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刘乃晏生长在沂蒙山区，战斗在沂蒙山区，抗战时期，他和山东纵队后来鲁中军区的许多战友不畏艰难，百折不挠，英勇战斗，留下许多红色的战斗故事。

父亲告诉我：1942年到1944年，这两年多，他在武工队，主要是在敌占区，发动群众支援抗日，打击日伪军，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父亲说：“在敌占区开展对敌斗争，始终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人民群众就像我们的父母，支持掩护我们，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故事。”

37、敌人没有群众基础

父亲在敌占区活动，对武工队离不开群众的支持体会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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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敌人为了对付我们，不断加强对村干部的威胁，规定各村一旦发现八路军，一定要去报告。若发现了不报告，就惩罚村长。还规定说，不准留八路军住宿，若发现哪个村留八路军住宿，即拿村长问罪。

当然这只是敌人的一厢情愿，他们致命的要害是没有群众基础，群么是向着我们的。只要不被坏人发现，我们既使住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他们也发现不了。而谁是坏人，是瞒不过群众的，只要群众知道了，就等于是我们知道了。所以，敌人的法子再多，也是无用难以奏效的。

敌人千方百计的不让我们到其统治区活动，他们非常害怕我们接触群众，怕群众和我们一条心。敌人为了封锁我们接触群众，强迫群众挖“治安壕”，我们就发动群众填壕。挖不了几天，我们就给他填平，我们和群众联系的渠道不能断开。

敌人经常抓民伕去修工事，我们就发动群众抗扶，即使是不得已去了，也是消极怠工。我们还在填平的壕沟里，真真假假的埋设地雷，这样敌伪军抓民伕的阻力和难度就更大了。弄得敌人只好作罢，夜里缩在据点里不敢动了。

在敌占区开展斗争，开始时，只是我们自己割电线、破公路。后来我们发动群众破公路、割电线。造成敌人公路不通，电话不通，据点之间联络困难，更加孤立，更加恐慌。

我们开辟敌占区工作，广泛深入的有序进行，使群众的斗争觉悟和胜利信心，有了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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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群众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父亲对抗战时期，特别是1942年之前的艰难困苦，记忆犹新。他告诉我，那个阶段，经常吃不上饭吃不饱饭。

他说：“在敌占区这几年的斗争，激烈残酷，生活也是很艰苦的。我们住在山里根据地时，因为那里土地贫瘠，村子很小，又遭敌人“三光”政策的摧残。老百姓生活贫穷困难，1942年上半年，老百姓和我们的食物，一半是靠野菜充饥的。

敌占区，由于敌伪军和国民党军队对群众的勒索，抢掠，群众生活极其困难。他们连糠菜都填不满肚子，多数人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生活得十分艰难。

有时候，我们去敌占区活动，群众给我们一些好吃的，我们不能吃，也吃不下。为了减轻群众的负担，体现我军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和作风，我们规定：凡是到村子里去，严禁接受烟酒鱼肉和大米白面招待。对这些不成文的规定，我们都能自觉遵守，业已成为习惯。

在刚开始执行这些规定时，我们常常因为拒绝群众的超规定接待而与村干部、群众发生“争论。”有时候，群众端来馒头、肉菜，我们坚决不吃，“惹得”村干部和群众有些不快，但没有办法，我们必须严格执行政策和纪律，丝毫不敢马虎，既使群众不理解，我们也绝不走样。

我们走到哪里，人民群众都会无私帮助我们，把最好的食物拿来给我们。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一片心意，我们心领了，但群众吃糠莱，让我们吃米面，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后来，日子久了，群众了解我们的规定和纪律，就按照我们的要求做饭。群众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当时，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我们若能吃上一顿高粱煎饼就很不错了。临费边地区吃煎饼，是当地人的饮食习惯。在那个年月，纯高粱煎饼，除地主、富农以外，穷苦百姓家几乎没有，都是靠地瓜、地瓜秧和糠菜渡日的。

我们常年在敌占区活动，糠煎饼、咸菜、开水是我们的主食，有时候能吃上一顿炒白菜、萝卜，那就很丰盛了，我们很满足了，偶尔吃一顿小米饭，就是如同过节，改善生活了。

人民群众对子弟兵，时刻予以关爱。有的群众说：不能把好东西都让敌伪军吃了，咱们自己人（八路军）也得吃点好的。也有的群众说，同志们太辛苦了，不能老这样，逢年过节也得填补点，改善一下生活。

