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侯城与方城

周武王伐封后不久死去，幼子在周公、召公辅佐下即位，是为成王。十二年后（约公元前1052年），成王封其弟（名失载）为韩侯，居韩国，并为之筑韩侯城。此即《竹书纪年》所载“成王十二年，王锡韩侯命：王师燕师城韩”的内容。

韩侯方国及韩侯城所处何地？史有争议。西汉司马迁说韩侯城在其故乡同州（今陕西韩城市）。以太史公的地位，此说无疑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因而近、现代一些主要历史著述，一般都采用司马迁的观点。《辞源》《辞海》等工具书亦如此收载。然而那只是一家之言。认为韩侯城不在同州而在方城的，首推三国曹魏时的王肃。他说：“今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世谓“寒号城”，非也！”其依据为何不得而知，但以其著名的经学地位和显赫身份（其女嫁司马昭后，生子司马炎，即西晋开国皇帝晋武帝），是可接触国家所藏历史文献的，并具备实地考察的客观条件。北魏道元著《水经注》，不仅引用了王肃之说，还指明了韩侯城在方城境内的具体位置。道元故乡邻近方城，同样具备实地考察条件。以上二人之说，其权威性不亚于司马迁。而稍早些的东汉经学家郑玄认为，周初所封韩国，因猃狁所通而东迁。此乃另一种说法。总之，自东汉以来，历代学者为此做了大量考证，但众说纷纭，难成一统，然绝大多数断定周初所封韩国，在方城而不在同州。现在的陕西韩城，战国时属少梁邑，秦置夏阳县，隋代附会司马迁说改名韩城县。

韩侯城在固安何地？不少人说在今天的大韩赛村。这是错的！民国时的贾廷琳先生认为，大韩寨乃金将韩常驻营之处。其依据大概是《畿辅唐志》或其它。大韩寨为回民聚集的大村落。元代，色目人受优待，他们利用故金营赛建村是很自然的事。元末逃亡后成为“沙漠遗民”，明初返回故土亦属正常。况且，自古至今，该村从未出现过与韩侯城有关的任何“蛛丝马迹”，仅凭村名的一个“韩”字，就断定为韩侯城，据似不足。

韩侯城到底在哪？贾廷琳先生未指明，只说“另有其地”。看样子先生不愿说。现在由我来说。按《水经注》“圣水迳方城县故城北，又东南迳韩城东”的记述，把目光从方城村移向东南，直线距离约二十五公里处，有村名韩城，属永清县。永清旧志称，“韩淮阴城在县西八里。韩信下燕，筑城于此，遗址未湮，又称为韩侯乡”。《日下旧闻考》对此斥说，“韩信当初未曾至燕，所传韩淮阴城属后人附托之词”。《光绪顺天府志》载：

“固安县（界）东南十八里，有韩候城，适在水清之西。唐置水清以前，水清即固安东境，得毋因韩候城，附会为韩准阴城与？”笔者认为，此村古城（遗迹，既非韩信所筑，又无其它建城线索，且与郾道元描述方向吻合，因而可以认定，该村当为古韩侯城所在地。一些学者误认韩赛为韩侯城，可能是忽视了隋以前方城辖域，只把目光停留在固安现域所致。

古韩侯城西数十里处，有另一座古城邑一一方城，即今方城村。在春秋至战国相当长的时期内，方城作为政治、经济及军事中心的地位，仅次于燕都城（今北京）。然而，它是谁人所建？建于何时？是个需认真探索的问题。

考证方城的筑城史，不能不注意一个问题，即韩候国自周宜王四年（前824年）后便石沉大海，销声匿迹了。而方城在燕襄公（前657年至前618年在位）时始，便不断见诸先秦古籍。两城同属韩境，相隔时限又短，两者之间是否有些内在关联？部人浅见：“成王十二年，王师燕师城韩”与宣王时的燕师城韩并非一城。前者是水清的韩侯城，后者很可能是方城。其理由是：首先，按《水经注》等史籍所载推测，韩侯国疆域大致包括今房山、源州、固安、高碑店、水清、霸州的全部或一部。将偏于一隅的都邑连至方城，使统治中心基本趋于方国心脏地带。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这一点似乎很重要。况且，方城紧靠督亢陂，经济更发达，迁都于此可使人地关系、区域环境更加协调。其次，《诗经?韩突》中“溥彼韩城，燕师所完”即燕师城韩的年代，距方城初现史籍的公元前657年仅差百余年，而方城筑城史肯定要早于此。这样，两城筑城时间会非常接近。一个小小方国在短期内两席大城、是不可思议的、再次，顺名思义，方城乃方方正正域包之意。周及春秋时，城邑并非根多，且绝大多数为诸候封国。《郑笺》日“城，我国也。”陈奂：诸候封邑大者，皆谓之城也。（见《辞源》）料方城之名言现年代正是春秋时期，当为都邑所在。还有，五十年代搞农田基本建设时，人们在方城村稍南处（距孙幕西北的1华里）捆出1尊铜鼎，后被一张处社员卖给了河西商人。自夏代始，鼎为传国重器。定国建都皆“定鼎”。在等级森严的古代，此物为诸侯所用之物，卿大夫是不敢问津的。它的出土说明方城不会是卿大夫的采邑。遗憾的是村民无知，使珍贵文物沦没、致成可显现历史原貌的方城古色，又重新披上神秘的面纱。

