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生活中，战争正在对儿童的身心造成沉重的影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在3月7日的声明中指出，逃离乌克兰的难民中有数十万儿童，其中“许多人无人陪伴或与家人失散”。《卫报》一篇标题为“孩子们有权知道这个世界并不总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如何与您的孩子谈论永久危机”的文章引用了一位全职爸爸与女儿的对话。吃早餐的时候女儿问：“如果发生了核袭击，我们该怎么办？”爸爸说，这个问题让他回到了自己的童年，那个时候这是一个真正存在的问题，每个人都知道应该躲在桌子或楼梯下面。

今天的“儿童文学通识课”专栏第2期，我们把目光转向关于“二战”的两本儿童文学作品。通过对比，看看作家应如何书写战争，以及他们该不该将战争最黑暗的一面展示出来，这种展示究竟会不会冲撞儿童的天真与无知。

*下文的作者是子葭，她和专栏另一位作者桑霓的专业都是比较文学，“儿童文学通识课”专栏中的文章来自他们在牛津大学做访问学生时上的儿童文学课。每一篇文章都是与教授一对一进行一个多小时的讨论后完成的，经历了大量的资料查阅、找思路和列提纲的过程。包括“童话故事里的人和动物”“童话的改编与流传”“儿童文学如何在电影中呈现”等，探究作品背后的文化因素和它们真正想表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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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to write poetry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这是德国哲学家阿多诺1949年在《文化批判与社会》一文中提出的名言。人们该如何言说奥斯维辛？如何理解与表达纳粹大屠杀？很多人认为，纳粹大屠杀的极端非人道性质与其带来的伤害使得它几乎不可能通过文字来真正描述与展现，在成人文学中如此，在儿童及青少年文学作品中更是如此——以至于有些人认为，孩子们在童年时应 “免于”了解这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注：纳粹大屠杀指纳粹德国及其协约国对近600万犹太人进行的种族灭绝行动，并不只指集中营，也包括更早期的手段）。

与之相对的观点是，以在第三帝国（纳粹德国）生活的孩子为主角的青少年文学，或许可以为展现纳粹大屠杀提供一种“修辞”。研究现代犹太文学的内奥米·索科洛夫（naomi sokoloff） 曾提出，“孩子们对大屠杀事件全貌一知半解，有助于缓解成年叙述者在语言和艺术表达方面的挣扎……儿童角色的塑造帮作者回避了对这种无法被理解的邪恶进行阐释”。这一论点体现出“二战”文学和影视对儿童形象的典型塑造：纯真（innocence）、无知（ignorance），因而无法完全理解绝对的恐怖与灾难。

今天要讨论的两部小说，《弗里德里希》（friedrich）和《最后一程》（the final journey），都是“二战”儿童及青少年文学中的著名作品，他们的叙述也都围绕着典型的“无知的”儿童主角展开，通过逐渐将地狱般的现实中暴露在儿童的视角中，展现大屠杀的残酷。两位作家的叙事策略虽有相似之处，却传递了两位作者不同的潜台词，反映了他们对于青少年读者的期待。

儿童的无知与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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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德]汉斯·彼得·里希特 著。暂无中文版。

《弗里德里希》，首次初版于1961年，被认为是最早面向儿童读者展现纳粹暴行的小说之一。故事以第一人称讲述，从不知名的“我”记事开始说起，讲述了非犹太人的“我”与同龄犹太好友与邻居弗里德里希从1925年出生到1942年的故事，也随之展现了当时德国社会对犹太人愈演愈烈的迫害——最终导致17岁的弗里德里希及其全家人被捕、死亡。

读者见证了弗里德里希在面对持续的压迫时表现出的困惑，以及他从一个聪明而天真的小男孩成长为一个沉默而痛苦的受害者的过程。作者汉斯·彼得·里希特（hans peter richter）以日常生活中的事件为中心，利用弗里德里希的天真无知的视角，为读者从不同角度补充了有关当时犹太人处境的历史事实。

