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忠犬七公
“他们冤枉了一个无辜的人！”在《我控诉》的开篇，被指控犯下叛国罪的犹太裔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对着周围的人大声疾呼。
这是电影《我控诉》里的台词，同样也是最能传递出导演波兰斯基心声的一句话。波兰斯基的这部电影从传出开拍起就争议不断，后来，争议又从威尼斯电影节的评审团大奖一直蔓延到法国的凯撒奖。
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我控诉》被某些媒体称为“无耻下流”。在凯撒奖的颁奖典礼上，当颁发到波兰斯基获得最佳导演奖时，《燃烧女子的肖像》的女主阿黛拉·哈内尔与导演瑟琳·席安玛，立即起身愤然离场，以示抗议。
国内对这部电影的评论环境也很不友好。在豆瓣上，大量还没有看过《我控诉》的观众纷纷给出了一星差评，分数一度被压低至6.3分。甚至在《我控诉》资源流出后，还有字幕组声明绝不做该片的字幕，以示抵制。而另一部分观众则认为艺术和道德应该加以区分，没看过电影不应该进行情绪化评价。
借用一位网友的评论，那就是“字幕组做也挨骂，不做也挨骂”，电影之外的干扰因素实在太大。
导演的道德是道德，作品是作品，两者应该区别看待，这样的持平之论听上去确实有道理。但是具体到波兰斯基的《我控诉》上，回避导演的个人问题，无助于看懂这部电影。
《我控诉》中台词流露的微言大义，牵扯到波兰斯基对于自己指控的辩护，很有几分“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的意味。
那么波兰斯基是不是内心阴暗、以玩弄女性为乐趣的变态？身为观众的我们还是应该回到《我控诉》里去找寻答案。
发生于1894年的德雷福斯案，起因是法国陆军的一名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被指控犯下了叛国罪，并被流放到偏僻的魔鬼岛。
可是法军反间谍处的处长皮卡尔发现了此案的一些疑点，面对这些疑点，皮卡尔力主重审此案。但是为了维护法国陆军的形象以及经手的各级军官的脸面，皮卡尔遭到了排挤，甚至被派到战场上执行自杀式的任务。
然而德雷福斯案的相关信息却被披露在新闻报纸上，它让整个法国分裂了。上至政府和军队高层，下至普通民众，分裂为有罪派和无罪派，也由此衍生出了关于德雷福斯案件真相的多个版本。波兰斯基对这段历史稍加剪裁，以皮卡尔为主视角展示了这起冤案。
由于当时法国的排犹风气浓厚，对犹太人敌视情绪很强，所以对于德雷福斯被冤枉这件事，很多军中的军官都毫不在意，他们甚至会顺应排犹的风气主动编造假的证据。所有的人都对真相三缄其口，除了执着的皮卡尔。
在《我控诉》里，相关的军官表示“公众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真相”。事实也确实如此，对于德雷福斯案可能面临重新审判，不满的民众纷纷表示抗议，因为他们的心里早已认定，只有犹太人才能干出这种叛国的罪行。
电影中还专门用镜头描绘了民众的愤怒。为了反对重审德雷福斯案，他们举火焚烧报纸，投掷石块砸碎犹太人住所的玻璃，这与其说是19世纪末的法国排犹场面，倒不如说是20世纪纳粹排犹浪潮里的“水晶之夜”。对于逃脱纳粹魔爪的波兰斯基来说，那是他挥之不去的童年噩梦。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是面对自己的良知，在事实真相和服从命令之间，皮卡尔选择了说出真相，于是有了作家左拉的那篇力透纸背的《我控诉》。左拉的长篇大论构成了全片的高潮部分，随后迫于舆论的压力，德雷福斯案再次重审，几经波折，最终沉冤昭雪，前后竟达12年之久。
回到导演波兰斯基身上，他和德雷福斯一样是犹太人，同样也没有经过正常的司法审讯流程定罪，可以说是同病相怜。片中部分台词的安排往往一语双关，波兰斯基是在用这种手法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从影片质量来看，《我控诉》远远算不上波兰斯基的一流作品。它工整老派，含蓄中夹杂私人情绪，这份情绪破坏了全片沉稳的基调，过于煽情和肉麻的庭审段落，显示了波兰斯基的怒气和压抑。