以上仅是推论、但在战国以前，方城的独特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西汉以后，随着源郡的建立，方城的地位才逐渐衰落。隋统一中国后，为避免与滴阳方城县（今属河南。取境内方城山为名）混滑，改方城县为固安县。唐代又将治所从方城迁至归义县章信堡（今容城县大张堡一带），数年后又迁至今地。有千余年建城史的方城，从此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据《太平寰宇记》载，方城故城之北城，宋时尚存。辽宋两军于此曾有战争。固安旧志线、方城村“每天气清明、朝旭东升，氯之气凝结成形，難堞女墙隐隐在望，村人柱往见之”。此说虽不可尽信，但也不能完全否定。自然界尚有很多现象为人类所不解。过去所传的醇谷不食、肉身不腐等神话，今天已为人们所亲见。前些年，方城村地面突裂，缝宽半寸余，有人用两根细竹相接、探深而未探到底。裂缝在村内沿东西、南北方向交汇成90°直角。裂所至，房屋亦自下而上开裂，且上下宽度相同，此为笔者亲见。县地震部门曾派人查测，最后向上级星送书面报告：“开裂原因不明，但与地震无关。”这个谜也许考古工作者能够揭开。

另需说明一点，本文前面所提韩候国疆域包括房山、涿州等地，乃踯道元、顺炎武、王符等诸多学者所证实。但北京房山区琉璃河一带曾为燕都（韩灭后再为意都），而燕都不可能为韩土。此疑点不难解释：燕封于前，都于商代旧燕都：韩封于后，国处燕、之间，当是裂两国之地分封。燕因此迁都于今涞水县张家湾或天津市县一带。分析琉璃河周初墓葬出土的“革鼎”铭文，即可作出以上解释。

韩候国灭于何时，史也未明载。分析一些史料，则能看出些端倪。时在公元前657年，《韩非子》载：“燕襄公以河为界，以为国，表、方域。”记载说明：（一）此前方城、薄还是土，而极可能是韩国。（二）病国已被灭掉，且成了燕国国都。公前，燕虽为北方大国，但传国三十六代（其中后七代称王），召公以下九代世系失载，说明燕国形势很不稳定 《史记》评燕国形势说：“外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裏公即位后，兼并了一些土地，以黄河为东南界（当时黄河在沧州以北、天津以南入海），灭掉蓟国（蓟或为山戎所灭）并以蓟城为都。此时，方城、涿等已成为燕之国中之国。后来，裏公兵袭涿、方城韩候国可能灭于此时，或其后不久，燕则从此奠定了强国地位。

秦王为何垂涎督亢地

判轲刺秦王的故事妇孺皆知。荆轲所献的督亢地图，即今固安一带地域。督亢地并非很大，以秦王之雄才大略，志在兼并六国，而且当时已造就统一之勢，缘何对弱燕一隅之地如此看重？竟耐不住性子，急欲一口春採下？原因非常简单：督亢地太肥、太美、太富、太诱人了！

笔者认为，督亢地之所以成为“膏腴之地”，得益于该地的水利灌激系统，而该系统与都江堰、郑国渠一样，是人工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

