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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郭延冰

原标题：《蓝色骨头》：崔健的更年期

《中国新闻周刊》文｜杨时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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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艺人的谱系之中，崔健是不能黑的。

时代、媒体与他周围的那群圈内大佬朋友们，有意无意为他塑造起了这样一种形象。他的周围有一圈高墙，当他被需要，他就被人们升上旗杆，挤压出意料之中的表态之后，再被降落回提供着保护的形象长城之内。他从未真正意义上地被质疑、被批评、被仔细分析，他只能被远观、被崇拜、被加诸敬语。无论他自己愿不愿意，他都一直稳坐神龛。

就这样，崔健周围的那群大佬们害了他。他们永远不会告诉老崔，他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比如这一次。他走出了自己熟稔的音乐领域，进入电影这个低受众门槛，高资本回报率，更加娱乐化的沙场之后，他就不再是神。市场会给他一记响亮的耳光，而知识界其实也不会像对待他的音乐那样保持真心的敬意。

崔健犯了所有导演处女作都会犯的错误，甚至比那更甚，因为他是以“教父”的身份介入其中的，他不可能真的把自己归零从头学起，团队也不可能像辅佐一个真正的处女导演那样提供真实的意见。所以，崔健给出了这样一个自以为是，与时代脱节，但自己又莫名兴奋的作品。

崔健说，希望人们忘掉导自己的标签。那么好，这样一来，这部电影就彻底什么都不是了。《蓝色骨头》用一种碎片满地的叙述方式，讲述了关于两代人倾诉、倾听、理解的故事。这是文学中一个经典的主题。而对于崔健来说，这个主题近乎一块心病。在此之前，他拍摄的手机短片《修复处女膜的年代》中，就呈现了一个类似的主题。一个城市边缘女孩，探究父母与祖母的经历与隐秘，以此获取自己关照世界的角度。某种程度上说，《蓝色骨头》就是一个复杂版和拉长版的《修复处女膜的年代》。一个与正常社会格格不入的中二病文艺青年，一个隐藏着半生秘密的前特工父亲，一种缺乏基本沟通的亲子关系，上一代人被政治扭曲，下一代人被金钱拧巴。崔健企图用这种两条线交织的闪回，呈现时代与人心的变换以及两代人的和解。

必须承认，对于历史线索的呈现，崔健是熟稔的。一个荒唐时代的压抑与人性抗争，暴戾的政治对于人性的毁坏，这些都是信手拈来的。但是一旦涉及当下，崔健就显得力不从心，他的表情像一个不会玩智能手机的长辈一样充满迷茫，而他就不得不用自己熟悉的内容进行填充以巩固自尊。

对于当下这条时间线中的故事，崔健只能依靠极其片面的现实经验与观察，搅拌着大量想象来描述如今都市年轻人的生活与想法。无论气息还是细节，都是失实的。男主角钟华的设定是一个背景悬空的中二青年，完全不交代他与现实的关系，只盲目给出一个脸谱化的精神图谱。顶着一嘴小绒毛，戴着一副geek的眼镜，整天保持着看不惯全世界的表情。他被描述为贫穷且坚持自我，但你会发现，他拥有设备齐全的录音棚，可自由支配的财务和时间，可以与全世界音乐爱好者随时交流沟通，这就是崔健心中当代都市屌丝的形象，不得不说，老崔脱离生活的基本面实在太久了。而更致命的是，你最终会发现，这个孩子其实只是一个暂时扮演成叛逆青年的低配版啃老族。他的父亲先是某种程度上从特殊的政治时代中获取了利益，后来又以此做了资源转换成为市场经济的既得利益者，最终还给儿子留了一笔可以让他高枕无忧的钱。除却这些意识层面的单薄，对于一部现实题材的电影，崔健在对待细节上，缺少最基本的扎实功力。女主角萌萌的电脑中毒了，钟华拿了个u盘插上一秒钟就解决了问题，你拍的是科幻片吗?更不要提，男主角的父亲当年被枪打掉一个睾丸，还能带着儿子骑上摩托扬长而去的情节了。

碍于资本量和圈内资源以及崔健自己的好恶，他选的主要演员都过于年轻，几乎不会演戏，都操着僵硬的姿势和缺乏抑扬顿挫的台词。男主角永远只有一种表情，女主角跳个艳舞都像犯胃病一样扭来扭曲。全片中会演戏的只有一个果静林和半个毛阿敏。张宝全作为制片人之一，一边给崔健面子一边尽力省钱。几乎所有场景都在自己旗下的今日美术馆拍摄，室内用他们的咖啡馆和办公区，室外用他们的大院。

除了要表达的两代人倾诉和理解的主线，崔健还缺乏节制地倾倒进很多自己的观点。一会控诉记者拿车马费，一会指摘音乐盗版和网络病毒，这种幼稚的表达方式，如果换个导演，就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大屏幕上。这也就是资方卖给崔健一个面子罢了。崔健还当真以为切中了时代的要害，其实都是时代的盲肠。人们早就不屑于谈论的问题，崔健还正儿八经地控诉。