书中的弗里德里希一开始对纳粹反犹本质都是不知情的，在第一次经历羞辱后，他才真正开始了解纳粹。这一段经历发生在书中《德国少年团》一章，时间背景是1933年。时年8岁的弗里德里希很天真地想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因此违背了他父亲的意愿，并陪着叙述者“我”参加了一次周三例行的“俱乐部之夜”。作者有意通过描写弗里德里希为了融入组织而进行的打扮和出发之前的兴奋，唤起对希特勒青年团洗脑目的有所了解的读者的怜悯之心。并不意外的，弗里德里克在青年团遭受了冷遇与羞辱，他离开时的落魄与痛苦与他一开始快乐和纯真的愿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尽管现在的读者很难想象弗里德里希试图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举动在现实中真的会发生，但学者们考证，希望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在街上扛旗子、唱军歌，对于犹太儿童来说，并不是那么不寻常。这段故事与其历史背景展现出，不仅仅是弗里德里希这个虚构人物在邪恶面前毫无保留地表现出他的天真和无知，事实上，生活在当时的所有犹太儿童，都需要通过对残酷现实逐渐有清醒的认识来消除无知，而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痛苦。

《弗里德里希》的潜台词：对“平庸之恶”的逃避

值得注意的是，弗里德里希并不是书中唯一的主要儿童角色。“虽然弗里德里希是叙事偏重的人物，且被历史创伤主导了他的个人生活，但他的性格并没有得到深入发展”，正如修辞学教授海格·博斯马金（haig bosmajian）在他分析二战青少年文学的书中所强调的， “弗里德里希可能是年轻读者的主要兴趣所在，但最需要辩证研究的是那个未命名的叙述者”。这个在书中与弗里德里希同龄的叙事者“我”，也展现出了对犹太人被迫害这一事实的无知，而作者里希特为这种无知辩护的倾向，暴露出了他的作品中值得质疑的潜台词。

一方面，当弗里德里希和叙述者还是孩子的时候，叙述者就清楚地意识到犹太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以及如何保护自己不与其他犹太人有太多牵扯。在书中，在1933年，当纳粹第一次通过抵制犹太人工商业进行了全国性的有计划反犹行动时，两个孩子路过因此而受影响的犹太人文具店，弗里德里希大声向店主打招呼，而叙述者 “只是向他点头示意”。

而另一方面，叙述者在成长过程中对犹太人受到的迫害程度的加剧却保持懵懂。他需要弗里德里克告知他犹太人不能进入电影院的事实，而长大之后的叙事者更是参与了一次纳粹组织的破坏犹太人工坊的行动。作者对这次行为的描述却似乎在否认他本人有意识的道德选择，只是着重于突出他的从众心理： “所有人都散开了……我被拉着和人群一起……这一切都奇怪地令人激动……”。即便参与了破坏行动，日后当“我”目睹弗里德里希的家以同样的方式被人群摧毁时，却显得非常困惑和震惊，暴露了叙事者对自己的行为如何会对真实的人造成伤害的无知。这一章的结尾，叙述者和他的母亲一起为弗里德里希一家哭泣，这种彰显出他道德意识的正向描写，几乎否定了他也曾是一个主动的犯罪者的事实。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儿童及青少年研究中心的院长佐哈尔·沙维特（zohar shavit）教授在研究了跨越50年的345本涉及纳粹德国历史背景的童书后，惊人地发现这些书籍绝大多数都和《弗里德里希》一样，试图在年轻读者心中区分出纳粹和所谓的“假纳粹”——坏事都是邪恶的纳粹分子干的，他们是唯一应对犹太人所遭遇的残酷迫害负责的人，而其他绝大多数德国平民都是善良的，只是被逼迫加入纳粹团体，或是被洗脑了。

换句话说，他们似乎在把纳粹和德国人的概念分开，用这样重复出现的叙事表示，“我们德国人自己并没有主动参与并对犹太人造成痛苦”。因此，作者里希特反复强调叙述者“我”幼儿般的无知，暗示“不知者无罪”，是一种应被批评的叙事策略。他试图将德国人的责任分包出去，拒绝直面在真实的历史中，绝大部分普通人也曾是罪恶帮凶这一事实。

《最后一程》的号召：儿童的觉醒与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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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程》，[德]古德伦·鲍瑟王 著。暂无中文版。

《最后一程》由德国儿童文学及青少年文学作家古德伦·鲍瑟王 (gudrun pausewang）所著，她最有名的作品是在20世纪80年代（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前）创作的反核武器小说《最后的孩子》和《穿过云朵的少女》（这两本都有中文版），是全球最早涉及到核战争题材的作家。鲍瑟王很明显是一个不惧艰深题材的作家，《最后一程》一书的故事更是直接涉及奥斯维辛集中营内发生的大屠杀，这一在大多数的二战儿童文学中被回避的主题。标题中的“最后一程”即指的是犹太人被送上开向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火车后的那段路程，也是本书故事发生之处——在书的最后，火车上幸存的妇女儿童被送入了毒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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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孩子》和《穿过云朵的少女》中文版封面。

