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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前三年，1895年，30岁的湖南青年谭嗣同，和51岁的源顺镖局总镖头、大刀王五相遇了。

他们相遇在帝都，在北京。

此时，大清帝国刚刚在与日本的甲午战争中惨败，帝国上下处处弥漫着悲痛求变的气氛，30岁的谭嗣同，于是向京城闻名的总镖头大刀王五请教剑术以求搏击图强，出身武术之乡河北沧州的王五，很欣赏这位年轻人，恰逢乱世，这两位一南一北，却又忠肝义胆、侠骨热肠的英豪结成了忘年之交。

后来，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回忆谭嗣同与大刀王五的莫逆之交：

“王五为幽燕大侠，以保镖为业。其势力范围，北及山海关，南及清江浦，生平以除强扶弱为事。浏阳（指谭嗣同）少年，尝从之受剑术，以道义相期许。”

三年后，1898年，百日维新的戊戌变法失败，为了营救参与维新变法的谭嗣同，大刀王五冒着生命危险潜伏到谭嗣同家中，表示愿意护送谭嗣同逃出北京，但谭嗣同却直接拒绝了，他说：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谭嗣同（1865-1898）

不久，拒绝逃亡的谭嗣同被捕，随后与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等五人被斩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被杀后，没有人敢为他收尸，只有大刀王五哭着到了现场为他收尸，并将谭嗣同的遗骸护送到了千里之外的湖南浏阳：

“谭嗣同之受刑也，人无敢问者。侠客伏尸大哭，涤其血殓之。道路目者，皆曰‘此参政剑师王五公也’。”

再两年后，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壮怀激烈、不甘屈服的大刀王五率领众人奋起抗击侵略者，最终被八国联军枪杀于北京前门。

中国最后的总镖头，死了。

他的人头，被高高悬挂在北京的城门之上，没有人敢为他收尸。听闻消息后，出身镖师家庭的大侠霍元甲火速从天津赶来，冒着生命危险将王五的人头从城门上取下入殓。

在人命如草芥的时代，只有英雄才懂得彼此惺惺相惜，只有英雄，才愿意为理想和情怀、为他人赴汤蹈火。

" ▲大刀王五剧照

恰逢世纪之交，一个属于中国镖师的侠客时代，随着大刀王五的死去，开始进入倒计时。

2

就在大刀王五被杀的这一年，1900年，仓惶的慈禧则胁迫着光绪皇帝，在一众镖师的护卫下，一路西逃。

在八国联军的进攻下，狼狈的慈禧一直逃到了西安，才惊魂甫定下来。由于此前出逃仓促，加上担心过于招摇会引来八国联军追击，因此她甚至连护卫都没有带足，不得已要倚靠北京各个镖局的镖师一起协同护驾，才得以一路逃窜到了西安。

但慈禧转身就过河拆桥，不得已之下，这些被遣散的“御镖”分别在西安开了三个镖局：永庆镖局、宏泰镖局和宏发镖局。由于铁路、航运、现代银行业的兴起，此时“硬镖”（保送公家的公款和私人的货款）业务已经日趋减少，不得已之下，这些由护送慈禧西逃的镖师们所开的镖局，到最后全部沦为要靠护送“软镖”（鸦片）过活。

在最后的英雄镖师大刀王五被杀后，中国的镖局和镖师们，在生存压力之下，逐渐蜕化成了精致的利益主义者。

但鸦片保护商的生意并不好做，随着匪徒装备的枪械日益精良，遭遇抢劫“失镖”的风险越来越大，到了1919年，无力应对民国乱世的西安三家镖局全部关门停业。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西安镖局的停业，是中国镖局逐渐进入末日的真实写照。

而从乾隆年间（1736-1796），山西人张黑五在北京开设国内第一家镖局开始，镖局在中国从兴起、鼎盛到衰落，不过短短一百多年时间。

早在明朝年间，各级军事机构和官府为了护卫统帅和军饷、粮银的运送，开始设立护卫“标兵”，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美洲白银开始大量涌入中国，明朝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在明朝境内大规模推广用白银征税计算的“一条鞭法”，由此开启了明清两代“白银帝国”的诞生。