督亢地的中心为督亢泽，上有督亢沟水注入。该水“上承涞水于涞谷（涞水即今拒马河。涞谷位于今涞水县东界）…东经源县部楼桑里南…又南迳督亢泽。”（见《水经注?巨马水》）上述水泽及与之配套的支果，即为督亢地的灌溉系统。当然，这些不能说明其系统为人造工程。《水经注》又写到，“（督亢沟）上承涞水于涞谷，引则长津委注，過之则微川辍流。水德含和，变通在我”。其“引”、“過”，说明在涞谷有一人工兴建的引水枢组工程。因有些工程，才使得“水德含和，变通在我”，即根据季节和需要，人工控制流量，而不拘四时。地近山，过去多丘陵，人们利用有利地形，开督亢沟将拒马河水东引。古代，人工开凿的水道称沟。周礼》“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大学行义补》：“以河为主，为大沟，广一丈以上者，达河：开小沟，广四尺以上者，达大沟。”水引至督亢泽，“泽苞方城县”，（见《水经注》）即泽为方城县地所包裹。督亢泽周边长五十多华里，可以大量蓄水。督亢泽又称督亢陂。“陂”为泽边障水之岸。《淮南子，说林》：“十顷之陂，可以灌田四十顷。”这说明督亢泽的周边，有人工修筑的障水堤岸，可以使水位抬高。需要时，通过支果引水自流灌溉。水丰时则通过下行的督亢沟（即今白沟河）泄入拒马河。相关古籍载，督亢泽支果四通，富灌溉之利。与之配套的引水支渠，现在难以一一确考。《太平衰字记》载：“曲络沟源自督亢陂，迳县南。”《日下旧闻考》：“县西南三十五里有曲沟镇，距督亢陂二十五里”。顾名思义，曲络沟当为人工形成的曲折的引水渠道，且两边 有形成网络的毛果。从1976年修建的引清工程分析，仅曲络沟即可灌溉固安南部及霸州西北部。

上述情况并非作者虚拟。请看以下引文：“范阳郡有旧督亢渠，径五十里…废毁多时，莫能修复。时水早不调，民多饥馁，俊谓疏通旧迹势必可成，乃表求营造。”（见《魏书?列传》）“卢文伟说刺史装俊，按旧迹修督亢陂”（见《北史》）“齐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稽曜建议，开幽州督亢旧陂”。（见《隋书，食货志》）以上都是督亢地灌溉系统为人造工程的明证。

督亢引水工程能灌溉多大面积，现在也难以确考。不过，从装俊、稍曜等修复旧督亢陂后的效益，大致可以推测当初的规模。表俊建议获准后，“遂……相度水势，随力分督，未几而就，溉田百万余亩，为利十倍，百姓至今赖之。”（见《魏书?列传》）《北史》载：“溉田万余顷，人赖其力。”《隋书?食货志》载：“开督亢旧陂后，岁收稻粟数十万担，北境得以周赡。

督亢地灌溉系统始建年代难以确认。按理该工程引水起点与受益地域应同属一国之地。基此推测，工程当在燕国灭蓟、灭韩之后始行，也可能为更早些的韩侯国兴建。《诗经·韩奕》中有这样的描写：

锡韩侯（周王赐封韩候方国），

其追其貊（既赐那“追”，又封那“貊”）

を受北国（韩候尽享北方诸国）

因以其伯（因为以其为候伯），

实墉实壑（于是筑城，又把果挖），

实亩实籍（于是整治田亩，厘定税法）

莫知韩乐（无处能比韩国更为安乐）

孔乐韩土（韩国最称乐土），

川泽訏訏（河流、湖泽、广大无数）；

鲂甫甫（鱼、鲢鱼，肥大甫甫）.......

好一派王道乐土！以上虽不能证明督亢地的灌溉系统为当时所建，但说 明人们在改造自然，发展经济。若灌溉工程为后世修建，那么，工程兴建后，使《诗经》描写的景象更加锦上添花。难怪秦王对这块土地如此看重。另外，秦王政初年兴建的郑国渠，使“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史记河渠志》）由于尝到了兴建郑国渠的甜头，因而秦王对燕督亢地早已虎视就眈。燕丹把准了秦王脉搏，派荆轲以督亢地图为诱饵，内藏比首，谋刺秦王。行刺失败，案发兵灭燕，督亢地终于落入秦王之手。

