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青团工作中锻炼成长

从长春回厂以后，已经是弄秋菜的季节，为了帮助家里搞好冬储菜，我请探亲假回家了。父亲接到我回家的电话以后，骑自行车到车站来接的我。从车站到家的路上，是父亲骑自行车带着我走的，因为我不会骑自行车，所以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也不会找平衡，我们走到机务段的时候，我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父亲骑自行车的技术还挺高，他没有摔着。

在回家的路上，父亲告诉我，奶奶来我家住了，因为奶奶有病，七婶和奶奶不太和睦，奶奶不愿意在他们家住了，七叔给父亲来信问怎么办？父亲和四叔研究，因为我妈妈上班，没有人在家陪奶奶，四婶没有工作在家可以照顾老人，父亲的意思是想让奶奶上他们家去，自己拿抚养费给四叔家。可是，四叔回信说他们家地方小，住不开。父亲答应给他们家接一间房，可他们还是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我妈妈对父亲说：“让妈上咱们家吧，就当妈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 七叔接到让我奶奶来我家的信以后，他背着奶奶送到了我们家。

我和父亲到家以后，天已经很黑了，妈妈早就做好了晚饭，家里人在等着我们回来呢。

吃过晚饭以后，全家人在一起聊了好长时间，看得出来，我一回家，全家人都很高兴。我拿出用保健票买的十几个罐头给家里人吃，这都是我平时没舍得吃给家里人留的。两个弟弟吃得很开心，妈妈只吃了一点就推说吃不来那个味道而不吃了，我知道这是妈妈在这个家里几十年养成的习惯，有好吃好穿的她都要考虑老的和小的，妈妈真是个无私的伟大母亲。

奶奶身体很不好，气管哮喘很厉害。妈妈每天要上班工作，还得想方设法给奶奶做点儿好吃的。我在家休了12天探亲假，把父亲单位分的秋菜都弄回了家，渍了酸菜。我还拆洗了家中的被褥，帮助妈妈把家里人的棉衣都做好了。干完了家里的活儿以后，我就回工厂上班了。

回车间以后，我便投入到团支部工作中，先是召开了几次团员大会，把大家的思想集中起来，然后研究了团组织的发展工作，给每个团员都安排了培养对象，制定了发展计划。由于我抓紧了团支部的工作，团组织的活动也就开展起来了。

11月份，全厂提前完成了全年的生产任务，厂政治部决定73年元旦搞一次全厂的文艺汇演。车间党支部研究决定，把参加文艺汇演的任务交给团支部来完成。

接受参加文艺汇演的任务以后，我就开始和支部委员们找歌本儿，写朗诵词，编排节目，每天晚上我们都在501工房里排练到八九点钟才回宿舍休息。好在我们都是单身，谁都没有什么负担，大家排练的积极性都很高。

有几个男青年在车间领导中的印象不太好，车间成立演出队以后，他们在队里表现得很好，为了集体荣誉，他们毫不保留地把技艺献出来。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调动积极性的重要。在这次文艺汇演中，我们连20人表演的歌舞《歌唱祖国》获得一等奖，我个人获得创作奖，得了一支钢笔。

这次文艺汇演，增强了我们车间的凝聚力。这是我们车间第一次在全厂活动中获奖，大家心里都很兴奋，从领导到工人都有一种自豪感。

在团员、青年积极性高涨，车间领导们支持团支部工作的情况下，团支部趁热打铁组织团员、青年开展了“学雷锋、做好事”活动，及时地把青年人的热情引导到思想建设上来。

车间里年轻人多，又都处在个人生活问题的敏感阶段，所以在车间工人中已经形成了一种男女同志不相往来的局面。有几个好整事儿的人，只要看见男女同志在一起，就给造舆论说人家搞对象啦，弄得男女同志不敢接触。针对这个问题，我带领几个女团干部主动到男宿舍去帮助男同志拆洗被褥，缝被子，补衣服。我们的举动，一下子就打破了车间以往那种一个男同志不敢到女宿舍来，一个女同志不敢到男宿舍去的局面。我们的行动不但在车间内部改善了人际关系，而且还影响了五、六、七三个连队集体宿舍风气的好转，人与人之间再不用整天顾忌这个顾忌那个的了，大家都生活在一种和谐的氛围里，精神都很愉快。

