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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7日，休·赫夫纳在91岁的高龄离世，身边陪伴的有小他六十岁的妻子，以及孩子。在他告别生命所在的大厦里面，还有一批年轻的“兔女郎”，她们及其一代代前任，伴随了他近六十年的时光。

对于赫夫纳，一般大众最容易记住的是，他所自称的曾经和超过一千的女性上床。

虽然曾经的两次婚姻失败的直接原因，都是当时的妻子出轨，但休·赫夫纳自己也毫不讳言：“我必须承认，已婚期间并不是我生命中最精力充沛和最美妙的时光。很快，当浪漫和激情烟消云散的时候，我发现了婚姻的可悲之处。”

他的放浪形骸，以宽阔豪宅、大型私人飞机等为内容的奢华生活，完全就和他的企业帝国的标志性杂志的名字一样：花花公子。

然而这仅仅是赫夫纳的一个侧面。他的漫漫人生，绝非仅仅是一个耽于享乐，唯利是图的土豪。

“现如今，人们很容易将《花花公子》和赫夫纳当成一个更具性别歧视主义色彩的时代的最后遗存，对其不屑一顾。”在他去世之后，《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说道，“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被视为进步的象征。”

《纽约时报》提及的那个时代，成千上万美国人，都是像赫夫纳一样，刚刚从“非常压抑”的家庭与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

“我的父母是清教徒，酒禁时代下的产物，”赫夫纳后来说，“我家没有人可以喝酒，没有人讨论过性，我想我从小看到其中害人和虚伪的一面。”

那是一个拘谨的时代。不要说对女性的约束，即便是男人，也有特定的衡量标准。

男人们最好的活动都是在急流划船，到野外狩猎，方显硬汉做派。

尽管并非所有男人都能做好这些，但如果与之相反，倘若哪位男性更喜欢呆在家里，搞一些有情调的东西，对音乐及文化，还有美味佳肴等更感兴趣，那会被周围人看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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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也是变化降临的时代。年轻一代的美国人，已经越来越不想再被束缚在陈旧的规范之中。赫夫纳第一次结婚前，虽然努力保持童身，却在自己房间的墙壁上贴上了裸女的图片。

他起初还在表面维持着传统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整洁的家庭环境，温驯的妻子和孩子，一切都中规中矩。

可是在这背后，是妻子的婚前劈腿，而赫夫纳对性问题也越来越入迷。

那时关于两性研究大胆直白的《金赛报告》已经问世，性正在走向可以讨论的范围。

为什么男性不能够在卧房里面，显示他的男性气概呢？赫夫纳越来越不满意周遭世界的老套陈腐。

终于当他在1953年创办《花花公子》杂志的时候，其中插页上赤裸倒卧红毯的玛丽莲·梦露，正式为人们开启了纾解正常欲望的大门。

这是革命性的一步，性再不是让人如临大敌的禁忌，也不再仅仅是繁衍生育的工具，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一个无比正常的话题。赫夫纳杂志插页里那些性感女郎（并非全无遮掩，《花花公子》直到1972年才开始刊登三点尽露的裸女图片），无论是否鄙俗，也无疑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

到1960年代末，美国四分之一的大学生购买过《花花公子》，这本杂志成为他们性启蒙的重要工具。

在一本又一本《花花公子》面前，美国男人的生活概念在悄然转变。关于服装饮食，还有文学艺术方面的内容，甚至会比裸女的插页更吸引那些男性读者。

这些都改变了一代又一代美国人的价值观，所以当赫夫納去世的时候，连保守派人士中，都有人出来称赞他“歌颂自从洪荒以来凝聚男女的互补性爱”。

可是在最初，赫夫納受尽了宗教及保守人士的口诛笔伐。

厌恶赫夫納的不止保守派，进步力量中也有人声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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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一个叫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的女子，穿着上身清凉，在臀部的地方有一簇棉花的衣装，成为一名“兔女郎”，在赫夫纳两年前创办的花花公子俱乐部里面。