随着中国日益卷入全球商业网络，大量中国丝绸、茶叶和瓷器纷纷出口西方，加上晚明时期国内商业贸易日趋繁荣，在内外双重刺激下，传统以布匹、铜钱，宋元时期甚至一度出现用纸币交易的货币方式，到了明朝中后期，逐渐被以白银和铜钱交易的方式取代。

本来，从宋朝开始出现，到了元朝达到鼎盛的纸币交易，是古代中华帝国进入现代货币交易的萌芽，然而由于两宋、金朝和元朝大规模的滥发纸币导致剧烈的通货膨胀，到了1368年明朝建立后，纸币交易基本停止。

与此同时，“白银革命”带来了商业大爆发，但随之而来的烦恼就是，大量现银的携带导致了运输安全问题，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拦路抢劫，从明朝各级“标兵”逐渐演变而成的私人保镖“标客”开始出现，在明末清初的乱世中，这些职业保镖“标客”正在酝酿着巨变。

到了清代，随着康雍乾盛世的到来，中国的商业贸易迅速发展，当时，随着晋商、徽商、粤商等各路商帮的崛起，全国出现了四大区域市场，分别是“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而将生意甚至做到了俄国境内的晋商，对于白银的运输要求更是远至中俄边境，对于当时动辄成千上万的银钱交易，作为商业押运和保镖公司角色的“标客”最终在乾隆时期出现。

乾隆时期，为了护卫晋商贸易，江湖人称神拳的山西人张黑五，首先在北京开设了兴隆镖局，这也是目前可追溯的中国境内最早的镖局，在清朝中期晋商经营的票号开始崛起后，这些早先称为“标客”、“标行”的商业保镖和保险机构，最终改成了由标志十八般武器的“金”，与标志票号的“票”两个字相结合的“镖客”、“镖师”、“镖行”。

名称的改变，标志着武艺与金融结合的时代，到来了。

“镖师”和“镖行”，即将隆重登场。

3

在晋商和国内商贸业的支持下，北京的镖局率先进入了鼎盛时期。

从乾隆年间开始，北京逐渐出现了著名的“八大镖局”，这就是：会友、永兴、志成、正兴、同兴、义友、光兴、万通等八大镖局，其中号称京城第一镖局的会友镖局，其北京总行加上全国各地的分号一起，镖师和厨役等人员竟然高达1000多人。

清朝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擅长三皇炮捶拳的河北人宋彦超进入作为清朝禁军系列的“神机营”，离开神机营后，宋彦超在北京开设了会友镖局，凭借着在军队系统的诸多关系，会友镖局开启了它历时100多年的辉煌历程，在巅峰时期，甚至连李鸿章的私家宅院都是由会友镖局负责看管，而李鸿章更是会友镖局的名誉股东。

有了军队以及后续的李鸿章等高层政治关系的庇护，会友镖局在大清帝国内部迅速扩张。

"▲会友镖局旧照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和天平天国之乱（1851-186.4）结束后，大清帝国内部的捻匪等大小动乱仍然不断，而在人口大爆炸、清廷日益对民间失去控制力的背景下，民间的响马、劫匪更是层出不穷，

道光二十一年（1841），在后来名列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胡林翼在从北京返回湖南的路途中，直接被强盗洗劫。道光二十七年（1847），广东巡抚黄恩彤与顺德县令鹿钟之等结伴同行，更是被劫匪抢去高达五十多万金。

在朝廷大员都无力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民间商帮等各种商业贸易就更加缺乏保障，当时，山西蔚丰厚票号“起巨万现银回家，行至（北京）彰仪门，全行覆没”，在天子脚下尚且如此，出了帝都安全就更加没有保障，因此，晋商等商帮回忆起当时经常遭遇抢劫的局势时说：“忆京津（山）东省一带，失款之状，更令人毛发森竖！”

在乱世和盗匪横行的恫吓下，中国的镖行开始蓬勃兴起，进入黄金时代。

当时，从北方的中俄边境，到国内的北京、佛山、苏州、汉口等商业重镇，乃至远涉外海的商船，都出现了镖师的身影，在清末的上海洋行，每次远航国外甚至都要聘请镖师“以御盗贼”，有的大船甚至会延请戏剧演员登船献唱，而镖师甚至可以位列“首座”以示尊崇。