1972年我被全厂评为建厂以来唯一的优秀学员（学徒工），我的一张六寸照片和其他7个厂里先进人物的照片一起贴在了一进工厂大门口的光荣榜上。

1973年元旦以后，工厂为了加强装配车间的领导力量，派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指导员崔宝凤。这样一来，车间的领导就配齐了：车间党支部五名成员的分工是：书记兼指导员崔宝凤、副书记兼副指导员常荣、连长关明义、副连长李存发，我任团支部书记。因为装配车间是工厂出成品的车间，从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和完成生产任务的需要出发，工厂领导班子特别重视我们车间的工作。

1973年的春节，为给职工搞福利，工厂从外省采购回来很多猪肉。我在车间买了20多斤猪肉和一副猪的下货带回了家。这一年春节，我家的餐桌上空前丰盛。

在家过年的几天里，我发现父母对志华弟弟的态度很不好。我问妈妈怎么回事，妈妈告诉我，他小小的年纪不学好，这么小就跟邻居家的小兰搞对象了。父母说他，他听不进去。

我知道情况以后，在初四的晚上，站在院子里和志华弟弟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长谈。原来，弟弟的思想问题是背着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

在学校他申请入团，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第一批他没入上。学习和表现没有他好的都入上了，他想不通。他认为反正干得再好也没用，一个成份不好就压住了，还不如玩呢。于是，他每天没事就上邻居家去打扑克，在那里和小兰好上了。他告诉我，他只是感觉和她合得来，愿意和她说话。是妈妈小题大做，他说：“既然谁都知道我们搞对象了，那就搞了呗。”

面对思想还不成熟的弟弟，我从自己的成长过程谈起，和他谈了怎样对待家庭出身问题，讲了人要活得有志气，世上谁都可以看不起你，唯有自己不能看不起自己。我对他说，人活着要有本事，要有能力。有时间要学东西，哪怕是学习学习写字呢，也是收获，能写一手好字也会被人高看一眼。怕就怕你啥也不会，啥本事没有。我和弟弟推心置腹的谈话，他还真的听进去了。他和我说：“姐，你放心，我从现在开始先练字，然后再学习以后有用的东西，我不再和小兰扯淡了，也不再玩了。我一定要争取在毕业以前入上团，在下乡以前学会一样本事，你就看我的行动吧。”

我们谈话以后，我把弟弟的话告诉了父母，他们听了很高兴，我也告诉他们尽量调动他的积极性，多鼓励，少批评，别挖苦，给他一个温暖的环境。

过完春节回厂以后，有一天，厂宣传科通知全厂职工到俱乐部听形势教育报告，大会开始以后，先是由宣传科长介绍了国内外的大好形势，然后请辉南县的领导同志做农村大好形势报告。出乎我意料的是工厂请来做报告的人竟是我下乡的扶民公社党委副书记付国栋同志，和付国栋同志一起到工厂来的还有扶民公社的一把手李立新书记。

付书记在讲了农村大好形势以后，又在大会上专题讲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农村带来的新气象，他把我们集体户的事迹进行了宣传。讲完以后，他又对大家说：“同志们，吉林省先进集体户的老户长，我们公社南关八队集体户的孙艳华同志，因为工作需要，现在已经到贵厂工作了。在这里，我代表扶民的父老乡亲，向为辉南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做出重大贡献的孙艳华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付书记的话在会场里引起了轰动。我这个在工厂没有知名度的小徒工，一下子成了人们寻找的对象。大家都在交头接耳地互相打听着“哪个人是啊？”

付书记在台上这么一说，闹得我在台下很不舒服。散会以后，我想自己先别出会场了，等大家都走出去再走吧，免得大家围观自己。可是，当我最后离开会场走到俱乐部门前时，仍然出现了被围观的局面。原来，很多想认识我的人一直等在俱乐部门前。