今天看来，固安及邻近地区并无非常特殊之处，如何被称为“膏腴之地”？对此，古人即存疑问。明代才子袁中道路过此地时写道：

断桥流水卧枯杨，

千里飞沙草木黄

督亢如何称沃美，

荆轲图去致秦王？

原来，这都是水定河的“杰作”，才使督亢地变得满目皆非。水定河古称水、芦沟水、小黄河、浑河等，原来并不流经固安，而于金口（今石景山）东南流，至武清向东入海。金定都燕京后，因浑河经常泛溢，洪水直通京师，金帝命役夫迫河改道注往西南，最后在固安西北分为两支。从此，解除了燕京洪水之虞。固安一带却因浑河多次冲决迁徒，饱受洪灾之苦。固安旧志载，该河一次决口过后，被河砂淤没的大片果树，只露些树尖。1993年，县新华书店建楼挖地基时，出土了明代墓地石人。石人原为地表之物，其底座距出土前的地平面，深五米左右。如此厚的土层，为水定河三百多年冲积所致。袁中道所见与督亢地原貌，已相去甚远，难怪诗人犯疑。

“督亢”之名，未见古人做过认真考证。有人说，其名源于整个地区，非指一处一地之名。以“督亢”冠名的除督亢地、督亢沟、督亢陂外，还有督亢陌、督亢亭等。“督亢”二字，当为中央高耸或中央隆起之意。督亢泽所处地域为督亢腹地，即中央地带。泽虽为注地，但居于海拔稍高于周边地区的隆起地段上，属高地之池塘，故可行自流灌溉之便。依此推测

督亢地名，似源于此，且与引水灌溉工程有关。

固安何时建县

固安县原名方城县。方城何时建县？相关典籍都简单明了地说，“汉代建县”?然而，史实并非如此简单。

秦兼并六国后，普遍推行了郡县制。全国最初设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多个。其中在燕地设上谷、渔阳、广阳、右北平等七郡。至于郡下设置多少县，都是哪些县，均失载。目前已知在北京周围的秦县，大概仅有县和无终县（天津蓟县一带）。秦亡后，汉承秦制，仍设郡县。西汉时，包括分设和新扩疆域，全国郡（王国）不过五十四个，仅比秦末增加十来郡。而北京周围的县即达数十个，其中涿郡辖县二十九个。这些说明，秦代北京周围的县绝不会是两个，还有相当多的县名没有传下来。

秦代的方城是不是县，这要从当时方城的地理位置及城邑地位来分析。前文已交代，方城至迟在公元前六世纪就是重要城邑。此后，一直是周边较大范围内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军事要地，各国多次在此争战其城市地位仅次于燕都而不次于源，且从春秋至战国末一直如此。以至清修《顺天府志》时，竟无法将方城归列，只得将其列在郡下而县上。

如果方城当初不是县，它属哪县地？蓟县距方城百余里，至方城南境则超过二百里，因此不可能归其所辖。涿县，更不可能，因它也是“汉代建县”。（见《光绪顺天府志》）此外再没有够资格的“侯选地”

《水经注》引《地理风俗志》说：“涿县东五十里，有阳乡亭，后分为县。”其县系指后来并入方城的阳乡县。阳乡何时以亭分县，不得而知。刘邦于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战胜项羽称帝。当年九月平定燕地，立燕王。第二年即汉高祖六年从燕国分阳乡县入涿郡。因此，阳乡建县最迟应在汉统一后的第二年，或许是承袭下来的秦县。一个以乡亭（秦制：县下分乡，乡下设亭。十里一亭，为政权组织。刘邦曾任亭长）分立的不起眼小县，建置尚如此之早，秦代的方城焉有不设县之理？

其实，郡县制并非秦国独创的“专利”。秦始皇是在“分封制”与“郡县制”两种治国方略上选择了后者。郡县之名，始见于周。当时县大于郡，“千里百县，县有四郡”。（《逸周书?作雒》）春秋时，一些大国在新兼并的土地置县，后逐渐在内地推行。春秋后期，各国开始在边地设郡。战国时都下设县，逐渐形成县统于郡的两级政权制。方城所在的燕国是否推行了郡县制呢？燕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5年），燕国设上谷、渔阳等五郡（《史记?例奴列传》），方城属上谷郡。二十八年（公元前284年），燕以乐毅为将，攻下齐国七十余城，全部推行郡县制。燕国既然实行了郡县制，方城是当时的重要城邑，又属边郡上谷，置县乃顺理成章之事。

后世以方城为汉代设县，是依《汉书》所载。但《汉书》并未载明方城何时建县，它只能说明方城在西汉时是县，而不能说明当时建县。此前的方城建置属历史“空白”。

综上所述，比较客观的结论是：方城建置，秦代及以前失载，最迟汉初建县。

韩婴是固安人

西汉的韩婴以传授《诗经》著称于世，是位值得纪念的古人。因史籍未详载其生地，籍贯便有所争议。

史记》、《汉书》均载韩婴为“燕人”。近年有些史簡称其为北京人。因北京为当时的燕都，此说尚有些道理。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史》书，则直接称韩婴是蓟城人，即把其籍贯定在北京城区，但相关古籍并无此记载，此说便有些不妥。