当时没人知道，格洛丽亚其实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她来此的目的是为了写一篇文章做暗访。

文章在第二年发表，已经离开花花公子俱乐部的格洛丽亚，描绘了那些不得不穿着紧紧包裹身体的胸衣，踩着近八公分的高跟鞋在楼梯爬上爬下的姑娘。她们同时还要面对一帮粗俗的顾客，“兔女郎”的工作非常辛苦疲惫。

物化女性，将她们视作男性取乐的工具，这是来自女权主义的指控。这些批评的声音，一直伴随赫夫纳走入死亡。

作为从过去时代走出来的人，赫夫纳和许多直男一样，无论其它方面的理念如何前卫，但对于女性，他们总是难以做到平等相待。

他在花花公子大厦里以每人每月一千美元“包养”的众多“兔女郎”，经常要服用一种叫安眠酮的镇静药物，这被叫做“大腿打开器”，目的自然是在迷幻中供他享乐。

他甚至还会用计谋挑拨她们内讧，免得这些女孩联合反对自己。

就这样在一批又一批美色围绕中，赫夫纳如同坐拥后宫佳丽三千的君王。

“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什么年龄段的男人，”直到2009年，还有一位男性艺人这样表示，“都愿不惜一切代价变成20岁、50岁，哪怕80岁的休·赫夫纳。”

这大概也是众多男人压在心底的梦想，更是千古男权社会遗留的通病，赫夫纳也不能免俗。

“女人就是东西。”2010年的时候，84岁的他还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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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限于此，赫夫纳与另一个性书大亨，《皮条客》的创办人拉里·弗林没有任何不同，那时俗世中的普通人而已。

但他并没有全然止步于此，还懂得努力跟上时代，一起向前奔行。

《花花公子》里面的女子，不同于从前海报上的性感尤物。那些男性的“梦中情人”妖娆得不可方物，让人感觉遥不可及。

赫夫纳展现的“玩伴女郎”截然不同。

她们的曲线也非常之好，直到1990年的时候，还让一位来到洛杉矶的22岁加拿大女孩帕梅拉·安德森感叹：“看看她们的胸，看看她们的身体。怎么可能有这种身材呢？”

但她们流露出来的气韵，却就是在美国男生的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女同学和邻家的姑娘。

她们的性感绝不是戏剧化的搔首弄姿，呈现出来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气勃勃，简单而健康女孩。

这样的女子并非只是供男人养眼的花瓶。她们的头脑并不幼稚，不仅懂得文化艺术，甚至可以跟人聊一聊政治，更重要的是，她们不会让人感觉乏味，谈吐间充满灵巧和趣味。

“我们喜欢倒上一杯鸡尾酒，摆上一两盘开胃小菜，再放上有情调的音乐，邀一位女性朋友来安静地聊聊毕加索，尼采，爵士和性吧。”

这是赫夫纳在《花花公子》第一期发刊词中写下的话语。

能够理解毕加索和尼采的女性，虽然还是不免带有陪衬的身份，但已经不再是单方面消遣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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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这样的女生还和男性一样，乐于享受美好的性爱。总是被作为女性必然归宿的婚姻，在她这里并不是那么重要。如果男人只是在寻找两性的美妙互动，那么她也一样。

性别的差异在这里至少不自觉地，朝相互平等的方向拉近了距离。

“女性是性革命的主要受益者。”赫夫納也曾经这样指出，“它让她们成为自然的性主体，就像男人一样。”

帕梅拉·安德森就不认为自己被物化。她当年也在《花花公子》留下写真影像，在赫夫纳心中，她可以与玛丽莲·梦露媲美。

《花花公子》给了她力量，帕梅拉始终这样认为。

“因为我觉得她掌控着自己的性感”，帕梅拉的一位女性朋友也这样说。

帕梅拉并不仅仅是图片女郎，她曾经在热剧《海滩救护队》中穿着红色泳衣奔跑了五年。2014年她还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用来保护公民权益、动物和环境。