离开俱乐部以后，我到厂部去看了公社来的两位领导，和他们聊了好一会儿。我理解领导的一片好心，公社领导栽培我三年，他们希望我能有发展，有进步。是想给我营造一个好的工作环境，用舆论的压力推动我前进。

由于军工企业与外界封闭的原因，在厂里就和在深山里的农村生产队一样，有点什么事情立刻就会传遍全厂，凡来个生人都会被大家指指点点地看着，交头接耳地议论着。因为付书记的这个报告，我在工厂被大家议论了半个多月，举手投足都会成为人们的话题。

从家里回厂一个多月以后，我给父亲写了信，询问了志华弟弟的表现，父亲回信说，他已经不再和小兰来往了，放学回家以后，自己在学木匠活呢，每天还练字，表现挺好的，学校老师也说他进步了。

知道弟弟的情况以后，我给弟弟写了信，寄到了他们学校，把父亲对他的表扬告诉了他，我又对弟弟进行了一番鼓励。

几天以后，我收到了弟弟的回信。他在信中说，他的同学把信交给他的时候，他没有想到姐姐能把信邮到学校，他看到姐姐写给他的信很高兴，就连他的同学都为他高兴，高兴的原因是有姐姐对他的关心。他在信中再次表决心，要努力学习，争取在毕业以前入团。看到弟弟的进步，我心里感到很欣慰，从弟弟信中说的没想到，我感觉到自己这个做姐姐的没有尽到责任，如果自己早点关心一下弟弟，也不会让父母为他多操那么多心。从这件事上我感觉到了自己对弟弟的一份责任。

3月份的一个星期天，我到商店去买东西。在商店里，我发现有几个家属创业队的女同志对我指指点点地在议论什么，我没在意。我买完东西往外走的时候，那几个女同志围上了我，她们问我什么时候到创业队报到？她们问得我莫名其妙，我对她们说：“我上你们那儿报什么到啊？”她们说：“你还不知道吧？我们家属创业队的队长调到长春去了，队里现在没有人管事了，我们集体找厂领导好几次了，昨天领导告诉我们已经研究过了，派你到我们那里当队长。我们都听说了，你很能干，大家知道你来都很高兴，感觉我们有希望了。”我听了她们的话，心里很不安，连忙对她们说：“你们家属队那么多人，我可没有能力管好。再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啊！”

离开家属队的那几个人以后，我在回宿舍的十多里路上就想一个问题，领导真的要调我到家属队去吗？领导找自己谈时怎么办啊？自己能干得了吗？

回到宿舍以后，我向老同志了解了有关家属队的情况。他们告诉我，家属队是工厂学大庆经验以后建立起来的一个有400多人的集体所有制单位，人员组成主要是家庭妇女和少部分职工子弟。家属队成员大部分来自农村。职工的工资来源靠自己创收，每年年底分红。家属队主要生产项目是给工厂做产品的木制包装箱和内包装纸盒、利用工厂不合格的202产品废料做工厂里使用的清洁工具、在工厂周围的山上开荒种地，为职工食堂生产蔬菜。知道了家属队的概况以后，我心里有了底。

