讨论满洲工作问题”为名，将中共满洲省委最后一任书记杨光华(代理)，宣传部部长谭国甫诓调到莫斯科进行审查。同年，中共代表团作出了撤销满洲省委，成立东满、南满、吉东、松江4个省委和哈尔滨、奉天两个特委的指示。
1936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正式撤销，到了夏季，完全停止了工作。根据上述形势和北满抗日斗争的实际需要，1936年9月18日，在抗联三军军长、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赵尚志的提议并主持下，在原汤原县汤旺河沟里汤梨川抗联三军被服厂密营(现西林区红星村的帽儿山北坡)，召开了“珠河、汤原中心县委暨抗联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简称“珠汤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珠河县委书记鲍巨魁(即张兰生)、中共珠河县委宣传部部长冯仲云、共青团珠河县委代理书记朱新阳、中共汤原县委书记白水江(白江绪)、抗联六军军长夏云杰。列席会议的有抗联三军一师政治部主任李福林、三师师长李熙山(即许亨植)、六军秘书长黄吟秋。
这次会议，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因当时无法和上级取得联系，新成立的省委一时无法得到上级的批准，故称“临时省委”)。会议选举产生了执行委员会委员15人，赵尚志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委、主席，冯仲云为常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鲍巨魁为宣传部部长，夏云杰为军事部部长，白江绪为职工部部长，朱新阳为青年部部长等，会议开了3天。
9月下旬，根据斗争需要，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机关转移到现朗乡林业局新东林场东北高山上的张木营子。这里山高林密，北依连绵起伏的小兴安岭，南临日夜奔流的巴兰河，东靠一马平川的汤原县，易守难攻，方便突围，是一个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在张木营子，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机关整整战斗、生活了两年的时间。
在这两年中，中共北满临时省委领导抗联部队和地方党组织对日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当时，由于敌人封锁，抗联将士经常爬冰卧雪，在莽莽林海中冒着枪林弹雨与敌人周旋，没有粮食吃，他们就以蘑菇、野菜、树皮充饥，有时误食有毒的野菜还会浑身浮肿；衣服破了，他们就成立被服厂，用在战斗中缴获的布匹、棉花做衣服；他们住的是木刻楞房、马架子、地窨子，少数是天然山洞，艰苦的战斗生活，磨炼了抗联将士的坚强意志，使他们树立了必胜的信心。
1938年5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召开了第七次常委会议，地点在现新东林场场部东北500米处的一个小山头上，出席会议的有张兰生、魏长魁，旁听者有冯仲云、崔清秀，李兆麟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粉碎敌人聚歼北满抗日联军于松花江下游的阴谋，组织三、六、九、十一军穿越小兴安岭，向岭西的铁、庆、绥、海一线远征。
1938年6月初，召开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八次常委会议，具体部署抗联三、六、九、十一军西征。会议决定，由北满抗联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负责组织实施。
1938年秋，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正式撤离新东林场张木营子，他们刚刚撤到后面的山顶，敌人就到了山下的沟塘，抗日联军巧妙地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顺利地踏上了西征之路。
朗乡局新东林场革命老区是黑龙江省于2007年正式划定的，这里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机关驻地，曾经是北满抗日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它在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中作用重大、功不可没。
抗联第三军被服厂在小兴安岭南麓的朗乡林业局新东林场场部东北约13公里处，有一个被服厂沟。据史料记载，这里就是当年抗日联军第三军被服厂所在地。
1936年秋，在小兴安岭抗日斗争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抗联第三军被服厂由南岔的帽儿山转移到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机关所在地附近的一个山沟中。
三军被服厂当时有7名女战士，她们是陈静芝、于桂珍、于秀珍、于岩秀、王秀平、姜新玉、金伯文。一个月后，又从通河调来了金碧荣、张景淑、洪明淑等14名女战士。党支部书记金伯文、厂长陈静芝带领这支20多人的娘子军，在莽莽林海的掩护下，开始了艰苦的建厂工作。
