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出生在香港的北大荒人回忆录（三）

作者：崔港珠

五、高中毕业时的命运抉择

1955年我考入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后改名叫北京实验中学。当年那是全北京最棒的女子中学，有人说：“考上了师大女子附中，就等于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们学校以往的高中毕业生，也没有考不上大学的。我们学校又是一所高干子弟学校，学生大部分来自红色革命根据地，后来她们上了育才小学、八一小学，之后被保送到师大女附中初中，然后再被保送到高中。

1955年，可能是除保送的名额以外，还有许多空名额，所以公开招生，于是各校的尖子生，大部分是“出身”不好的人，都争着报名去应试，我就是荣幸的被录取的一个。我不知道我们班有多少高干子女，但我知道李敏和我同班，她的穿着非常朴素，冬夏都穿蓝色的衣服。那时候，每天放学我和她都骑自行车，并且走的是同一条路，她骑的是一辆绿色的飞鸽牌女车，一直骑到府右街中南海的门口，我们互说再见，但是从来没有过深的交谈。

也许那就是一条我们与她们之间的禁线吧！但在一次交心会上，李敏说：“我从小被爸爸妈妈寄养在一个农民家里，后来我妈妈（贺子珍）身上中了七枪，送到苏联去取子弹，就把我也接到苏联，平时住在国际儿童教养院，当时正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生活非常艰苦，每天发的黑面包都能挤出水来。后来新中国成立，他们拿一张照片给我看，说是我爸爸，我很惊讶，我才知道我还有爸爸……”她的话拉近了我们与高干子女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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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上初中、高中渐渐长大，我渐渐感觉到像我这样不是工人、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是学校老师和同学们所不喜欢的，是被他们看不起而疏远的，更别想在政治上进步了。我很苦恼，我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可是我到底算什么“家庭出身”，派出所也从未给我们家定过成分。我写信给在朝鲜战场的大哥，倾诉我的苦恼。大哥回信说：“看来你还不了解咱们家的情况，那些年，咱们家是靠吃爷爷留下来的祖产生活的。

咱们的爷爷名叫崔廷献，他曾经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山西阎锡山手下的官吏，据我知道他当过山西省政府民政长、财政长、山西省议会议长、河东道尹、河东盐运使、六政考核处长、天津市长等职，1935年与阎锡山决裂。1937年日寇就要攻入太原时，他怕如果留下来就会被逼当汉奸，就带领全家逃难从太原跑到武汉，大武汉要失守又跑到广州，后来广州又要失守就逃到香港，1942年病逝。

所以‘家庭成分’我填。不过咱爷爷他不是反革命，和国民党反动派是不一样的，1950年我入党时，就是当时和爷爷在一起工作的地下共产党员张友渔，解放后他是北京市副市长，给咱家做的证明。咱们家在山西的老房子也是在张友渔作证的情况下还给咱们钱的。不过咱们家应该算作资产阶级家庭，既然生活在这个家庭，就要改造自己的思想，把资产阶级烙印全部铲除。关于咱们家的情况，对学校对组织一定不要隐瞒，但又一定要说清楚。”因此我第一次知道我的“家庭出身”是“没落官僚”。

1957年的一天，我们的班主任并教我们历史课的朱老师突然消失不见了。以后，又有一些老师不见了。再以后报上不断出现被点名批判的大“右派”，这其中就有我的同学的父母或亲人，同学们中出现了紧张的气氛。在这种形势下，我的心情既沉重又害怕，甚至庆幸自己家里除了二哥当工人外，没有人在社会上工作。（在朝鲜前线的大哥不算，因为他一直就不在我们家）。

进入高三年级，同学们开始讨论怎样实现又“红”又“专”？（“红”指思想要红，“专”指学习及专业技术要好）一些人说：“‘家庭出身’不好的应该先‘红’后‘专’，以免自己以后会成为像‘右派’一样反党的人。”这观点得到了我和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以及家里有“右派”的同学们的认同，因为我们害怕自己也会成为“右派”被批判。后来一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大有作为》的文章，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于是我们认为毕业后应该不考大学，先到祖国最遥远的边疆，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改造自己。我们在地图上寻找着，最后选定了祖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和新疆克拉玛依。

1958年3月的一天，我们去劳动人民文化宫看展览。在天安门广场上，看见了开过的几辆敲锣打鼓的军用大卡车，车上坐满了胸戴红花的解放军官兵，只见车厢板上挂着长长的红色标语，上面写着《到密山去，向地球开战！》我们的眼球立刻被吸引住了，大家站在广场上注视着这一排车队的通过。这九个大字像重锤一样敲击着我们同一个宿舍里同病相怜的四个女孩子的心，我们一下子想到了保尔·柯察金。“向地球开战”是多么神圣又豪迈的字眼儿啊，就是可以成为革命战士了。而密山一定是祖国最北、最大、最荒芜的地方，那正是我们想去的地方。广场上不知是谁还说了一句：“听说在密山要建和苏联相对的‘共青城’了。”这句话，把我们的心都凝聚在一起了。

