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女飞行员》讲述的是我国第一代和第二代女飞行员成长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不久，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就作出了培养女飞行员的决策。1951年4月，来自华东军政大学和航空预科总队的55名女学员被分配到牡丹江第七航校学习，它的前身是著名的东北老航校，4名带飞教官中还有两名日本教官。当时航校的学习条件和生活环境十分艰苦，不仅营房四面漏风，就连使用的飞机也是破旧的，缺器材、少部件，只能是几架飞机共用一副螺旋桨，共用一副轮胎。
正是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第一批14名女飞行员仅用7个月就闯过了一道道难关，全部掌握了飞行技术，学成毕业。同期的女空中领航员、空中通信员和空中机械员41人，也先后毕业，无一掉队。
1952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女飞行员们为首都人民作了第一次飞行表演。她们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驾机编队经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7000余名首都各界妇女代表的检阅。
截止到1966年文革前，我国共培养出了三批女飞行员，成为世界上拥有女飞行员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这其中尤以1956年招收的第二批学员最为亮眼，她们是当年全国应届高中毕业女生中的精英，不少人已经接到了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有的甚至还是当年的留苏预备生。
1957年2月，当这批116名女飞行员以优秀的成绩从航空预备学校毕业时，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对她们说：“新中国已培养出了第一批女飞行员，她们都成器了，正在为航空事业做贡献。你们要很好地向她们学习。我代表空军党委要求你们，像第一批女飞行员那样，5年内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
虽然这是一根无情棒，但没有一个姑娘为了爱情而退出女飞行员的队伍。1961年秋，刘亚楼同时接见第一、二批女飞行员时，特别对第二批女飞行员说：“你们现在都飞出来了，都成器了。我现在代表空军党委宣布，你们可以恋爱结婚了……”刘亚楼对女飞行员的关心和爱护在空军传为一段佳话。
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刘亚楼不仅是一位军事指挥天才，而且多才多艺，会拉二胡、弹吉他、吹口琴，尤其擅长以弹壳吹奏各种歌曲。在任空军司令员后，他对部队文艺工作非常重视。早在第一批女飞行员刚入校之际，他就有把她们的成长故事搬上话剧舞台的想法，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空政文工团。
空政文工团成立于1950年，当时还没有专门的话剧队，于是刘亚楼从全国抽调了4个综合实力比较强的文工团，以充实空政文工团的力量。袁霞就是随胶东文协文工团进入空政的，她和其他七位女演员被派到航校体验生活，随女飞行员们生活学习了四个月。结果，话剧没有排成，袁霞却因为表现优异而引起了日本教官的注意，后者在带飞过程中感觉她接受能力很强，条件不错，就多次动员她改行当飞行员。幸亏袁霞没有动这个念头，否则我们也就看不到她后来在《永不消逝的电波》《奇袭》以及《苦菜花》等片中的精彩表演了。
1964年5月，林彪在部队文艺工作会议上讲话，要求全军大力开展创作运动，并指出要抓好创作就要领导、专业人士和群众三结合，领导要善于出题目、分任务、统筹安排。作为空军的最高首长，刘亚楼亲自下到空政文化部，再次提出了《女飞行员》这个题目，要求创作员深入部队、深入生活，尽快拿出剧本。
空政组织了最强的创作班底，三位编剧中，丁一三写过备受观众欢迎的《英雄虎胆》，黎静写过新中国第一部空军题材电影《长空比翼》，而冯德英则是长篇小说《苦菜花》的作者。冯德英最为积极，主动要求承担执笔，他一直认为刘亚楼对他有恩。当年他刚被调到空政文化部担任创作员时，只是住在集体宿舍里，待遇按一般干部对待，刘亚楼获悉此事，将管理人员狠训了一番:“空军有几十万人，能写长篇小说的有几个？你要是有这个能耐，我马上把你供起来！”从此，冯德英才有了更加良好的创作环境。
