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花木兰代父从军，是无论男女老少都耳熟能详的的故事。也正是借助这个忠孝两全的故事内核，1939年电影《木兰从军》(1939年上映，张善琨监制，卜万苍导演，欧阳予倩编剧，陈云裳等主演)借古喻今，一经上映，便在孤岛上海引起了巨大轰动。
1937年末，上海沦陷，意识形态和绝对的话语权不再属于本土力量。日本侵占上海后，希望从生存状态到文化形态都实行严格的“孤岛化”。虽然租界成了中国人在战乱中难得的避难所，但无疑伴随着政治和情感上的强烈屈辱感，抗日护国的情绪从未消减。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都市化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即使是在抗战爆发之后，由于海陆交通的对外畅通，还是有大量资金流入上海，海外流行文化的本土发展也相当同步。战乱中，涌入上海的人口不断增多，“八·一三淞沪抗战”事变之后就有数万人进入了上海租界。租界里的居住人口俱增到了300多万。整个上海，劳动力增加的同时，也催生了越来越庞大的有闲阶层。留在上海的民众，面对战乱和入侵者，也在试图维持着正常的生活秩序，婚丧嫁娶也都照旧。观看电影，如同舞厅跳舞一般，是民众日常重要的娱乐方式。
【制片人张善琨 传奇的企业家】
战前就已经在经营新华影业公司的张善琨，以其敏锐的商业眼光和经营理念，瞄准当时上海电影的市场形势和观影需求，拍摄了包括《貂蝉》(1938)、《武则天》(1939)、《岳飞精忠报国》(1940)等在内的一系列古装片。
在中国电影百年中，张善琨是个富有传奇性、又具争议的人物。早年跟着黄楚九、黄金荣起家，创办新华影业公司大展宏图，上海沦陷后出任伪职，涉嫌汉奸罪……1957年在日本拍片时客死他乡。张善琨是一个电影制片商，是一个敢担风险的商人和企业家。
张善琨工于动脑筋，十分健谈，与人对晤之时，往往在庄重中夹杂着谐趣。他生平有两句名言，也可说是他的口头禅，为电影界所传诵：“财自譬如去，喜从也好来。”这两句话怎样解释呢？张善琨说：“你如果赚了一笔钱，当思来处不易，千万不要存在‘譬如没有赚’的想法，因为那样一譬如，再譬如，你的钱就不属于你所有了！”张善琨又说：“许多本地的富翁，他们做生意赚钱都有‘只要赚得进来，哪怕是一个零头也好’的心理，一个零头一个零头攒起来，这样才能积少成多，终致大富的。”
对此，曾经有人问张善琨：“足下这两句话，很具哲理，何故你自己对这两句话又不能切实奉行呢?”张善琨笑着说：“我这两句话只能跟人家说说，自己是‘譬如’成了习惯，赚来的钱都给我‘譬如’光了!”这和他夫人童月娟说他“出手阔绰”是可以印证的。
张善琨经商之所以具备有胆有识和出手阔绰的气魄，可能也和他这种“譬如”哲学有关吧?！在商场输输赢赢、赚赚蚀蚀，都在张善琨的“譬如”中。
【改变企业形象 以古装为突破】
沦陷后的上海电影制片商，处境都十分艰难。
张善琨的高人一着、审时度势和应变能力，在当时众多的电影制片商中，似乎找不出一个对手来。其实，“孤岛”刮起神怪恐怖、封建迷信、色情荒诞影片之风的带头羊，或者说是始作俑者应该是张善琨，这才导致众多影片公司老板角逐其间，乐此不疲，终成泛滥成灾的局面。而当广大观众对此状况日益不满和厌倦，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遭到舆论界的强烈谴责之时，第一个意识到气氛不对，必须改弦更张、另谋出路的又是张善琨。
不过，张善琨毕竟是聪明人。他心里明白，这种违背事实的瞎吹捧，难成气候。他从50多位爱国人士的公开信里指出的“不论古装、时装、悲剧、喜剧，只要有利于抗战……”一话中得到启示，为了改变前一时期“新华”拍了大量质量低劣的影片，在观众中所造成的坏影响，同时还因为拍古装片《貂蝉》尝到了甜头，所以决心要在古装片上下功夫，抓紧拍出几部能改变企业形象的好片子来，他终于想到了点子上。
