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关于姐姐

一

1998年2月10日，正月初八。

春节一过，专案组又恢复了紧张状态。在周吉峰副局长的安排下，专案组分成两组，第一组由吴迪和陆树斌负责，局里要求专案组快速组织材料向公安部汇报，力争得到公安部的支持，这样不但可以申请到办案经费，最主要的，是可以得到公安部专家的协助。第二组由方远山负责，对受害人的情况进一步摸排。

陆树斌是一个严谨古板还有些冷傲的老头儿。他对我进入专案组一直是持怀疑态度的，和他相处时，他对我很冷淡，所以在分组时，我以为我会被分到方远山这一组。可是，周副局长却让我跟陆树斌去北京，向公安部递交案件卷宗，同时向部里的刑侦专家请教此案有关刑侦技术方面的专业问题。

布置完工作，周副局长问陆树斌：“你听说过dna鉴定吗？”

“当然听说过。”陆树斌说，“那是国际上最先进的染色体鉴定技术，据说可以通过一根头发、一点儿唾沫鉴定出亲子关系。周局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在凶案现场提取了大量检材，如果能通过dna技术进行鉴定，也许能找到凶手的线索。不过，据我所知，国内这种设备只有公安部刑事技术鉴定中心有那么几台。而且，dna技术在运用上的争议也比较大，目前只能作为公安技侦的辅助，鉴定结果能不能在法庭上作为定罪证据也很难说。”

周副局长点点头：“我知道，但是，既然去北京一趟，还是带上现场采样，跟公安部的领导提提，尽量试试吧。”

“您放心，我一定尽力。”说着，陆树斌看看我，“我从来没和小汪配合过，而且她是个女同志，我想还是带小许一起去方便些。”

没想到陆树斌竟然这样不留情面，我愣了一下，一时找不到理由反驳。

“小许没有进专案组！”周副局长不客气地提醒陆树斌，“局里法医科人手有限，漠南也不单这一起案子，还有许多恶性刑事案件需要人手。小汪是专案组里唯一的女同志，她更适合做这方面的工作，难不成你带个身强力壮的老爷们儿去北京送材料，让她和其他男同志一起去抓人？”

陆树斌不再吭声。

“连夜准备材料，明天就去北京！”周副局长的语气不容置疑。

当天下午，我协助陆树斌把手头的各种资料又整理了一遍。我们一起默默工作，我对他恭敬如师傅，他对我依然冷淡，偶尔说两句话，也是命令式的。

我们的工作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才结束。回到家，爸爸妈妈已经为我准备好了出行的皮箱，不用打开，我也知道里面的东西肯定是一应俱全。妈妈还另外装了一袋东西，是密封好的，让我带给我的大学导师梁彦东。

第二天一早到单位拿上材料，吴迪开车送我们去火车站，登上前往北京的列车。票是局里订的硬卧，陆树斌上车就睡，我想昨晚他一定没休息好。我没有睡意，便拿出随身带的书来看，看累了，就一个人坐在窗口看外面的景色。正百无聊赖，陆树斌不知什么时候醒了，正站在我的身边。“小汪，出来我们聊一会儿。”

陆树斌提着他的大皮箱，那里面装着我们的材料，他总是须臾不离身。我跟着他从卧铺往硬座车厢走。正月初九，正是回家过年的人返回城里的时节，硬座车厢里连过道都坐满了人。陆树斌一言不发地带着我往前挤，直到最后一节他才站住。

“没地方坐，我们站一会儿吧。”他右手依然拎着皮箱，左手从口袋里抽出一支烟叼在嘴里，接着拿出打火机。但过道里的风很大，他啪啪按了半天，火焰却总是被风吹灭。

我从他手里接过打火机，一只手拢住火苗，为他点上烟。这个动作后，陆树斌的脸色明显缓和下来。“你今年只有二十三岁？”

“是啊，陆老师。”我有些无措。

“我在你这个年龄，还在乡下种地呢，后来为了返城才考的大学。你们这些年轻人还真是幸运啊！”说话的时候，陆树斌的目光始终看着窗外。“第一次和你工作的时候，你拍现场照片非常专业，我当时以为你是学刑侦的，问了其他同事，才知道你是法律专业的。”

我本以为他和专案组的大多数人一样，对于我这个刚出大学校园、嫩得能攥出水来的小警察（而且还是女的）能参与侦破这么大的案子是心存芥蒂的，没想到，和我的第一次合作，他就注意我了。

“你在大学里对犯罪心理学比较偏好？”

我很惊讶：“陆老师，您怎么知道的？”

“周局告诉我的，他真正看重的也是你这方面的专长。所以我想和你探讨一下，现在这个案子，你是怎么看的？”

“我希望我有想法，但是我没有，真的没有。”

“为什么没有？”

“我不知道凶手想要什么，想从受害人身上得到什么。钱？不是。色？但是为什么没有强奸？仇杀？似乎还没有证据支持。我们所依赖的，除了请部里刑侦和法医方面的专家给出权威意见，还要依赖方支队长他们，要从受害人身上找线索。为什么凶手选择的是她们而不是别人？犯罪心理分析主要依赖两条脉络：凶手—受害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买主和商品，为什么一个人会选中一件商品而不是其他，肯定是有原因的。凶手选择受害人，也一定有他自己的想法，这种想法是什么，要通过受害人，也就是买主选中的商品去推断。”

从陆树斌口中吐出的烟雾被风吹得四处飘散：“那么，你从受害人的尸体上发现了什么呢？”

“陆老师，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相互探讨才对。我想请教，从尸检情况看，凶手作案时的步骤是怎样的？”

陆树斌挥手赶走我眼前的烟雾。“其实，是我提出来把这四起案件并案侦查的。1988年，我的前任还没退休，我是作为他的助手勘验那起凶案的，1994年也是。凶手的作案步骤……”他又看了一眼窗外，深深叹了口气，“第一步先用刀切开受害人的颈部，从法医学的角度来说，这样做第一可以快速制伏受害人但又不是马上致命，另外就是不让受害人发出声音。”

“不让受害人发出声音？”

“是啊，凶手在白天作案，而且在居民区，他当然不想让受害人发出声音。接下来，他在受害人无力挣扎、无法发出声音的情况下，对受害人进行折磨，用刀在她们的身体上划割，刀法非常娴熟，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从事过临床医疗工作。还有，他在划割受害人皮肤的时候，刀伤都在浅表处，这是人体痛觉神经最密集的地方……”陆树斌突然停了一下，盯着我的眼睛，“难道说，他在观赏这个过程，就像你刚才说的，他要的就是这个？”

我浑身不由得战栗了一下：“如果真是这样，这个凶手太可怕了……”

我们都沉默了。过了一会儿，陆树斌掐灭香烟，好像有些犹豫的样子：“小汪，有件事我想问你一下，不过，你千万不要为难……你妈妈是不是漠南矿业公司中学的教务主任？”

“是啊。”陆树斌吞吞吐吐的样子让我有点儿诧异。

陆树斌迟疑着，乱糟糟的头发在风中飞舞：“真不知道该不该开口……我的小儿子，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也就再没上学，一直在社会上混。我和爱人原来都是矿业公司的，他也算是矿业公司子弟。本想等到矿业公司招工的时候，随便安排个工作就行了，但是现在企业改制，也不招工了，今年总算有了一批，听说报名的人很多，最主要的，还要求是技校生或者高中生。这孩子现在只有初中学历，不够资格啊……你看，能不能请你妈妈帮个忙，给弄个……弄个高中文凭？”

我松了口气，原来是这事，我还以为是什么严重问题呢。我说：“最近好多人都在为孩子招工的事着急呢。这样吧，我回去问一下我妈，看有没有办法。”

陆树斌感激地冲我点点头，我却暗暗叹了口气。一向孤傲的陆树斌，为了孩子，居然向我这个年龄可以做他女儿的晚辈低声下气。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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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月12日下午，北京。

下了火车，我和陆树斌先就近订了宾馆，放下随身行李，便马上赶到公安部刑侦局递交案件卷宗。这些事基本都由陆树斌来做，我相当于一个拎包的秘书。案件的前期情况已经由省厅通过传真简单向部里汇报过，部里对此非常重视，案件材料虽然是层层递交，但很顺利，一个下午就已经申报完毕。按照周副局长的意思，同时也递交了希望得到刑侦专家协助的书面申请，顺便提了一下能否用dna技术协助侦查的想法。负责接待的同志看了我们送去的现场取样，问：“你们漠南目前有dna信息数据库吗？”

陆树斌茫然摇头。那位同志无奈地说：“dna鉴定虽然是目前国际国内最先进的技侦鉴定技术，但是也必须用犯罪嫌疑人的精子、血液、唾液或者毛发进行一对一的比对，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公安机关也刚刚开始着手建立dna信息数据库，你们现在光是送来凶手的取样，没有具体比对的对象，我们也无能为力。只能先保存着，等有了具体的嫌疑人再来做比对。”