女战士们巾帼不让须眉，亲自动手伐倒树木、砍好房架、做好门窗，不长时间就在一座猎人居住的趟子房旁边盖起了一座大木刻楞房。然后，她们又起早贪黑，搭火炕、垒锅台、搭床铺、做工作台，样样干得像模像样、规规整整。金伯文在这支队伍中算是老大姐，她经常一边干活一边和战士们调侃：“谁说女子不如男，我们盖这房别说当被服厂，就是给你们结婚当新房不也蛮好的吗。”几句话，把还没有谈婚论嫁的姑娘们臊得满脸通红。
厂房建好后，她们用仅有的几台缝纫机，为前方的抗联将士缝制军衣军帽，赶做棉被棉褥。
初冬时节，从抗战前线传来了一个个胜利喜讯，抗联将士们不但击溃了日本鬼子的一次次进攻，还迂回作战，捣毁了敌人的一些据点，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生活物资。
有一次，抗联将士们把缴获的一大批棉布和粮食隐藏在距被服厂30多公里远的一片山林里。上级命令，被服厂全体官兵必须在大雪封山之前将这批物资运到被服厂附近隐藏好。
时间紧、任务重，这些坚强的女战士没有被困难吓倒。她们每天起早贪黑，往返60多公里山路，背着沉重的布匹、粮食等物品艰难前行，用她们那柔弱的身躯和坚强的革命意志苦干了近20天，终于把所有物资运到了目的地，光荣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在被服厂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深山老林里，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相当艰苦。没有染料，她们就动脑筋、想办法，用黄菠萝树皮和橡子树皮煮成“染料”，把白布染成黄绿色，再用清水漂洗干净，搭在树木和草丛上晾干，然后用它们加工军服。
小兴安岭的冬天非常寒冷，特别是大雪封山之后，被服厂四周白雪茫茫，寂静无声。面对贫困、寂寞，抗联女战士们没有悲观、退缩，因为她们心中充满了美好的希望，充满了对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心。
在三军被服厂，厂长陈静芝算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她不仅会裁剪各种衣服鞋帽，还会熟练地使用缝纫机。战士们虚心拜她为师，很快掌握了裁剪、缝纫技术。
油灯下，火炉旁，热炕上，一双双巧手飞针走线，日夜忙碌，一件件衣裤，一床床被褥，源源不断地运到前方，送到了抗联将士的手中，温暖了他们的身体，温暖了他们的心房，激发了他们英勇杀敌的决心。
为了躲避日寇的围剿，保护被服厂的安全，被服厂先后几易其址。其中，在现新东林场张木营子附近的三军被服厂一直坚持到1938年秋，才随中共北满临时省委转移到别处。
抗日战争初期，东北抗日联军的对敌斗争条件非常艰苦，不但武器装备落后，粮食衣物不足，而且通讯设备奇缺，互相联络困难。
为了克服通讯不畅、情报传递不快的困难，1936年春季，具有战略眼光的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赵尚志指示时任珠河县委书记张兰生说：“让小万(于保合)到三军被服厂去筹建电讯学校，用缴获的电台作教具，以后再调人去学习，这是一项很重要的战略任务。”张兰生随即进行了安排。
根据赵尚志的指示，1936年初夏，时年23岁的校长兼教官于保合，17岁的女战士于岩秀，在炊事员王把头的带领下来到了三军被服厂，开始筹建电讯学校。
一个多月后，三军司令部少年连的5名战士奉命报到，并带来了李兆麟、戴鸿宾率部袭击老钱柜时缴获的一部电台，还有电池和一些附属零部件。
校长于保合带领战士们经过认真踏查，最后决定将电讯学校建在张木营子附近，东岔河西侧的一片密林深处(现朗乡林业局新东林场学校南50米处)。这里绿树掩映，流水潺潺，向阳背风，出行方便。
在于保合、王把头的指挥下，战士们紧密配合，就地取材，干得热火朝天。他们有的伐木，有的和泥，有的砍房架子，还有的在房基前掘水井，捡石板搭炕，垒锅台…….
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一座木克楞房终于建成。房子虽然不大，但它既是教室，又是宿舍和饭堂，一切条件都很简陋，但毕竟有了栖身和学习的场所，战士们都感到很高兴、很充实。8月下旬，学校正式上课。
电讯学校共有学员9名，除5名来自三军司令部少年连，其他4人则是来自六军和独立师(十一军前身)。他们当中最大的19岁，最小的才16岁。再加上于保合和炊事员王把头，学校一共11人。
三、六军派来的基本都是党员，加上于保合，一共7名党员，成立了一个党支部，于保合任党支部书记、校长兼教官，马玺贵任学员队长，协助于保合工作。
于保合早年曾在苏联学习过无线电技术，可以说是个行家里手，他对办好电讯学校充满了信心。
学校开设了三门课程，其中有技术课、文化课、政治课。学员们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们的学习劲头却很足。白天有听不懂的问题，晚上他们在煤油灯下，耐心向教官请教，有时学员们还互相提问，不断巩固所学的知识。
时间过的很快，一转眼，已经上课3个多月时间。这时，赵尚志总司令又传来命令：“将电讯学校与伊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合并。”
1936年12月，电讯学校的教官、学员背着电讯器材和给养，在三军六师师长张光迪同志的带领下，离开了他们亲自创办的电讯学校，一路顶风冒雪，躲避盘查的日伪军，步行八九天，来到了伊春军政学校，又开始了崭新的学习生活。在这里，学员们除了继续学习技术和文化课外，还重点学习了军事、政治课，大大提高了技术水平和军事政治素质。
抗联电讯学校的成立，为小兴安岭抗日武装队伍培养了一批无线电优秀人才，为消灭日寇，光复东北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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