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中国的基因科技研究团队透过基因编辑技术，实现了首例使婴儿具备爱滋病免疫的人类胚胎基因改造实验。这项「成就」从一开始的惊艳与备受瞩目，到随即饱受争议与批评，凸显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基因科技的矛盾处境。一方面，自 1953 年克里克（francis crick）与华生（james watson）发现了 dna 模型，科学家们对于基因预测、治疗，甚至基因改造的可能性，充满了野心与期望；但另一方面，当基因科技的发展逐渐触碰到类似「人的本质」的底线时，各种恐惧、质疑与反弹也随之而来。我们该透过科技「改造」人类吗？我们不该尝试让自己变得「更好」吗？似乎，过去无往不利的科技发展，在碰上「人的生命」时，终于才又放缓了脚步。
回到起点，虽然在 1953 年代，科学家就已发现了 dna 的双螺旋结构，但基因科技真正被应用在人类身上，则是要到 1970 年代才开始发展。虽然随着胚胎干细胞的发现，科学家们开辟了基因改造的可能性，但到了 1990 年代初期，这样的尝试随即遇到了新的技术阻碍。而相较于「激进」的基因改造，基因预测与较保守的基因治疗则较快有了实质的发展。在《基因：人类最亲密的历史》中，辛达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提到了一个案例。1990 年代，一名因基因自发性突变而导致免疫系统发育不全的小女孩，参与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基因治疗计划，接受将基因改造后的 t 细胞注射进身体中，以治疗因基因突变导致的免疫不全的问题。即便这一计划最终的成果对许多基因治疗学者来说有其争议，但其后，基因治疗确实展现了大步向前的发展姿态。
然而，不到十年的光景，一位十八岁少年的死亡，又为基因治疗法罩上了前途不明的乌云。杰西．盖尔辛尔（jesse gelsinger），天生有着新陈代谢相关的基因突变，导致无法正常代谢蛋白质，但相对幸运的是，他的病情还能在药物与饮食调制下获得控制。1999 年的夏天，他参与了宾州大学的基因治疗试验，在治疗团队的说明下，相信这不仅是件有意义的好事，也没什么太大的风险。但就在注射基改病毒后四天内，盖尔辛尔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肝脏受损、肾脏衰竭、肺部硬化塌陷，最后在绝望之中走向死亡。这一事件发生之后，导致 2000年几乎所有基因治疗试验都被勒令停止。后来有学者形容，基因治疗于此时几乎等同于被流放至科学冻原。
因此，大概在 1990 年至 2000 年间，不管是激进的基因改造还是较为保守的基因治疗，都陷入了停滞。但另一边，透过阅读基因来预测或确定疾病的基因诊断则有了长足的发展。1990 年开始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在 2003 年宣告完成，绝大部分的人类基因组已完成定序。这意味着，即便基因科技尚未能介入、改变我们的身体组成或遗传特征，但透过解读基因组的资讯，科学家们已能够「预先」确定基因组内是否存在缺陷，并采取预防性的排除手段。例如，好莱坞女星安洁莉娜．裘莉（angelina jolie）即是在得知自身带有 brca1 及 brca2 基因缺陷，并考量有家族病史后，选择预防性切除手术以降低罹癌风险。此外，其实一般人与这类基因预测的技术也并不遥远。像是在台湾，孕妇于怀孕初期需做的一连串产检中，即包含如唐氏症筛检、羊膜穿刺等胎儿染色体检查。
2000 年后，原先因盖尔辛尔的悲剧事件几乎宣告终结的基因治疗也缓慢地重新站了起来。例如，在 2014 年，基因科学家们宣告基因治疗法已可治疗血友病。甚至，2015 年，中国的基因科学家更发表了对人类受精卵进行「基因组编辑」的报告。乃至于前文已提及的，2018 年前备受争议的人类胚胎基因改造实验。换言之，基因改造如今也有了可能的发展。但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也许到了那个关键的抉择时刻：我们该透过科技改造人类吗？
