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园口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北郊15公里的黄河南岸。
最早它并非称“花园口”，直到明朝期间，一位朝廷大臣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大花园，花园占地五百多亩，一年四季花卉盛开不断，引得周围百姓竞相游玩观赏，因此得名“花园口”。
后来，黄河改道，这座美丽的花园被黄河水尽数淹没。
从此这里就成为了黄河的一个渡口，但是“花园口”的称呼仍旧沿袭了下来。
这原本是不怎么闻名的一个渡口，直到国民党制造了决堤惨案之后，花园口才为世人所知。
花园口决堤惨案发生在1938年，正值日军进犯逼近之时，蒋介石用军队阻止不了日军的进犯，竟然企图在花园口开堤，想借黄河水阻止日军。
黄河水决堤，事关黄河两岸千百万人民的生命安全，可蒋介石却置若罔闻。
后来，面对花园口决堤导致淹死百姓89万的惨案，蒋介石是如何掩盖真相的
日军进犯华中地区的长江流域，配合华北地区进攻力量，不断进犯我国国土。
1937年11月，上海失陷。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重要战略部署之一。
日军的目的是占领上海，然后乘势进犯长江流域地带，在华中地区配合华北日军的进攻。
日本侵略军不断调集辎重部队、船舰部队以及步兵聚集上海，经过80多个日夜浴血奋战后，中国统帅部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11月12日，日军的坦克隆隆开过上海市区。
太阳旗在各建筑物的门窗上有气无力地飘动。
大上海失陷了。
1937年12月，南京失陷。
日军占领上海之后，兵峰矛头直指南京。
被日本天皇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松井石根更是狂妄放出誓言，“别无他途，只有拿下南京，打垮蒋介石政权。这就是我必须完成的使命。”
日军趁胜追击，分兵多路包围南京。
国民党官兵再一次被日军击败，溃不成军。
南京失陷后，松井石根带领日军举行了南京入城仪式，颇为得意狂妄。
南京失陷后，日军实行了连续六个星期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最先开始屠杀的是南京的中山码头和下关车站。
这里聚集了几万名想逃亡却无车无船的难民，江门突然打开，带着机枪、步枪和刺刀的日军官兵突然冲进来，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进行了围歼。
1938年5月，徐州失陷。
日军一切都按原计划进攻，为了迅速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日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徐州，而此时的蒋介石却沉醉在台儿庄大捷的胜利之中，想在徐州与日军决战。
蒋介石调集大量军队驻守徐州，使徐州附近地区的军队达到了64个师、3个旅，一共六十余万人。
这正中了日军的“圈套”，日军利用国民党军队急于扩大胜利战果的心理，逐步将中国军队的主力吸引到徐州，准备集中歼灭。
由于日军装备精良，我国军队缺乏辎重武器，导致进攻进展不大。
5月16日，敌军转守为攻。
日军节节进逼，中国60万大军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
武汉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徐州，5月19日，徐州陷落，国民党军队继续西撤。
1938年5月，驻马店失陷。
1938年5月20日起，日军飞机接连不断地在驻马店上空投弹轰炸。
日军倾泄完炸药之后，驻马店到处是哀嚎遍野，哭声恸地。
树枝上挂着死者的断腿，残臂，以及沾满血污的褴褛衣衫。
无人认领的尸体用十余辆牛车拉出草草掩埋，竟拉了十数日。
据事后粗略估计，这次轰炸，全市炸死无辜居民1500余人，毁房屋3000余间。