晚上回到宿舍（那时我住校了），我们同屋共四个女孩子，一个高个子的女孩小吉说：“快毕业了，是考大学还是去什么地方？要自己做抉择。人家向地球开战去建设‘共青城’，咱们怎么办？谁也不许跟着别人随声附和，一定要说出自己的理由来。我先说，我妈妈是资本家，我为了不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我决定到密山去改造自己。”一个河南口音的女孩力平说：“我爸爸妈妈都是‘右派’，我要和他们划清界限，我要到密山去。”说话轻声细语的女孩晓燕说：“我爸也是‘右派’，而我是共青团员，我要到密山去，建设咱们中国自己的‘共青城’。”最后剩下我一个人了，我说：“我爷爷是旧官吏，我要和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到边疆去锻炼改造自己。”当晚我们四个人，坐在各自的床上举起右手宣誓，要为实现理想而奋斗。并决定先保守我们的秘密，一方面先给密山写出一封申请信，另一方面为我们能够实现理想创造条件。

从此，下课期间我们为了增强体力，原来练体操、篮球的都改练扔实心球了。有一次上体育课是练跳箱“分腿腾跃”动作，我因为曾经从跳箱上重重地摔下来过，所以每一次做跳箱就害怕，看着跑的步子很坚决，可是一跑到跳箱跟前就止步了。这一次同屋的同学对我说：“你跳不过去，就不让你去密山！”听到这句话我竟然一下子就跳过去了。为了锻炼自己的吃苦能力，我把铺在床上的棉褥子全撤了，睡在只铺着一条床单的木板床上。我们四个甚至商量了准备逃跑去北大荒时需要带的东西。

1958年5月，学校曾请过苏联英雄卓娅和舒拉的妈妈、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妻子、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打掉美国王牌战机的英雄飞行员张积慧，给我们讲他们的英雄事迹。可是，最让我热血沸腾的是北京市石景山钢铁厂的劳动模范的讲话。当时正值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刮“共产风”的时候，他说：“同学们，共产主义就要实现了，我们工人决定放弃所有的星期天和节假日，加班加点为共产主义添砖添瓦，这样到共产主义实现时我们就可以伸出双手骄傲地说，‘共产主义也有我的一份贡献’。同学们，你们会怎么说呢？”是啊，到时候我能怎么说呢？我能说因为我还坐在舒适的教室里读书呢，所以我没赶上建设共产主义吗？这次讲话，无疑地给我们要去北大荒的激情烈火上又浇了一盆油。

我把我们决定要去北大荒的事跟柯南说了，我以为他这个学习保尔的模范一定会支持并赞赏我们的决定，没想到他却说：“胡闹！你们现在的任务是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学好了科学技术才能为共产主义做贡献。”我说：“可是共产主义就快要实现了。”他说:“你没有科学技术，你能做什么贡献？”……我没说服他，但回家的路上匈亚利诗人裴多菲的诗突然从我脑中闪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可是这以后一连串没想到的事情连续发生了，先是要求去密山的同学越来越多，而我们要求去密山的信却遭到了拒绝，原因是由于去的人太多了，吃饭所需要的粮食和住房都不够，我们很灰心。没过几天，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北大荒的信，原来是我们家的一位远房亲戚、我称呼为表哥的来信—他说他从部队转业到青山农场，他说他们总场的场长叫高学仁，是原铁道兵一师的师长，特别有魄力；他的分场场长叫任鹏飞，是原来某某团的团长。

我像得到了救命稻草一样，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同屋的女孩子。我说：“咱们一起给他们农场场长写信，叫他帮咱们办这事儿一定能成。”可是不知为什么她们都不同意写，也许是因为她们三个都是共青团员，其中两个还是高干出身，而我什么都不是，她们看不起我吧。

于是我以个人名义给高场长写了一封信说：“北大荒正是因为苦我才要去，如果建设好了就不去了。”我请表哥求他，如果他不答应，就像根柱子立在那儿别动，直到他答应为止。没想到我给高场长的这封信，竟在当时的《农垦报》上刊登了，后来还在《中国青年报》上摘要的转载了并加了编者述评。一时间来自黑龙江及好几个边疆省的信，像雪片似的寄到了我们学校，北大荒人欢迎我去，并表示要向我学习。我的头更热得像开了锅似的。