尽管必须以高强武艺护镖，但对于镖行和镖师们来说，与盗匪直接开干并非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很多时候，镖行和镖师往往“以和为贵”，与盗匪存在某种形式的暗中联结。

对于镖局的生存法宝，《镖局春秋》的作者古彧曾经总结为：“官府要有硬后台，绿林要有硬关系，自身要有硬功夫”等三句真经。

当时，在北京等各地镖行的负责人，都要在每年的某个固定时间，到自己镖局经常走镖的必经之路向各个盗匪们“拜山”请求“关照”，而盗匪们对于日常有“往来”的镖局则大多要网开一面，否则动起手来也是各有损伤，作为一种利益共享，很多镖局与走镖路上的盗匪们，往往存在一种默契的合作关系，以此确保安全。

镖师们回忆，一旦走镖路上遇到荆棘拦道，通常就意味着碰上劫镖的了，在此情况下，领头的镖师一般会先与盗匪谈判说，“近来疏忽，忘了拜山，在下是某某镖局，东家放一马，日后定当登山拜谢”等等客套话，而盗匪一般也会量力而行或者给个面子，而不是像影视剧中演的一样动不动大打出手。

晚清著名镖师李尧臣曾经向弟子回忆说，“镖行和贼打交道，先要讲和气，光凭武艺高强，想制服他们，那还是不行的……贼要是准你过去，他就高喊一声‘合吾’。有时别的贼人趴在地上，远远的看不见，为首这个贼喊了一声‘合吾’以后，就听见远远的一声接着一声。遇见贼人硬要和镖师比武较量分个胜负的，那就只好和他拼了。真的动手的情形，100次也未必有1次。可是干镖行的死在贼人手里的，也不在少数。”

由于镖局与盗匪之间存在特殊的“妥协”关系，因此当盗匪来到镖局所在地游玩或办事时，一旦官府缉拿，镖局通常也会保护盗匪，而鉴于镖局普遍在官府有政治关系，部分大的镖局例如会友镖局等甚至有李鸿章等当朝红人荫护，因此假如盗匪进入镖局寻求庇护时，官府一般也会网开一面。

4

但在乱世中夹缝求生的镖局，即将迎来时代的大考。

清朝道光三年（1823年），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票庄在山西平遥正式成立，此后，中国各地票号遍地开花，在票号金融的影响下，清朝的现银运输量急剧减少，随着主营业务的日渐丧失，加上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传统的镖局的业务，也开始从单一的银钱运输，转变为多种业务兼容模式，这其中就包括帮一些有钱的客人充当人身保镖，押送衣、物、手饰等各种业务。

在此情况下，进入晚清时期，镖局逐渐形成了“信镖、票镖、银镖、粮镖、物镖、人镖”等六大镖系和商业模式，而随着晚清时期全国各地鸦片种植和鸦片贸易的大规模兴起，许多镖行甚至蜕变成为鸦片商人的保镖，以防止有人抢劫烟土（鸦片），例如当时广东潮州、嘉应府一带的鸦片商人，经常往湖南边界及广西浔州、梧州等地贩卖鸦片，他们经常都会雇请镖师“重其酬谢”进行“保标”。

而在票号之外，现代银行业的崛起，开始更加剧烈地冲击镖行的业务，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845年，中国境内的第一家外国银行英国丽如银行在香港设立分行，随后又进入广州、上海等地开设分行；在英国丽如银行的带头下，英国的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和有利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等纷纷进驻中国开展业务。

到了1897年，由盛宣怀主持创办的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正式成立，1904年，中国银行的前身大清银行也成立了，如果说传统票号不管如何演变，始终还需要短途运送现银等保镖业务的话，现代银行业的崛起，则几乎彻底斩断了银钱运送这条传统镖行的最重要业务。