国民党军队抵抗不力，节节败退，从原先的南京、徐州以及驻马店等地，继续撤退到豫西。
鲁西南下的日寇不断进犯，正向河南中心地带不断挺进，尝试与华中派遣军汇合。
进犯河南省的平汉路，许昌、郑州一带是他们的目标。
于是，蒋介石下令，程潜得到命令立刻停止对土肥原部队的进攻，除留一部分守备开封一线阻止敌人西进之外，迅速转移主力到豫西山地。
程潜接到命令后，立即与参谋长晏勋甫、副参谋长张胥行做出了西撤步骤的决策：以第二十集团军的第三十二军作掩护，主力部队连夜撤退。
日军进犯河南腹地，野心已经非常明显，目的进逼武汉，西迫洛阳、西安，进而窥视西南大后方。
早在1937年11月，上海失陷后，国民党政府就发表了《宣言》，决定迁都重庆。
事实上，政府各机关及蒋介石等重要人物，已经移驻武汉，打算将来再迁往重庆。
前线撤退下来的队伍几乎溃不成军，节节失守，再这样任由日军进犯，武汉很快就会失陷。
如何能够牵住敌方力量，阻止日军进犯？
这是摆在蒋介石军队面前的首要问题。
晏勋甫，蒋介石部队的一名中将，在河南阻击日本的土肥原师团。
他认为：“第二十集团军已经与土肥原师团激战数日，伤亡颇大，即便有略加整顿的时间，战斗力也一时难以得到恢复。更何况敌人在短时间内即可逼近，他们没有徘徊余地”。
晏勋甫、张胥行、程潜此时都在前线，晏勋甫看完地图之后，对程潜托出了两个事先拟好的方案，
早先在武汉行营时，曾拟过两个方案，必要时就将郑州付之一炬，使敌人徒占无可利用废墟。
二是水攻，学关云长水淹七军，挖掘黄河堤岸，以水淹敌。
这样，必定使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的大部分装甲车、卡车、火炮牵引车等在滔滔大水中寸步难行。
张胥行听了晏勋甫的分析，第二种方案倒是可行，遂点头同意第二种方案。
一个是火攻，一个是水攻，无论哪一种，对当地老百姓的伤害和损失无疑是巨大的，一旁的程潜没有说话，只是在旁一声不响地吸着烟。
最后，晏勋甫等人选择了“以水代兵”的计划向蒋介石报告。
蒋介石听后说，
这件事我考虑很久很久了，直到返回武汉前，我还希望转机会出现，而不使用这一办法。
但是，我看到从前线撤退下来的部队几乎溃不成军，决不能指望再用这些部队去阻挡日寇的进攻。
如果再抽调部队，不仅有困难，而且远水不救近火，日寇是不会等我们重新部署好兵力再进攻的，所以我才下了决心。
一旁的白崇禧与陈诚都默默无言，何应钦却附和道：
“委员长的决心下得对，完全符合我们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
作为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蒋介石为了保留他的军事主力，避免日军继续来拆他的老台，妄想“以小的牺牲，换取大的胜利”。
在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上，蒋介石通过了决定实施决口的方案，同时他也宣布此为最高机密，必须秘而不宣，也不能事先告知百姓转移。
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他内心怎么可能不知道决口会有什么后果！
黄河，自从文字诞生以来，就有了黄河水患的记录，这给人民留下了太多沉重的记忆！
此前发生的一次黄河水患是在1933年，黄河遭遇特大洪水，黄河两岸有545处决口，全国达360万人受灾，凡是黄河水淹没的地方，茫茫无际，房屋倒塌，人畜沉没。
如果是天灾，百姓也无可奈何！
但是，这次却是人祸，而且是蒋介石集团造成的！
蒋介石决定开堤之后，最先瞄准的不是花园口，而是在更靠东边方向的赵口。
蒋介石企图更靠东的赵口能够阻止前进的日军。
蒋介石通过统帅部下达命令，在河南省中牟县境赵口决堤，并限在6月4日午夜12点前放水。
而战区负责实际决口任务的是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商震则指派原来属于张学良部下的万福麟前往施工，开挖决口。
但是，这还不够。
再加上累年加固重修，非常坚固厚实，没有被挖开。
尽管各个级别的部长严厉督促，仍旧没有按期放水。