我和陆树斌面面相觑。从刑侦局出来，我用街头的公用电话联系梁彦东教授，讲了我来北京的原因，问他有没有时间，晚上一起吃顿饭。梁教授爽快地答应了。接着，我邀请陆树斌晚上同去，陆树斌听说对方是犯罪心理学教授，自然感兴趣，并且告诉我，餐费可以报销。

其实，这时候已过了吃晚饭的点儿。我们来不及回宾馆，便直接乘出租车在学府路找了一家餐厅。这家餐厅叫“西北人”，我以前就知道，经常有附近高校的学生光顾，我上学那会儿，在这里吃饭还是比较奢侈的。

半小时后，梁教授进了包间，墨绿色的长风衣，咖啡色暗花领带，虽然已近花甲，依然风度翩翩。我赶紧起身迎接，同时介绍了陆树斌。梁教授还没坐稳就笑着说：“小童是能请到我的为数不多的学生之一。”片刻后又纠正，“不过，小童算不上我的学生。”

“怎么不是呢？”我小声抗议，“虽然不是正式的学生，但我一直旁听您的课，比正式的学生还认真。”

“看来，小汪在学校里应该是非常出众的学生了。”陆树斌说。

“不是出众，是奇特。她有许多故事，我喜欢有故事的人。”梁教授看着我，“其实，我们不应该坐包厢，我喜欢在大厅吃饭，这你知道。”

我明白梁教授的意思。他喜欢坐在大厅里，喜欢人多的地方，不是因为热闹，而是有利于观察，观察各种各样的人，这是他专业的一部分。我只得解释：“我想到了，教授，可毕竟坐大厅不符合待客之道，而且您和陆科长是初次见面。”

“不必太拘泥。”梁教授马上说到了正题，“你在电话里说，你们到北京是为了一件非常特别的案子？”

菜陆续上来了，趁着吃饭的工夫，我向梁彦东教授大致讲述了最近发生在漠南的两起凶案，陆树斌偶尔做些补充。梁教授仔细地听完我的讲述，沉吟片刻：“小童，这两起案件，会不会和1994年你们漠南的那起案件有关？”

陆树斌吃了一惊：“梁教授，你也知道那起案子？”

“是啊，我认识小童，就是因为那个案子。我说了，她是一个有故事的孩子。你是她的领导，难道她没跟你说过？1994年那起案件的受害人汪小颖，是小童的姐姐。”

记忆是有选择性的，遗忘也是。许多人会记住令他有正面情绪的事，这并不是有意识的。而另一部分人，则会记住一些令他痛苦的事，忘掉令他高兴的事，这同样是无意识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心理学并没有明确的解释，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会选择前者，这是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因为有些记忆过沉重。

在我十二岁回到父母身边后，慢慢发现了一件事。姐姐小颖一直待在爸爸身边，爸爸的工作又太忙，无暇关心她的学业，她的成绩一直不好。而我呢，因为一直和当老师的妈妈在一起，在妈妈的督促下，成绩总是优秀。这种巨大的差距使我和姐姐之间有了一层无法言说的隔阂。姐姐经常因为成绩太差被老师批评，厌学的情绪越来越严重，初中最后一年，虽然妈妈竭尽全力辅导，她依然没考上高中。

我记得，那年中考成绩公布，我们全家都闷闷不乐。爸爸妈妈不敢过于严苛地责备姐姐，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让姐姐复读，姐姐却对读书没有丝毫兴趣。她一再表示，她不想再上学，她要去上班，而一直把“学而优则仕”作为人生理念的爸爸妈妈坚持要她继续读下去，他们认为那才是人生最正确的方向。

在我刚刚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姐姐赌气离家出走。深夜时分，爸爸妈妈拉着我到处去寻找。在我的记忆里，那天晚上好黑。我们住的平房那一带没有架路灯，巷路坑洼不平，我紧紧牵着妈妈的衣襟，感觉后面仿佛有人在跟着我们，在我的耳边轻轻喘气。因为恐惧，我对姐姐的怨恨也在一点点聚积。我想，如果不是因为她不听话，我此时应该正在家里看电视。而她呢，自己不好好学习，还要让全家人为她操心。

后来，爸爸在我们房子后面的一棵柳树上找到了姐姐。她爬到树上，骑着树枝看树下的人，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经过这次出走，爸爸妈妈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们不再提让姐姐复读的事，而是开始考虑让她去读矿业公司的技校。技校对考分要求很低，只要是公司子弟，基本都能符合入学条件，技校毕业后，可以分配到矿业公司下属的厂矿和企业。在爸爸妈妈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姐姐好歹进了技校，上学时住校，每周回一次家。就在姐姐上技校的同一年，我以全市第五名的成绩考上了漠南市的重点高中。

三年后，姐姐技校毕业，被分配到矿业公司下属的水电公司，成了一名工作轻松的抄表员，待遇也不错，只是没有编制，暂时还是临时工，按照政策，两年后她才能转正。可能是因为住技校住习惯了，也许内心感觉自己让父母失望了，姐姐到水电公司上班后，立刻向单位申请了单身宿舍。父母为姐姐住宿舍的事烦恼不己，可最终还是没拗过她。爸爸妈妈始终不放心姐姐，让我去和姐姐住在一起。在我和姐姐相处的那半年中，我们的关系，以及后来发生的事，成为我这一生的隐痛。

升入高中后，我的学习成绩一直稳居年级前三名。老师的赞扬和同学们的羡慕一直环绕着我，而姐姐对我所表现出的优秀，一半是欣慰，一半是嫉妒。或许姐姐内心里一直认为爸爸妈妈的感情是偏向我的，这也是她的性格比较叛逆的原因吧。心情不好的时候，她经常主动挑起我们之间的争端，刚刚进入青春期的我自然也不甘示弱。我们的关系并不像别的姐妹那样亲密无间。

1993年，我上高三，面临高考，那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凭良心讲，那段日子姐姐对我真的很好。我们睡一个被窝里，放学回宿舍的时候，她会给我做饭吃，然后到隔壁同事的房间看电视，留下我一个人复习。那年夏天，我们家搬进了楼房。为了迎战高考，考前一个月，我回家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爸爸每天在家给我做饭，妈妈则全力辅导我的学习，全家人的心思都放在我的身上。姐姐还是每天上班，有时候回来和我们一起吃饭，更多的时候依然独自住宿舍，父母根本无暇顾及她。

高考成绩公布，我在全市排名第二，全家人欣喜若狂，爸爸妈妈打电话让姐姐回家一起庆祝。那晚，爸爸做了满桌子的菜，开了一瓶白酒，姐姐也跟着喝了一点儿。晚宴过后，她显得有些落寞，而年少轻狂的我，根本没在意她的感受。随后，我收到了北京名校的录取通知书，一切都像夏天的阳光一样灿烂而美好。整整一个暑假，我都在和同学们疯玩，十年寒窗的压抑和考入名校的惊喜，让我忘乎所以了。

进了大学，我和姐姐的距离更加遥远。她有时候给我写信，说的都是身边琐事，我基本上只是看看，很少回信。爸爸妈妈说，姐姐依然住在单位宿舍里，不愿回家。

1994年的暑假，我回到了漠南。一年的大学生活，让我的人生观念和生活态度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我眼中的漠南，闭塞、落后，毫无生气。我看不惯漠南的任何东西，甚至包括姐姐和父母。我只和几个和我一样考上大学的高中同学玩耍，甚至不愿和姐姐一起去逛街。整个儿假期里，我一次都没有去过姐姐的宿舍。接下来几天的每个细节，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

1994年7月25日，姐姐回家吃晚饭。临回宿舍的时候，她对我说：“小童，明天陪我去逛街好不好？我刚发奖金，要买件衣服。你现在也是大学生了，姐姐给你买件t恤吧。”

我随口说：“明天我们几个同学要去高中班主任刘老师家坐坐，改天吧。”

姐姐没再说什么，出门的时候，情绪有些低落。妈妈要给她拿家里做的包子带回宿舍吃，她也爱拿不拿。

7月26日，我和同学们在刘老师家吃了午饭。离开的时候，几个同学商量着去秀水公园划船。秀水公园是这个城市唯一能划船的地方，我在漠南生活了六年，却一次也没划过——没时间，也没那么多零花钱，那时候划两小时的船要五块钱。今天经同学们一提议，我突然强烈地想划一次船，就像在我的江南故乡一样。

7月的漠南，天气酷热，我和同学们走在大街上，正商量得热闹，老远看见姐姐拎着几个袋子，一只手里举着根雪糕，正一个人百无聊赖地逛街。我本想上去喊她一声，又忍住了。我想，我要是过去，她肯定要我陪她逛街，那我肯定就不能和同学们去划船了。那一刻，我鬼使神差地拉了一把身边的同学，钻进一条小巷子，避开了姐姐……

我一生都不愿去回忆这些情节，因为，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姐姐——青春、美丽、鲜活的姐姐。

1994年7月27日，我的姐姐遇害，杀手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夺去了她的生命。在她身边，放着一件没有撕掉商标的、崭新的t恤，那是姐姐买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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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沉重的往事让陆树斌和梁教授都沉默了。半晌，陆树斌说：“小汪，抱歉，我真的不知道……”

