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参与作战的李纯光，2001年在歼-5战斗机前留影
1966年1月8日夜，在福建沿海发生了一起恶性的叛逃事件。
隶属于福州军区守备7师的一艘登陆艇，当天晚上从福建的马尾出发，前往霞浦运送物资。船上的物资有柴油、地图、枪支弹药等，一共有10人负责此次行动。
看起来很顺利，都以为这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任务。然而，就在登陆艇出海之后不久，船上的吴文献、吴珍加和吴春富三人，包藏的祸心渐渐显露出来了。
由于其他人没有丝毫防备，他们先是突然开枪打死了艇长甘久郎，而后魏献美和陈振新两名战士，也不幸身亡。接着，与之格斗的张正庆、许忠义、施林岳和杨保四人，也都先后中弹身亡。
在此次袭击中，吴文献、吴珍加和吴春富三人不但是亲兄弟，而且三人的年龄最小的19岁，最大的21岁。而艇长已经30岁，其他的几名战士也都比他们的年龄大。
按说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七个人对付三个人是绰绰有余的。
但是却被吴文献三人得逞，只能说明大家都没有防备。谁能想到至亲的战友，会将枪口对准自己呢。可见，这三个人是蓄谋已久。
在打死船上7名战友后，3个人驾驶着登陆艇，直奔黑暗之中的马祖。马祖就在福建的对面，距离大陆只有20公里。
由于守备部队未能在预定时间内见到船只，所以推测船只遭遇不测。更为重要的是，我解放军电讯部门已经侦测到了马祖和台湾之间的相关讯息，因此很快便知道了叛逃事件的发生。
1月9日凌晨1时，台“国防部长”蒋经国，接到了吴文献等人的相关消息，高兴万分的他，立刻发出指示，要将这些“反共义士”尽快接到台湾。
彼时，两岸之间不但处于敌对状态，而且剑拔弩张。由于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对立，所以彼此之间，相互之间的叛逃事件时不时就有发生。
而且在以往历次的事件中，往往以驾驶飞机叛逃者居多。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民国政府掌控着一切，因此那个时候都是国军的飞行员，驾驶着飞机到达延安或者其他解放区。
最早的一次是发生在1930年2月，彼时，四川刘湘部队里的一架海盗式侦察机，从南京起飞返回四川。飞行员龙文光因为燃油耗尽，只能临时降落在了湖北大悟下的一个河滩上。
当时这里属于鄂豫皖苏区，飞机被红军缴获，龙文光也加入了红军。1931年，鄂豫皖苏区成立航空局，龙文光还被任命为局长。这架飞机经过重新喷漆后，也被命名为列宁号。
不过红四方面在1932年西征的时候，飞机被掩埋。随后在1932年9月的一次战斗中，龙文光被国民党逮捕。1933年8月9日，国民党方面以“带机投匪”的罪名，将龙文光处死。
而在1946年6月26日，国军方面的刘善本，驾驶b-24型轰炸机，原本是从成都飞往昆明的。但是刘本人反对内战，所以就准备脱离国军。当时飞机上一共有11人，有6名乘客，4名机组人员。
刘善本是单独行动，机组人员和乘客都不知道。他将机组人员和乘客隔离开来，然后分别以双方都要劫机而自己保持中立的态度，改变航线，将飞机顺利降落在了延安。在其后，刘善本参加了东北老航校的创办工作。
正因为不时有国军方面的飞行员，将飞机飞到延安。所以戴笠的飞机失踪后，国府上下曾经推测，是不是他的飞机也降落在了延安。
就在国军的飞行员不断驾驶飞机来到解放区的同时，蒋介石有一次差点被飞行员炸死。那是1948年12月16日，飞行员俞渤、郝桂桥等人，驾驶b-24型轰炸机从南京起飞，准备轰炸轰炸总统府和南京大校场机场。当时，蒋介石就在机场。可是因为投弹系统出现了故障，炸弹全都落在城外的燕子矶，蒋介石也逃过一劫。随后，飞行员驾驶飞机去往了石家庄。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共双方之间的敌对，彼此之间都公开宣布过对驾驶飞机、舰艇归来人员的奖励和联络方法。
比如在1964年3月15日，解放军再次发布通告，公布了广东汕头、浙江青田以及路桥三个机场的航向、电台呼号和波长。
