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亚洲象研究保护者 张立
△云南象群迁徙新闻
新闻中的这支象群，或许对你来说并不陌生，它们从云南西双版纳出发，一路向北，穿过森林农田，进入村庄，甚至城市，引发全世界热议。人们时刻关注着大象到哪儿了，有人每日直播追大象，也有人将这次大象迁徙形容为“大象的奇幻漂流”。没有人知道，它们的终点在哪里。
△张立
张立，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教授。他的名字和他所做的中国亚洲象保护与研究工作，在这次大象迁徙事件后，被大众看到。
张立：一个物种的消失对人类的影响有多大，我们一时半会儿说不清。但每个物种都好像地球这架飞机上的一个螺丝钉，物种逐渐消失，就代表着飞机上的螺丝钉一个个的掉了，那我们这架飞机还安全吗？
象群向北迁徙引出这么多人的关注，是一件好事。但我们更深入地想，为什么还有象群向南迁，向北迁，向西迁？为什么？
从1999年开始，张立和他的团队便专注中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和行为生态及保护生物学研究。出版《中国亚洲象保护研究》一书，被公认为“中国亚洲象保护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也是国际上系统深入研究亚洲象区域性现状和保护问题较为领先的成果。”
张立：有大象形象的东西我都愿意收集。
田川：大家觉得您长得也越来越像大象了。
张立：是有“研究什么像什么”这种说法。
张立喜欢大象，第一次看到大象是在北京动物园。张立说，北京动物园的后门有一个大窟窿。读小学时，经常偷偷钻进窟窿去象房看大象。
这次我们找到张立，本想约他一起到北京动物园看大象，聊聊热议的大象迁徙。但他说在动物园里对着圈养的大象讲大象，实在不忍心，更明确反对马戏这一类对待动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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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象为游客表演节目
张立：我们一边告诉孩子野生动物是我们的朋友，一边又带着他们去看拿着皮鞭让动物表演的马戏，这会导致孩子自然价值观不正确，不正常的。
田川：所以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和这些动物相处呢？特别是这次大象迁徙的事情，大家看到后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善意，关注它们安不安全，能不能吃饱，为什么要向北走等等。
张立：这其实就是我们长期宣传保护野生动物，达到了一个深入人心的效果。但从另一方面讲，既然知道前方没有更适合它们的栖息地了，我们就应该更早地进行人工干预。
大象迁徙其实是象群的正常扩散，它们并不知道前面有没有适合生存的栖息地。它们平常就是到处游荡，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哪里干扰少就在哪里歇一下。
田川：您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次大象北迁的情况？
张立：首先这是一个正常的扩散，原来的栖息地不适宜它生存了，或者适宜的栖息地减少了，它们就会去寻找新的栖息地。其实在西双版纳，还有很多象群在不断往外走。
我们分析普洱的东北方有连片的国有林，还有很多天然林，那里有象群适宜生活的栖息地，所以它们从版纳走到普洱。后来再往外走，可能象群觉得地方变得不熟悉，或者出现正在修建的高铁之类的人为干扰，对它们产生了影响。干扰多了，象群的运动速度就加快了，这是它们在人为压力下的一种应急反应。它们能在一个月之内走那么远，我们也是没有预察到的。
△云南北迁象群进入城市
15头北迁亚洲象，去年3月离开云南西双版纳，北上到普洱，随后继续北上到达玉溪和昆明。一路行走了近500公里，几乎跨越了半个云南省，现在迁徙仍在继续。与此同时，今年5月底，又有17头野生亚洲象离开西双版纳，一路向南迁徙…
张立：这几年，大象种群在稳步增长，其实就反映出我们自然保护已经做得挺好了。但很多保护区外适宜的栖息地，又因为我们高速发展的经济都消失了。一方面种群在增长，另一方面栖息地在减小，我认为这是象群向外扩散的根本原因。
△2000年与2018年西双版纳亚洲象适宜栖息地分析图
张立：2000年和2018年版纳地区亚洲象适宜栖息地分析图显示，它们的栖息地小了很多，呈现破碎化。特别是在保护区外的区域，基本都没有了。20年间，减少了40%的栖息地。
△姜志诚 拍摄
张立：大象的最适栖息地，并不是需要多么茂密的雨林，它们不是完全生活在热带雨林里边的。它们需要雨林作为庇护所，还要有一些它们喜欢吃的棕榈科的植物，比如棕叶芦，大象草……。
我们原来做过很多廊道，这些地方把破碎的保护区连接起，让大象的栖息地能够连成片。但现在很多区域都消失了，因为种植了橡胶、茶叶等经济类作物。
张立：1975年遥感卫星片显示，深黄色的部分都是农田。到了1990年，我们引进了橡胶，橡胶的价格不断上升，导致大部分人都开始想种橡胶，所以黄色区域就出现了。再到2005年，粉色区域出现了，这些地方种的是茶。到2015年，大面积种植茶已经连成了片。与此同时伴随着的，就是森林资源的大量消失，特别是天然林的消失。天然林不仅是亚洲象的主要栖息地，也是很多物种的栖息地。