固安县即过去的方城县，也是燕国属地。韩婴可能是北京人，也可能是固安人。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以后的燕国，所属只有、方城等七县地。后来，汉武帝以燕王刘旦藏匿亡命，又削去良乡、安次、文安三县地，燕国只剩、方城、广阳、阴乡（《太平寰字记》：“阴乡”，汉县名…盖县南界、良乡县东界、固安县北界，三县交入之地。”）四县，大致涵盖今大兴（含北京部分城区）、固安两地。韩要生地当为二县之。缺乏史实依据，把韩婴生地说成城人，不仅武断，也有失公允。

其实，韩婴籍贯不一定就在上述四县之内。西汉最初分封的燕国共三十六县地，后来分出九县（含候国）置涿都。这些县历史上属燕，都可称燕地。时至今日，“燕赵”、“幽燕”等还在沿用，便是例证。从燕国分出的某个县，也可能为韩婴故乡。《史记》载今文诗学的三位开创者籍贯都未详载其生地，只说韩婴为燕人，固生为齐人，申培为鲁人。燕、齐、鲁可能都是沿用以往的旧称。经秦始皇书后，汉初传授经书主要靠老儒背诵传授。汉文帝（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57年在位）时，传授《诗经》的，全国仅有韩婴、辕固生和申培三家。从活动年代分析，他三人都是秦汉之际的名儒。司马迁以故国称其籍贯可能含尊崇之意。汉宣帝时，一个叫韩生的儒生以精通《易经》被朝廷征用。韩生称所学乃曾祖父韩婴所亲授。但《汉书》载韩生为涿郡人。韩婴乃汉代大儒，韩生未以“燕人”籍贯显示荣耀，便有失常理。“亲授所学”，说明韩氏家族曾四世同堂，同居一地。由此推断，韩婴故乡不在分置涿郡后的燕国，而在涿郡的某地这样，就排除了韩婴是大兴乃至北京人的可能。据《汉书》载，从燕国分置于涿郡的二十九个县国中，有新昌、阳乡、临乡三县国。此三地东汉时并入方城，治所皆在今固安境内。韩婴或许生于其中某地。

清代缪荃孙《永乐大典》辑本《顺天府》中，引《析津志》文，把韩第婴归到固安县内。析津府为辽开奉元年（1021年）由幽州都府改置，固安归其辖理。《析津志》约成书于元代或以前（清修《顺天府志》时称其书“未见”，估计已佚），该书把韩婴归列固安，必有所据。

姓纂》载：“周宣王锡命韩候，支孙氏焉。”固安为古韩侯国地，韩婴为韩侯之后，居于祖先之地，乃顺理成章之事。

综上所述，可以推断：韩婴是固安人！

附典籍有关韩婴记载摘录：

“韩婴，燕人也。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其人精悍，处事分明。”（《汉书?儒林传》）“式帝即位，招贤良文学之士言诗，于鲁则中培公，于齐则辕国生，于燕则韩太傳。其语颇殊，然其归一也。”（《史记》）“婴推诗人之意”（《汉书》），“为《韩故》三十六卷，《内传》四卷，《外传》六卷，《韩说》四十ー卷”（《汉书?艺文志》），“或取《春秋》，采杂说，成非其本义，淮南贪生受之，自是之后，燕赵言诗者由韩生。”（《史记?列传》）“韩婴亦以《易》梭人，推《易》意而为之传，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式帝时，晏尝与董仲舒论于上前，仲舒不能难也。”（《汉好?列传》）“孙商为武帝博士。”（《史记》）“孝宣时泺那韩生，其后也。以《易》征，待诏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传也。尝受“韩诗不如“韩易深，太傅故专传之。盖宽饶见韩生说《易》而好之，即从受焉。”（《汉书·列传》）

“韩婴：西汉今文诗学“韩诗”的开创者，燕（那治今北京市）人，治《诗经》兼治《易经》、文帝时，任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刘舜太傅。著有《韩诗内传》和《韩诗外传》，清赵怀玉曾辑《内传》侠文；马国输《玉函房辑侠书》辑有《韩诗故》二卷、《韩诗内传》一卷、《韩诗说》一卷。”（《辞海》）