台湾方面自然也不甘示弱，承诺对于那些叛逃者，根据其驾驶的飞机和舰艇的类型不同，给予最低黄金500两，最高7000两的奖励。
所以在1966年的1月8日晚上，吴文献等人之所以敢如此嚣张，就在于他们三人很清楚，哪怕真的自绝于人民，他们在当时的台湾方面也能找到出路。
三个人在马祖海域行凶之后，当即驾驶着登陆艇去往了马祖。
由于他们已经事先获取了与台湾方面的联络方式，因此马祖军方对于这三个不速之客，才能顺利地接纳和放行。
福州军区方面，很快就截获了台湾如何处置这三名叛逃者的信息。具体由台空军负责，在1月9日派出飞机抵达马祖，接三人回台湾。随行方面的安排，有情报官员以及记者。
之所以要派记者，是台湾方面想第一时间对外进行宣传攻势。
在台湾高层方面看来，吴文献三个人的行凶属于“壮举”，自然要大张旗鼓造势和报道。这在彼时的对峙当中，属于宣传战和心理攻势。
台湾方面除了做出了接机安排之外，还在台北的机场组织了所谓的欢迎大会。届时，除了有大量的“欢迎者”之外，台湾方面还允许民间记者到现场进行采访报道。
台湾方面的意图很清晰，就是想通过这种大张旗鼓的造势行动，来给自己提振信心。
可惜他们未曾料到的是，他们的这一部署和安排，都被我方侦知了。
既然台湾方面想利用杀人凶手和叛逃者造势，那就决不能让他们得逞。
福州军区方面连夜制定了反制预案，并迅速上报了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在1月9日的早晨就批准了作战方案。
彼时，周恩来做出明确指示，如果有绝对的把握，在对我方有利的情况下就一定要打掉他。
没有把握也一定要打，总之一定不能吃亏。
根据周总理惩戒叛徒的指示，福建空军承担了此次作战任务。
具体的执行者，由航空兵第24师来完成。副大队长李纯光和副中队长胡英法，驾驶歼-5战机为主攻；飞行员沈学礼、杨才兴驾驶歼-6战机为助攻。
接到命令之后，飞行员和四架飞机在机场24小时待命。
就在我方获悉台湾方面的下一步动向安排时，台湾方面的情报部门也没有闲着。“国防部情报局”的秘密报告分别递送到了“总统办公室”、“总统府二局”以及“国防部长办公室”。
情报部门特别指出，解放军这三名叛逃者在到达马祖后，中共的福州军区已经知道了此事，并且也已经掌握了我方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以及时间。
情报部门已经基本掌握了解放军方面要采取的措施，所以建议采取诱敌的方式，以避开解放军会做出的反应。
不管台湾的情报部门是否真的获悉了这些情况，单纯从军事行动角度去考虑，一方要采取行动，那么对立的方面肯定会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
所以，台湾的情报部门提出的建议还是中肯的。
但不知何故，情报部门将相关的情况和建议上报之后，并没有引起台湾高层的重视。
或许因为事发太过紧急，而且当时还是凌晨，台湾高层的几个人，还沉浸在半夜的美梦中呢。
正是因为台湾方面，没有进一步的计划准备，所以才使得解放军随后展开的惩戒行动，能够顺利地推进和实施。
1月9日的早晨，一架隶属于国民党空军的c-47型运输机从台湾岛起飞，目的地是马祖。
这趟飞行任务对于飞行员来说，原本可能是“小菜一碟”。飞机起飞后，8时37分就抵达马祖上空了。
可是由于此次要接的人不一般，飞行员也很清楚，马祖距离福建沿海地带只有20公里，距离福州机场也仅有60公里。
自己的一举一动，早就在雷达的屏幕上显示了。
而战机一旦升空，基本上一个快冲就能到达跟前。所以，飞行员的心里也是忐忑不安的。
与此同时，马祖机场是简易跑道，只有1200米长，50米宽。这对于心里本就忐忑不安的飞行员而言，在降落的时候是一种极大的考验。
纵使如此，飞行员也只能硬着头皮上。由于操纵失误，在降落的时候导致机翼尾部擦地。
钢板铺设的跑道上，擦出了一道道的火花。机场周围很大的侧风，使得机身倾斜更加严重。这导致巨大的运输机划出了跑道，停在了草坪上。
虽然没有造成严重伤亡，但是机翼严重变形，眼看是飞不起来了。
台湾方面很无奈，只好又派出一架pby型海上巡逻机，带着维修器材赶往马祖。
维修人员检查之后，认为之前的运输机一时之间难以修复。
