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时候，我们柳山村有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

这台电视机拯救了全村的娱乐事业，每当晚霞渐落，天空黑沉沉暗下来，村民们就会自带小板凳，聚到有电视的这户人家，将他家门口堵得水泄不通，有晚到的人，干脆猫着腰，从他家窗户钻进来，啪嗒一下跳到地上，正在看电视的乡亲便要吓一大跳，齐齐回过头来，这人便会不好意思，迎着乡亲们的目光，挠着头嘿嘿嘿嘿地笑起来。

大家把这户人家的堂屋当成了免费电影院，《霍元甲》热播的时候，因为看电视的人太多，他家的门槛都被生生踩断，但户主作为全村娱乐业大亨，享受着巨大的荣光，并不太在意这些事。

电视机只有晚上才有信号，白天村里的cbd，则是卖百货兼肉铺的杂货店，1960年代婴儿潮出生的农村汉子都已经长大------我奶奶就生了八个------但社会上并不能给他们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大家都穿着打满补丁的粗布衣裳、脚下配一双军绿色的解放鞋，支起一只脚，百无聊赖地坐在杂货店的长凳上，讨论起每家每户的八卦绯闻。

人处于极度无聊的情况下，特别喜欢找刺激，村子里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先是从武侠小说中摸灵感，又从香港武打片里找素材，常常组建起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江湖组织，有的叫“凤凰帮”、有的叫“精武门”，我七岁的时候，就被村里的大哥带去参加帮会（所以我一直是社会人），我记得那个帮会很大，一共有七个人，大哥从电视里学到了一些很酷的仪式，打算去山上歃血为盟，要割破食指，喝血酒拜把子，七岁的我听到后吓哭了，回家告诉了母亲。

我母亲听闻后大怒，操起一刀菜刀找到大哥家，在他家门口骂了足足半个小时，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回头大哥就被他爸妈揍得鼻青脸肿，颜面扫地，这个帮会就此解散，被我妈单枪匹马给铲平了。

我从此失去了社会人的身份，老老实实回去读书。

我是1988年念的学前班------那时候没有幼儿园，就是在小学一年级前念一年书，管这个叫学前班。

我上学后才清楚自己有一个古怪的名字，叫卢航燕，是个女儿名，听起来很像是一个小受的名字，遭到了同班同学的无情嘲笑，我问我妈这是什么意思，我妈说这是“航行中的燕子”，表示你很勇敢，我说同学们天天笑我，我现在一点都不觉得勇敢，你帮我改个名吧，我妈说好，你要“刻苦学文化”，以后叫卢刻文，不过我妈写了个错别字，把“刻”字写成了“克”，我读到小学三年级发才发现名字又取错了，我妈说算了，都上户口了，将就着用吧。

后来我明白了，为什么我现在写文章这么多错别字呢？这是家传的，刻在基因里的，没法改。

我爷爷知道我新改的名字后，急得吹胡子瞪眼睛，叫我一定要改名字，我妈问他为什么要改，我爷爷说，我老爷爷叫卢克武，他孙子叫卢克文，听起来像是兄弟，是占他便宜，我妈说名字都上户口了，改来改去太麻烦了，将就着用吧，一边说话，一边有意无意看钉板上的菜刀，我爷爷瞬间就冷静了，说好好好，先用着先用着，再改过来确实很麻烦，以后就不多嘴了。

我就一直将就用着这个名字。

我们读书的柳山小学，是一间十分破败的两层木制校舍，下课的时候，高年级的在二楼看到我们，得意洋洋地跟我们说，给你们表演个节目。我们低年级的就抬起头问，表演什么节目呀？高年级就在二楼一跺脚，整个校舍就颤栗起来，木制的栏杆都在嗡嗡抖动。

现在想来，那校舍就是个危房，但七八岁的我们哪懂这些，我们看到此情此景，就忍不住哇地一声赞叹起来：好厉害啊。

我爷爷生娃实在生得太多，把祖屋切得七零八落，我家只分到后进的一小间土屋，十五平方的样子，屋子里只能放下一张床、一片衣柜、一方米柜，后院养着两头大肥猪------生我妹妹的时候，我妈被计生委的人抓到了礼堂里准备打胎，她跟另一个孕妇从厕所一面破损的危墙里逃了出来，我妹妹才捡回一条命（是的这个故事我写在《深海》里了），那个孕妇回家就难产死了，我妈生了妹妹后，计生委的把我家的床拆了，两头肥猪也没收了，1984年的时候，全家晚上要睡觉，就把门板拆下来睡在门板上，后面又辛苦了两年，才又把床和肥猪挣了回来。

所以我家一直过得十分清贫，在村子里也是最清贫的那种，但到了1991年，我爸发了笔横财，他成了一名小包工头，赚了点钱，他就把村里废弃的粮仓买了下来，重新装修后全家住了进去，还特别洋气地买了台17寸的韶山牌黑白电视机，从此我们家也成了村子里的cbd之一，一到晚上热闹得不行。