“没关系。”我摇摇头，“我现在只想知道凶手是谁。”

梁教授说：“当年你向我讲述了1988年和1994年这两起案件后，我曾经做过一些细致的了解，也和公安部的刑侦专家郑智杰教授探讨过。”

“郑智杰教授？”陆树斌插话，“那可是公安系统赫赫有名的人物，可惜今天没有见到他，否则，可以向他请教一下这个案子的许多疑问。梁教授，在你看来，1988年和1994年那两起案件，和刚刚发生的这两起，是不是同一个凶手所为？”

“是同一个凶手的可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梁教授肯定地回答，“这也是这个案件的难度所在。相隔多年再次疯狂作案，而且六天内作了两起，我们面对的凶手，不论从心理还是行为上，都难以用通常的标准衡量。我认为，案件的性质应该定位为性侵害。”

“我也一直是这么想的，可奇怪的是，为什么四起案件都没有性侵犯行为？”

梁教授喝掉半杯啤酒，侃侃而谈：“之所以定义为性侵，是因为我们首先排除了图财和仇杀的动机。当然，不排除广义上仇视女性的动机。如果是仇杀，我相信漠南警方多少应该能从两个甚至四个受害人的人际关系中发现一些线索，可据你们说，到目前为止这方面还没有进展。而且前两起案件已经并案，之间有六年的跨度，后面两起与首起案件跨度达十年。但仇杀案件一般不具备这样长的心理潜伏期，所以，只能定性为性侵犯罪。

“在犯罪心理学中，性侵犯罪分为两种：行为性侵和心理性侵。此案的凶手在行凶过程中，虽然没有直接和受害人发生性关系，但使用了另一种手段——虐待，以达到心理上的满足。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类的犯罪行为，百分之八十都跟性犯罪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比如，为什么男性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多集中在十六岁到四十岁之间，因为这个年龄段是男性一生中性冲动最强烈的时候，如果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得到宣泄，他们就会以另一种方式去寻求满足。而此案的凶手，就是通过虐杀受害人获取一种倒错的性满足。”

“那么，凶手的性别呢？”我问。

“性别？”梁教授思索片刻，“以前我还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是男性。从犯罪手段和时间的长短来看，是属于力量型的。再者，受害人都是成年女性，身体健康，尸检也排除了使用药物的可能。如果是女性……除非是多名女性共同犯罪才能做到，但这种可能性很小。让我拿不准的是凶手的年龄，只能作最保守的推算。四起案件作案时间的跨度达十年之久，1988年的时候，凶手应该已经成年或接近成年，至少在十五岁以上。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完全可以制伏一名十九到二十三岁的成年女性。当然，凶手还是要具备强壮的体格。还有，前两起凶案，受害人的器官没有被取走，但最近的两起，凶手切掉了受害者的部分身体组织。这说明凶手在这十年间掌握了一定的解剖技术，有从事屠宰或医疗工作的可能……”说到这儿，梁教授摘下眼镜，用眼镜布细细地擦拭，“当然，我的这些分析，只是通过你们对案情的描述做出的。我没去过漠南，更没见过现场，我的观点可能只是纸上谈兵，帮不上你们任何忙。”

“梁教授，”陆树斌给梁彦东的杯子里倒满啤酒，“您的观点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我们万分感谢！我还有一个请求，如果能见到郑智杰教授，请您务必再提一下这个案子。我和小汪明天就要回漠南，希望您二位能亲临指导！”

“我一定尽力。”

饭后，我和陆树斌把梁教授送回家。回到宾馆，我打开皮箱准备换衣服时，看到了妈妈用胶带封得严严实实的那袋东西，是妈妈特意让我带给梁教授的，袋子里，是用冰块保存的半只羊。此时，冰块已经融化，袋子的缝隙里有水渍渗出，我闻到一股腥味。

我上大学时，妈妈到学校来看我，因为姐姐的案子，我带妈妈去拜访了梁教授。谈话中，梁教授提及他最喜欢吃西北的羊肉。此次北京之行，妈妈让我不远千里将吴迪带来的那半只羊羔给梁教授捎去。而匆忙中，我竟然把这事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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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元宵夜惊魂

一

2月15日。再过两天就是元宵节，北京已经刮起了春天的风。

临行前，我去了母校，把妈妈带给梁教授的羊肉放到学校保卫处，请他们转交，然后和陆树斌登上了回漠南的火车，离开了我熟悉而又陌生的北京。大学毕业后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快得犹如一场梦。

回到漠南正是中午，匆忙回家道了平安，下午，我就去了单位。我和陆树斌刚进周副局长的办公室，周副局长便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刚刚接到部里传真，我们上报的案件被暂定为省督案件，套用官方说法：公安部和省厅对此案高度重视，必要时将派遣刑侦专家到漠南协助破案。

汇报完北京之行的情况，副局长说：“你们两个今天就早点儿回家休息吧，有事明天再说。”

走到办公室门口，我们又被周副局长叫住了：“对了，还要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去北京的这几天，方支队长带队对四起案件受害人的情况以及现场周边情况再次进行了详细摸排，遗憾的是，1988年案发时的平房早已不复存在，只能走访一些当时的邻居，至于1994年的案件……”周副局长突然停住，眼角扫了我一下，伸手拿起桌上的香烟点着，“是这样，尽管方支队长持不同意见，但还是采纳了小汪的提议，对漠南市有前科的可疑人员进行了摸底排查，目前锁定了八个，讯问工作正在进行。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参与讯问工作。”

在办公室门口，我碰到了吴迪。我想，他应该是特意来等我的。

“去北京辛苦吗？”他关切地问。

“不辛苦。”我说，“可惜没时间看望一下老同学，就这样回来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我：“今天门口传达室有你一封信，我顺手给你拿来了。”

我接过来一看，竟然是母校寄来的。撕开信封，映入眼帘的是梁彦东教授隽秀的字体。

小童：

很高兴能再次在北京见到你。你带给我的礼物我和你师母都很喜欢，谢谢你。写这封信是想告诉你，作为一个刑警，你具备了天生的素质和扎实的理论功底，但是，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性的复杂是无法靠书本知识获知的。你现在所缺乏的，是对社会的了解，对人的了解。而这个，没有捷径，必须由你以后的人生来完成——试着去体验它。

你的老师，也是你的朋友梁彦东

恩师短短的几句话，用心良苦，让我既感动，又不安——害怕让他失望，老师对我的期望是不是太高了？抬起头，吴迪正用探询的目光看着我：“谁给你的信？”

“大学同学，一个宿舍里住过，留校了。”我撒了谎。

这时，他的传呼机响了。他拿出来看看，把传呼机递到我眼前。真的很以外，竟然是江谦。吴迪用我办公室的电话回了过去。听他们的谈话，似乎江谦是在发出邀请。吴迪回头看我一眼，我点点头。于是他说：“好，晚上我们一起吃火锅吧，就在东阳路的红叶火锅店，我请客。带上你女朋友啊，这边是我和汪警官两个，你别落单了。”

挂了电话，我和吴迪对视。这个人会主动联系我们，让我和吴迪很惊讶。不过我也承认，抛开案件的关系，从个人感情上我对江谦并不排斥。他和我们同龄，容易产生共鸣，除了沉默点儿，并不是那种难接触的人。

下班后，我给爸妈打了电话，说我不回家吃饭，和吴迪在一起。火锅店离得不远，我们两个步行过去。路上我问：“方支队长他们网住的那几个嫌疑人，有戏吗？”

“已经排除了五个，另外三个嫌疑比较大，明天还要继续讯问。”

因为第二天就是元宵佳节，漠南家家户户红灯盈窗，鞭炮声又密集了。

江谦带着秦红早早等在火锅店里，看见我和吴迪，起身大声喊：“在这儿！”

他的眼神里有一种光芒，这种光芒我不止一次见过，总让我心存疑惑。那个女孩儿秦红，第一次见到她时我就知道她应该是非常喜欢江谦的，此时偎在江谦的身边，一脸的幸福喜悦。

1998年，火锅店并不像现在一样满街都是。那时候，整个儿漠南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火锅店，对于低收入的警察来说，请人吃一顿火锅，那是很奢侈的事，所以吴迪的请客当然显得很隆重。吴迪要了一大堆菜，还有啤酒。开始大家还稍微拘束，三杯酒过后，就不再客气了。唯有我不用操心，所有的菜都是吴迪夹到我的碟子里的。但江谦并不给秦红夹菜，反倒是秦红不停地夹菜给他，每一次他都客气一番。这种态度让我觉得他和秦红不像是在谈恋爱。

江谦的酒量不错，不停地和吴迪碰杯。我们边吃边聊各自的大学生活，因为我是学法律的，两个男人自然都对我一顿吹捧。聊到专业问题时，江谦突然说：“吴警官，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你们那个案子有什么进展吗？”

吴迪的脸色沉了下来，但只是一瞬间便恢复了正常。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一眼江谦：“一点儿也没有。”

“哦……”江谦似乎是犹豫了一下，又问，“你们感觉，凶手是我看到的那个人吗？”