而当时的战况非常紧张，日军已经逼近开封，并且与开封城的城防部队交火了，战斗非常激烈。
而蒋介石则非常焦躁，不断打电话催促。
商震也不敢丝毫怠慢，亲自到赵口现场视察，发现一个团的将士连夜劳作挖掘，已经非常疲惫不堪。
于是又紧急加派一个团的兵力，上前协助。
但是，赵口最终还是没有放水。
日军进攻的速度比预想的还要更早，开封在1938年6月6日失陷了。
此时，再继续挖掘赵口，作用不大，已经不能起到阻止日军进犯的目的了。
因此，蒋介石决定在郑州以北的花园口开挖决堤。
挖掘总指挥仍由商震负责，但是商震换下了万福麟的兵团，改用蒋在珍的兵团。
蒋在珍是第八师的师长，曾经在2月份的时候奉命将黄河铁桥爆炸成功，因此非常积极地接受了决堤的任务。
同时，为了隐蔽施工，他将堤口周围10里范围之内的百姓疏散开来。
施工部队编成几个小组，不断昼夜接替施工。
这时的日军进犯在即，郑州的炮声隆隆在耳。
商震仍旧到现场视察，并且悬下重赏：若能在8日午夜12点放水，赏洋2000元；若在9日晨6时放水，赏洋1000元。
同时，蒋在珍为了鼓舞士气，还率领服务队到施工现场慰问，给施工的官兵送水送食，并唱歌助兴、表演节目，这起到了极大的鼓动作用。
最后，蒋在珍的兵团挖出了一个约一公尺宽的决口，水顿时倾斜而下。
但是，这还不够。
蒋在珍要求部下薛岳调派来平射炮。
薛岳当即派一炮兵排，由一炮兵连长率领，用卡车拉来平射炮两门，对准出水处两侧，连发六七十发炮弹，终于将缺口拓宽两倍。
黄河之水汹涌而出，随即堤防在洪水冲击下自行溃堤，决口越来越大，黄河水以万马奔腾之势，扑向豫、皖、苏三省平原。
由于军事上的失利，蒋介石决定掘开黄河大堤，企图以泛滥的洪水来阻止日军的进攻。
但是，承担黄河水淹后果的，并不是日军，而是黎民百姓。
黄河水奔腾而来，如同巨龙猛兽，夺走了无数百姓的性命，吞噬着每一亩良田，也淹没着每一户房屋。
根据史料记载，决口破开的早上六点，炸药炸毁了堤坝斜面的基石，大约九点后，开始放水，“初水势不大，约一小时后，因水冲刷，决口扩至十余公尺，水势遂益猛烈”。
平射炮把堤口打款之后，“水势骤猛，似万马奔腾”，“时值天雨……决口愈冲愈大，水势漫延而下”。
京水镇的西边，到处都是黄河水，一片汪洋。
花园口大决堤之后，水乘势而下。
到了下游的赵口时，由于赵口的堤坝原先已经被国民党部队破坏了不少，所以没能挡住黄河水的水势，堤口被大水冲刷开了。
唉赵口被冲刷开的堤口，由小变大，一直被冲到六七十米宽，水深丈余，浪高三尺。
整个黄河水泛滥区，长达四百多公里，途经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共四十四个县。
根据史料记载，“河南民宅冲毁一百四十余万家，陆沉八百余万亩，安徽、江苏耕地陆沉一千一百余万亩，倾家荡产者四百八十余万人。”
黄河水泛滥所到之处，房屋倒塌，饥民遍野，背井离乡的人民一路乞讨，一直逃到了陕西、甘肃等省，从中原地区到西北是一幅绵延的饿殍图。
走投无路的百姓，不得不卖儿鬻女。
在到路边，随处可见百姓在自己的幼儿身上斜披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xx卖出”，他们打算卖掉自己的亲骨肉以求活路，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
霍松林是我国的古典文学专家，在听闻黄河大决堤之后，在7月作了一首诗， 记录了当时的惨况：
惊闻花园口决堤
霍松林
闻道花园口，决堤雪浪高。
千秋夸沃野，一夜卷狂涛。
日寇宁能拒？吾民底处逃？田园沉水底，何处育良苗！
（一九三八年七月）
过了月余，霍松林又写了一首《哀溺民》，“田园起大波，邱陇翻巨浪。汪洋混穹窿，势压洪河壮。荒鸡饿树巅，瘦犬溺深巷。……”
这不但记叙了当时花园口决堤的惨况，而且表达了他对黎民百姓的同情，以及对战争的厌恶。
花园口决堤，又称花园口事件、花园口惨案，是中国抗战史上与文夕大火（长沙大火）、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的三大惨案之一。
它造成的死伤人数甚多——1200万人受灾，480万人流离失所，而且89万人被水淹没，真正地“命丧黄泉”。
然而，日伤亡只有7千到2万多人。