说干就干，他想到在香港的欧阳予倩，当即和他商定，请他抓紧编写一部古装片《木兰从军》的电影剧本。花了一个月时间，欧阳予倩根据古代民歌《木兰词》和明清两代一些笔记中有关花木兰的传说，很快就把《木兰从军》电影剧本赶写出来了。欧阳予倩为了借古喻今，鼓舞人心，在改编时又加了一些虚构情节，借以突出花木兰的英勇和智慧。
影片《木兰从军》的情节是这样的：老军人花世荣的次女木兰(陈云裳饰)，自幼随父亲学得一身武艺，由于番邦犯境，花世荣被征入伍，木兰见父体弱多病，毅然乔装打扮，替父从军，以抵抗外侮。木兰从军后，没有被同伍认出破绽，更因她聪明正直，武艺超群，赢得了大家的尊敬。
木兰在同伍中，结交了朋友刘元庆(梅熹饰)，两人并肩作战，出生入死，立下了不少战功。不久元帅战死，军心涣散，幸得木兰设法激起士兵的爱国热忱，又取得百姓的支援，才打了大胜仗，木兰以战功升为元帅。
这时刘元庆发现木兰是个女子，不敢道破，而木兰对元庆产生了爱情，但因戎马倥偬，也一直蕴藏在心底率众苦战十二载，终于战胜敌人。后奉召回京，胜利凯旋。木兰父母即以木兰许配元庆。
【大胆重用陈云裳 一炮打响上海滩】
差不多和张善琨约请欧阳予倩编写《木兰从军》电影剧本的同时，张善琨正在香港为《貂蝉》补戏，通过华成影业公司摄影师张伟焘的介绍，认识南中国的粤语演员陈云裳，时间是1938年秋季。
陈云裳名陈民强，原籍广东台山，在未进电影圈之前，是广州大新公司游艺场中演出的歌舞团团员，每月薪水只有30元，还要奉养双亲，生活非常艰苦。进入电影圈后，在香港和广州拍片，两三年中主演了二三十部粤语片而渐渐走红。
陈云裳樱桃嘴，大眼睛，典型的东方女性美，深得观众欢迎。这第一次和张善琨见面之后，张此时正要起用新人，以一新观众耳目。初次见面，就非常赏识陈云裳的健美身材和青春艳丽的吸引力，即以每片五百元的薪价加以延揽。这个价在当时并不算高，但张善琨答应她，让她担任由欧阳予倩刚刚完成的《木兰从军》一片中的主角，同时又答应她在未启程赴沪之前，先声夺人为她展开宣传攻势。
其实，《木兰从军》是国语片，而陈云裳连国语也讲不太好；她红在广州、香港，上海观众对她一点也不熟悉。而从演技而言，也不洗炼突出。因此，陈云裳此番贸然步入上海影坛，成败实在是个未知数。
所以，张善琨和陈云裳此番各自都有几分风险。但张善琨却吃准她到上海定会走运、走红，所以当即一锤定音，大胆启用她，由她出任国语片的主角，而且还是一部有重要意义的《木兰从军》的主角。
其实，张善琨在大胆重用陈云裳的举措中，也正好体现了张善琨的经商之道的个性，凡是让他看准了的事，就断然迎着风险上。
童月娟口中的张善琨是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很有把握的，果断英明，而且出手阔绰。她说张善琨当时认为《木兰从军》一定能卖钱，做宣传花费一点也不省。他在戏院大厦外做了一个五六层楼高的照片放大人像，用灯光照得通明，上面写着“新片木兰从军”。童月娟说当时许多人晚上特地到那地方拍照，也有专为看广告牌而来的，影片未上映就轰动得不得了。
童月娟说《木兰从军》上演了8个月，那时观众要三个月前订票，影片在中国各地都有放映，在日本也有发行。
而当时的陈云裳，面对盛情邀请的张善琨，也就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心里想，要想在中国影坛上出人头地，就必须打进上海电影圈。必须走上国语片银幕。今天张善琨给了她这个走向成功的机会，岂能让它白白错过？！想到这里，当即答应了张善琨的邀请，并商定在当年年底到上海。
【步步为营善宣传 活龙活现引关注】
陈云裳来上海一炮打响，成为熠熠明星，是张善琨在马桶上精心策划的结果。在陈云裳未来上海之前的一个月，张善琨就在每天早上如厕时策划他的宣传攻势了。
随后，有关照片和新闻日益增多，版面也随着时间的逼近而越做越大了，后来是在各大报以全版地位，对陈云裳狂吹特捧，宣传噱头非常别致。其中就有这样一条蛊惑人心的消息：“据权威人士证实，美国好莱坞某大电影公司，在香港发掘到一位明艳健美的中国影星陈云裳，将赴美国好莱坞拍片云云。”