1992年的时候，有天晚上大家正在看电视，我四叔在人群里很响亮地放了个屁，臭不可闻，我说四叔这个屁好臭啊，我四叔觉得在众人面前失了颜面，就用力地掐我的脸，说臭不臭！臭不臭！我爸见他欺负小孩子，拍着桌子骂他，两人吵起来，骂到凶狠处，我四叔操起刀子来砍我爸，我爸举起铝桶一挡，刀嵌进桶身里，咣一身响，看电视的人群吓得鸟兽散，两人打作一团，都受了些伤。

经历这次斗殴后，我妈说在村子里没法呆了，天天打打杀杀，影响孩子读书，还是进城吧，家里就开始往城里搬。

第一年只是在县城租了房，我们读书的事还搞不定，就寄宿在邻居家，周末进城，四年级时，不记得什么事要在班上搞一次捐款，同学们一毛两毛凑了点钱，我那时是班长，钱交在我这里保管，那天是周末，我跟妹妹回城里时，上了车发现路费不够，售票员说要么给钱要么下车，十岁的我又给吓哭了，最后哆哆嗦嗦从捐款里挪出两毛钱来给了售票员，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动用公款，我觉得我灵魂从此不干净了，一路哭回家。

第二年我们搬去了市区，我转到了东区前进小学读书，入校前有个摸底考试，成绩太差的学生他们不要，考完后我妈大惊失色，说我语文数学才考了七十多分，而我在农村读书时，一直都是95分以上，这才发现农村和城市教学质量天差地远，完全不在一个层面，我在农村读书时，班主任自己也分不清“z、c、s和zh、ch、sh”，但她“的、地、得”又分得特别好，这种优点和缺点我都继承了下来。

启蒙教育果然会影响人一辈子。

我刚到城里时学习确实也跟不上，两个月后才赶上来，到六年级时，每天中午都要补课，只放三四名最好的学生先下课回家吃饭，我就是那几名学生之一，中国公立学校的教师一直非常敬业，哪怕是在1990年代那么艰苦的环境对学生也十分严格，经常无偿补课，尤其是在了解美国的快乐教育后，才发现这种敬业简直不可思议。

那两年我爸在外面包工程还算顺利，是我妈一生中最轻松的时光，她每天打打麻将，到点给家人做饭，每天输赢十几块上下，清闲知足，胖了足足三十斤，我去他们打麻将的地方寻过好几次人，看见家庭主妇都流行把钱塞在自己的丝袜里，每次打完一局，大家一边稀里哗啦地砌麻将，一边低下头从丝袜里掏钱。

我在小学毕业前还一直是个极老实本分的孩子，几乎不做任何越界的事情，升学考试完后，同学们在一起拿着零花钱庆祝，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跟他们第一次走进了游戏厅，那种紧张感又刺激又新鲜，我在充满噪音和汗水的环境里蒙头蒙脑打完了一局《三国志》，恍恍惚惚走出游戏厅后，手心里全是汗水。

同学问我好不好玩？我说好玩，同学说是嘛，本来就很好玩，要不要再来一把？

我屏住呼吸，用力点了点头说：再来一把。

两个人掀开布帘，又走进了游戏厅。

从此打游戏成为我一生的爱好之一。

我那时每天有一块钱零花钱，我会拿五毛钱买两个包子，剩下五毛钱，要么去租武侠小说，要么换成两枚游戏币，因为币少，我会默默地站在别人背后，看别人怎么玩，领悟技巧再上手，到后期尤其精通《侍魂》，打得整片砂子坡罕逢敌手，但我一直没有进入一流高手境界，我见过真正的游戏天才，是我同校的一个瘦高个学长，他能用黄忠一命通关《三国志》，也能用千里狂死郎虐我的加尔福特，他精通所有街机游戏，每个游戏都打得出神入化，那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偶像级别的人像，见到他玩游戏时，做为小粉丝，我会屏住呼吸毕恭毕敬站在他身后观摩，小心翼翼地学习他一招一式。

1995年冬天，有一个傍晚，邵阳市起了好大的雾，我偶像在砂子坡街机室里遇到了劲敌，那是从西区过来的一个高手，据说已经横扫整个邵阳市，那是制霸全市的一场对决，我晚饭都没吃就去抢偶像背后最佳观赛位置，后面的观众多得游戏厅的门都进不来，两人用《豪血寺》对决，打得十分激烈，那天特别冷，我偶像流起了好长的鼻涕，他打一会，吸一会鼻涕，又打一会，又吸一会鼻涕，打到最激烈处时，他用破鸟才藏（忍者牛）发出大招终结了对手，兴奋得一甩头，挂出去的鼻涕没来得及吸回去，啪一下甩到了西区高手的脸上。