而且，在花园口决堤之后的四个月，武汉仍旧失守了。
花园口造成了历史上人为的一次大灾难，但是蒋介石却矢口否认。
蒋介石为了掩盖真相，推卸责任，让日军背锅，前后表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行为：
其一，不发电报，口头下令。
做贼心虚的蒋介石，打电话命令部下程潜决堤放水，但程潜则给蒋介石回了一封电报，电报大概的意思是，请求蒋介石发一个正式的电令，也好让部下执行命令。
但是蒋介石非常生气，大骂程潜是个滑头。
后来，程潜回忆说，他并非是耍滑头，而是觉得将来人民若是追究起来，也好有一个交代。
蒋介石在大陆时，也从来不说花园口是他下令扒开的。
其二，不听劝诫，决意开堤。
蒋介石身边的陈布雷，是蒋介石的四大秘书之一，人称“国民党的第一支笔”，还被人称为蒋介石的“文胆”。
他曾提醒过蒋介石不要做千古罪人，但是蒋介石却斥责陈布雷是“妇人之见”。
蒋介石的另外一个部下陈诚则认为，决堤只是起到延缓日军进攻的作用，并不能真正地起到“以水代兵”的作用。
其三，撇清责任，嫁祸日军。
阅览完毕之后，蒋介石示意部下林蔚将电报、信件一一收回、收好，这显然是要推卸责任，销毁证据。
正当蒋介石犯愁找不到承担责任后果的人时，部下白崇禧手指头在桌面上敲击了一阵，然后微侧着头说：“依我看责任应该由日本人来负才对！”
众人当时尚未理解白崇禧的话意，少顷才回过味来，不禁相视微笑。
蒋介石也微微一笑，抬了抬下巴，说：“日本的飞机不是到处狂轰滥炸吗？”
因此，当蒋在珍的兵团在花园口紧张地施工时，薛岳就直接在电话里口头指示蒋在珍说，“立即将决堤附近至小龙王庙一带房屋和大树一起炸毁！”。
蒋在珍不明白炸毁的用意，于是问薛岳 ，“部下正组织人力积极决堤哩，请问长官为什么要炸毁房屋、大树？”
没想到这简单地一问却招致了薛岳的回骂，
“这是命令！与决堤同样重要，你必须马上执行！”
蒋在珍只好拨出部分兵力，去炸毁附近房屋。
后来蒋在珍才知道，原来炸毁房屋和大树，是蒋介石制造日军轰炸堤口的假象，他企图嫁祸日军，让日寇背锅。
其四，制造舆论，矢口否认。
由于死伤人数巨大，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蒋介石曾经就秘密致电程潜，让他利用民众对日军的仇恨，向民众宣传花园口堤坝是日军炸毁的。
国民党政治部陈诚也代表蒋介石在武汉《中央社讯》上发了言，他说，
“敌军于9日猛攻中牟附近我军阵地，因我左翼依据黄河坚强抵抗，敌遂以飞机猛烈轰炸，遂将赵口杨桥一带河堤炸毁数处，河水决流，水势泛滥，甚形严重”。
“又根据中央社12日郑州电，暴敌将黄河大堤决口后……敌机30余架，12日晨复飞黄河南岸赵口一带大肆轰炸……使水势愈猛，无法挽回。”
“然而惯作欺骗宣传的日寇，它还不知忏悔，它还在广播的消息中，在新闻报纸上，把决河毁堤的罪行，竟移驾到我们的身上来，说是我们自己毁决的。”
然而，纸包不住火，日军背锅“花园口”事件近三十年之后，有关花园口事件的文章和报道不断在台湾出现。
1967年，花园口决堤的真相被国民党资深高官董显光首次披露，后来出版的一本关于蒋介石的书中又一次将这一事件作了更详细的披露。
鲁言写了那首诗，指责蒋介石开脱难饶：
揭秘花园口
鲁言
花园口决炸河桥，况复长沙怒火烧。
德国将军曾献策，中州统帅略输招。
生灵涂炭八千里，文武淫靡一二朝。
毕竟史家留字迹，为谁开脱也难饶。
《怡清轩诗稿三集》
蒋介石炸毁花园口致使大决堤，给万千国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但他却为了掩盖事实，声称是日军大轰炸所为。
后来，台湾编写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承认了花园口是国民党军队所为，算是替蒋介石认领了这份历史旧账。
但是，书中仍旧极力为蒋介石辩解，说是为了抗战需要。
但无论如何，这是蒋介石造成的人为性历史大灾难，无论怎么辩解，都无法使长眠在那里的人民摆脱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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