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是一种有义务的特权。我始终扪心自问，究竟能为那些没有活下来的人做些什么。——西蒙·维森塔尔

在这个世间，有很多种伤害是任时间也无法抚平的，有人在遗忘，有人在逃避，有人，却用尽一生之力去做一件事，只求正义能够被伸张，历史得以被铭记，受害者不再被辜负。

二战期间，纳粹所犯下的罪孽是天理难容的，然而随着纽伦堡审判结束、冷战开始之后，那段被鲜血洗刷过的历史似乎正在被人们逐渐淡忘，凶手们没有被立刻逮捕，他们逃到另外的国家继续逍遥度日，战胜国中的很多人也渐渐对起诉纳粹战犯失去了兴趣，纳粹战犯们于是有了新的身份，甚至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但是总有那么“一小拨”人，他们拒绝遗忘，他们就像是一个“复仇者联盟”，但却并不仅仅是为了复仇。

这些人就是被称为“纳粹猎人”的那一群人，他们奔走追踪，倾尽全力也要让纳粹战犯以及他们所犯下的罪行无处遁行。

就像《亚伯拉罕：世界上第一位犹太裔律师》的作者艾伦?德肖维茨说的那样：

“这个世界辜负了受害者，不仅是在大屠杀期间，而且在战争结束后，因为凶手们被允许继续正常度日。”

这些纳粹猎人就是在为了那些被辜负的受害者而战，更是为了正义而战。《纳粹猎人》所讲述的正是他们这群人的故事。如今，从二战结束到现在已经七十多年，最年轻的纳粹战犯也已经得有九十多岁的高龄，重要的战犯也早已落网，潜逃的只有一些低级战犯，所以纳粹猎人的行动也逐渐接近尾声。

他们的时代虽然即将过去，但是他们的故事不该被堙没，正义不会缺席。

从集中营中走出的追捕者

作为其中最著名的一位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一直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他是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幸存者，后来成为了一位纳粹猎人。

几十年来，西蒙·维森塔尔追踪调查了几千起纳粹案件，并将他们绳之以法，其中包括被称为“办公桌刽子手” “达豪集中营的屠夫”的纳粹党卫军阿道夫·艾希曼，发现了曾逮捕《安妮日记》的主人公、犹太女孩安妮·弗兰克的盖世太保卡尔·西尔伯鲍尔，还抓捕了“死亡天使” 约瑟夫·门格勒。

有人说他只为复仇，缺少宽容，维森塔尔则明确回应道：“我追踪纳粹战犯的目的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正义。”?

也有人说，维森塔尔夸大了他自己在抓捕艾希曼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他是去参与抓捕了没错，但并不是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个争论甚至在他去世之后都没有平息。

但无论如何，维森塔尔“纳粹猎人”的身份是当之无愧的，他倾尽自己毕生的精力，将一个又一个潜逃的纳粹战犯漏网之鱼送进审判的法庭，让他们闻风丧胆。

出生在奥地利的西蒙·维森塔尔曾经是一位犹太裔工程师，有着幸福美满的家庭。然而在二战期间，他和很多犹太人一样经历了类似的命运和苦难，维森塔尔和妻子的89个亲人和朋友都丧生于那一场灭绝人寰的大屠杀，最后曾先后囚禁于多个集中营的维森塔尔得以死里逃生。

1945年5月5日美军解放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时，躺在散发着恶臭的营地里、奄奄一息的维森塔尔被救出，那时的他只有45公斤。

从那之后的维森塔尔就成为了一位“纳粹猎人”，更是一个孤胆英雄，对于纳粹的罪恶，他只有一个信念：“即使上帝宽恕了他们，我，西蒙?维森塔尔，也绝不宽恕！”

于是这个信念支撑着维森塔尔一直坚持了几十年，即便这期间不断收到各种恐吓信，甚至炸弹的威胁，维森塔尔始终没有动摇过这个信念，他要给纳粹战犯以痛击，还受害者以公道，罪犯必须受到制裁，恶行理应得到谴责！