星期一早晨刚上班，关连长就到车间通知我到厂政治处去，说是政治处刘主任找我谈话。我接到通知心里明白了，一定是和我谈去家属队的事。

到了厂政治处，刘主任先和我谈了共产党员应该个人服从组织的纪律，然后和我谈了厂党委派我到家属队去任家属队党支部书记兼队长职务的决定，最后让我谈谈个人意见。我对刘主任说：“组织上的决定我无条件服从，但是我要把个人意见反映给组织。在组织上没有和我谈话以前，我已经听说关于让我到家属队的事了，我经过对家属队情况的调查了解以后，我觉得自己胜任不了这个工作，其原因有三点：一是家属队人多摊子大，自己年轻经验少，难以撑起这么大个家；二是挣不出钱来职工吃不上饭，我无法向职工交待；三是自己住宿舍吃食堂，条件不利于工作，到农活大忙季节，天亮就应该到地里干活，可是我住宿舍总不能天天不吃饭就去干活吧，如果我在食堂吃完饭再到地里，就必定影响工作，假如当领导的只让群众早早地去干活，自己天天都在职工干完一气儿活再到地里，那么这样的领导说话谁还听，不能以身作则的领导还有号召力吗？如果领导认为我的想法是客观的，就不应该让我到家属队去，如果领导不考虑我的个人意见，那么我就去家属队上任。但是，工作干不好我不负责任。”刘主任听了我的意见以后对我说：“年轻经验少可以再学习嘛，这不是问题；家属队经济收入不高是实际问题，但是挣钱不能只靠你自己，党委派你去以后也不能就不管你了，我们还要帮助你；你吃饭的问题好办，你可以搬到厂招待所来住，招待所的厨师归你管，你什么时候吃饭就让他什么时候做。”听了刘主任的话，我说：“我依然坚持我的意见，如果领导从搞好家属队的目的出发就别让我去，如果领导坚持让我去，我就去应付工作，我没有干好家属队工作的信心。”

我们谈话以后，这件事儿就撂下了，领导再也没有找我。后来听说在党委会上刘主任挨了批评，原因是组织上没有找我谈话以前，他就向集体上访的家属队人员透露了让我去家属队的消息，给了我了解家属队情况的机会，让我有了准备，在我的正当理由面前，弄得党委很被动。最后党委另派他人去家属队了。

5月4日是青年节，工厂团委在这一天召开了团员代表大会。我在这次团代会上被厂党委推荐为团委委员侯选人，在讨论侯选人的时候，有代表向参加会议的厂党委副书记、军代表刘副政委提出问题：“孙艳华家庭出身富农，怎么能进团委呢？”刘政委给予的答复是：“她家庭成分是富农，父亲是党员干部，本人表现好，是共产党员，具备进团委的条件。”

在代表投票选举时我得了满票。在新当选的团委第一次委员会议上，我又以满票被选为团委副书记。我是九名团委成员中年龄最小，工龄最短，唯一的一个学徒工。三个团委书记中只有书记吴长青是脱产干部，我和另一个副书记景向福都是不脱产的。

团委隶属通化团地委领导，我当团委副书记以后，去团地委参加会议的公差基本都是我去。原因是书记家里孩子小，他又不爱外出，所以一有开会的事儿，他就派我去参加。我到团地委参加的第一次会议，是5月13日在湾沟煤矿召开的学习闫桂荣现场会。这次会议是地委宣传部和团地委联合召开的，要求每个单位对口派两个人参加。9224厂派的是我和团委委员、检验科团支部书记赵小平一起去参加的会议。

闫桂荣是共青团员，在矿山突击完成生产任务时，连续三天三夜没有离开工作岗位，在出现意外事故时由于身体疲劳过度而以身殉职。在现场会上，大家听了煤矿团委做的闫桂荣事迹报告，看了闫桂荣生前的工作岗位，参加了工友座谈会，通过学习，我受到了教育。

会议当天晚上，通化矿务局文工团给参加会议的人员演出了文艺节目。演出结束以后，文工团的一个女演员到我们住的房间来找赵小平，她们一见面非常亲热。她们说了几句话以后，赵小平把那个女演员介绍给我说：“这是我的同学雷蕾。”我和雷蕾握手以后，赵小平又进一步对我介绍说：“她就是著名作曲家雷振邦的女儿。”我认真地看了雷蕾，人长的很漂亮，节目演的也很好。

为了不打扰她们，我和她俩说了几句话以后，我就和雷蕾告别，到别的房间去了。因为我看出她们俩好像有好多话要说，我知道赵小平父母正在准备调往武汉二汽工作，她也要和父母同行，她们俩以后再见面也不容易，所以我想应该给她们一个好的谈话条件。

第二天上午会议开完以后，团地委通知，下午组织团干部到井下参观。对于我们这些没有下过井的人来说，听到这个消息都很兴奋。

下午一点钟，我们排队集合来到井口。每个人都领了安全帽、矿灯、工作服，然后由矿上安全部门的领导给我们讲安全常识，做完一切准备工作以后，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坐着工人上下班坐的矿车下到了巷道。