在中国影迷心目中，看到这条消息后，认为陈云裳被美国电影公司看中，请去拍片，必然是一个了不起的超级女影星。虽然过去大家从来没有听到过陈云裳这个名字，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也就对这条新闻引起极大的注意、兴趣和悬念。
又因为每天的报纸上，都登出陈云裳的有关消息，并配登了她的照片，因而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议论也日盛一日。经过持续近一个月的猛烈宣传之后，欲一睹陈云裳芳容的上海人，如大旱之望云霓。于是，人还未到，陈云裳已成为上海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了。
其实，这条好莱坞请陈云裳去美国拍片的新闻，纯属子虚乌有，压根儿就没有这回事，完全是张善琨坐在马桶上想出来的。
陈云裳是在1938年12月25日圣诞节那天到上海的。陈云裳一到上海，有关她的文字宣传就有了跟踪宣传。说陈云裳准备先在上海拍几部影片后，再赴美国拍片。说得活龙活现。
紧接着，就报道了陈云裳在上海拍摄《木兰从军》的消息，并对陈云裳大吹大捧。《木兰从军》剧本寄到上海，1938年圣诞节，张善琨把剧本交导演卜万苍和“新华”顾问、剧作家和戏曲史家周贻白研究。大家都肯定了这是一个好剧本。
张善琨是一个惜才、爱才的人，凡对那些对他有用的专家，他都能以热情相待，所以像周贻白等这样一些有学问的书生气质甚大的人，对他都感知遇之恩，而不以张善琨是商人而拒之千里。
【“木兰”重庆起风波 欧阳予倩澄清疑团】
《木兰从军》电影剧本经欧阳予倩、周贻白和导演卜万苍商议后，将花木兰智勇双全杀敌卫国的故事，古为今用，以抒发当时民众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仇恨。虽然上海当时沦为“孤岛”，不宜在影片中明显宣传抗日，但电影能采取借古喻今的含蓄手法，指桑骂槐，皮里阳秋，影射讽刺。
巧妙地表现了杀敌卫国的主题。影片中有一首插曲：“太阳一出满天下，快把功夫练好它，强盗贼来都不怕，一齐送他们回娘家。”唱出了“孤岛”民众的心声。
1939年2月《木兰从军》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上刚落成的沪光大戏院上映时，随票赠送一帧陈云裳的签名照。观众为了一睹这位即将赴好莱坞拍片的女明星陈云裳的庐山真面目，影片连演3个月，一时盛况空前。
不过仔细分析起来，《木兰从军》影片获得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影片从剧本到拍摄、到演员，都达到一定水平；二是张善琨的包装(宣传)效应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三是，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积极效果是，当时正值国难当头，上海三百万民众心怀忧郁和满腔不平，影片《木兰从军》表达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争取胜利的愿望和决心，激发了“孤岛”广大国民的爱国热情。
当然，陈云裳健美活泼的外形，和那时上海文静的女明星大不相同，给上海观众良好的新鲜的印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影片上映后，场场爆满，久映不衰。不仅《木兰从军》轰动一时，陈云裳也一炮打响，成了熠熠生辉的大明星。
不过，《木兰从军》在陪都重庆上映时，想不到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起因是影片里的一首歌，歌词的第一句“太阳一出满天下”，日本的国旗是太阳旗，影片歌颂太阳，岂不就是歌颂日本帝国主义，“太阳一出满天下”，即是希望日本国旗插遍天下，这岂不是汉奸论调？