在相关的讨论当中，有一个关键概念「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理解的起点。用哲学家尼克．博斯特伦（nick bostrom）的话来说，超人类主义的核心理念是：「现在的人类本质是可以藉由应用科学或其他合理的方法加以改良。这些方法不但可以延长人类健康的年限，扩充我们在智能与身体上的能力，还能加强我们对心灵状态与情绪的控制。」在这边我想要先做几个概念的区分。一方面是所谓的「超人类」（transhuman）与「后人类」（posthuman），这两个概念在许多时候其实指涉的是相同的状态。例如，bostrom 讨论的「超人类」，正是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后人类未来：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中所称的「后人类」。在此我倾向使用「超人类（主义）」支持透过科技改造人类自身的理念与状态。因为「后人类」这一概念对于如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等女性主义哲学家们来说有着另一指涉。另一方面，在此比较重要的是，所谓「超人类」又可分作两种，一种是前述透过基因科学尝试改造人类「本质」，另一种则是透过与科技物嵌合而诞生的「赛伯格」（cyborg）。
赛伯格，全称为「模控有机体」（cybernetic organism），最早出现于 1960 年代，由曼菲德．克莱恩斯（manfred clynes）与内森．克莱恩（nathan kline）两人提出。在那个美俄竞逐太空探险的年代，「赛伯格」所代表的想象是，我们是否能够重新设计「人」以符合外太空环境。同时，赛伯格的想象也跟资讯理论与科学的发展有关，当科学家们将人的心智比拟作一种资讯运作的模式，一种抛弃脆弱肉身的意图也油然而生。这种赛伯格式的超人类更常是科幻电影的题材，例如，早期的《机器战警》中，被改造成机器人的警官墨菲；或是晚近，《成人世界》中，一位开发人工智慧的程式设计师，最终在一场意外后，意识被上传至一台机器人。当然，最经典也引发最多哲学思辨的日本动画《攻壳机动队》，其中只剩下大脑是其原生生物机体的草薙素子，她对于「存在」的探问，也更凸显了赛伯格与超人类主义需面对的根本问题。
首先，我想先跟着草薙素子的追问，在透过科技物的嵌合改造人类身体的未来，怎样才算是「活着」？对人类来说，存在的状态就意味着「活着」吗？但是，怎样才算是「存在」？从超人类主义的角度来看，继承了传统人文主义的观点，「意识」才是人类存在的本质，「身体」虽然是必要的载体，但并非不可更换或改造的。因此，不管是基因改造与治疗，还是将人类身体嵌合或替换成科技物质，在超人类主义看来，都是要试图透过科技的应用来克服原先会受老化、疾病与损伤所苦的身体状态。
换言之，有别于一般保守主义者常认为人是上帝的造物，超人类主义者主张，即便人真的是上帝的造物，那么这个造物者的设计也是有缺陷的设计，而我们应该要透过科技来改善此一缺陷。但若是如此，作为仍保留着生物大脑与自我意识的草薙素子，为何还会产生存在的疑问？这边让我们对照另一部电影《点燃生命之海》，这部法国电影描述一位因跳水意外而全身瘫痪的男子拉蒙寻求安乐死的历程。电影中有个桥段大概是这样的，当拉蒙的亲友认为他还「活着」该珍惜生命时，他回应：我这样真的还能算是活着吗？草薙素子与拉蒙之间的对比，凸显出也许「身体」并不如超人类主义者想像那样只是有缺陷的载体。有意识、能听闻口说的拉蒙，在全身瘫痪的处境中无法感到「活着」，但即便装载了全机械义体，草薙素子也绝非就毫无疑问地「活着」。
这种强调「肉身身体」乃是人类「活着」的重要基础的观点，正是《how we became posthuman》一书作者凯萨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的立场。海尔斯认为，人的肉身身体提供了高度复杂且差异的感官感受能力，这使得每一个有着不同组成与特征肉体的个体，都感受着不同的经验、活着不同的生命。因此，对于海尔斯而言，「活着」绝非仅仅是意识的运作，而更是我们那差异的或也许脆弱的肉身身体，在与环境的触碰、交流、行动或抗拒中，所绽放出的各种体验与感受。甚至是在痛苦与死亡的恐惧中，「活着」才更清楚地、对反地显现出来。
那如果不抹除肉身身体，而是透过基因治疗或改造，如此一来，我们还是有着复杂且差异的身体感受能力，这样的「超人类」是否就是可接受的？在生物保守主义（bioconservatism）阵营看来，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得面对「到底什么是生命？」的问题。这里指的不是科学定义上的争论，而同样也是偏向哲学思辨的问题。在生物保守主义阵营这一方，这个问题讨论的一个核心是：我们能或着该「控制」生命的形式吗？还是，生命本就该有着不可控制的成分？用生物保守主义阵营大将迈可．桑德尔（michael sandel）的话来说，那是一种对于「天赋」的感激。