大概也是为了弥合真实的大屠杀和文字重述之间的巨隙，既把文字信息作为事实知识来呈现，又激发青少年面对这现代欧洲历史上最可怕的事件的想象潜力（以补全文字无法传达的内容），鲍瑟王强化了她的儿童主人公的无知，以便建立对大屠杀的叙事。

书中的主人公爱丽丝已经12岁了，但因为生活在对她过于有保护欲的家庭，对她自己所处社会的政治及军事环境仍带着几乎不真实的天真。当车厢内的一个年长女孩丽贝卡（rebecka）问她是否知道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所遭受的不公时，她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知，甚至质疑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也正是在驶向奥斯维辛的火车车厢内，她越来越意识到家人们告诉她的那些遮掩真相的故事背后的缺陷。

鲍瑟王通过爱丽丝的觉醒，展现了在第三帝国做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而书中的爱丽丝又将经历怎样的多重痛苦——重新认识她被蒙在鼓里的过去中那些真实的痛苦，直面火车上的非人道条件所带来的痛苦，以及未知的目的地所带来的恐怖。同时，读者见证了爱丽丝的成长，从被动听从祖父的指示，到积极寻求关于真相的知识，最后拥有了自己思考和做决定的能力。

然而，这种本应持续的成长却被无情地切断了——在爱丽丝这一段自我发现的旅程的尽头，即火车的目的地，是死亡。在书中，大屠杀有计划的暴力与爱丽丝无辜的儿童视角形成了一个极端的对比。作者鲍瑟王指责了大屠杀的终极邪恶，也通过描写火车上的极端环境（严重超载，没有食物和水与任何卫生设施，导致很多体弱的犹太人死在车上，包括爱丽丝的祖父，试图逃离者也会被射杀）让读者对这一段犹太人的真实遭遇有所了解。

同时，鲍瑟王通过描写爱丽丝家人对她造成的爱的伤害——用一个精心编造的系统来“保护”她，对身边的亲人消失的原因三缄其口，让她无从了解纳粹主义的残酷现实，导致爱丽丝几乎完全丧失自我认同——展现出她坚持认为儿童对历史和社会中曾发生的黑暗真相有知情权的态度。这也是鲍瑟王认为与大屠杀有关的儿童及青少年文学作品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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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铁丝网上的小花》插图。

在无法想象的邪恶面前，同样无知的成年人

如果说儿童的懵懂是可以理解的，这两部作品则都展现出，在现实中，对即将到来的迫害一无所知的不仅是儿童，还有成年人——而成年人的无知才是最致命的。

在《弗里德里希》中，“我”的德国父亲加入了纳粹党，然后向弗里德里希的父亲施耐德先生透露了他从正在进行的会议中了解到的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行动的计划，用几乎无可辩驳的语气要求施耐德先和他的家人离开德国：“想想你的家人，施耐德先生，离开吧！”当施耐德先生表现出拒绝这个建议的倾向，他立刻试图进一步告知他犹太人在这片土地上即将迎来的悲惨未来，打断施耐德先生并质问他： “一切迹象都表明，能早走一天是一天，施耐德先生，你为什么不能把握住这一点呢？”然而，施耐德先生一次又一次地无视邻居的警告，坚持说： “我们的自由可能会被削减，我们可能会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但至少我们不必担心人们会无情地杀害我们......你设想的情况不可能发生，在二十世纪不可能！”

施耐德先生不仅对作为犹太人生活在德国的悲剧未来一无所知，甚至似乎有意选择保持这种无知，坚持他不合理的乐观信念，履行他心中作为德国人留在德国的道德义务。不幸的是，他的邻居的“设想”成为事实，正是施耐德先生的选择使这个家庭走向了灾难。施耐德先生的最后一句话是对自己的无知的反思。他在被抓时试图对他的邻居说：“你是对的，先生……”，但他的话被纳粹士兵的拳头打断了。

犹太人父亲的无知被指责，而“我”的纳粹党父亲几乎被描绘成一个为了保护邻居而冒巨大风险的英雄。当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作者似乎在暗示犹太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们的命运负责。正如海格·博斯马金所总结的那样，“里希特希望年轻的德国读者认为纳粹时期的父母和祖父母一代是在纳粹主义之下无能为力的‘好人’”。里希特试图在文本中进行的纳粹与假纳粹，纳粹与德国人的区分，也反应在了对成年人的“无知”的利用中。