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强烈的“复仇渴望”，甚至曾经与维森塔尔合作追捕过纳粹战犯的弗里德曼也这样说过：“他在战争末期从集中营走出，成了一名愤怒、无情、复仇心强烈的纳粹罪犯追捕者。”

维森塔尔在身体稍稍恢复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投身于追踪纳粹战犯的调查中去，他和志愿者们在奥地利组建了一个 “犹太历史档案中心”，档案中心房屋破旧，条件简陋，而且资金短缺，工作极为繁琐。

志愿者们不断地离开，档案中心也经历了关闭又重开，维森塔尔一直在坚持，坚持着搜集纳粹战犯们的犯罪证据，走遍世界、万里追凶；坚持着帮助大屠杀的幸存者，给他们以信念和信心，让他们知道自己从未被遗忘，正义一定会到来。

1995年，维森塔尔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这样讲道：“我是一名幸存者。如果说我的幸存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就是随时提醒人们，不能遗忘！如果我们遗忘、压制甚至篡改历史，过去的悲剧就会一再重演。我们必须蔑视这些罪行，因为，他们不仅杀戮了我们的家人，还践踏了人类的尊严，玷污了上帝的荣光。对他们的罪恶，永远不能宽恕！永远！决不！”

不能遗忘，永不宽恕，“如果不牢记历史，就注定会重蹈覆辙”。

掌掴德国总理的女人

在1968年11月7日的联邦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大会上，曾经发生过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件，甚至被当做是德国反思二战和纳粹的里程碑式象征事件——一位名叫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的女记者，给了当时曾做过纳粹党员的西德总理基辛格一个响亮的耳光。

这一记耳光是是她曾经在一次活动中对听众立下的誓言，也是“为了让全世界都知道有些德国人不愿让自己蒙羞”，所以贝亚特即便知道这一巴掌下去之后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却依然大喊着“纳粹，纳粹，必须辞职”，毅然决然地挥出手掌。

她的丈夫、同样是纳粹猎人的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告诉她：等你老了以后，你会得到德国人的感谢。

贝亚特和塞尔日是著名的夫妻档纳粹猎人，他们一直致力于揭露和追捕未受惩罚的纳粹案犯，更是在2015年获得过德国联邦十字勋章。

和西蒙·维森塔尔等纳粹猎人不同的是，虽然丈夫塞尔日的父亲丧生于奥斯威辛集中营，但其实追捕纳粹猎人这件事情和她本人的经历之间的联系并不很大，她从21岁就去往了法国生活，并在那里结婚生子。

之所以成为一名纳粹猎人，是来自于她内心深处对于正义感的驱使，她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有良知的德国人，也有义务提醒德国同胞，这些历史责任是他们必须要承担、不容逃避和忽视的。

于是，她愿意做那个打破公众沉默的人，罪行不该被回避，历史应该被反思。

里夏德·冯·魏茨泽克在成为统一后的德国总统之后，也一直在不断提醒着德国国民：“很少有哪个国家在历史上能始终免于战争暴力的罪责。然而，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们有太多的罪行要去忏悔和赎罪。

在二战时期曾是坚定抵抗分子的维利·勃兰特，在出任联邦德国总理之后，曾在波兰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历史性地下跪，对于二战纳粹犯下的罪行进行深刻的反思。

如今，依然有纳粹战犯潜逃在外，也依然有纳粹猎人没有停止对凶手的搜捕和对历史见证者的追寻，面对历史，还原真相，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虽然纳粹猎人的故事正在接近尾声，但其实他们的传说还远远不会结束，他们是一种来自正义的精神力量的象征，正如塞尔日所说：“从本质上说，正义其实没有什么用，它无法让遇难者复活。因此，它具有的始终是象征性意义。我们相信，在人类历史上，正义首次真正得到了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