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清华园，四位清华人，三年跟踪式纪实拍摄，纪录电影《大学》终于在今日（7月9日）全国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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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电影《大学》海报。图/清华大学

“这不是一部清华大学的宣传片。这是一部让每个人都能够从中思考，自己的人生应该怎样度过才更有意义的片子。”7月3日《大学》上海点映场，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说道。

高考、毕业、入职、退休……这部电影呈现了清华园里四位站在人生路口的清华人的理想与现实抉择：刚刚度过18岁生日的“00”后严韫洲，历经高考、一波三折地考入心仪的学府；在园子里攻读九年的博士毕业生宋云天，经历一番抉择，挥别象牙塔，坚定去往基层践行“造福一方百姓”的理想；旅美十年的“哈勃学者”蔡峥回国入职清华大学天文系，大胆提出“仰望星空”的设想，积极推动要为中国制造一台世界领先的宽视场光谱巡天望远镜；年逾八十的院士钱易迎来了她的荣休仪式，但她依然躬耕于三尺讲台教书育人步履不停。

记者了解到，团队三年来拍摄素材超过1000小时，而最终呈现在荧幕上仅110分钟。电影主角之一清华大学天文系教师蔡峥后来发朋友圈写道：“电影里都是普通人，没有明星，但《大学》的里里外外、《大学》的传承，以及‘顶天、立地、树人’之精神，都能在片子中找到，它是我们新时代的写照，也宣告着这个新时代，咱们‘每个人的理想皆耀眼’。”

据悉，《大学》为全清华创作团队，三位导演孙虹、王静、柯永权均来自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目前，孙虹和王静在清华大学攻读博士。电影上映前一天，新京报记者对话孙虹、王静，听她们讲述电影从角色选取到拍摄过程中那些曲折的、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以及荧幕110分钟之外，那些打动她们的细节，和作为导演的沉淀及思考。

■ 对话

聚焦四位清华人面对不同人生境遇时的抉择

新京报：为什么会做这样一部电影？是怎么关注到大学这一题材的？

孙虹：这部电影从2018年开始策划。大学在人生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结合我自身经历，在做选择或是遇到困难时，很多力量都来源于大学时期学校的滋养和塑造。大学到底是怎么影响青年人？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回到自己的母校去寻找答案。

之前我们做的很多纪录片，题材关注的是相对小众的群体，如果真正能够做一部纪实电影，关注大学校园、关注当代的青年人，题材是新鲜的，也有一定挑战性。

新京报：影片中四位主角是如何选取的？

孙虹：要更好地诠释大学的精神，我们在最开始策划时就希望能够拍一个群像。大学最重要的功能是育人，所以教与学双方主体——教师与学生也都不能缺少。同时由于拍摄时间跨度很大，我们希望能拍到人物人生中的一些重要转折和身份变化，所以在选择人物的时候，会选择那些正好处于身份转变或人生岔路口的角色。

我跟拍了大一新生，希望能展现一个高三学子一步步成为一个大学生的状态。当时在寻找拍摄对象时，一些中学老师推荐了一些成绩不错、有意向报考清华，同时心理素质比较好的学生，但当时我们并不确定这些同学是否都能够如愿进入清华，所以当时有跟拍过多个学生。而其中严韫洲这段时间的故事相对比较曲折，我们就保留了他这段比较鲜活的素材，入学之后也一直跟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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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大学》主角之一严韫洲。图/清华大学

邀请蔡峥老师参加拍摄还是比较顺利的。我们当时希望找一个可能会入职清华的教师，也拜访了一些当时正在求职的老师，在和蔡老师沟通的过程中，一下子就被他所从事的天文事业吸引了，觉得这真是一个又孤独又浪漫的事业，要跑到荒无人烟的地方进行观测，同时他也拥有回国做事的理想，我们觉得他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拍摄对象。蔡老师也比较开放，顺利同意了我们的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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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大学》主角之一，清华大学天文系教师蔡峥。图/清华大学

王静：我跟拍的是毕业生宋云天和钱易老师，他们俩都在清华生活了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同意拍摄的过程也都比较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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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大学》主角之一宋云天。图/清华大学

我们2018年开拍，宋云天给我印象比较深刻。2014年他担任清华大学校学生会主席时，特别注重为同学争取权益，包括通过提案争取到为学校一个操场装上了灯，方便同学们晚上打篮球、活动；他卸任以后，还在一幢宿舍楼下设置了一个“解忧杂货信箱”，我当时觉得这个创意很好，还很羡慕那幢宿舍楼的同学。印象中宋云天是一个特别愿意为同学服务、很有人格魅力的人。后来我也渐渐听说了他对于未来去向的选择，他对于理想的坚持和执着也很打动我们，所以我们把他作为想要争取拍摄的第一目标。但是一开始并不顺利，宋云天拒绝了我们几次，后来经不住我们软磨硬泡，他就同意了。