吴迪将一块带鱼夹到我的碟子里：“那个人到底长什么样，连你自己都说不上，我们怎么找？”

我问江谦：“你感觉凶手应该是怎样一个人呢？”

江谦刚想说什么，却被秦红打断了：“喂，你们吃饭的时候能不能不讨论这些啊，不到十五，年还没过完呢，说点儿开心的事嘛！”她转头问我，“小童姐，你和江大哥同一年大学毕业，为什么他比你大三岁，是不是说明他学习特别差呀？”

我笑：“那是肯定的了，老留级嘛。”

江谦瞪了秦红一眼：“那你呢？怎么连大学都没上？”

秦红的脸色刷地变了，瞬间，眼中蓄满了泪水：“我就知道你看不起我，嫌我没文化！”

江谦没料到会是这个局面，满脸通红，皱着眉头小声嘟囔：“女人真麻烦！”

因为这个插曲，这顿饭的后半截有点儿沉闷。吃完饭出了火锅店，秦红依然在和江谦生气，喋喋不休地唠叨着关于他看不起自己的问题。可能是江谦感觉没面子，突然沉下脸，对秦红低吼了一声。秦红见江谦真的生气了，反倒不敢再吭声，默默跟在江谦后面。

“我们走了啊！”我和吴迪不想掺和他们的事，打个招呼，吴迪拉着我的手快速穿过马路。

到了马路对面，我回头看江谦和秦红，江谦依然站在原地看着我们。虽然夜色下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但是我却感觉，他似乎对我们有着深深的留恋。秦红站在他身边，委屈地看着他，可怜巴巴的。

“想什么呢？”吴迪问我，“今晚你都走神好几次了。”

“你说，江谦喜不喜欢秦红呢？”

“我管他喜欢谁，只要他不喜欢你就行！”说完这话，吴迪突然停住脚步，“唉，你这一说还提醒我了，这个江谦，我还当他是嫌疑人呢，可他却一次次主动送上门来和我们交往。他……他是不是喜欢上你了呀？不行，我还真得提防着这小子，打着请我吃饭的幌子泡我女朋友，敢在警察眼皮子底下玩这一手，不想混了！”

我瞪他：“谁是你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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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月17日，元宵节。

局里其他不太重要岗位的同志都放了假，其余警力在闹市区值班，维护节日治安。我则要参与专案组对嫌疑人的讯问。当我来到支队长方远山的办公室时，方远山、李磊等人正围在一起讨论，看到我进来，大家突然安静下来。我想，这份安静应该是对我的一种防范吧。我走到房间的角落里悄悄坐下，准备等待领导们的安排，没想到方远山主动和我打招呼：“小汪，从北京回来了？”

“是，方支队！”我慌忙起身。

这时我发现，专案组所有成员都对我投来友善的目光。我猛然间明白了，在我离开漠南的这几天，在专案组对四起凶案进行调查的时候，他们都应该知道了我的秘密。这是他们对我表示友善的原因，这友善里夹杂着同情，对弱者的同情。我，在他们眼里，其实也算是一名受害者。我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这时，陆树斌也进来了。我走过去低声说：“陆科长，我把您儿子的事跟我妈妈说了，她说应该没问题，回头你给我拿两张孩子的一寸照片。”

陆树斌眼里闪过一丝惊喜，冲我点头致谢。接下来，就要准备讯问了。周副局长不在时，专案组的核心人物当然是方远山。他性格强势，在任何场合都习惯于充当控制局面的角色。他马上给我们分派了任务，主审还是他和李磊，陆树斌也要进讯问室旁听，其余的都去隔壁监听室。

漠南市公安局的监听室，并不像西方电影中那样，有着各种现代化的设备，仅仅是和讯问室一墙之隔，中间的墙壁上装着单面透视玻璃而已。我们都关掉传呼，或坐或站，等待讯问开始。

第一个走进讯问室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神情猥琐的男子。这人叫齐大年，就住在文化街，住处在“1·16”案受害人冯丹丹家的后面一排，是吸毒人员。据他自己说，案发时他在家睡觉。

1988年这个人多大呢？十年前他有没有能力杀人呢？我努力想从那张蜡黄的脸上寻找江谦所说的那个人的影子，但是没有。眼前这人给人的整体感觉是腐烂的、颓废的，他不停地打着哈欠，似乎已经没有多少精力应付警察的讯问。他慵懒地回答了姓名年龄等例行公事的询问，又弱弱地反抗了一句：“你们上次不是已经问过我了吗？”

话音刚落，方远山站起身走过去，狠狠一脚踹在了齐大年的腰上。齐大年痛苦地呻吟了一声，闭上了嘴。我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身边的同事们不约而同地侧脸看我，包括吴迪，他似乎对眼前的情景早已习以为常。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刑事讯问，我没想到会有暴力。讯问嫌疑人时要避免采用暴力手段——这是梁彦东教授在课堂上反复教导我们的。因为嫌疑人会撒谎，而暴力就是催化剂，会使讯问偏离轨道，同时也违背法律精神。

讯问在继续。方远山让齐大年详细讲述案发当时，也就是1月16日下午四点前后他在做什么。齐大年的回答和以前一样：“我在家里睡觉。”

“有没有证人？”李磊问。

“没有。我妈1月10号就和我妹回东北老家了，我爸当天上白班。我吸毒，又没钱没工作，家里人都当我是多余的，恨不得我早点儿死了。我中午没吃饭，也懒得生火，睡觉是因为又冷又饿没力气。我还杀人？我连走路都快走不动了。”

“你从几点睡到几点？”

“从下午一点睡到五点。”

“中午没有醒？有没有上厕所？”

“醒过，但没上厕所，因为我一整天都没吃没喝……”

第二个嫌疑人叫马宝，三十二岁，装修工，在水四路租的房，离“1·19”案受害人赵青家很近，在1月16日也有作案时间。这个人一年前曾因和漠南矿业公司的职工里外勾结倒卖废铜被拘留十五天，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劣迹。春节前装修生意清淡，他的老婆又提前回家过年，他就在街头承揽些擦玻璃、清洗抽油烟机之类的活。据他自己说，1月19日他刚好在家休息，由于是租房户，和周围邻居不太来往，没人知道他当时是否真的在家。

马宝很魁梧，是个典型的西北汉子，走进讯问室时，粗糙的脸上带着惶惑的神情，似乎身子都在微微颤抖。他的陕西话我听不太懂，但根据方远山和李磊的问话，大概其能明白。他说他着凉了，1月19日下午一直在家，中午自己热了头天晚上剩的面条，就着腌酸菜吃了，然后喝了一碗热姜汤，蒙着被子睡觉发汗，中间起来一次到外面上厕所，但没和邻居打过照面。

“你们搜过我的屋子，我屋里没有刀没有血，我还能杀人？我连鸡都没杀过……”

“据周围邻居反映，你和赵青做邻居期间吵过架？”

“没有没有！”马宝慌乱地摇手，“那不是我，她是和我婆娘，两个婆娘因为乱倒水骂了起来，我也就在旁边看着，女人家的事，男人掺乎个啥嘛！”

“赵青当时有没有辱骂过你和你老婆？”

马宝停顿了一下，似乎在回忆：“是骂过我们……我老婆把水倒在门口，夜里冻住了，把人家滑了一跤，她就到我们家门口骂，还让我们滚回老家去。”

我仔细观察马宝的表情，他讲到这里时，脸上有深深的忧虑，夹杂着恐惧，却没有看到仇恨。

“公安同志，那女的真不是我杀的。那两天我就是着急挣点儿钱回老家，我七十多岁的老娘、我女人和娃还等着我过年咧，我怎么可能杀人……”说着说着，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突然哽咽了，双手捂着脸，眼泪从指缝中流出来。

方远山沉默地看着他，这回，他没有过去踹他的腰。

第三名嫌疑人叫范鹏，三十四岁，八年前因强奸罪入狱，1996年夏天出狱，独自一个人居住。三个嫌疑人中，这个范鹏是和我们寻找的目标最接近的。入狱前，他在漠南市屠宰厂工作。不仅如此，作案时，他用刀逼迫受害人就范，折磨受害人达三个小时。

我小声问吴迪：“那个受害人呢？还活着吗？”

“还活着，就是那个女孩儿报的案。”

哦……他强奸，但没有杀人。我姐姐被害时，他还在狱中，如果是他，四起案件就没法并案。不过，一切皆有可能，毕竟，四起案件并案的依据仅仅是作案手段相似而已，而其间的时间跨度，一直是个恼人的问题。

范鹏身材瘦高，背有点儿驼，脸上带着一股与生俱来的戾气，用意大利犯罪学家切萨雷·龙勃罗梭的观点来解释，这个人具备了通常犯罪者的面部特征，这样的人要是不去杀人放火，那简直没天理。我努力想从他身上发现江谦说的那个“厕所旁的影子”，但是没有。范鹏走在人群中，他的凶戾应该是比较扎眼的，身材也较那个“影子”要高大。

“我不认识这两个女人。”面对讯问，范鹏比前两个人要冷静得多。说话时，他的眼睛盯着自己的脚尖，“在你们告诉我之前，我连她们的名字都没听说过。”