到井下以后，我们先是走着进到巷道里，走了没多远，巷道就越走越窄越矮，到后来，巷道只有80公分高了，我们只能在里边爬行。我一边爬一边想，自己什么都没干还累的不得了，那些煤矿工人在井下干活时要付出多少艰辛啊。过去听人们说煤矿工人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自己只是认为他们工作在地下，是最底层，当我身在井下时才真正地明白了其内涵。社会上三百六十行中还有比矿工更苦的吗？从矿山回来我两三天也没有歇过乏来。

在湾沟开完会以后，我顺路回家住了两天。家里变化挺大，特别是大弟弟志华，自己自觉约束自己，用心向父亲学木匠活，还和同学学画画，字写的也比以前好多了。小弟弟学习非常自觉，放学回家先把作业写完再干别的，在学校当班长，同学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二老师”。父亲工作很忙，母亲参加工作以后身体好了，以前的毛病都没有了，只是每天工作很辛苦，家务活儿太累。

我任团委副书记以后，车间团支部的工作，理所当然是要干在其他单位的前面了。为了能开展工作新局面，我在车间团支部搞了一些试点工作，如开展青年突击队活动、开展互助储金会活动、学习雷锋做好事活动、帮教后进青年谈心活动等。我带领大家干，干完以后总结经验，然后再把经验推广到各个团支部去。在团委的积极努力下，全厂青年团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团委的工作多次得到厂党委的表扬。

1973年5月25日早晨7点多，我走在上工的路上，突然听到消防车刺耳的警笛声，紧接着又传来了救护车的呼叫声，我心里想，离上班还有十多分钟呢，哪个地方出事儿了呢？到车间以后，听从家属房来上班的同志说家属队出事故了，炸伤了五个人，其中有两个是我认识的，一个是她逄姐，另一个是在食堂干过临时工的小毛。听到这个消息，我很着急，不知道他们的伤势如何，问谁谁也不知道。

下班以后小潘、刘雨州和我一起去逄姐家打听消息，帮助看家的人告诉我们，受伤的几个人伤势都很重，尤其是逄姐还怀有八个月的身孕。听到这里我们都很难过，听说伤员都在前进医院无菌室里抢救呢，我们只好回宿舍了。

一个星期以后我终于看见了逄姐的爱人田师傅，从他那里知道了这次事故的情况。原来，出事故的原因是因为小毛嘴里叼着烟走到工人干活的工房门口，正好有人开门，风将烟灰刮到屋里的炸药上引起爆炸，围坐在地上干活的四个女工因为工作服上都有浮药，虽然她们坐在地上冲击波没有炸着她们，但是她们身上的浮药和来不及脱掉的衣服着火把她们烧得很惨。她们带着火从工房跑到院子，在院子里没有灭火器，她们又带着火跑到离工房几十米远的一个水沟里，在那里才扑灭了身上的火。可是由于穿的衣服有纤维成分，所以着火以后衣服就脱不下来了。她们的烧伤面积很大，很多地方都是三度烧伤。

家属队早晨上班的时间是7点，事故发生在7点15分的时候。因为工厂还没到上班的时间，领导还都没到岗位呢。厂部只有值夜班的话务员小杨在机关。小杨接到事故电话以后，非常机智地用电话组织了抢救伤员和救火工作。她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里就把救护车、消防车都给调到了事故现场，同时她还给前进医院打电话通知医院在20分钟以后给伤员做手术，请他们做好准备工作。然后她才把事故向领导报告。当工厂的救护车开到医院的时候，医务人员已经抬着担架迎候在医院门前了。由于小杨的积极协调，为伤员赢得了宝贵的抢救时间，为此她得到了工厂给予的奖励。

五个伤员中，小毛最轻，他是救火时让火燎着了背上的衣服烧伤了后背，面积不大，是一度烧伤。而逄姐烧伤面积已经达到60%以上，是3度烧伤，双手和头全都烧掉了一层皮，双手已经变形了，庆幸的是腹中的胎儿还正常。