这里的讨论得先区分几个层次。首先，如果单纯高举「生命本质」这种理念，恐怕会忽略了对于现实苦难的关怀。也就是说，事实上就有着许多生命因遗传基因的缺陷，注定面临难以承受的苦难，例如，我们比较熟悉的唐氏症。而现今的基因科技已能在怀孕初期检测出胎儿是否有染色体异常。那么，难道我们不该尽力避免生命承受这样的苦难吗？这答案的争议性显然较低。穆克吉在《基因：人类最亲密的历史》中也提到了，目前科学家们普遍的共识是，若某一种会造成极大生命苦难的疾病，已能透过基因检测几乎百分之百确定突变的基因将会致病，那么非强制性的干预措施便是可接受的。生物保守主义阵营的另一大将，德国社会学家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在这一点上也持赞同立场。
然而，除此之外的情况，就有着高度争议性。关键问题在于三点：可控制性、自主性与公平性。首先，第一个争议点是，基因科技虽然历经了几代的发展，但到底所谓可预测、可控制的程度有多高？如果像是穆克吉说的，基因组的改变实际上难以准确预测，且还有难以考量的环境影响因素。那么，这不免让人想起，当代以理性、科学为名，却总是发生「意外」的各种事故。穆克吉在《基因：人类最亲密的历史》书中，有一句话是相当警醒的，他说：
「人类能负责任地增强自己的基因组吗？增加我们基因编码的自然信息，会有什么后果？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基因组变得好一点，而不冒会让我们自己坏很多的风险。」
第二个争议是关于自主性。也就是，以哈伯玛斯的措词来说，这是关于「孩子的自由」。倘若父母不是因为重大疾病的缘故，而要对子女的基因进行检测甚至修改，这是可以接受的吗？我们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你意外得知，父母在你出生前已帮你「决定」了可能的天赋倾向，你会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无法预测且难以承受的苦难该被排除，但被他人（某种程度上）决定且无从异议的人生，恐怕就不见得令人向往了。此外，若以桑德尔的角度来看，这种自主性的丧失也就意味着人（胎儿）已物化为商品。
而当我们可以「订制完美」，第三个争议也就浮现：基因科技会否成为阶级不平等再生产的终极手段？也就是说，当基因科技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必然所费不菲的情况下，能够订制完美基因的当然是那些付得起钱的人。如此一来，阶级不平等的问题，不仅会因资本的再生产无法改善，未来会否也将因「基因的再生产」更加恶化？事实上，这可能不是未来的情境。现阶段，一些产前检查的自费项目中，就有着要价相对高昂的基因检测。如此一来，「别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点」这类广告术语，也许将会变成「别让你的胚胎输在起跑点」。订制完美的疯狂竞赛成了下一波资本主义的热销卖点。
什么是「科技」？
除了「可控制性」、「自主性」与「公平性」这三个问题可作为我们讨论的争点之外，最后，在思考「是否该透过科技改造人类」的问题上，我认为也许还可以追问一个关键问题：什么是科技？科技一般被视为是人达成目的的手段或工具，但在哲学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看来却不是如此。海德格主张现代科技是一种对于自然的限定与强求，也就是说，一切事物在现代科技的作用中，都仅仅成了潜在的「资源」。甚至，在海德格看来，「人」如今在现代科技的作用中也成了某种资源。
我们也许可以单纯将科技当成是工具，甚至认为科技在今天赋予了人们前所未有的创造能力。但如果我们愿意选择更谨慎地面对科技，听从海德格的提醒，注意到现代科技虽然可能有其生产与创造能力，但却也将人们带到了最危险的边缘。
参考文献：
1.
bostrom, n. 2005. in defense of posthuman dignity. bioethics, 19(3): 20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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