假如换一个一般的导演来评价，《我控诉》可谓是一部上佳的作品。但是作为波兰斯基的作品，既没有《唐人街》的无懈可击，又缺少《苦月亮》的深刻犀利，更别提《水中刀》里强烈的个人风格。只能说四平八稳略显保守，夹带私货格调不高。
现实的千夫所指，到底还是影响了他的创作心态，自从2013年的《穿裘皮的维纳斯》之后，波兰斯基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没能拿出高水准的作品了，这部备受抨击的《我控诉》，终究只能归类到波兰斯基作品的第二梯队里。
在《我控诉》里，法庭上的徳雷福斯陷入了一个怪圈：“按您的逻辑，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符，则证明我有罪；如果我的笔迹与信件相悖，却同样证明我有罪。”真相与否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徳雷福斯这个犹太人，必须被绳之以法，尽管他是无辜的。在波兰斯基看来，1977年他被指控性侵一名13岁女孩的处境与之类似。
面对性侵的指控，波兰斯基竭力辩解。在最终审判结果公布之前，担心审判不公的波兰斯基选择了逃亡欧洲，从此背上了逃犯之名，再也不敢踏上美国的土地。
在2008年的纪录片《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中，波兰斯基深感委屈，从始至终，他都不认为自己做错了。
早年在纳粹魔爪中死里逃生的经历，后来妻子惨死于邪教之手，加上作品里多以惊悚恐怖甚至血腥等元素见长，波兰斯基在不同语境下受到的评价完全两极化。欧洲媒体带有悲悯地视他为才华横溢的电影大师，而美国媒体则视他为性侵逃犯。
在欧洲发展的日子里，波兰斯基的作品水准始终忽高忽低，直到2002年的《钢琴师》。这部以屠杀犹太人为题材的电影，是波兰斯基直面心魔之后的产物，让他重新获得了世界性的赞誉，也算是弥补了他当年推辞执导《辛德勒的名单》所留下的遗憾。
2009年，在瑞士的苏黎世机场，波兰斯基被瑞士警方逮捕。当时各国的影视界以及知名政要联名请愿，其中包括西班牙导演阿莫多瓦、德国导演文德斯、导演安杰伊?瓦伊达以及王家卫等过百名电影人声援，要求无条件释放波兰斯基，最终波兰斯基获释。
在《我控诉》里，德雷福斯出狱之后，面对已经提升为准将皮卡尔，表示自己的军衔应该提升为中校而不是少校，对于这起冤案德雷福斯始终耿耿于怀，可是皮卡尔告诉他：“时过境迁，局面已经变了。”不知不觉中，波兰斯基所面临的局面也变了。
好运并不能总是围绕着一个人打转，这些年站出来指责波兰斯基性侵的，远远不止1977年那位少女。
2010年5月，演员夏洛特·刘易斯（charlotte lewis）称她被波兰斯基侵犯，当时16岁的她正在参与拍摄波兰斯基的《海盗夺金冠》（pirates）；2017年，一个名为robin m的女子召开发布会，通过其代理律师发布声明：1973年，她曾被波兰斯基性侵犯，当时她只有16岁……
多名女性站出来指责波兰斯基性侵，然而这些指责要么过了法律追诉期，要么缺乏证据，这些控诉被波兰斯基的律师一概斥之为编故事。
在me too 运动席卷全球的大背景之下，背负着多起性侵指控的波兰斯基，也从最初的业界力挺变为划清界限，昔日风光无限的电影大师成了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过街老鼠。在这种氛围下，凯撒奖上有人离席抗议自然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波兰斯基有罪吗？在没有经过正式司法审判之前似乎不能确定无疑，围绕波兰斯基性侵案的不同说法，俨然如罗生门般真伪莫辨。尽管1977年指控波兰斯基的受害者已经宣布原谅了他，并且愿意出庭作证，但是深陷道德与法律的漩涡，波兰斯基已经没有全身而退的可能。
热爱他的影迷，不一定会在意他的瑕疵，而反感他的观众，注定了不会原谅他的举动。对于《我控诉》的评价，伴随着一星和五星之间浮动的，正是波兰斯基那苍白无力的自我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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