钱易老师是最后一位同意拍摄的主角。最初我们向她正式发出了两次邀请，她都拒绝了我们。钱易老师有一定知名度，平时也会有节目邀请她，但她认为，清华还有很多其他的值得敬重的老师，她希望能够把镜头对准清华其他的大师。但是，她越是拒绝我们，我们越是觉得她这种谦逊的品格格外打动人。我们三位导演也都上钱易老师的课，当时我们拟了一封手写信，告诉她我们都是她的学生，特别希望能够通过她去呈现更多清华老一辈先生们的故事。最后在2018年12月31日，她终于给我们发信息了，说“明天你们来我办公室”。2019年1月1日，我们得到了最好的新年礼物：她终于同意拍摄了。当时我和小虹（孙虹）走出环境学院办公室的时候特别开心，我当时手里拿着一个玩具胶卷相机，还拍了一张环境学院的照片作为留念。但她答应我们也是有条件的，就是一定要以她为线索，去呈现更多清华园内值得尊重的大师。后来我们在拍摄过程中，也是这样努力践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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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大学》主角之一，年逾八十的院士钱易。图/清华大学

新京报：三年来是每一天都和被拍摄者待在一起吗？拍摄节奏是怎样的？

孙虹：其实跟拍过程中需要花很多时间跟拍摄对象相处，还要想办法让拍摄对象和他周围的人适应摄制组的存在。刚开始磨合的那段时间，拍摄密度很大，因为纪录片最重要的是要让拍摄对象忘记摄影机的存在，让他们适应剧组，最好是他们已经完全不在乎我们是否在场了，所以，为了迅速地熟悉和信任，我们有事没事就经常去跟他们待在一起，这个过程最少也要两三个月时间。

熟悉之后，我们才会调整拍摄节奏，按照我们对于人物的理解，以及我们所关注的核心线索去拍摄。平均下来，每一个人物一周至少有一次拍摄，有的时候更密集一些。

三年拍到上千小时素材 大量故事被舍弃

新京报：三位导演及团队如何分工？

孙虹：我们团队有三位导演，我和王静主要跟拍人物线索，柯永权导演主要跟拍清华园内的日常。虽然人物故事很重要，但我们还是想要展现大学环境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柯永权就会用非常有洞察力的眼光去观察校园的运行，去展现一些可能会被忽略的幕后故事。包括人物与人物转场之间的片段、清华园的大师们对于一流大学如何培养学生的思考，以及一些清华科研的传统和最新的实验室等，这些都是小柯在日常拍摄中积累下来的非常宝贵的素材。

新京报：三年拍到了多少素材？最后呈现只有1个小时50分钟，这些素材怎么取舍？

孙虹：三年共拍了1000多小时的素材，确实还有很多很感人的细节，因为篇幅有限没有办法放进片子里。110分钟平均到每个个体故事也就20多分钟，就需要做很大的取舍。

王静：有挺多遗憾被舍掉的素材主要发生在宋云天和钱易老师身上。我们对宋云天去到基层以后的素材做了简略处理，只在末尾给了少量的篇幅呈现，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拍，其实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拍摄他在基层的生活，并且当地政府给了我们很大支持。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去到了一个跟他过去生活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并且也遇到了很多困难，甚至是带有矛盾冲突的故事，这些素材非常珍贵。但最终没有把这些用进去，主要原因是这些故事是相对独立的，和整个影片在结构和内容协调上会有一些小问题，因为篇幅所限没有办法完整展现前因后果，而如果只呈现其中一部分，就会造成曲解和误读，甚至影响当地百姓生活，我们不希望这样做。

还有钱易老师身体力行去湖北做生态调研的素材也被舍弃了。在接收到一些比较紧急的文件时，80多岁的钱易老师坐在抖动的车厢里，戴着眼镜看材料，这个场景让我印象很深，她除了是一位老师，也是一位院士，一生为国家的环境保护事业做自己的贡献。这个故事如果要完整呈现，又要占据大概15分钟，所以最后也不得不舍弃了。

新京报：这四个人物身上有何共性？“大学之道”在他们身上是如何体现的？

孙虹：严韫洲让我看到了学霸对于学习的真正热爱，对他来说，学习不是一种压力和负担，而是比较纯粹的事，是不断挑战自己去解决未知的过程，让我很佩服。

钱易老师身上，最关键的两个字就是“传承”。她会在过年时去给老一辈的、比她还要年长的老先生们拜年，片子里记录了她去拜访100多岁的许保玖先生，我们有拍到一个镜头是许先生的屋子里挂着一幅画，画的落款是“学生钱易赠”，这让我很感动，那几个字仿佛让我看到了还是一个学生模样的钱奶奶，她从她的老师们的手里接过了教书育人的使命，这就是一代一代的传承。