因为医院不让探视，所以我们也不能去看逄姐她们。过了17天从医院传来消息，伤员中最重的小蒋扔下了三个孩子去世了，那年她才只有27岁。她去世时，爱人还在狱中服刑。

7月4日是工厂开工资的日子。头一天，我听说医院让探视逄姐她们了。早晨一上班，我就与小潘、刘雨州一起，找领导请了假，到商店买了些食品，然后翻山去前进医院看逄姐去了。

医院离工厂步行要走一个小时才能到。当我们汗水淋淋地走进病房时，眼前的一切让我们惊呆了，住在同一病房中的三个人都是一个样子，脸是血红色，头发、眼眉、眼毛都没有了，光秃秃的脑袋让我们认不出来谁是谁了。当我们都傻站在屋里地上看着伤员们的时候，是逄姐喊出了我的名字，我们从语音中听出了靠在窗户那张床上躺的是逄姐。我们虽然都看见过受伤的人，但是没看见过伤这么重的，我们心里都很难受，但是又不能表现出来。我们在病房里说了一些安慰她们的话以后，就离开了逄姐。走出病房以后，刘雨州对我说：“刚才我差一点没吓晕过去，以前看电影《夜半歌声》里烧的那个人就特别可怕，但是那是电影，只是感觉吓人。今天可就不一样了，这是活生生的人，整个脸上都没了皮，太可怕了。”从病房出来，我们的心情特别沉痛，为伤员感到心痛。

我们从住院处出来，正好看见了我们厂的汽车，于是我们就搭乘工厂的汽车回厂了。

车间互助储金会的工作由我负责，每个月开完工资，都由我把储金款集中收上来，然后送到厂财务科保存。

下午一上班，我就开始到各个班去收互助储金款，到了四点多钟我才收完，我往财务科打电话告诉他们去存款，人家说出纳员没在，于是我就把收到的2000多元钱带回了宿舍，放在了褥子底下。

在食堂吃晚饭的时候，车间的崔指导员告诉我，吃完饭到他宿舍去一趟。我去指导员宿舍以后，指导员问我收的钱存到财务科没有，我向他说明了情况。指导员听了以后对我说：“你这个小丫头胆子真大，这么多钱，丢了怎么办？着火烧了怎么办？”我笑着说：“没有事儿，今天晚上我搂着钱睡，明天一上班我就去财务科存上，保证没有问题的。”

回到宿舍以后，我真的把钱拿到了枕头边上，以防外一。我和史丽亚睡顶头床，因为她要考大学，每天晚上学习到很晚才睡觉。我的床靠窗户，睡觉时头顶史丽亚的床，脚冲着窗户。那天正赶上我来事儿，白天去前进医院翻山越岭走得很累，看到伤员以后精神上又受到了刺激，晚上又让指导员给吓唬了一顿，几个因素加起来，弄得我很紧张。由于感觉很疲劳，所以九点多钟我就上床睡觉了。睡梦中我看见从窗户伸进来一只象鹰爪一样的毛茸茸的手，直奔我枕头边儿的钱就抓了过来，吓得我“嗷”的一声尖叫，惊醒了同宿舍的人。史丽亚刚刚上床还没有躺下呢，听到我的惊叫声，她立刻打开了灯，这时她看到我已经面色苍白，大汗淋漓，衬衣都湿透了。我抬腕看了一下表，一分不差，正好12点整。

我坐起来半天惊魂未定，史丽亚下地给我倒了一杯水，然后她又给我拿了一棒烀的青苞米让我吃。我坐在床上半个多小时才缓过劲儿来，史丽亚陪我上趟厕所以后，我们又睡下了。后半夜我睡的挺好的。

第二天早晨，吃过早饭我就去财务科把钱存上了。然后回车间干了一天活，一切都挺正常的。晚上我同以前一样和大家一起睡觉了，谁知道到了半夜12点我又惊醒了，这次没有做梦，就是突然全身一紧张就醒了，而且还是满身大汗，心跳快得受不了，我强迫自己安静下来，又躺下睡了，可是没到半个小时就又发作一次，闹得我后半夜没能睡觉。