有人带头这样一领会、一分析，确也头头是道，言之成理，顿时群情激愤。据说这是马彦祥带头，冲到戏院机房，把影片一把火烧毁。事情传遍山城重庆。
消息很快传到上海，张善琨和卜万苍闻讯后大惊失色，急忙在重庆、香港、上海等地登出启事，加以澄清，这时欧阳予倩在桂林也听到重庆方面传来的消息、深感自己是《木兰从军》的编剧，责无旁贷，就站出来承担责任，声称《木兰从军》剧本和歌词都是他写的，歌词中“太阳一出满天下”是明末清初老百姓反对外敌的一首民歌。
欧阳予倩在当时的文艺界很有威信，一言九鼎，他站出来一澄清，疑团冰释，《木兰从军》也就在大后方通行无阻，到处上映了。
继《木兰从军》之后，陈云裳来沪后的第二部作品，是由岳枫编导、王引、陆露明、徐莘园、白虹等参加的歌唱片《云裳仙子》，于1939年6月16日在上海“沪光”、“新光”两院上映，售座不下《木兰从军》。
此后，“新华”、“华成”、“华新”三家公司连续推出了由陈云裳主演的《一夜皇后》(周贻白编剧，陈翼青导演，余省三摄影。梅熹、王献斋、夏霞、韩兰根、殷秀岑、汤杰参加演出)、《秦良玉》(周贻白编剧，卜万苍导演，黄绍芬、薛伯青摄影。梅熹、韩兰根、姜明、徐莘园参加演出)、《潇湘夜雨》(卜万苍导演，余省三摄影。梅熹、王元龙、白虹、王献斋、徐莘园、姜明参加演出)、《雁门关》(方沛霖编导，余省三摄影。梅熹、洪警铃、龚秋霞、夏霞等参加演出)以及“新华”摄制的《费贞娥刺虎》(李萍倩编导，薛伯青、余省三摄影。刘琼、徐莘园、孙敏、姜明、袁竹如、黄耐霜、张琬参加演出)，“华新”的《碧玉簪》(卜万苍编导，余省三摄影。顾也鲁、李红、韩兰根、徐莘园参加演出)等十几部影片。
【借古喻今话形势 赢取共鸣提士气】
影片《木兰从军》，在叙事策略上，借助中华民族的民间传统故事，隐喻式地实现了对国家意识的表达。影片中充满了对于当时包括前线在内的中国整体形势的隐喻，和对中国民众、当局抗战的暗示。影片一开始，便通过骑马射箭、设计摆脱众男纠缠等场景，将花木兰的英勇身手和巾帼气质刻画得十分到位。
面对文书，看着年老体弱的父母、即将出嫁的姐姐、尚未成年的弟弟，花木兰“易男装、市鞍马”，毅然代父从军，此乃尽孝。随军征战十二年，花木兰与刘元度成功识破军师和蕃敌勾结的阴谋并大获全胜，此为为国尽忠。影片中，敌军无疑是对日本侵略军的影射，而抗战制胜的关键则是“智取”。
在当时敏感的社会语境下，女性形象为主导，也在意识形态标表述中弱化了政治层面上的对抗性。花木兰代父从军、屡获大胜，最后衣锦还乡。励志向上的故事，借古喻今，给战乱中身处苦难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这些，成为了《木兰从军》在孤岛文化心态和语境下，赢取观众情感共鸣的基础，以及发挥电影寓教于乐的教化功能的前提。
影片《木兰从军》的成功，不但为张善琨和美商中国联合影业公司华成制片厂赢得了良好的观影口碑，也为其在商业运作上制造了可复制的影片类型和产业模式。影片中，融合了动作、爱情、歌舞等类型元素，也贯穿了包括家、国等伦理概念。而影片中饰演花木兰的女演员陈云裳，也以健康、明朗的形象成为了颇具口碑和票房号召力的流行影星。
张善琨关于陈云裳的宣传攻势始于1938年秋，至此，就把上海观众本来陌生的陈云裳捧得大红大紫，成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声名扶摇直上，不能不认为是中国电影史上的创举。1940年，上海一家电影杂志社举办“影迷心爱的影星”选举活动，陈云裳以最多票名列榜首，成为驰名中外的“影后”，随即又出现了“云裳热”，“陈云裳影迷会”也相继成立，即使远在鼓浪屿，也有个“陈云裳影迷会”，并拥有会员483人之多。
在当时的中国电影中，以女性为主导的消费，不仅是为了满足观众观影中的娱乐需求，也是在寻求一种话语层面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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