“1月16日和1月19日两天，你在做什么？”

“1月16号……我去省城转了一圈，一个人。我坐的是长途汽车站外面的黑车，没有票，这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我去省城是想看看那边有什么生意，等过完年，我也好干点儿什么养活自己。我坐了这么多年牢，也怕了，只想赚点儿小钱安安稳稳过日子。那天我是晚上才回来的。像我这样的人，没有朋友，家人也不来往，没人给我作证。1月19号那天嘛，让我想想……应该是马上要过小年了，我一个人在家，心情不好，也没钱置办什么年货，就租了一张黄碟在家看。那张碟是头天晚上在我家路口的店里租的，你们可以去问。总不能因为我看黄碟，你们就怀疑我杀女人吧？”

方远山瞪着他：“信不信我等会儿收拾你？”

范鹏弓起身子，将双手夹在两腿间：“我信，但我真的没杀人。我不认识她们。再说我为什么要杀她们，图色吗？我坐牢坐得连性功能都障碍了，也就看黄碟过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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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下午四时许，我们都集中在周副局长的办公室里。周副局长先问方远山：“讯问结果怎么样？”

方远山有些无奈地说：“三个人都没有明确的不在现场证明，无法排除嫌疑。最近的两起凶案，我们获得的线索太少，十年前、四年前那两起就更别说了。已经对三人的住处进行过搜查，没发现任何与凶案有关的物证。”

“李磊呢？”周副局长挨个儿点名。

“我和方支队长观点一致，现在只能进一步寻找物证。”

“树斌，你的看法呢？”

陆树斌坐在角落里，一直抽着烟。听到周副局长的问话，他沉吟片刻：“我认为应该把范鹏作为重点。我刚刚和小汪一起去了趟北京，听了著名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的一番话，虽然只是纸上谈兵，但是启发很大。结合我的现场勘验，我认为这是一起系列性侵犯罪，在今年的两起案件中，凶手还有切割受害人器官的行为，切割的器官都具备比较明显的女性性别特征，比如头发、乳头，但受害人并没有遭到强奸。刚才讯问时，范鹏的一句话提醒了我，他说，他坐牢坐得连性功能都有障碍了，只能靠看黄碟过瘾。这说明什么？凶手很可能就患有性功能障碍，他想通过这种虐杀的方式得到满足。”

陆树斌的观点无疑吸引了我们所有人。周副局长扫视众人：“大家怎么看？”

“我赞同！”方远山第一个回应，“老陆的观点我们之前都没想到过。也许顺着这个方向，我们能有收获。”

其他人也一致表示赞同，包括我在内。所谓的性功能障碍，论点应该是成立的，但凶手是不是范鹏，还需要证据支持。因为，1994年的时候范鹏应该还在监狱里，如果他是凶手，那起案子又该怎么解释？另有其人吗？就在我沉思的时候，周副局长已经拍了板：“立即组织警力对范鹏的住处以及周边进行二次搜查。”

从周副局长的办公室出来，陆树斌将一个信封塞给我，我知道，那里装着他儿子的照片。可等我回到办公室打开，发现里面除了两张照片以及孩子的身份证复印件，还装着两百块钱。1998年，两百块钱是我们半个月的工资。

下班前，我瞅机会将那两百块钱放进陆树斌办公室的抽屉里。

回到家，我把陆树斌儿子的照片交给妈妈，叮嘱她千万别忘了。吃过晚饭，我陪爸爸妈妈去秀水公园看花灯。不是爸爸妈妈提醒，我差点儿忘了，今年是漠南市建市二十周年，秀水公园举办大型灯会庆祝。因此，这年的元宵夜就有了双重意义，特别热闹。

人声喧嚣中，我的传呼响了。先看到的是吴迪的祝福：“祝叔叔阿姨和小童元宵节快乐！”

我偷偷笑了，这家伙，知道爸妈对他印象好，什么时候都不忘拍马屁。再往下翻，是一个陌生号码：“祝美女汪小童全家元宵节快乐！我也在公园里看花灯。董菲。”

我惊讶地抬起头，可眼前除了花灯就是拥挤的人流，想在这里找某个特定的人，根本不可能。董菲，我当年最要好的同学，说好要见面的，却一直没见到。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

我的神情引起了爸爸的注意，他问我：“小童，遇到认识的人了？”

我摇摇头。

“看你魂不守舍的，最近工作是不是很累？”

“不累！”我回答，“都是一些琐碎工作，拍照片、整理档案，就是费神，老要加班。”

“不要瞒我了，我知道你进了一个专案组。”爸爸平静地说，“别太累着自己，刚毕业，什么东西都得慢慢学。”

我心里一惊，爸爸怎么知道的？爸爸故意放缓脚步，落在妈妈身后两三米。我知道他有话要跟我说，赶紧凑到他跟前。爸爸抬头看着天上的月亮：“你现在还小，以后慢慢会知道，有些事，不要太强求，各人有各人的命，改变不了的事，就忘了吧！”

我心里又是一震：“爸，为什么要这样说？”

“因为我知道你心里的结。小童，有些事情，要学会忘记。要不然，人活着就太累太痛苦了，你还年轻啊！照顾好你自己，你是我和你妈妈的全部寄托……”

“我知道，爸！”我拉着爸爸快步追上妈妈，继续看花灯。

“小童！”有人在喊我。循着声音，我看见一个衣着时尚的女孩儿站在一个高高瘦瘦的小伙子旁边。

“董菲！”我们俩拥抱在一起，我闻到她身上浓浓的香水味。分开时，我仔细打量董菲。昔日的野丫头长成了一个丰满性感的大姑娘，烫了大波浪，短款的白色防寒服下面是黑色紧身裤，配着高筒靴。大概是同时想起了上学时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我俩的眼里都有了泪光。

董菲擦擦眼角，拉过身边的男青年：“谢长顺，我男朋友。”

我赶紧伸出手，那小伙子却有些局促。董菲笑了：“别跟他太客气，他就是个倒菜的菜贩子，农村户口。我妈死活不同意我俩的事。现在可好，我妈跟我僵着，不让我回家，我只能住在长顺那儿。”然后又介绍我，“这是我高中同学汪小童，北京上的名牌大学，现在是——警察！”

她把“警察”两个字用骄傲的口气大声说出来，倒让我不好意思了。然后，董菲又跑过去向我爸爸妈妈问好，爸爸妈妈见到老邻居的孩子，热情地问长问短。妈妈问了董菲爸妈的近况，又关心董菲：“你男朋友在哪儿上班啊？”

我立刻止住这个话题：“妈，你问得真多，真当自己是警察的妈了？”

1998年，像董菲这种情况确实不多见。城里户口的男子找个农村媳妇，勉强还可以接受，如果掉个个儿，女方家长绝对是不会同意的。我想起年前打电话给董菲的妈妈，阿姨在电话里欲言又止，应该就是因为这事了。见董菲瞬间目光黯淡，我马上搂住她的肩膀，站在两条盘在一起的金黄色的龙灯下：“我们拍张照片吧。”

已是晚上十点多了，从公园往外走的时候，传呼机又响了，是吴迪，只是简单的四个字：“速回局里。”

我告诉爸妈我要去单位，爸爸说：“我送你过去。”

“爸，我是警察，警察连上下班都要家长送？”

“除了我和你妈，大街上没人知道你是警察。”

“我送汪警官去单位吧。”谢长顺在旁边说。

我看他一眼：“你把董菲照顾好就行。”然后我凑到爸爸身边，压低声音，“爸，你忘了，我们专案组是随身带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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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晚十点，专案组全体成员集中在周副局长办公室。

根据行动方案，专案组准备连夜对重点嫌疑人范鹏进行突审，主审依然是方支队长和陆树斌，其他人由李磊带队，对范鹏的住处再次进行搜查。我被分到搜查组，每个人都荷枪实弹，我依然拿着我的尼康相机。

范鹏住在漠南市矿业公司冶金厂家属楼一层。刚进入范鹏家，一股刺鼻的怪味——混合了下水道、臭鞋、腐烂食物等各种味道，几乎将人熏倒。房子倒不小，有七十多平方米，但家具陈旧凌乱。

我先给所有房间拍了照片，然后开始搜查。卧室里是一张被子都没有叠的床，吴迪翻开被子，脏得几乎看不出原色的床单上堆着一团东西。李磊皱着眉头：“全是女人的内衣……这个变态！”

吴迪戴上手套，一件件抖开它们，有胸衣、内裤和丝袜，等我一一拍过照，再装进物证袋里。接着，吴迪拉开卧室的衣橱，我们所有人都惊呼了一声。衣橱里除了几件男式服装，挂起来的几乎全是女性的衣服，大多是内衣。吴迪说：“小童，你来检查这些衣服。”

我戴上吴迪递过来的手套，一边翻看一边给大家解说：“这些衣服不是一个人的，尺码不一样，风格也有区别，但都是比较时尚的类型，至少应该属于三名女性吧。”