6月初的一天，校长胡志涛突然召集高三年级开会，她说：“同学们，我们常说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现在祖国需要你们好好学习，准备参加升大学考试。今年北京市大学招生名额又增加了很多，我希望你们不要辜负祖国的期望。”校长又召开了高三年级的家长会，她说：“今年北京新建了100多所中学，如果有的同学确实家里有困难，不想上大学，学校可以介绍她们到这些中学去当老师。”

开完家长会回来的妈妈对我说：“你不要去北大荒了，你们校长说可以把你们留在北京当老师。”一切的一切，祖国的需要就是第一，这是我们多年受党的教育所懂得的最基本的道理，要安下心来好好读书，准备高考。这时我突然又高兴起来了，因为我又可以和柯南在一起了。柯南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因此高考的六个志愿我全报的是师范院校，甚至以防万一我连保定师范学院都填上了。我自信我一定能考上，因为我曾经是北京市学习优良奖章获得者，我们师大女附中的学生不可能考不上。我幻想着和柯南在一起并驾齐驱的场景。为了表示我对党的忠心虔诚，在毕业时写的个人自传中，我第一次写上了：“1939年我出生在香港，我的祖父崔廷献是没落官僚，他在国民党时期当过山西民政长……”。

高考的前一天我们放假了，同屋的四个人都离开宿舍回家了，第二天一早直奔考场。我是报考的理工科，在考场上没有见到报考文科的晓燕和力平。出来之后就听同学们说她们俩没参加考试。我心里一下明白了，准是逃跑了，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涌上心头，她们逃跑为什么事先连我都不告诉？我们可是一起宣过誓的！我感到一种被人看不起的耻辱。因为她们的父母虽然是右派，但她们都是高干子女，又是共青团员，而我呢？

听说校长收到了她们留下的信，所以不顾第二天还要考试，当天下午召开全班同学大会，讨论给这两个逃跑同学的处分问题。我虽然对她们的不信任十分气愤，但我还是发言极力为她们辩护，说她们的动机是好的，是为了锻炼改造自己。可是团支部还是认为她们无组织、无纪律、不服从国家的需要，擅自逃跑，决定给予“团内警告”处分。其实我认为这是做给我们看的，看你们哪个还敢不参加完高考就出逃？我不是团员我不怕，而且我是准备按祖国需要上大学的。

发榜的日子到了，我天天到大门口等待邮递员给我送来大学录取通知书，一天、两天、三天…..有时候我连饭也不敢吃，一直站在大门口，生怕错过了邮递员。发榜的日子早过了，可是还是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我不知道该怎样向柯南说我没考上大学，我骄傲的心一下子被打垮了，原来我是个连大学都考不上的差学生。我到小吉家去找她，她也没接到通知书。我说：“怎么回事儿？为什么？”她说：“听说咱们班48个同学，有17个没有录取，都是家里有‘右派’或‘出身’不好的。”

我听了虽然非常气愤，但更多的是为自己感到羞愧，后悔当初为什么要参加高考而不逃跑呢。于是我说：“咱俩还是一起去北大荒吧！”“不行！”她说，“我妈不同意，她这几天看得我特别紧，根本就不让我离开家门。”于是我决定自己走，但是本来我可以轰轰烈烈、光明正大的像保尔一样走向战斗的岗位，可结果却是被逼无奈地走了这条路。同时，我也因为背叛了与柯南相知相爱八年的感情，造成了他几十年家庭生活的不幸，而我则承受着终生不可名状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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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港珠的两份大学录取通知书。因为她已到北大荒了，所以被她放弃了。作者提供。

临走前我和柯南在王府井大街道别，我没有告诉他我大学没录取，我怕他看不起我，以为我学习成绩不好，所以我只是说：“我还是决定去北大荒。”他知道留不住我，就拿出两元钱，说：“自己去新华书店买本《青春之歌》吧，算我送你的礼物。”我相信他还是希望我像林道静一样，在革命的路上大步前进。第二天，正好表哥在北京看病的同事老贾也要回北大荒去，我就和他一路同行。

在北京火车站，妈妈、姐姐、妹妹、弟弟全去送我，可是我期盼的眼神不在他们身上，而是一直在寻找柯南的身影，但是一直到火车开动，我也没有看见他。我却相信他一定是在某个角落里盯着我，因为我们相恋了八年啊！列车向着北方开动了，这就是我迈出的走向生活的第一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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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港珠，女，1939年7月生于香港。1958年9月在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后，自愿来到黑龙江垦区，在八五六农场四分场二队任农工、养鸡饲养员、副排长。后考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学系，1965年毕业分配到友谊农场，任生产队农业技术员。1973年调入红兴隆科研所，从事小麦育种工作。

来源：浓情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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