崔健是一个在演唱会上连自己的成名作都要彻底重编的人，他拍的电影注定不可能只老老实实讲故事。他愿意玩儿点形式。这一次他把现代舞、变奏与肢体表达的情绪用后现代拼贴的方式穿插在一起，这显得无比矫情而突兀。生怕人们不知道这是一部具有艺术家气息的作者电影。

如果说，以前的短片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实践，那么这一次，崔健犯了所有处女导演都犯过的错误——太想把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一股脑强塞给观众，天然认为自己热爱的事物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内容。他天然不会考虑观众太多，那既然如此，观众也就不会考虑你。不要说你不在乎票房。把电影送入院线，作品就具备了商品的基本属性。就像我们要尊重艺术一样，我们也必须同样尊重资本。你不能一边去往各个城市做推广，手中捧着“大麦”上台，一边又表达对票房的不屑。这是个金钱观愈发实际的年代，唾弃票房不天然等于艺术水准的精良。

残酷地讲，在某种程度上，崔健的使命和功能已经结束了，早在1990年代的转型期中，他完成了自己使命的最后一枪。当时代彻底不再纠结于所谓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时候，崔健就无从表达了。如果说，1980年代，崔健用歌曲撕开了政治铁壁的一道口子，那么1990年代，他仍然清醒地面对且切准了商业时代到来之前潮汐的咸腥。当年，一切都是敌我分明的，人们要做的只是简单的判断与站队。崔健作为一个先知先觉者，以勇气以及懂得与政权互动的能力与运气，成就了自己。但当下，实际上比过去那个年代更为复杂，这个巨变的时空是个碎片化的时代，信息过载，去中心化，阵营逐渐在微缩，个人化表达已经大面积降临，人们不再需要固定的旗手和代言人，对于这样的变化，崔健感受得到却无力捕捉，更无力表达，他会发现，对这个时代的发声与批评，很难找到一个牢靠的抓手与支点。善于打阵地战的崔健陷入了一个每个人都是游击战士的时代，他拔剑茫然四顾，却根本找不到一个具体的敌人。当他刚开始严肃地提出问题，就发现似乎每个人都在嘻嘻哈哈。

当然，当年的那个庞大而坚固的一号仍然还在，但它已经换了衣装。人们不再用死磕的方式竖起中指，也就是说，如今的时代，不再具备同仇敌忾的结构性基础。崔健曾经的攻击套路，在当下已经完全失效了。就像他自己在这部《蓝色骨头》里所说，“这是一个鸟想游泳，鱼想飞翔的时代。”这个时代，崔健把握不了。这并不单单是崔健的问题，和他同龄的这一批艺术家都在面临尴尬的更年期。他们絮絮叨叨地描述自己年轻时代的重大命题，对年轻人说着对方根本无意理睬的观点。而一旦他们尝试对当下发声，就会发现，基本上文不对题。

崔健说，《蓝色骨头》筹拍时，市场与现在不同，现在是钱找人，当年是人找不到钱。是的，现在国产电影票房井喷，但问题是，即使你现在拍这样一部电影，钱仍然不会搭理你，你仍然找不到钱。钱是检验一部电影的指标，虽然只是之一，但却是一个不撒谎的指标。它不像崔健的那些圈内大腕朋友们，聚集到点映场，用一些虚头巴脑的褒义词夸赞崔健，但不创造任何实际价值。

一部电影的票房低迷就直接证明受众不需要这个产品。它没有与观众产生最基本的共鸣。某种程度上说，这说明观众成熟了，很难再被欺骗，崔健在音乐上的名声不足以平行位移至电影领域。又何况，他也根本不具备韩寒与郭敬明那样的粉丝基础。更可怕的是，崔健已经连续9年没有发布过新专辑。他在音乐领域也缺乏声音。有些城市的演唱会曾因为售票过少而被迫取消。

这几年，崔健基本是以一个发言者的姿态出现的，而他之所以能用这个身份，靠的还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的名声。无论愿不愿意承认，崔健都是一个艺人，一个标准的靠音乐演出吃饭的艺人。他的作品要被人买单才是王道，不然就会销声匿迹。有个人说，文艺不能只依附于市场。是的，文艺首先是独立表达自我的工具，但问题是，职业文艺工作者必须把表达自我的作品推向市场。它或者依附于市场或者只能依附于权力。崔健是不可能向权力靠拢的，所以市场是他的唯一出路。他曾经很清醒，自己是1990年代流行文化的产物，所以才可以走得这么远。但现在，他的市场地位其实已经岌岌可危，他愈发“博物馆化”。

不知道对于这些，老崔自己是否有着清醒的认识。但至少，他对于更年轻一代的认知上确实存在一些错位。在被同龄的圈内大腕吹捧的同时，崔健近年来对于一些90后产生了过于乐观的想象。他自己或许有些感觉，1980年代生人的这一批受众，对于自己愈发失去兴趣，而他认为更年轻的一代人反而更愿意了解自己。但这种回光返照一样的征兆的原因却与崔健本人的幻想完全不搭调。