当然，对群众超出我们规定的招待，我们都是好意谢绝的。因为口子一开，就不好堵了。吃了这一次难以拒绝下一次，吃了甲村的，难拒绝乙村的。时间久了，群众知道了我们的规矩，就按我们的要求做饭，也就形成了不成文的标准，不管走到哪里，都是煎饼、咸菜、开水，顶多加个炒白菜萝卜。

我们常常听到群众这样说：八路军同志们认真得很，吃饭就那“老三样”，别的都不能做，炒白菜萝卜顶多加点油吧。当然在群众还不了解我们的规定、习惯的时候，这样做，我们还是要费一些口舌去说服群众的。

39、和群众一起过节

父亲回忆：“ 1942年春天的一天，我们住在竹园，这是一个大村，比较富裕。村里没和我们商量，就给我们送来了馒头，还炒了一只鸡，村长一边摆弄饭菜，一边说：“今天是清明节，给同志们改善一下生活。”我们队长严肃地说：“这可不行，违反纪律。”村长争辩地说:“今天是过节，就这么一回，别再让了，叫同志们赶紧趁热吃吧。”队长说：“我们在你这里吃了，到别的村怎么办？这次吃了，下次怎么办？你这样，他也这样，我们今天吃，明天也吃，那不和敌伪军一样了吗？群众够苦的了，别再给他们增加负担啦。”村长说:“不能光给那些该死的伪军吃，你们也得吃点。”端饭的人，站在一边也喃喃地说。

我对他们说:“我们吃了，伪军来村里，你们不还得花钱给他们办吗？”村长咬牙切齿地说:“我的脸还肿着呢，昨天国民党军队对招待不满意，打了我两巴掌。”房东大爷说:“我恨不能把他们一个个都杀了，酒肉白面招待，还得挨打。这些害人精不得好死。”我们经过再三动员，才说服他们，把馒头和炒鸡收起来，拿来高粱煎饼，我们安心地吃了午饭，吃得十分高兴。

1942年，我们在杨家庄过八月十五，村里给我们做了油饼，我们反复讲了好多道理，不能吃油饼。早饭，上来油饼，我们没有吃。一直等到快吃午饭时，村里看我们坚决不吃，才换成高粱煎饼，我们不能因为节日破坏了规矩。

在吃饭这件事上，反映了我们八路军和日伪军、国民党反动军队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侵占群众利益，人民群众才真心实意拥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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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和群众同甘共苦

战争年代，父亲和武工队执行纪律不走样，和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

他记载：“有一次，我们到一个村执行任务，我们一进老百姓的家里，就拿起煎饼、咸菜，利用敌人喝剩下的开水吃起来。“不吃这个，这里有别的”。村长夺下我手里的煎饼，指着盛馒头的筐子说。我对村长说:“留着应付情况吧，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来伪军。”村长指着被伪军小队长的棍子戳破了的脖子说：“你看他们嫌酒不好，一棍子就把我脖子戳破了。”

一位战士气愤地说:“这些坏蛋，喝酒、吃面、吃肉，不如意就打人。”房东大娘劝我们说：“村长叫你们吃，你们就吃吧”。武工队小李插了一句：“大娘，我们吃了，敌人来了你们不是还得花钱去买呀。”村长愤恨的说：“我恨不能把他们都饿死。”村里管账的会计也很气愤，他说：“要不是为了咱们这个村，我把他们都药死。”我们和群众说完话，吃着煎饼，咸菜，喝着开水。大娘、村长和屋内的人看着我们吃这些东西，都掉下了眼泪，有的人哭起来了，我的鼻子也一阵阵的发酸。我安慰他们说: “别难过，能吃上这个就不错了，村里不是有不少人还在挨饿吗？等我们打走了日本鬼子，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你看怎么办？”村会计把纸条往桌子上一放，就问村长。我问:“什么事？”会计边看纸条边说：“东山上日本鬼子，要60斤猪肉，20斤鸡肉，200斤大米，50斤油，限三天内送到”。我说:“咱们商量一下怎么应付他们吧。”大娘气愤地说：“老天有眼，早晚得打雷劈了他们。”

我们为了减轻所住村、户的麻烦，不让住户遭受损失，采取了严格地保密措施，不仅是行动小心翼翼，住宿也不让无关人员知道，吃饭也保密，常常是从甲村安排上饭，我们带到乙村去吃。

我们武工队的生活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差别越小，群众的心和我们的心就越近。在敌占区，为了减轻群众的负担，能省下来的我们就尽量省。

我们是共产党保护人民的军队，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是我们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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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武工队不断发展壮大

随着抗战的节节胜利，武工队不断发展壮大。父亲记载：“从1943年春天开始，我们有了比较多的主动权。敌人在据点里是晚出早归，夜间不敢出来，就是白天，在靠近我方的边缘区附近的村子，十个八个的敌人也不敢出来。