铁路的崛起，更是成为毁灭镖行的重要一击。

1876年，中国境内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上海至江湾段正式投入运营，此后，从北京到沈阳的京奉铁路、从北京到武汉的京汉铁路、从北京到河北张家口的京张铁路等大动脉相继通车，安全快捷的铁路在晚清、民国初年的大规模修建通车，也使得护送速度慢、安全性能差的镖行，甚至连银钱护送以外的其他业务也干不下去了。

"▲晚清铁路的崛起，也对镖局带来了毁灭性的冲击

在此情况下，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出现、清朝中期进入巅峰鼎盛时期的镖行，在晚清现代银行业和铁路、轮船等交通工具飞速发展的情况下，主营业务逐渐丧失，生存空间也日益逼仄艰难。

与之相伴，盗匪们的武器装备也在不断进化，面对盗匪们不断升级的洋枪等火器装备，适应冷兵器时代作战的镖行和镖师们，仅仅靠着拳脚功夫和舞枪弄棒，已经难以震慑晚清民国时期日益猖獗的盗匪。

对于这种时代剧烈演化的趋势，晚清张家口的一位著名女镖师邓剑娥就感慨地说：“火器盛行，武技渐绌矣。”当初，邓剑娥的父亲邓魁在护镖时被盗匪所杀，当时年仅14岁的邓剑娥于是矢志不嫁，继承父业承担起了家族的镖行，由于邓剑娥武艺精湛，甚至能立在马上“击空中雕鹗，枪无虚发，皆贯其目，他无伤也”，因此盗贼们对于她护送的镖，一般都会给个面子。

但面对洋枪等武器的盛行，邓剑娥也感觉到了有心无力，她对母亲说：“盗之器械皆视我为精，今惟以情谊名誉羁之耳。父果以何而殒命乎？生活之资今已粗具，不如改业之为愈也。”于是，邓剑娥最终放弃镖行业务，改而在奉天（沈阳）西关外购置田产做起了地主，“闭门以居”。

在时代的大潮下，镖局纷纷出现了倒闭潮，而在山西、陕西等各地镖行的倒闭潮下，在最高峰时期一度拥有数十家镖局的北京，更是沦落到最后只剩下会友镖局一家在苦苦支撑，而会友镖局之所以还能存在，也仅仅只是靠着为北京前门的珠宝店、古董行等各大商号充当警卫勉力维持，到了1921年，从最高峰时期1000多人锐减至仅有100多人的会友镖局也难以支撑下去，最终宣告解散关闭。

而会友镖局，正是中国最后的一家镖局，它的解散，也宣布了兴盛仅有一百多年时间的镖行和镖师职业的彻底消失。

在时代巨变的浪潮前，纵使武艺高强，也难以抗衡没顶的潮水。

5

尽管镖局不复存在，但作为会友镖局最后的镖师，李尧臣也和其他镖师一起，苦苦探寻生活的道路。

作为中国最后的镖师，在会友镖局解散后，武艺精湛的李尧臣则在北京开设了一个“武术茶社”，作为中国最大也是最后一个镖局的名镖师，李尧臣名声响彻京城，当时，京剧武生宗匠杨小楼为演《安天会》（即《闹天宫》），曾向他请教猴拳；京剧大师梅兰芳为演《霸王别姬》，也向他学习剑术。

1931年“9·18”事变后，华北局势日趋紧张，为了捍卫国土，29军军长宋哲元发出了“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誓言，并由副军长佟麟阁出面，延请李尧臣为29军武术总教官。

在祖国危难之际，当时已经55岁的李尧臣根据中日士兵的格斗特点，特创了“无极刀法”教授抗日官兵，并训练出了此后大名鼎鼎的29军大刀敢死队。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由李尧臣训练的29军大刀队大破日军，追杀日寇60余里，缴获大炮18门，29军大刀队由此名扬天下，而这背后的功臣，正是这位中国最后的镖师李尧臣的苦心训练。

" ▲1959年，84岁的李尧臣在演练武功

长城抗战后，作曲家麦新根据29军大刀队的事迹，创作了《大刀进行曲》，那激烈澎湃的歌词，至今依然鼓舞着每一位保家卫国的热血国人：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军民团结勇敢前进，

看准那敌人，

把他消灭，把他消灭! 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