而刚飞来的这架巡逻机，荷载只有8人，装不下叛逃者和其他人员。没办法，台湾方面只好又派飞机过去。
这次的飞机是一架hu-16（sa-16）“信天翁”式水陆两用机，这种大型的水陆两用机，既可以在地面跑道起降，也可以降落在海面上。海面风浪达到1.5米高，也能保证顺利的起降作业。
飞机是从台湾嘉义起飞的，在当天的12时11分降落在了马祖海岛上。
彼时，包括此前的两架飞机，小小的马祖岛上，已经有三架飞机了。
除了第一架一时修不好，另外两架飞机，台湾方面究竟要用哪一架运送叛逃者，一时之间谁都不知道。
而在我方这边，当天上午，周总理亲自跟空军司令打了电话。而后军委和福建方面做了具体的部署。
台湾方面最终认为，低空贴近海面的飞行方式，可以避开解放军空军的追击和拦截。
为此，台湾方面又派了两架f-100a“超佩刀”战斗机从高空策应。台湾方面的策略是，不与解放军的歼击机硬拼。
不过，敌人在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里，一直保持了无线电静默。一直到下午，对方的无线电波才出现，不过实施的是无线电佯动，试图了解解放军的虚实。
彼时马祖方面询问：一切准备就绪，何时起飞？台湾方面的答复是按照原计划行动。敌人的无线电佯动之后，并未发现我军的动向。
于是马祖方面又继续呼叫，刚才飞机发生故障，无法按时起飞，现在故障已排除完毕，拟准时起飞。
接着，敌人的无线电佯动又在持续，不过飞机却没有真正的起飞。
为此，我方的飞机也一直未动。
时间一分一秒地向前，双方都在保持着静默。
一直到下午的三点三十分，马祖岛上的飞机才开始活动了。
五分钟之后，载着叛逃者以及情报人员和记者的那架救护机起飞。
在国民党方面看来，他们已经骗过了解放军方面，能够安全返回台湾了。
然而，当这架飞机起飞后，福建沿海的两个雷达站点，很快就侦测到了这架飞机出现在马祖东南方约5000米处。
根据此前的预案，两架歼-5战机迅速起飞。一分钟之后，歼-6战机也跟着起飞。
15时51分，胡英法驾驶的僚机率先发现了敌机，他立刻向地面指挥部门做了报告。
而后，胡英法按照谁先发现敌机，谁就有优先交战权的规则，迅速进入攻击航线。
与此同时，在高空负责掩护的歼-6战机，故意调整了航向，飞得更远。
负责掩护任务的台湾空军f-100a战斗机上当了。他们按照地面的命令，去拦截两架诱敌的歼-6战机。
而在此时，胡英法距离运载叛逃者的救护机越来越近。
在800米处，胡英法果断开火，可惜没有击中目标。
随后在500米处，胡英法再次开火，这次击中了敌机的尾部，但是并未对其造成严重的伤害。
由于歼击机飞行速度快，胡英法在攻击未果后，驾驶的飞机很快从敌机的侧翼呼啸而过。
此时，李纯光进入了攻击位置。他将高度下降至200米，在敌机的左后方抵近，由于距离太近，连敌机机身上空军的军徽都能看见。
而后李纯光果断开火，击中了敌机的左侧发动机。此时的敌机只能靠着右侧的发动机飞行，飞行速度变慢，高度也越来越低。
但是敌机还在垂死挣扎，李纯光于是再次下降高度，继续对敌机展开攻击。此时的敌机已经有三处被打穿，但依旧在坚持飞行。
李纯光也不管不顾了，下降高度距离海平面只有二三十米，而后他第四次对敌机开火。歼击机的速度非常快，而这样的高度是致命的。胡英法在僚机上向他大声呼叫：拉起来快拉起来！
就在那一瞬间，李纯光看到前面的飞机彻底失去控制，一头栽进了大海里。敌机成功被击落。
据说台湾方面随后派出舰船来到这一海域，试图进行搜救，但是一无所获。
最后，台湾方面只能以飞机不幸失事，来掩盖这场失败。
事后，蒋经国和严家淦，向“立法院”做了秘密报告。
台湾监察部门，要求蒋经国对此事做出合理解释，并试图对其进行追责。
不过在彼时岛内实施戒严，并且大权依旧掌控在蒋氏父子手里的情况下，所谓的追责之后也就无果而终了。
惩戒叛徒大获全胜，随后在北京，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还接见了李纯光和胡英法等飞行员。
而此次行动，对台湾的蒋中正以及其他叛逃者，则是一次很好的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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