2015年，当《花花公子》决定不再刊登裸照之后，赫夫纳亲自打电话给帕梅拉，请她为这家杂志做最后一位裸体模特。

“我怎么能拒绝呢？”帕梅拉讲述当时情况的时候，眼睛里泛着泪光，“我们在花花公子大厦拍摄。我最后一次从前面的长满青草的山上滚下，全身赤裸。”

“现在，女孩们拍半裸照，修图后，放到网上向全世界展示，”帕梅拉说。

她们能够这样自由放飞，不受羁绊，正是来自帕梅拉这样一代代前辈的勇气与付出。而这一切，自然也包含了赫夫纳的那份贡献。

“每个人，都渴望成为一个性主体。”赫夫納坚信自己的选择正确，“性是这个星球上的驱动力。我们应当拥抱它，而不是把它看成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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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他饱受指责的1960至1970年代，更多的女权主义者都把赫夫纳看成女性解放与民权的先锋。《花花公子》也与时俱进，将原本的杂志口号“娱乐男人”改为“娱乐所有人”。

赫夫納终生没有彻底摆脱传统直男的坏毛病，但是他也学习着尽可能尊重女性。花花公子俱乐部的女性员工，如果想上大学，赫夫納会给她们报销学费。

他还在1964和1965年，两次让黑人女性登上了《花花公子》的封面，这在当时，实属破天荒的第一遭。

“没人够胆带黑人和少数族裔人群来这里，”2011年的一档节目中，一位黑人演员对赫夫納说，“可是你有，你敢站在这里直言不讳，侃侃而谈。把我带来这里的人是你！”

还是1960年代的时候，美国南方仍沉陷在种族隔离的阴影之中。赫夫納却在他开办的花花公子俱乐部南方部分的连锁机构里，断然取消了黑人与白人的分界线。不仅是雇员，就连前来玩乐的会员顾客，也一律不按种族划分，不作区别对待。

因为这些举措，他的电视节目在南方遭遇了抵制，播出计划被中断。

但赫夫納依然故我。他又开始在《花花公子》撰写一系列社论文章，阐述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自命为“花花公子哲学”。

他的社论文章内容非常广泛，种族、毒品、同性恋等，这些当时的热点话题无所不包。

赫夫納在文章里面谈论保护言论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力主不受限制的思想交流，捍卫同性恋者的权利，主张女性有节育和堕胎权。

赫夫納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不只限于言论，他出资赞助挑战反堕胎法令的行动。还专门设立花花公子基金，协助各种人在言论自由方面打官司，以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症的研究、对越战中美军播撒橙剂的调查提供支持。还有退伍军人项目和组织也得到了他的资金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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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公子》从来不是只会卖弄情色，它刊载过许多严肃的文章。不仅有写007系列通俗小说的伊恩?弗莱明，像索尔?贝娄、纳博科夫、村上春树等文坛名家，也都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过作品。

《花花公子》还采访过许多名人，无论是明星艺术家，比如著名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还是黑人领袖马尔克姆?x，美国纳粹党领袖乔治·洛克威尔，亦或大名鼎鼎的比尔·盖茨，甚至哲学家罗素和萨特，全都在它访问过的名单上面。

这种访问有时候可以直指人内心最隐秘的所在。曾经担任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在1976年对《花花公子》坦露心声：“我曾经渴望很多女人。我在我心中多次犯了奸淫。”