除了女性衣物，卧室中没有其他引起我们注意的东西，但这至少证明，房间的主人有着和常人不同的癖好。继续搜查客厅和厨房，在客厅的电视柜里，发现了一大堆黄碟。厨房里有一台老式冰箱，不约而同，我们所有人都围在冰箱跟前，神情中带着在所难免的紧张。

李磊示意吴迪打开冰箱。冷藏室里有一块发臭的豆腐、一棵烂掉的白菜，还有吃了一半的辣椒酱和榨菜。冷冻室里冻着一块猪肉和一些包好的饺子。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大家也有点儿失望。

就剩下最后一间屋子了，我们进来的时候，卧室、厨房、卫生间的门都是开着的，但这间屋子的门却关着。李磊推开房门，里面放着一张单人床，被褥倒很整齐，但似乎好久没人住过，窗台上落着厚厚的尘土。裸露的暖气片上摆着几盆即将枯死的花，都是一般的花草，没什么特别。和我家一样，这幢家属楼的暖气也是由漠南矿业总公司免费供应的，暖气很热，铁铸的暖气片摸上去烫手。可能是为了给花通气，花盆后的塑钢推拉窗户开着一条一尺宽的缝，所以这间屋子里的怪味比其他房间小一些。

搜查基本结束，除了卧室中大量的女性衣物，没有其他收获。可是，这些女性衣物能说明什么呢？是两起凶案中受害人的吗？应该不是，现场勘查表明，这两起案件的受害人并没有丢失衣物。范鹏是个性变态，这我们早就知道。他猥亵强奸过多名女性，收藏了她们的衣物，但这些女性是谁？还需要进一步调查。也有可能，这些衣服仅仅是和他有过交往的女性的。

“就这样了吗？”李磊看着大家问。

我们面面相觑，恐怕只能这样了。可是，看大家的表情，我知道所有人都不甘心。范鹏的嫌疑越来越明显，但又缺乏进一步的证据。李磊通过对讲机向周副局长报告搜查情况，请示是否收队。对讲机那头，周副局长的心情应该和我们是一样的，沉默了一会儿，他说：“都回来吧。”

我们将所有的灯关掉，静悄悄退出房间。好在范鹏住一楼，我们没有惊动其他住户。而且今晚是元宵夜，人们的情绪还在过节里，没人注意我们。上了车，我坐在面包车的最后一排，回头又看了一眼范鹏家。吴迪已经发动了引擎。

“等一下！”我喊了一声。

所有人都回头看着我，吴迪立刻踩住刹车。

“我们再回去一趟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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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再次走进范鹏的家，在那间应该没人住过的小卧室门口，我停下脚步。推开门，拉开灯，我看着立在墙角的两根管道，应该是暖气管和供水管。我的目光顺着管道移到地板上，那里铺着乳白色的方瓷砖，比周围的瓷砖要显得新一些。

“小汪？”李磊疑惑地看着我。

我走过去，用脚使劲踩了一下管道下面的瓷砖，那里发出空洞的声响。“这里应该是空的！”

“找东西撬开！”李磊命令。

吴迪从厨房里找来一把菜刀，沿着缝隙将瓷砖撬了起来。瓷砖下面不是水泥，而是一块木板。继而木板被掀开，扑面而来的尸臭味儿以及满眼蠕动的白色蛆虫，让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掉过头去。我的反应比他们更加严重，冲到屋子外面，不停地干呕。

李磊立刻向周副局长汇报新的发现，吴迪则跑过来帮我捶背。“小童，你怎么知道这底下有尸体？神了，我都怀疑尸体就是你藏的。”

都这时候了，他还有心情调侃。但我知道，他是为了让我放松下来，这是我第一次直面腐烂的尸体，恐怕要做好几天噩梦了。

所有人都看着我，静等我的回答。我先喘匀了气：“这种房屋的结构我比较熟悉，我们家住的也是这种房子。但如果是一楼，那么在这间屋子里应该有一个暖气管道和水管的入口，入口下面是空的，有些人家会拿来当菜窖。另外，第一次进来的时候，让我觉得奇怪的是，既然没人住，大冷天的为什么要开窗户？是为了把屋里的气味散掉……我也是误打误撞，没想到还真猜中了。”

警笛声由远而近，我们迎出门时，周副局长和陆树斌已经进了楼道。居民们也被惊动了，纷纷从窗户里探出头，有的甚至跑到一楼围观。警戒带被迅速拉起，陆树斌和助手进入现场，我拿着相机要跟进去，被周局长拦住了：“小汪，休息一下吧。听李磊说，尸体是你发现的，”他拍拍我的肩膀，“干得好！”

半小时后，又一辆警车赶到，两名着装民警把范鹏押下来，由李磊领着进入现场。又过了一会儿，陆树斌出来了，走到周副局长身边。他摘下口罩，先看看我，再转向周吉峰，“死者为女性，年龄在二十四五，有性史，无生育史，死亡已有三四个月。虽然是冬天，但尸体靠近暖气管道，已经高度腐败，目前还没发现和身份有关的东西。”

现场指认进行得非常顺利。范鹏对杀人埋尸的罪行供认不讳，但死者的身份依旧悬而未决。范鹏供述，死者是一个在洗头房做生意的小姐，只知道叫莉莉，听口音是东北人，其他情况他也不清楚。

范鹏被判刑后，老婆和他离了婚，把女儿也带走了。1996年，范鹏刑满释放，没有任何积蓄，父母也不和他来往。一个人独居期间，他依靠偷窃左邻右舍女性的内衣来排遣寂寞。实在熬不住，他去洗头房找小姐，可自己钱太少，一两次之后他就囊空如洗了。不过在这期间，他也认识了几个小姐，有她们的传呼号。其中一个叫莉莉的小姐和他比较投缘，他曾经私下约过她，莉莉也为他免费服务过一两次，但再多就不干了。去年阴历十月初五是他的生日，他特意在家做了几个小菜，把莉莉请了过来，两个人都喝了酒。饭后，范鹏想要和莉莉发生关系，被莉莉拒绝，说必须付费，否则不伺候。范鹏当时欲火焚身，根本不吃这一套，强行和莉莉发生了关系。事后，莉莉不依不饶，执意要范鹏给钱。可范鹏身上只剩几块钱了，莉莉便破口大骂，骂他是穷鬼还想当嫖客。范鹏一怒之下，趁着酒劲儿掐死了莉莉。和我猜想的一样，他一直开着窗户，就是为了让屋里的气味散掉。

现场指认完毕，已是第二天凌晨。漠南市人民医院的太平间里又多了一具冷冻的尸体，除了莉莉这个化名，我们对她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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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城市的反面

一

日子过得飞快，眼看已是3月中旬了，人们脱下了厚厚的棉衣，漠南市街头和公园里的迎春花正在盛放。

开学后，妈妈便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爸爸反倒清闲了。漠南矿业公司的最后一次招工结束了，他准备到年底就退休，由此也就提前赋闲在家了。陆树斌的儿子顺利进入了漠南市矿业公司铸造厂，他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

不过，矿业公司的招工结束后，大批完全没有了招工希望的子弟们也在盘算着他们今后的人生。春节以来这段时间，漠南的治安案件猛增，传销组织也越来越猖獗，那时国家虽然没有出台管制传销活动的明确规定，但公安机关对这类组织的关注已日益密切。

局里在三楼为专案组腾出三间办公室，尽管如此，地方还是太小。我和李磊在同一个办公室。李磊为人老于世故，什么事都是和稀泥的做派，跟他面对面，倒是没有压力。他是漠南市公安局为数不多的老漠南人，从小在漠南长大，对漠南的情况非常熟悉。他除了每天出去满城摸排，回到办公室，总是端着一个大大的茶杯喝浓浓的茶。

我把根据江谦的口述画的那幅画像压到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又画了一张四起案件的案发地标示图，压在这幅画像的旁边，时不时看一眼，期待着偶然的灵感能让我找出凶手作案的规律，当然，还是一无所获。

一个月前，范鹏谋杀坐台小姐的案件意外破获，让专案组激动了一阵子。但在接下来的讯问中，范鹏只承认杀害莉莉一事，矢口否认与系列切颈杀人案有关。方远山的讯问我是见识过的，想蒙混过关不容易，范鹏估计受了不少罪。

陆树斌认为，范鹏的作案手段和四起系列杀人案没有相似之处。他的供述也推翻了他有性功能障碍的可能。不仅没障碍，相反，应该是性功能亢奋才对。同时，范鹏的藏尸手段也给专案组泼了一盆冷水。以前，专案组一直寄希望于找到凶手藏匿的人体组织，为此，公安局动用了几乎全部警力，搜遍了专案组能够想到的所有地方。如果系列杀人案的凶手另有其人，如果他也采取范鹏这种匪夷所思的手段藏匿他切割下来的人体组织，警方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此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凶手根本就没有保存这些人体组织，作案后就处理掉了。