连续两个晚上的状况，使我感觉到自己可能是有病了。于是，我去卫生所找医生看了病，大夫说我患的是“神经官能症”。给开了好多安眠药。可是，我吃了药并不管用，连续几天都是只睡前半宿觉，一到12点就完了。后来我发现点灯能好一些，多少能睡得稳一些，可是集体宿舍也不能点长明灯啊！

新40的梁师傅知道我得病以后来宿舍看我，听我说点灯会好一些以后，梁师傅就在我的床头安了一个汽车上用的小灯泡。这样一来，既解决了我的问题，也不影响大家休息。

我得病以后，经常看见一些怪现象：我坐在宿舍里吃饭时，经常看见宿舍房后大树下边的一个土堆边儿上坐着两个背着枪，打着绑腿，头戴狗皮帽子的人在那吃大饼子，就和电影里抗联的战士一样。我看见以后告诉同宿舍的人，大家都说没有；晚上太阳落山以后，秋天的夜空是蓝蓝的，可是我抬头往天上看，看到在蓝蓝的天上，布满了无数个鲜红的烧伤的人头。在那段时间里，我走路时感觉自己身体特别轻，犹如腾空一样，同志们也说我走路像跳舞似的。那时我每天都在告诫自己，千万要控制自己，不能倒下，在自己的强化控制和药物的作用下，我的病逐渐好转了。虽然我病了好长时间，但是我一天病假也没休，也没有影响工作。

由于车间团支部工作开展得很活跃，我在车间职工中的威信与日俱增，同志们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和我说，可是在与同志们的谈心中也出现了让我哭笑不得的事儿。

车间有一个家在梨树县农村的男青年候成，他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程度，在家时处了一个对象，两个人谈话还可以。后来，女方到小学当了教师，他怕人家甩了他，就挖门求人进了工厂。来工厂以后，他们通过书信来往，女方感觉他的文化水平太低，向他提出分手，而他又非常喜欢那个女的，他自己在说服不了对方的情况下，找我帮助他，让我帮助他给他对象写信，让人家继续和他处下去。他把这个事儿说给我以后，我真的好为难。帮吧，因为自己还没处过对象，不懂这里的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弄不好就帮了倒忙。不帮吧，他又处于失魂落魄的精神状态。他的这种情绪是火工生产人员绝对不允许有的，因为他的精力集中不起来，是出事故的隐患，一旦出事，就不只是他个人的问题了。在帮与不帮的问题上我只好选择了帮助他。我经过认真思考，决定还是先做他的思想工作，让他认识到他们之间存在的差异是今后在一起生活的障碍，办什么事不能只往好处想，应该把不利因素多考虑一些，只有这样，自己才能想得开。我想如果做不通他的工作，再想其它办法。我和候成谈话时，给他讲了强扭的瓜不甜的道理。我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终于说通了他，使他从失恋中解脱了出来，而且工作干得还不错。

通过给候成做思想工作，我认识到，只要有对同志的一片热心，就能想方设法地去做好工作。帮助侯成解除精神痛苦，给了我很大的自信，我想，这可能就是助人为乐吧。

说来也怪，平日里哪个男同志和女同志单独在一起谈话都会被人们议论纷纷，而我和哪个男同志谈话也不会有人说闲话。有时同寝的同志处对象，两个人在屋里谈心呢，有男同志找我谈话，我就领着人家在厂区的马路上边遛达边谈，即便是那样，看见我们谈话的同志还要告诉其他人，说我对工作认真负责，休息时间也给同志做思想工作。特别令我不明白的是，五连有一个66年进厂的姓谢的男同志，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虎子”，他在全厂都很有名，多大的领导他也不在乎，跟谁都敢打架。就是这么一个人，虽然他和我在工作上没有任何关系，就凭群众对我的赞扬，他竟然对我必恭必敬的。在这上面我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当干部要先研究怎样做人，有了人格才有影响力，群众才能信任你。有了群众的信任，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本文由作者孙艳华授权发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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