△姜志诚 拍摄
张立：野生动物的种群在不断增长，但适宜的栖息地面积又在不断缩小，这就是我说的保护与发展的矛盾。这个矛盾除了表现在亚洲象上，东北虎豹保护区里的野生虎豹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还有青藏高原有很多棕熊偷吃农作物，南方一些省区的野猪泛滥……动物种群的增长，是过去四五十年我们在野生动物保护上取得的成绩。但由于我们经济的发展，留给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又十分的有限。
哈佛大学的爱德华·威尔逊教授，一个研究社会生物学，新达尔文主义的代表，他就提出“留半个地球给其他物种”。要考虑限制一下人类过度扩张的生存需求，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占据那么多地方？
△熊玉星 拍摄
张立：习主席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很多人就说是不是把绿水青山卖掉挣钱，就是变成金山银山了。实际在1997年的时候，科斯坦萨就给全球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做了一个价值评估。
田川：它的价值是什么？
张立：比如森林固碳，在热带雨林碳密度是很高的。每年每公顷森林能固定81吨的二氧化碳，这是一个巨大的碳汇。现在各个行业都在推行碳减排、碳交易，未来可能就是依靠这种巨大的碳汇，来支持碳中和的国策。
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很多老百姓的村子是在自然保护区里边的。他们种茶叶，种橡胶，面积有九千五百多公顷，其实只占勐养保护区不到10%的面积。但如果这不到10%的热带雨林消失了，勐养热带雨林的生态系统就不完整了。一个不完整，不健康的生态系统，它的价值就会从每年3.21亿人民币，降低到1.81亿人民币，一下就减少了40%的经济价值。这就说明，做好雨林的保护工作，是让当地社会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基础。
自然保护不是光投钱见不到收益的事情，它的经济价值是可衡量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不是一句空的口号，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才是经济可稳定持续发展的基础。
△张立的蝴蝶标本
田川：我看到您有超多的蝴蝶标本，我听说您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办过展览了。
张立：是的，在北师大上大学的时候办过自己的蝴蝶展。
张立从小喜欢生物，小学时参加生物课外小组，中学在北京少年宫跟着老教授们学习昆虫与植物分类。为了采集昆虫和植物标本，他们利用周末和假期，几乎走遍了北京的每一个山峰。
张立：西山林场、鹫峰、青龙桥，都是我们主要采集标本的地方。有时候整个晚上都不睡觉，开着黑光灯诱蛾、抓虫子。当时父母就跟我说，只要不把学习耽误了，各科都考好了，就能继续去生物夏令营。
1990年，19岁的张立作为生物特长生，免试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学习，之后又保送硕士，直至博士毕业留校任教。
张立：以前在学校实验室的时候，是把小老鼠放在观察箱里看它们怎么玩。研究大象后，是把我们放在隐蔽的地方，看外面的大象怎么玩。
虽然我们都说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但大象毕竟是大型猛兽，这个朋友我们要小心对待。它也会跟你维持一个它的心理安全距离，走的太近了，它就会追你。
田川：这个安全距离大概是多少？
张立：以前的安全距离可能也就一两百米。
田川：那其实也挺远的。
张立：现在可能距离两三百米的时候大象就开始不安，就开始警告了。它们会扇耳朵，翘尾巴，伸鼻子。
伊恩·汉密尔顿·道格拉斯是研究非洲象的著名专家，他在桑布鲁保护区建了一个自己的营地。当时我在营地里吃饭，一头非洲象就溜达过来到营地边上取食，跟我也就五米距离。我在这儿吃饭，它也在这儿吃饭。说明这个地方人和动物的关系，是比较和谐的。而这种和谐，我们现在在很多地方是看不到的。
1999年，张立偶然得到一个项目，做中国亚洲象保护名录修订工作。但当时，中国没有团队在持续研究亚洲象，中国的亚洲象在哪儿？有多少？过得怎么样？这些无从得知。张立听说云南可能是亚洲象最后的分布区，他和团队走遍有记录的云南的所有的各个地州，开始了寻找亚洲象之旅。
△亚洲象调查小队以样线调查、村宅访谈等方式调查亚洲象情况
张立：1999年在云南普洱，我们调查队就在大象刚刚吃完的菠萝地旁边调查大象的情况。当时根本见不到什么大象，粪便倒是见得更多。
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见到大象的时候。搬个小凳子坐着等了一天大象也不出来，就躲在对面的次生林里边休息。等到五六点，农民都扛着锄头回家吃饭去了，大象就开始在对面的山林里晃悠，开始吼叫。就是那种报警的声音，告诉大家“我要出来了，你们都走吧”。
田川：它们好友善。
张立：对，其实它们也不喜欢被人干扰。这次15头大象的迁徙大家也看到了，它们经常是白天在林地里休息睡觉，到了傍晚再出来到农田里取食。
田川：大象吃了农民的农作物，该怎么对农民补偿呢？