在这些名流之外，《花花公子》更关心那些生活在经济高速增长，收入不错，却还不知道怎样消费的男性。

它告诉这些人如何有品味地购置衣饰，品尝美酒佳肴，以及出门旅行的知识。还有怎样储存烈性酒，当然也不会少了性生活和谐的建议。

它还不断介绍那些时尚和汽车，建筑与科技的最新成果，许多男士欣赏着《花花公子》那些裸照的同时，更想得到的，却是最新鲜的生活资讯。

渴望获得这些新知识与观念的不止是和平环境下的美国人。那些战斗在越南战场的美军士兵，《花花公子》也是他们不可缺少的读物。

经历着生死的这些人，《花花公子》同样在那些插页上的性感女子之外，让他们感受到人生还有不尽的乐趣。封面出现的黑人女模特，也令黑人士兵明白国内正发生着巨大的改变。

对于那场战争，《花花公子》在发表的文章里不停批评美国政府的相关决策。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它上面抨击说，开启战端的理由“现在已经没一条站得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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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赫夫纳的杂志从来不指责那些在第一线战火中煎熬的普通军人。“我们钦慕他们的勇敢和理想主义，”1971年《花花公子》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钦慕他们面对数不清的问题时的勇气和奉献。我们相信他们代表了美国社会最优秀的品质。”

美军的飞机、坦克上面经常画着《花花公子》的吉祥物和标志，对它的迷恋有时候真的能带来幸运。1967年的一天，被折叠起来的《花花公子》杂志，替一位叫艾阿塞洛的士兵，挡住了射向他胸膛的子弹。

“《花花公子》是在越南提振士气的最有力工具，通常不是因为它作为装甲板的价值，”艾阿塞洛后来写信给《花花公子》说，“我们所有人都要谢谢你们。”

那时很多人给《花花公子》写信，许多信件被刊登在杂志上。在没有网络论坛之类交流平台的年代，下层民众通过这种方式讨论各种议题。其中也有不少像艾阿塞洛这样的美军士兵，他们把自己对军中问题的看法包括不满，通过赫夫纳提供的渠道宣泄出来。

另一位叫雷迪尼的士兵这样写道：“每月阅读《花花公子》是让我的越南之旅变得可以忍受的事情之一，它显然帮助我们所有人忘记了我们的问题——尽管只是暂时忘记。我不仅代表我自己，还代表从你们的杂志中找到太多乐趣的成千上万人对你们表示感谢。”

就在艾阿塞洛险些中弹的那一年，有人已经宣称，从媒体角度来说，“越战就是《花花公子》杂志的战争”。

到了美国从越南撤军前一年的1972年，《花花公子》销量达到七百多万本，赫夫纳的事业达到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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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那以后，他的辉煌就渐渐黯淡下来。进入1980年代，当初由《花花公子》衍生出的许多产业，不得不被他卖掉。就连花花公子俱乐部都关了门。

来到21世纪，随着网络的蔓延，原本只从《花花公子》这类杂志上才能找到的刺激，已经在电脑、手机上轻触可及。

赫夫纳也已经老迈，虽然依然精神矍铄，但私下里只能依靠药物“伟哥”，勉力维持两性之间的乐趣。

但他仍然是《花花公子》的总编，并且继续追随着时代的脚步。为了适应变化，赫夫纳甚至听从下属的建议，在2015年宣布，《花花公子》将不再刊登裸照。

对女性总免不了偏见的他，却还是在1982年将女儿克里斯蒂任命为企业的主管，直到她2009年退休。

尽管这些并没有挽回《花花公子》的颓势，以致到了2017年，已经由赫夫纳的儿子库珀掌握创意权的这家杂志，又不得不重新刊发裸女图片，以留住读者。

但这是大势的必然，任何人都无力抗拒。

“即使是半个世纪以后，我仍然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人物”，2003年的赫夫纳这样对媒体说。

无论有多少争议，赫夫纳曾经与许多人一起，推动了整个世界向更自由、多元和宽容的方向行进。不论有多少人越过先人的位置前行，但当他们回望自己走过的历史，就会发现那些留下印记的名流中间，也矗立着赫夫纳的身影，他的脸上依然露出玩世不恭的不羁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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