我们的活动，比过去公开自如多了，群众也敢于主动公开的接近我们，向我们反映情况，找我们问长问短，军民形成一股劲，共同对抗打击敌人

敌占区绝大部分的村干部积极拥护我们，主动向我们反映情况，和我们商量对付敌人斗争的办法，积极地给我们送粮送款。既改善了我们的供应，又减少了根据地的负担。经过艰难奋斗，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敌人抗粮、抗款、抗伕的斗争力度，压制了敌人。

我们常常在靠近我方边缘区的村子公开来去，开展工作。有时候大白天的，我们就召集群众开会。在一般情况下，敌人即使知道我们住在哪个村，也不敢去袭击我们了。

敌人势力越来越弱了，我们可以到敌占区除敌据点以外的任何村庄住宿，只是有些地方是公开的长时间的住，有些是秘密短暂的住。就是汪沟街敌据点附近，我们也去住过。

我们可以在白天，在敌占区敌人统治的腹地作战。在和一个据点的敌人打仗时，其他据点的敌人不敢轻易出来助战。

经过奋斗，我们八路军武工队队伍也逐渐扩大了。1942年底，我们这支小队伍由开始六个人发展到四十多人。集中起来，可以在敌占区应付一般的战斗情况，小据点的敌人不敢和我们交火了。我们经常在夜间对敌据点开展政治攻势，采取喊话等方式进行宣传教育，开展心理战，瓦解敌军。

总之，是我们前进了，敌人退缩了。我们活跃了，敌人消失了。群众起来了，坏人害怕了。但是敌优我劣的局面，还未真正完全改变，所以斗争仍然是相当激烈残酷的。”

42、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据父亲记载：“几年来，在敌占区开展斗争，我们之所以没有吃过大亏，没有遭受大的损失，是因为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政策，执行了人民军队的纪律，获得了敌占区人民群众的支持，群众积极掩护和支援了我们开展对敌斗争。

在敌占区工作，危险性较大，上级不断地强调，要我们提高警惕，增强自我保护能力，保存有生力量，有力打击敌人。上级经常通报情况给我们，让我们不忘危险，随时保持高度戒备。

因为我们许多武工队，都有惨痛的血得教训。记得和我们同时成立，去敌占区活动的另一支八路军武工队，后来也改称区中队。1943年春天，因为麻痹大意，放松警惕，这个武工队二十几个人被敌人包围，一场战斗下来，武工队人员全部壮烈牺牲。

我觉着敌后斗争，既要大胆，积极活动，又要警惕谨慎。这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只有积极活动才能打开局面，争取主动，而提高警惕，保持戒备，是保证积极活动不可缺少的措施。

几年来，凡是到有危险性的村庄、路口，我都必须经过侦查，查明情况后方可行动。我们就是通过侦查，及时采取措施，才避免了不应有地损失和牺牲。

我们武工队，对于村长可靠性没有把握的村子，不敢掉以轻信。对于这样的村子，我们一旦要去住宿，一般是不经过村长，不让其他人知道，而是直接插到熟悉的住户去，秘密进去，秘密出来。

我带队在敌占区活动，去村庄住宿，凡是对村长不信任的村子，我从来不找村长，而是直接带队到熟悉的住户家去。我们事先在另外的村子带好够一天吃的粮食，到了住户家后，马上做饭，天亮前吃完饭，让大家体力充沛，已备天亮后发生情况和不测。

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样的活动方式，我养成的习惯是，到了住户家后，先让大家睡觉休息，我来做饭，饭好了，让大家吃饭，天亮以前必须吃完饭。

如果没有发生什么情况，我才让其他人轮流坐班，我再休息一会。

一般上午十点左右睡醒，没有任务时，我就抽空学习文化，有时候，一天可以学6个小时的文化。若有任务，就不能学习文化，就不能正常休息了。

可惜的是，经常是活动了一夜，刚吃过饭，就发生了情况，白天一天不能睡觉，晚上照样去工作。

由于我经常处于这样的状态，有时候自感体力不支，疲惫不堪，挺吃力的，但我还是支撑下来了。一个是那个时候年轻，我不满20岁，年轻力壮，精力旺盛。还有一个是有信念，始终坚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们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由于战争年代战斗、生活没有规律，给我造成了一生入睡困难，有时候通宵不眠。我睡觉很轻，一有响声就醒了。战争年代，有点动静马上就惊醒，形成了习惯，长久以往，以致后来形成了神经衰弱症。”

老马根据父亲刘乃晏口述和手稿整理

2022、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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