我永远记得那个傍晚，浓雾中砂子坡游戏厅里蓦地里一片安静，那位西区高手突然惨叫一声，捂着脸头也不回地冲出了游戏厅，再也没有回来。

第二年，我的偶像去读了高中，我从此也再没有见过他。

要是不打游戏，不租武侠小说，我大多数时候会去汽车东站附近的街道上看漫画书。

那时候有一个长胡子老爷爷，面容和善，每天挑着两担子漫画书在街边摆摊，他会先把书架展开，再把漫画书一本本工工整整摆上去，接着在路边放好一张张小木凳，等待小朋友们来看书，挣一点养老费。

他的漫画书两毛钱一本，我就在这人来人往的街道边，伴随着汽车喇叭声和大人吵闹的声音，看完了《北斗神拳》、《圣斗士》、《七龙珠》、《风魔小次郎》、《阿拉蕾》、《乱马二分之一》等等，由于他的摊位旁边是一家卖猪饲料的专营店，以致于我现在一想起这些漫画，脑海里不自由主自带一股猪饲料的气味。

待我长到十六七岁时，我再去那家漫画摊看书，《七龙珠》已经没完没了地在出烂尾的魔人布欧系列，旁边有小朋友看到我在翻书，指着我说：这么大人了也来看漫画啊。

好像我就该没有童年似的。

再过几年，我二十岁时，那老人就再也没有出现，应该是去世了，书摊也没有人继承，从此再没有见到有小孩在路边读漫画书，我现在偶尔回邵阳，还总是会去那条街道看一看，我知道那位老人不会再出现了，路边的饲料店也关门了，但我路过时，还是忍不住停下来看一看，这世上可能没有人记得他了，但我会永远记得。

升初中的最后半学期，我突然上课爱走神（这毛病现在还有），没有考上二中，就近上了昭陵中学。

我家那时候住在邵阳衡器厂附近，厂里渐渐发不出工资了，工人们都在寻活路，我爸那时候处在人生巅峰时期，有一点小钱，常被一群失业的工人捧着骗吃骗喝，我一直记得有个哥们常来我家蹭饭，每次一边夹肉喝酒，一边问我：学校里有没有人欺负你啊？欺负你跟叔说一声，叔带人砍他。

这人身上常常掏不出五块钱来，但每次吃饭都把声势搞得特别大，好像是我们家请来的气氛组一样。

从我念初二开始，家里经济情况就不对劲了，忽然常常有人过来讨债，我爸对这些人又哄又骗，后来直接跟人对骂，再后来，他已经在外面不知道欠了多少钱，可能是绝望了吧，最后只能像一个穷途末路的对冲基金经理那样，对债主说话：

你就赌我这辈子翻不了身吗？你敢赌吗？

但凡说出这种话来，说明已没有了任何底气，他这辈子，还真没再翻身。

此后这一生，他都在想尽办法逃避人生责任，每天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喝酒吃肉。

从那时开始，每一年过年，家里都坐满了讨债的工人、供应商，房子里到处是烟味、吵架声、咳嗽声，不是我爸在骂人，就是别人在骂我爸。

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每到此时，我宁肯去游戏厅呆一整天，也不愿回家。

我爸后来又做出好些让我们终生难以启齿的事情，他就越活越糊涂，越活越放纵，渐渐偏离了人生轨道，基本放弃了对家庭的责任，从不关心儿女的学费和生活费，开始了浑浑噩噩的下半生。

但我妈没有放弃，她还在努力拯救这个家庭。

到初三时，要开始选择自己人生的方向，我跟一位梁同学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聊天，他一边无所事事的伸手去剥窗户上脱落成片的油漆，一边问我考高中还是中专。

我说决定考中专，早点出来工作给家里还债。

他跟我说将来一定要读高中，他说：“我们高考时就是2000年了，那时候一定遍地大学生。”

我当然知道这些的，但我没得选。

后来果然考上了长沙的学校，我们家借了好些钱，才凑够了我3800元的学费，但是后面几个月的生活费全都没有着落，我妈托以前在柳山村认识的熟人，终于找了份工作，决定送我走后，她就去东莞塘厦打工。

她在那里每天从早上八点工作到凌晨两点，一年时间再见到她时，又瘦回了三十斤。

去长沙前的一天，我妈打麻将赢了几百块钱，她在牌桌上赢了就马上收手，将这些钱拿去给我买了好多廉价的衣服、军训用的鞋子，小心翼翼叠好在行李箱，她跟我说：“你将来去了长沙，还要发狠读书，将来一定要出人头地。”

她反复叮嘱说：“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啊。”

她说着说着，就哭起来：“我们一家人，从此就要各奔东西了。”

那天晚上，我默默地和母亲收拾好衣服，我们都没有再多说话，那天晚上，砂子坡的游戏厅、街道边的租书店、汽车东站旁的漫画摊，这些影响我一生的事物开始在我脑海里一一闪现。

天亮后，母亲送我去邵阳火车站，我在进站前，同母亲挥手告别，从那天开始，我告别了邵阳市，告别了母亲，也告别了没有忧虑的青春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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