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如果你“不想睡”或者“睡不着”，欢迎继续阅读。
这里或许有个文艺片，这里或许有个恐怖片。不知道你会闷到睡着，还是吓得更睡不着。
齐德·多尔里去年代表黎巴嫩的冲奥片《羞辱》（the insult）从一根阳台水管的纠纷出发，撕开黎巴嫩战争平息35年后仍未愈的伤口。
黎巴嫩战争又叫第五次中东战争，外界对它的印象是：“把贝鲁特从中东巴黎变成中东问题的战场。”以色列人将之视为以色列的首次非正义战争，激发民怨，亦未如愿在黎巴嫩扶植一个亲以色列的政权。巴勒斯坦方面，巴解游击队遭重创，与叙利亚军队一起被赶出贝鲁特西区。
至于黎巴嫩人，先是基督教民兵领导人、新当选的总统巴希尔·杰马耶勒在会议室被炸死（1982.9.14），又发生长枪党人对萨布拉和夏蒂拉两个黎境内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大屠杀惨剧。
这场战争只是绵长的巴以冲突、中东问题的延续。早在1970年阿拉法特率军1.5万进入黎巴嫩南部开始，宗教自由、社会开明的黎巴嫩就陷入战争泥沼，从此一蹶不振，“中东巴黎”再难恢复当年光彩。
《羞辱》的两位男主角托尼·汉纳（阿德尔·卡拉姆饰）和亚西尔·阿卜杜勒·萨拉玛（卡梅尔·巴沙饰）的身份很特殊，他们分别是达穆和贝鲁特两场大屠杀的幸存者。
基督徒、汽车修理厂主托尼·汉纳6岁时在“达穆大屠杀”中死里逃生，这场屠杀的刽子手是巴勒斯坦难民武装和黎巴嫩盟友，受害者则是邻近贝鲁特的富庶基督徒小镇达穆（damour）的平民。持巴勒斯坦难民身份的工程师亚西尔·萨拉玛年轻时曾是贝鲁特大屠杀的幸存者，长期生活在黎巴嫩却因难民身份无法被合法雇佣。
托尼·汉纳和亚西尔·萨拉玛在首次见面前就已经是敌人，即使没有任何私人恩怨。数十年过去，他们仍然不肯放下仇恨。仇恨是他们身份的一部分，甚至是证明。无仇恨，无尊严；丢面子，等于失掉性命。
亚西尔比托尼年长约15岁，二人的冲突始于一根非法的阳台水管。亚西尔带领工程队负责修复贝鲁特的市政面貌，拆除违法建筑。工程队行至托尼家楼下，亚西尔被托尼家直通街道的水管淋了一身。吃了闭门羹后，亚西尔强行整改了水管，当即遭到托尼破坏。在工头的安排下，亚西尔欲向托尼致歉，却被托尼一句“我希望沙龙当时把你们全灭了”激怒，一拳击断他两根肋骨。
不为钱，只为荣誉，二人走上法庭。先是都不要律师，然后一个找到著名基督教律师瓦吉迪·韦布（卡米尔·萨拉米饰），一个接受善良女律师纳丁·韦布（戴曼德·布·阿布德饰）的帮助，“战事”升级。导演多尔里借鉴了律政片的手法，在几次庭审中让冲突逐步升级，模糊的社会背景在交锋中清晰起来。
这两位分属中东种族冲突两个阵营的男子，随着剧情的推进让观众对他们的感情左右摇摆，而这正是导演的意图。影片的结构非常规整对称，有条不紊地展开对两位男主角的个性及背景的铺陈，遵循由差异至共同点的路径。
稍微了解一点这段历史，就会得出“无义战”的结论。影片亦从这个角度出发，贝鲁特和达穆两场屠杀，巴勒斯坦难民（以及身处其中的巴解组织）和黎巴嫩基督徒（以及支持他们的以色列），在长期冲突中已经难分是非，手上都沾满鲜血。
这是一个普遍政治正确的观点，当国族为利益和仇恨而战，真正的受害者总是手无寸铁的平民。为了加强这一观点，导演甚至安排遇害总统巴希尔·杰马耶勒的同僚，在电视节目上以杰马耶勒的名义劝托尼放下仇恨。
展示够差异后，观众会发现二人其实非常相似。他们都是努力工作的男人，热爱家庭珍视友谊，把荣誉和种族认同看得极重。他们是自己族群的模范。冲突中二人也逐渐意识到这一点，但理性仍然一次次被愤怒湮没。他们不能放下“侵占我们国家资源、破坏国家原本繁荣和平”与“原本过着西方资本主义富庶生活、长期欺压我族”的芥蒂。
为何贝鲁特“每个街区都有自己的敏感点”？因为就像这样，个人存在的价值，过分地被新仇旧恨牵着鼻子走。
现实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只要黎巴嫩境内仍有10%左右巴勒斯坦人住在难民营，享受有限居民权利，中东局势仍然紧张复杂，芥蒂就一直不会消弭。
有影评人认为这部电影的调调“太积极乐观充满力量”。原谅导演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而是一个熟谙好莱坞电影套路的老手。托尼和亚西尔既迥异又相似的形象，二人妻子宽容和务实的女性形象，以及两位代理律师从针锋相对到殊途同归的变化，讲究而明快的镜头和剪辑，都说明了这一点。
而影片在纷繁冲突和历史背景中挣扎着透出的人性之光，着力描述的这两位主角的相似处，都符合近年此类文艺作品的（比如获得托尼奖最佳音乐剧奖的《乐队来访》）基调——人性都是相通的。
因此《羞辱》是一部优秀而规整的电影，但缺少了一点一部“伟大电影”深邃而复杂的魂灵。
不过它“承认的价值”仍很值得称道。借律师之口，它希望达穆大屠杀不再被刻意湮灭，得到和贝鲁特大屠杀一样的承认。它也希望巴勒斯坦难民和黎巴嫩基督徒的声音，都可以被听到。法庭戏的最大魅力正是在这里，不是辩论，而是用语言和证据牵扯出尘封的往事。
首先是听到，才有一点点可能开始互相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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