冯德英和其他两位编剧一一走访了第一、二批女飞行员，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决定重点描写三个人物，即革命烈士的后代林雪征、童养媳出身的杨巧妹和高中毕业生项菲。就这三个人以谁为主，他们也经过了一番思量：以项菲为主，固然可以写出革命熔炉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以杨巧妹为主，可以写出她从软弱到坚强，但这都概括不了女飞行员的精神面貌，最终他们选择了最具革命精神的林雪征，她生在长征路上，长在毛主席身边，经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洗礼，是最符合时代精神的英雄人物这个人物。
剧本初稿出来后，空政文工团话剧团只用了四天时间就排演了出来，刘亚楼亲自主持创作人员座谈会，提出修改意见。直到第三次彩排时，他还在对每个人物的每句台词逐字逐句地推敲，力求在细节上做到完美。
1965年2月，五幕六场话剧《女飞行员》为全国三届人大做献礼演出，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题写了剧名，并赋诗对该剧大加赞扬。《人民日报》还破例全文发表了《女飞行员》的剧本，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学习女飞行员的热潮。
早在1964年下半年，正在出访巴基斯坦的刘亚楼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回国后被查出是肝癌，但他仍然坚持工作。1965年3月下旬，刘亚楼的病情开始恶化，此时《女飞行员》正在上海演出，他赶到上海听取演出情况汇报，还找来编导和演员，研究观众的意见，对剧本作进一步的修改。5月7日，这位共和国上将于上海病逝，年仅55岁。
刘亚楼生前就有将《女飞行员》拍成电影的愿望，但他却没有同意把这部戏交给八一厂，原因还得从之前的一次不愉快的合作说起。1963年，八一厂决定将空政文工团创作的大型歌舞节目《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搬上银幕，这个节目其实就是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的前身。节目中所有男高音独唱部分都是空政文工团的台柱秦万檀担任的，他演唱的《我爱祖国的蓝天》是一首深受空军指战员喜爱的优秀军旅歌曲。然而，八一厂导演华纯觉得秦万檀出镜效果不够理想，总想换人，但找不到唱得过秦万檀的。于是华导演就想出了演与唱剥离的方式，让八一厂的大帅哥王心刚替代秦万檀出镜，秦万檀担任录音配唱。刘亚楼知道后勃然大怒，在他看来，秦万檀是空军的骄傲，八一厂这么做是对空军人才的小视，所以他下令宁可不合作，也绝对不接受这样的安排，虽然最终八一厂作出了让步，但这件事还是让刘亚楼对八一厂有了看法。
刘亚楼找到文化部电影局，希望由北影厂接拍《女飞行员》，但前提是尽可能保留原来的演出班底。时任电影局副局长蔡楚生亲自召集北影厂创作人员与话剧《女飞行员》的主创人员会谈，北影厂方面由副厂长葛琴和著名导演崔嵬带队。
最终，北影厂决定由成荫和董克娜联合执导这部电影。除三位主要人物外，其他参与话剧演出的演员悉数保留。原来饰演林雪征的韩秀黎因年龄偏大，改为扮演杨巧妹的母亲。北影厂起初想让于洋的夫人、蒙族演员杨静饰演林雪征，但那时杨静也37岁了，试镜的效果不太理想。
在空政的协助下，摄制组撒开大网，在全国范围寻找演员，最后从沈阳空政文工团找到了许燕和李玲修，分别饰演林雪征和杨巧妹，从武汉空军文工团找来了20岁的陈祖荣，饰演漂亮大方的项菲。
《女飞行员》是文革前拍摄的最后一部故事片，这三位女演员刚刚开启的星途也因为随后到来的文革而昙花一现。许燕从此没有了音讯，李玲修后来成为了长影的著名编剧和报告文学作家，《心灵深处》《赤橙黄绿青蓝紫》和《花园街五号》均出自她手，陈祖荣是她们中唯一继续演员生涯的，她在电影《南海长城》中饰演阿螺，后来又在北影电影版《红楼梦》中饰演尤氏。
文革中，《女飞行员》也未能逃脱被打成毒草的厄运，由于电影实际描写的是1957至1958年间第二批女飞行员的成长经历，而当时担任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的分别是彭德怀和黄克诚，因此该片被认为是为彭黄“反党集团”翻案，又因片中引用了林彪的话，被认为是借林副统帅为彭德怀、黄克诚“抬轿”，罪加一等。1977年，《女飞行员》登上了《人民电影》杂志，成为文革后最早平反复映的影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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