“韩诗”：“《诗》今文学源之一。汉初燕（郡治今北京市）人韩要所传文帝时，立为博士，此后，传“韩诗”的有淮南赏生、蔡义等。《汉文?文志》著录《内传》四卷，《外传》六卷。另有《韩故》三十六卷，《韩说》十一卷，西晋时，韩诗虽存，无传者。南宋以后，仅存《外传》，清赵怀玉曾辑《内传》文，附于《外传》之后，陈乔辑有《韩诗遺说考》．”（《辞海》）。

《韩诗外传》：“西汉韩婴传。今本作十卷。其书杂述古事古语，虽每条皆征引《诗经》中的句子（今本有28条未引，当系缺脱），然实系引《诗》以与古事相印证，非引事以阐释《诗经》本义……为研究西汉今文诗学的重要资料之一”（《辞海》）

唐初固安县治为何移至章信堡

隋开皇九年（589年）方城改称固安后，治所仍在方城。三十二年后，即唐武德四年（621年），县治由方城移到归义县章信堡。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县治偏居一隅即不便治理，如何反将政权迁至境外？

固安移治的原因，史籍并未载明。但分析相关史料，便可得出结论：为战争所迫。

唐高祖武德元年，隋将罗艺降唐，被任为幽州总管。邻近郡县包括固安为唐王朝委派官吏治理。同年，占据今河北中南部的农民起义军窦建德称帝，建国号为“夏”，并亲自引兵北进攻取幽州。另一起义军领袖高开道攻取北平，自称燕王。怀来和尚高县晟率僧众亦反，称“大乘皇帝”建元“法轮”，立尼姑静宣为后。其后，招高开道为齐王。自此，唐王朝与农民起义军及突厥兵在今河北、北京一带，展开剧烈的“拉锯战”，争斗极其修烈，一直到武德七年唐军胜利。从武德元年至三年底，窦建德五次率兵围攻幽州城（今北京市），然终未攻克。其中武德三年五月和十二月，罗艺率兵两次突表固安西北界笼火城（一说在固安境），夏军受重大损失。夏军每次北进，兵马少则十万，多则二十余万，所经之地及邻近州县，争相归附。唐吏或降、或逃、或将政权迁至安全之地。固安治所方城，位处夏军北攻幽州的必经之地，双方肯定为此争战。武德三年，固安北界笼火城为夏军占据，方城似也为其所有。这便是固安县于武德四年移治的直接原因。

固安移治处应为安全之地。唐与农民军交战，主要集中于东西两线，东线为沧州、河间、文安、固安至幽州；西线为定州、徐河（保定北）、易州至范阳（今涿州）等地。章信堡恰在两线之间，局势相对安定。《旧唐书》载，县治移于“章信城”。《太平寰宇记》则称为“章信堡”。古代，土筑的小城称“堡”，亦称“堡坞”，是东晋以后以封建家族为核心建立庄园组织，以抵御农民起义军或外族侵扰（牛驼原名“牛埚堡”，礼让店亦称“礼让堡”，另有康家坞，当即此）。可能方城被反军占据或破坏后，县政权才移至这个不起眼却较为安全的小城堡。

章信堡为何县地？因古籍记载不一，因而有两种可能。《河北通志》载，唐武德五年析鄭县及固安部分地置归义县。据此，章信堡当时可能尚属固安地，位于县西南边界（今新城县南部为固安地，当时尚未析置）。《光绪顺天府志“沿革表》载：“唐武德元年，置归义县。”按此，章信堡时属归义县。固安治所居此，当属“寄治”的流亡政府。史书称“流亡政权”为“寄治”或“侨治”。唐初幽州一带的流亡政权较多，并非固安一县契丹陷营州后南迁，寄治良乡县之故都乡城”（见《旧唐书?地理志》）：“昌州、龙山等县寄安次县”：“昌黎寄潞县（今通州）”：“武德六年，燕州奇治（幽州）城中，又徙顺州（今顺义）来寄治”：“归义…等寄治良乡县”（以上并见《顺天府志》）。以上两种可能不论哪种，都说明章信堡为归义县地，因《太平寰宇记》准确无误地记载：“移理于归义县章信堡。”

归义县即今雄县。原为易邑地，汉称易县，唐初析宽及固安地置。当时的归义，县治在今雄县县城西北十五里与容城交界处（见周仲荦《北周地理志》），现在的容城东境为原归义县地域（见王玲《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而章信堡故址在今容城东北境亦即归义旧境的大张堡、南张堡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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