蔡峥老师和宋云天都是眼里有光的人，他们身上那种家国情怀给我很大触动，让我觉得现在的青年人不是独善其身，而是会为了心中理想去不断努力，看完他们的故事对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王静：影片片尾呈现了钱易老师到湖北帮工程院做生态调研的一个桥段，当时当地政府官员感谢她去指导座谈，对她说“谢谢您钱老”，然后她笑着纠正说，“叫我钱老师，给我加一个字就行。”其实钱易老师德高望重，她本身是非常杰出的院士，同时也有家学渊源——她是国学大师钱穆的女儿。而从这个细节看出，她始终对当老师、教书育人这件事非常有自我认同，一辈子不论取得多大成就，都保持谦逊。她那种行胜于言、不愿意过多自我宣传的大师风骨是很显著的。

蔡峥老师一个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桥段是，当时他还没有完全回到国内，先回来办一点事还要再到美国去，所以当时他买了往返机票，但其实他那时回国的愿望已经非常迫切了，他就说“希望能够买一张回国的单程机票”。这句话非常触动我，他想要个人发展，但是他更想把个人发展和国家发展结合在一起才有意义。他一回国，马上就提交了申请书，前段时间已经成为一名预备党员。这个过程中，我们能真实感受到这种家国天下的情怀。

真实的力量会穿越屏幕

新京报：四位主角目前状态如何？

孙虹：我们和主角都保持了比较好的联系。严韫洲马上要升大四了，他也有加入一些计算机系的课题组，把学习的知识用于项目实践；蔡峥老师作为青年教师，一方面要给学生上课，他今年还带学生到河北兴隆一带去观测星空，另一方面他也有科研的压力，但同时，他还要关心望远镜，最新消息是，望远镜项目已经跟青海省政府签约，台址确定将落户在青海冷湖，就是影片中蔡峥老师指出的那个地方。

王静：钱易老师退休前后的状态比较稳定，退休之后还是上课，还是心系着学生、放不下学生。宋云天的状态有了比较大的改变，在影片制作结束时，他当时是河南省辉县市前姚村第一书记，后来因为“隔壁”镇有所需要，他现在已经在担任河南省辉县市孟庄镇镇长了。我们在发布宋云天的那段预告时，很多当地的百姓都出来“认领”，说“这是我们镇长”，我能够从这些评论中感受到，他去了孟庄以后还是挺被“爱戴”的，这种感觉很奇妙，他明明只比我大一岁，但我听到别人叫他宋镇长的时候，我觉得他好像已经50岁了。最近也跟他有过联络，问他在做些什么，他当时说那天上午去做安全生产检查，还有一些污水治理、厕所革命、修桥铺路、招商引资的任务，另外，打击犯罪、扫黄打非、协调老百姓关系等等，都是他要考虑的，他在镇里工作非常非常忙。另外，他和他女朋友仍然在一起，关系比较稳定，每天都会和女朋友通个电话。他有次开玩笑说，“忠孝不能两全”，他很难有时间陪伴家人、陪伴女朋友，这个过程中，他们毫无疑问是有所牺牲的。

新京报：《大学》采用了纪录片的呈现方式，不能预测和设计剧情，你们在拍摄之初会担忧素材不够戏剧性、故事比较平淡吗？

孙虹：我们在拍摄过程中每天都处于这样担忧中。用这样的拍摄方式，其实就是在等待生活中的故事发生。最开始时有挺大的不确定性，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片子最后会长成什么样。

这三年中似乎发生了一些波澜，并没有多么曲折或者有戏剧张力，但最后成片其实是超出我的设想和期待的。我们坚持的这种纪实的方式本身是有力量的，会让影片有比较高的情感浓度，比如说宋云天在做决定时那种纠结，会直接穿越屏幕，让观众直接感受到。这也是我们坚持做纪实影像的一个原因。

新京报：这部影片作为给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的献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00周年献礼《无问西东》。两部电影之间的关联和不同之处是什么？

孙虹：两部影片都是讲述了几个清华人的故事，用人物故事去展现更宏大的主题，展现人物身上的家国情怀和爱国精神。不同之处在于，《无问西东》是用剧情的方式讲述历史人物，《大学》是用纪实的方式讲述当代人物、当代清华，同时也更希望把清华作为一个整体去刻画。

新京报：《大学》目前排片率不高，觉得意外吗？

孙虹：这个排片率比意料中的还要低。确实纪录片本身在市场环境中不是被优先排片和考虑的，暑期档也有很多国产片会上映，但我们还是希望每个城市至少能有一场排在比较好的时段，能够让想要看《大学》的这部分观众满足观看的诉求，我们也呼吁喜欢这部影片的观众可能的话去买一张票，让影院看到是真的有观众想看这部电影。

新京报记者 冯琪 校对 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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