系列杀人案陷入僵局，尽管我们意外破获了另一起命案。真的是太意外了。范鹏之所以能将莉莉的尸体藏匿这么长时间，是因为莉莉本就身份不明，没人知道她的底细，更没人关心她的死活。要不是因为调查系列杀人案，这具尸体可能会永远不见天日。莉莉到底是谁？来自哪里？真实姓名是什么？甚至连杀死她的范鹏都不知道。他只是根据口音判断她来自东北。

为了完成莉莉案件的结案报告，我和吴迪受命查清莉莉的身份，有可能的话，联系到她的家人。范鹏交代，他杀死莉莉后，把她的传呼机拆了，分散扔到周边的垃圾桶里。莉莉的传呼号他当然记得，但那个号码的入网信息基本是空白，对查找莉莉的身份没有任何帮助。找不到莉莉的联系人，就只有去莉莉生前待过的发廊了。

范鹏认识莉莉是在一家叫“美亚”的发廊。不过范鹏告诉我们，莉莉是一只“飞鸡”。一般相貌平平的小姐只能守在一家发廊里，等待客人挑选或老板分派，不然就不会有生意。而所谓“飞鸡”，就是不固定在一家发廊坐台，有生意时发廊老板会联系她。莉莉在文化街的小姐中算是相貌出众的，虽然没有固定的月份钱，但提成比较高，她有这个资本。

黄昏时分，我和吴迪换上便衣去了文化街。街道两边除了一家挨一家的发廊，就是几家脏兮兮的餐厅、杂货店和出租光盘的小店面。街两侧延展开去，是一连片的平房，多半住户是濒临破产的漠南市冶金公司的职工和家属，还有就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和他们的老婆孩子。

我们并没有直接去美亚发廊，而是先钻进一条小巷看看周围的环境。这个时段，小巷子里进出的人很多，有下班的工人、出门买菜的老太太，以及接孩子放学的妇女，还有许多站在街边无聊地嗑着瓜子的女人，她们就是这条街著名的风景，我们一般都管她们叫“文化街站街的”。转到另一条巷子，风景依旧。

吴迪说：“我知道你不喜欢这儿，我也不喜欢。以前来这里查过几次案子，看多了就不觉得什么了。其实，她们也是一个特殊的人群，合理地存在，也有自己的阶层。你刚才看到的那几个，在这个人群里算是最底层的。你知道她们一次的台费是多少吗？”

“多少？”

“最低五块。这个市场的竞争也很激烈，有时候，她们一天只能拉到一两个客人。而且来这儿找她们消费的人，多数也是打工的，囊中羞涩，从他们身上赚到钱太难了。说这么多，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她们也是一个社会群体，她们的生活状态和思维方式，和我们完全不同。”吴迪指了指东面的巷子，“就在这条巷子里，去年发生过一起命案。一个做皮肉生意的女人，好不容易拉了个客人，这家伙完事后却不给钱。女人不答应，叫来了在附近望风的姘夫。两个男人厮打起来，姘夫把嫖客给捅死了。案情很简单，三个当事人也都很可怜。嫖客是来这儿打工的农民，常年在外，一个人很寂寞。做皮肉生意的女人也是农村来城里讨生活的，老公死了，两个孩子在老家，公婆给带着。姘夫是城里的无业人员，他们最初的关系应该是互相利用吧，女人做这种营生，当然需要找个靠山，他们互相依赖，过着一种畸形的生活。女人平时很节俭，对姘夫却毫不吝啬，供他抽烟喝酒，男人坐牢后，她依然经常去探望他。”

“也许有感情了吧。”我说。

“也许吧。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有一天这个男人能娶她。像她这样的人，内心是惶恐的，在城市里漂泊，没有归属感。她们渴望有一个肩膀能靠一靠，哪怕这个肩膀是用她们的血泪钱换来的。”

“现代版杜十娘吗？”

“她们可比杜十娘命苦。”吴迪的目光扫过人来车往的街头。

是的，就是这样一座城市，充斥着妓女、嫖客、凶手和受害者，而我，生活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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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亚发廊在文化街的中段，门面除了一个破招牌，再无其他，连铁门都只开着半扇。我和吴迪走进这家发廊的时候，一个长发及腰的女孩儿从里间迎了出来，拿着把梳子边梳头边疑惑地打量我们：“你们……理发吗？”

显然，她对一男一女走进这种地方感到不解。我也用疑惑的口气问她：“你们这儿理发吗？”

“废话！”女孩儿有几分愠怒，“发廊不理发还能干吗？”

“叫你们老板出来！”吴迪瞪起了眼睛。

话音刚落，从里间走出一个四十多岁的矮胖女人。“芳芳，跟谁说话呢，这么没礼貌，睡昏头了是不是？”然后满脸堆笑地转向我们，“二位是要理发呀还是……”

吴迪掏出警官证晃了一下：“我来找莉莉。”

老板娘愣了片刻，突然脸色苍白，接着手忙脚乱地给我们让座倒水，又掏出一张百元钞票，打发那个长发女孩儿出去买烟。吴迪说：“不用忙了，回答问题就行。最近这段时间莉莉去哪儿了？”

老板娘转着眼珠：“你们只是问莉莉的事？”

“当然只是问莉莉的事。你放心，我们不是扫黄的。莉莉失踪了是不是？”

“具体怎么样了我也不知道啊。”老板娘说，“我只知道她已经有半年时间没在这条街上露面了，我们都想她是不是回老家了。几个月前我还老打她传呼，她都没回。”

“她是哪里人你知道吗？”

“东北人吧。”

“东北哪个地方？”

“那我可不清楚。”

“她来这里时，你没问过她？”

“呵呵，您说笑话呢警察同志。不瞒你们说，干这行的，嘴里没一句实话。即使她自己说她是黑龙江的，谁信哪？别说地方了，她的真名我都不知道。出来干这个，谁会把真名告诉别人？”

“有本地的女孩儿干这行的吗？”我问。

“有，但是少，我带过的基本没有。即使有也是小丫头不懂事的，干几天明白过来，都去外地了。小姐这个行当，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不是不想吃，是不敢吃，以后还要做人呢不是？”

那个长发女孩儿回来了，提着一个大塑料袋，从里面拿出两包香烟、两听啤酒，还有一大堆瓜子、牛肉干之类的零食。老板娘将两包烟塞到吴迪的口袋里，又撕开装零食的塑料袋往我手里塞：“这位同志贵姓？真年轻真漂亮啊，刚大学毕业吧？真有出息，不像我们，没知识没文化的。”

我刚要推挡，吴迪竟然从那女人手里接过零食袋子递到我手上：“小童，给你你就吃吧。”

更令我意外的是，老板娘塞给他的两包烟，他竟然受之无愧。我忍住火气，接过零食袋子拿在手里，但也只是拿着。

“我和你们文化街派出所的张所长关系挺好，经常一起喝酒。”吴迪从口袋里拿出老板娘塞给他的烟，打开点上一支，架起二郎腿，和老板娘闲聊。

“噢噢，张所长啊，我们也很熟。”老板娘兴奋地接过话头。

气氛缓和下来，吴迪和老板娘东拉西扯，反正都是这条街上的闲事。聊了有十分钟左右，吴迪站起身：“好了，那就不打扰了。今后要是有关于莉莉的情况，麻烦您及时告诉我们，或者她的亲戚朋友来找她，也马上通知我们。”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笔记本，撕下一页纸，写了一个传呼号给老板娘。

老板娘慌忙拎起桌上的零食袋子要让我带走，被吴迪拦住了：“不带了，让人看见不太好，烟我就装上了。”

离开美亚，来到街上，吴迪长长地出了口气：“辛苦半天了，我请你去吃羊肉好不好？”

“你抽你的烟，还吃饭干吗？”我气哼哼地说。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生气，不过再生气，饭还是要吃的。”他推着我的肩膀往前走，告诉我不远就有一家挺不错的烧烤店。

走了没几步，我的传呼机响了，只有一段留言：“莉莉一直和一个叫燕子的姑娘住在一起，她们关系很好。燕子现在在文化街的艳丽发廊，就住在艳丽发廊后面的四楼801。保密，请多关照本店！”

我把传呼机拿给吴迪看。吴迪笑了：“看，拿了烟，吃了牛肉干，人家才肯告诉我们这些。”

“我知道。”我说，“但我就是看不惯这种做法，我们是警察啊！”

“正因为我们是警察，才要比其他人更懂这个社会，懂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的每一类人。教科书上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般情况下是没错的。但在这种地方，你把书上的话当真了，要做个乖宝宝，那你还是别干警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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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和吴迪吃了烧烤，又按照老板娘提供的地址去找燕子。燕子就住在艳丽发廊后面的楼上，楼道里很黑，没有灯，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着往上走，吴迪牵着我的手。上到三楼时，他附在我耳边说：“这栋楼的二楼死过一个小姐，自杀的。不过你看，那屋子里有灯光，肯定是不知底细的外来人租的，但愿晚上别梦到鬼。”

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不知道他是在吓唬我，还是说真的。说话间，我们已经来到了四楼。完全是运气，居然有人给我们开门。

燕子穿着宽大的衬衣，下面是一条牛仔裤。开门的一刹那，一股浓烈的烟味和她一起迎接我们。吴迪向她出示了证件，让我们意外的是，燕子并没有让我们进屋。她说：“你们是搜查还是传讯，搜查必须要有搜查证，传讯也得有手续。”