与施耐德先生和他的固执不同，《最后的旅程》中的成年人似乎对作为犹太人的生活状况有一定程度上更现实的理解。爱丽丝的祖父母一直在为被发现并送往集中营做准备，他们在行李箱上写上名字的首字母，每天晚上做一壶咖啡放进保温杯。然而，行李箱上的标记本身揭示了他们对集中营的生活知之甚少。随着旅程的进行，成人与儿童统一的无知逐渐暴露出来——没人知道目的地在哪里，什么时候能得到水的供应，以及营地里会发生什么，火车上的所有乘客都被迫忍受未知的恐惧。

正如佐哈尔·沙维特所注意到的，鲍瑟王反复提醒读者注意叙事中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以及其视角和知识的局限性。当爱丽丝从无知中觉醒，开始指责她的家庭成员一直在对她撒谎时，成年角色反过来反思自己曾理解的所谓的现实，认识到“现实”也是建立在纳粹的谎言之上的。车厢里的布卢姆先生说：“如果人们知道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相，就好了。”“谁知道我们现在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是否是真相呢？”。鲍瑟王认为，成年人对真实情况的无知包含的不只是像施耐德先生那样的不切实际的希望，也有对未知未来的无限恐惧。

鲍瑟王笔下的故事也展现出，在这种未知面前，大人们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迫成为了天真无知的孩子。在书的结尾，车厢中一个犹太女人对军官的感激之情，歌手刻意使用的香水，以及每个人对淋浴和咖啡的期待，以及爱丽丝对体面地埋葬在途中去世的爷爷和保罗的坚持，在读者眼中都是如此可悲的天真与徒劳。车厢里的犹太人在度过暗无天日的几天后重新见到阳光，立刻燃起新的希望，却不敢联想这几天的悲惨遭遇是否会有所延续，只是尝试短暂忘记与希望相伴的恐惧。

而正是他们的希望最终被难以想象的恐怖所推翻，才造就了这样一个令人震撼的结局：大人和小孩都赤身裸体地站在毒气室里，就像无知而无辜的新生婴儿，等待他们的却是死亡——而所有人都以为龙头里即将涌出来的是生命之水。

“二战”儿童文学的意义：破除无知，反思历史

因为读者对大屠杀的悲剧有基本的认知，书中无知的人物那天真的种种思想和行为进一步唤起了读者的同情。同时，通过阅读这些角色故事，读者也对他们所处的历史现实有更深的了解——如果不是书中的叙述，很多细节对于现代的读者来说都是无法想象的。正如海格·博斯马金所指出的，这类书籍为小读者进行延展阅读做好了准备，促使小读者通过各种渠道面对和反思这一现代人类历史上刻骨铭心的悲剧。

与《最后一程》中儿童角色的觉醒、成年角色对现实的反思相比，《弗里德里希》中两位主人公的成长和对成年人的描写的确颇具局限性，而作者对“平庸之恶”的刻意回避也值得谴责。但不可否认，两部作品都成功地向小读者展示了无法轻易呈现的人性之恶所造成的恐怖灾难，这也应是两位作者最根本的创作目的。《弗里德里希》中展现的犹太人在二十年间受到的迫害，与《最后一程》中几天内火车车厢内发生故事，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了纳粹大屠杀的残酷，尝试带领读者直面黑暗的历史。

当父母和社会往往迟于传授这段难以启齿的历史时，正是儿童文学与青少年文学作品承担了打破无知的责任，给予小读者了解真相的权利，进行反思的权利，也把反对纳粹主义和反战意识种子播洒在孩子们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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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bosmajian, hamida. sparingthe child: grief and the unspeakable in youth literature about nazism and theholocaust. routledge, 2002.

2.pausewang, gudrun. the final journey. puffin, 1998.

3.richter, hans peter. friedrich. puffin, 1987.

4.shavit, zohar, et al. a past without shadow: constructing thepast in german books for children. routledge, 2005. proquest ebookcentral,https://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oxford/detail.action?docid=199669.

5.vloeberghs, katrien. “untimely childhood in literary holocaustmemoirs and novels for the young.” european judaism: a journal for the neweurope, vol. 42, no. 1, 2009, pp. 51–61. jstor.

撰文 | 子葭

编辑 | 申婵

校对 | 柳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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