张立：长期适应人类农耕的活动方式，让大象产生对食物的依赖，这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在亚洲各国分布的亚洲象，都有类似的问题。
我们国家比较好的政策是通过生态补偿，就是政府出钱购买农业商业保险来帮助老百姓。1998年，云南出台了“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条例，包括当时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也说，这个补偿由政府来承担。但我们知道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方，都是经济欠发达的地方，这些地方的政府，是很难拿出大量资金进行生态补偿的。
从2009年开始，每年中央政府投入在由大象造成的农业损失和人伤亡的保险补偿金额上，都超过了上千万，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还是很多的。
△亚洲象调查小队（中间为张立）
张立团队2015年研究亚洲象得出的数据显示，中国亚洲象数量大概在219头到242头之间。这几年，中国各级政府在亚洲象分布区域成立了11个自然保护区，建立了“中国云南亚洲象种源繁殖及救护中心”、“云南西双版纳勐海亚洲象监测预警中心”。2019年，国家林草局公布，中国亚洲象数量为295头。大象的保护仍需要更多的智慧和努力。
张立：我在普洱思茅见到了两个村子。传统的傣族村子把大象当成吉祥物，大象来吃东西就让它吃，吃完就走了，也没有人去轰赶它们。所以大象到村子农田边的时候，都是踩着田埂排着队走，不会呲踩水田。另一个村子的村民是移民过来的，大象过来的时候，他们就放鞭炮轰赶。那里的老百姓就说，每次大象来他们这儿，都要在水田里打几个滚，还会踩踏庄稼。如果遇到小象因为吃了有农药的作物死掉了，这群象对当地人的攻击性就会更强。这样的恶性循环，就会造成人象冲突的加剧。所以人和动物关系的问题，真不是单方面的。
我一直对我的学生说，不要去追大象，研究大象并不是非要看到它们才行。动物的行为和能力，我们不了解也不知道，我们不能按人的思维方式去揣测大象的心理。越研究动物学和行为学越觉得，我们对其他物种知道的太少了。
云南是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宝库，西双版纳就是这个宝库里的一颗明珠。这颗明珠是24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还有亚洲象、绿孔雀这些濒危物种。如果它们消失了，中国就没有这些物种了。但如果不让当地的老百姓种甘蔗，种橡胶，他们怎么发展？收入怎么保障？这些问题可能就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解决了。
2016年，张立加入see基金会，从科研一线转型做野生动物保护与生物多样性项目筹资人与传播者。他说现在自己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给小朋友们做科普，因为让孩子们认识和学习自然知识，保护工作就不会停止。
张立：阿拉善see西南项目中心，在云南做了一个诺亚方舟项目。通过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来保护这些物种，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也做了很多社会工作，比如我们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科普读物，让小学生能够了解大象。再通过他们告诉自己的父母，遇到大象的时候不要去追，不要去围观。
我们还跟科学院的勐仑植物园合作，用红外相机监测大象。在它们经常出没的村口，设置声光电的预警预报设施。当红外相机拍到有大象出没的时候，就会将信息通过喇叭或手机的app传递给村民。2015年到现在，有预警系统的村寨周围，没有发生一起人被大象踩踏致死的事件。如果把这个设施推广出去，结合我们的自然教育，对缓解人象冲突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的。
△将科研成果转为便于孩子理解的科普读物
张立：每年我们都会有300~500万的筹款，用来做亚洲象栖息地恢复的试验。这些资金在过去两年里，有效的帮勐海几个社区的老百姓做了橡树的补贴，农田的补贴，并且还种植了大象喜欢吃的野生植物。这不是我们一个科研团队能做的事情，它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
△珍·古道尔
张立：珍·古道尔，世界最著名的野生动物保护者，我见过她很多次。上大学时她来我们学校演讲，她说可能我们见到的新闻都是负面的，大象又被猎杀了，老虎又死了，这个物种灭绝了……但有很多人做的有用小事儿，反而不会引起太多人的重视。如果我们把这些小事儿都说出去，让大家做一点事情，就能够引起一点点效果的话，做的人越多效果就会越大。我们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去做一点事情，这是最重要的。
（《青山志》系列头图照片：姜志诚 拍摄）
" 编导：王劼
编辑：612、栗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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