我和吴迪对视一眼，吴迪说：“不是搜查也不是传讯，是想向您了解一下莉莉的情况。”

她的脸色变了，咬着嘴唇迟疑了几秒钟：“进来吧。”

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装修陈旧，不过，房间里除了烟味浓烈，倒是异常清洁整齐。燕子应该正在客厅看电视，电视声音开得很低，茶几上是堆满烟头的烟灰缸和几袋零食。两间卧室的门，一间半开着，一间紧闭着。燕子不冷不热地请我们坐下，自己也坐到沙发里。

“你们知道莉莉在哪儿吗？”她的语气中隐隐透出一股焦虑。

“她死了。”我看着她的眼睛说，“半年前就被人杀了。”

燕子愣在那里，嘴角在轻轻抽动。突然，她跳了起来，但并没有冲向我们，而是直奔阳台，阳台外面一片漆黑。好一会儿，她才转过头，满脸是泪。“她失踪很久了……”她一开口，泪水再次涌出来，“我不知道她去了哪儿，但一直有不好的预感，有时候安慰自己，她可能是回老家了。可我心里也明白，她多半是出事了。”

燕子抬手用袖子擦了一把眼泪，走过来，拿起茶几上的烟盒，抽出一支烟，然后到处找打火机。打火机就在我旁边的沙发上，我摸过来，帮她点着火。燕子猛吸了两口：“你抽吗？请自便。”

我摇摇头。除了浓烈的烟味，燕子给人的感觉并不太像小姐。她脸上没施粉黛，我估计年龄应该在二十五六，很清秀。听到莉莉的噩耗时，她表现出来的悲伤让人震动，但即使悲伤，她的举止也是得体的。

“我们在寻找杀害莉莉的凶手。”我毫不犹豫地撒了谎，“希望你能给我们提供关于莉莉的一些情况。”

“我以为你们已经找到凶手了。”燕子再次小声抽泣起来。

我从茶几上拿过纸巾递给她。吴迪关掉了电视，又给她倒了一杯水。平静下来，燕子带我们走进那间紧闭着的房间，在那个同样干净整洁的房间里，我们看到了墙上挂着的莉莉的照片——年轻漂亮，长发飘飘，所有的照片上都笑容灿烂，像一个天真单纯的邻家女孩儿。还有她和燕子的合影，两个姑娘靠在一起，亲密无间。接下来，燕子向我们讲述了她和莉莉的故事，两个女孩儿的故事——与我们的案件无关，但是，却是一份额外的收获——

和大多从事这个行业的女孩儿不同，燕子是少有的来自城市的女孩儿，并且就来自本省。她十岁时，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很快再婚，后妈对燕子不打不骂，但也不亲近。进入叛逆期的燕子受不了后妈的冷淡，一再离家出走，学习成绩也越来越差，勉强上到高中毕业，她就辍学出来混社会。由于没有什么生存技能，只能到漠南市的一家餐厅当服务员，后来禁不住经常来餐厅吃饭的一个发廊老板的诱惑，便到发廊上班去了。

做小姐就像吸毒，第一次都是愧悔的，但是看着轻而易举就拿到手的钞票，忍不住就会有第二次，然后，金钱把羞耻心一点点吞噬掉，到最后上瘾入骨。

而莉莉是三年前来到漠南市的，她老家在东北的山沟里，据她自己说，那是冬天会冻死人的地方。她只上到小学毕业就辍学了，父母没有文化，但都是老实的乡下人。她之所以离开，只是因为忍受不了乡下贫穷单调的生活。但即使是在城市里生活，每天晚上做的梦也都是有关乡下的——这是她认识燕子后告诉燕子的。她说，我这一辈子注定了都是乡下人，永远没法改变了。

莉莉刚到漠南市认识的朋友就是燕子。她们起先是在同一个发廊里上班，后来慢慢熟悉了。莉莉一开始住在文化街的平房里，忍受不了周围邻居的指指点点，干脆和燕子合租。

燕子比莉莉大三岁，她们住在一起很融洽。莉莉会做一手地道的东北农家菜，燕子则比莉莉有文化，也更会玩，她们住在一起后，突然有了居家过日子的感觉。燕子说，她讨厌男人，从小到大，她遇到的男人没一个好人。莉莉也有自己的苦恼。她的妈妈生病了，她寄了一万块钱给家里，一下子让村里沸腾起来，都说莉莉在城里做生意挣了大钱。此后，每次莉莉的弟弟打电话来，都会告诉她妈妈的病还需要多少。莉莉就更加卖力地出台，好有更多的钱往家里寄。在燕子看来，这个世界全是假的，只有她和莉莉才是真实的。

她们开始考虑给自己存钱，打算以后去另一个城市，买一套房子，开一个店，干净地生活，就她们两个。就在她们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莉莉失踪了……

“莉莉刚失踪的那段时间里，我疯了一样到处找她，每天晚上都睡不着，每天晚上都要抽掉两包烟，我想她……”燕子失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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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3月21日，一夜的沙尘过后，漠南市降下了第一场春雨。

向周副局长汇报了我们的调查进展，下午，我和吴迪再次来到了燕子的住处。开门时，燕子头发凌乱，眼睛红肿。她迎我们进去，没有敌意，但依然保持着一种疏离。我突然明白，我们和她，不可能成为朋友，虽然她向我们说了那么多，那只是她需要倾诉罢了。

“对不起，燕子，昨晚我骗了你。”我说，“杀死莉莉的凶手已经找到了，我们只是来查明莉莉的身份，好做结案报告。现在，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希望能通过你联系到莉莉的家人。”

燕子坐在沙发里，闭上眼睛，似乎疲惫不堪。许久，她睁开眼：“谢谢你们能找到凶手。我有莉莉老家的联系方式，但我也有一个请求……不要告诉莉莉的家人她在做什么，你们随便编个谎吧，哪怕说她在卖菜也行，好么？”

“好！”我毫不迟疑地答应下来。

一切顺利，我们在一个旧信封上找到了莉莉的老家住址和村里的电话。临出门时，我对燕子说：“以后不要再干这个工作了，很危险，比如莉莉……”

“我会离开漠南的。”燕子打断我的话头，“我替莉莉谢谢你们，也谢谢你们这次没有把我弄进去罚款。”

我还想再劝她几句，又忍住了，我知道这毫无意义。莉莉的房门在我们身后关上。

下到二楼的时候，吴迪突然停住脚步：“想不想看看这里到底住着什么人？”

我疑惑地看着他：“你说的小姐自杀的事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说罢，吴迪就来到那个住户门口，伸手敲了敲门。

门开了。令我和吴迪大吃一惊的是，开门的竟然是江谦的女朋友秦红。秦红和我们一样惊讶：“你们怎么找到这里的？快进来坐啊！”

“你怎么住在这里？”吴迪问。

“这是江谦和别人合租的房子，我今天过来帮他打扫卫生。”

“江谦租的房子？他不是住在他叔叔家吗？”

“江谦上班后就从他叔叔家搬出来了，这里离学校近……你们快进来坐啊，等会儿他就回来了。”

这里的格局和燕子住的房间一样，但十分凌乱。我们进来时，秦红正在卫生间里洗床单被套。对于我们的意外到访，秦红很激动，一定要我们留下，等江谦回来一起吃饭。也不管我们同不同意，她擦擦手就下楼去菜市场买菜。屋里就剩下我和吴迪，我俩都有点儿懵懂——江谦，是我们？还是他？我们就像影子一样跟随着彼此，随时随地都能不期而遇。

“你现在还怀疑江谦吗？”我问吴迪。

“凶案没有侦破之前，我怀疑所有人。”

五点多，江谦和秦红一起回来了，手里拎着大袋小袋。和秦红一样，江谦对我们的到来既吃惊又兴奋。他和秦红一边忙碌，一边告诉我们，和他合租的人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现在在漠南矿业公司工作。虽然知道这条街名声不太好，可毕竟租金便宜。趁着秦红去厨房，吴迪问：“你知道这房子死过人吗？”

“知道啊，就是因为这个租金才便宜的。”

吴迪点点头：“怎么不和秦红住一起？她一个人在漠南市，是不是还要另租房子？”

江谦的脸红了一下：“她和她的小姐妹合租，我们又不是夫妻，住一起不方便。”

吴迪笑：“看不出来，你倒挺正统啊！跟你合租的人怎么还不回来？”

“他倒班，得半夜才回来。”

“和秦红谈得差不多就结了吧，互相照应，也免得和个大男人合租，两个男人住一起有什么意思？”

江谦正在往一只盘子里倒从外面买来的凉菜，听了吴迪的话，脸色突然黯淡了一下，半天才说：“我和我的室友很谈得来。”

我专注地打量着江谦，打量着他清秀而忧郁的脸。他是我见过的最令人难以捉摸的人，从我见到他的那天起，我就觉得他和常人不同，可是，不同在哪里，我却又说不上来。但愿他和我们这个案子无关。（未完待续）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