崔健认为，这些年轻人更加理解自己音乐中的内容，对于自己那一代人的历史有着更加浓厚的兴趣，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看看那些选秀节目中翻唱崔健的90后，要么把他凌厉的切分改编成粘腻的撒娇，要么把当年冲破人性牢笼的渴望改编得像教室中早恋学生互递小纸条的小清新情绪。这些年轻人只是单纯借用了崔健某几首传唱颇广的歌曲的旋律，然后颠覆了原本的情绪。他们甚至没兴趣了解那些歌的背景，只是单纯地觉得那些作品有着逝去的革命时代的酷烈闪光。那是单纯视听审美意义上的挪用，而非精神维度上的回溯。这就如同那些穿上红卫兵服装拍摄结婚照的年轻人一样，实际上，他们只是觉得那些军装有某种复古情调，他们甚至从未听说过那段历史和红卫兵这个名词。他们的父母一代拍案而起的时候，这些年轻人实际上根本不明就里。崔健就如同那些年轻人的父母，以为他们唱着自己的歌，就是对自己的认同，实际上，他们早就抽空了其中的所指，只留下一片巨大而虚无的能指。崔健对于他们来说，就像一件复古的衣服。他们不想了解那个时代，只想消费那个时代而已。

在《蓝色骨头》中，崔健安排了男主角钟华每天都皱着眉头去探究父母一代的经历，最终终于理解了父母。这是典型的一厢情愿。对于这样的年轻人的设定与其说虚构，不如说近乎捏造。

崔健要做的是再次真正地切入现实，而非因为害怕被现实改变而逃避与现实发生关系。

当下，除去他的音乐与电影事业不说，他的商业化道路也没有任何进展。在拒绝了众多主流选秀节目的邀约，拒绝了诸多可以代言的广告合同之后，却莫名其妙地选择了一款国产山寨手机绑定自己的形象。这种奇怪的授权方式完全就是对于当下时代判断失焦造成的。他不是不懂得妥协，在中国，如果你真的不妥协，你就不可能走到今天的状态。他只是妥协到了一个诡异的方向上。他认为会使自己加分的东西根本没有动静或者都是负分，他觉得会影响自己独立性和形象而拒绝的东西，其实反而会使他向上一步。冯小刚的那届春晚，崔健如果可以登上舞台，对他来说，那或许是又一次发力的契机，但最终还被那个多嘴的胖子搅黄了。

有个细节，很少有人注意。刚刚结束的《中国好声音》第三季上，汪峰有一段发言。他说，“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想像崔健那样，三十几岁的时候想像鲍勃迪伦那样……”这段话是汪峰有感而发的临场表达。在他的内心深处，如今，自己早已经超越了崔健的影响力。有人或许会嗤之以鼻，但这就是事实。中国的摇滚乐界，真正走出来的只有汪峰。他毕竟写出了这个伪中产时代那一点点装逼的矫情劲儿。他被人嘲讽，被人消费，就是因为他与时代发生了结结实实的关系。换句话说，人们都懒得消费崔健。

崔健是个音乐家。他首先是音乐的，其次才是政治的。他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先谱曲，然后再一点点填词，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一点，总以为他是为了传达自己的观点，而粘贴一点音乐以便使自己的观点更具动感。这都是误会。就如同《蓝色骨头》电影中的一句台词，“她承认自己是革命化了的文艺青年。”这一点也适用于崔健本人。但问题是，缺乏像样新作品的崔健可能愈发走向“文艺化了的革命青年。”这一点有些可怕。

他要做的，是别再把自己耗费在力不从心的电影上，折磨观众也折磨资本方，任何人都无权让别人为自己的梦想买单。这种电影不创造商业价值也基本不具备艺术价值，更遑论思想性。强迫人们去为“情怀”买单是近乎可耻的。崔健把心思放到音乐上，比什么都强。即使他再写不出超越当年的东西;即使他不屑像汪头条那样飞得更高;即使他变得像窦唯那样神神叨叨和虚无，也总比像现在这样好得多。

我们回头看看，《蓝色骨头》到底产生了哪些价值?第一，他直面了当年压抑时代的精神气息，第二，让同性恋话题羞羞答答地走进了中国院线。对于第一点，很多电影都已经做到过，至于第二点，或许顾问谢飞比崔健的作用还要大一些也不可知。

那么这部《蓝色骨头》就只剩下为有点闲钱，有点时间的老男人观众提供平台，以表演自己所谓的“情怀”，让他们看后互相隔空撒娇，声称自己被深深触动，实际山，在电影院里受了多少罪，他们自己清楚。但当他们走出影院，还一定会为这部电影打高分，不然就显得自己逼格过低了。因为崔健怎么能被质疑呢?对于崔健来说，这才是最深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