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乔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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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澳大利亚内陆文明之旅》，[澳]唐·沃森著，李景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7月出版，395页，49.00元

2014年，兼具历史学者、总理演讲撰稿人等多重身份的澳大利亚作家唐·沃森出版《丛林：澳大利亚内陆文明之旅》一书。该书荣获2015年度澳大利亚独立书商图书奖和新南威尔士州长文学奖。这本书拥有旅行游记的空间结构，起点是澳大利亚东南部沿海的吉普斯兰，作者一路西行，途径小桉树林区（mallee）、墨累-达令盆地直至西澳大利亚的小麦带。这片广袤的区域是或者曾经是澳大利亚国土上的丛林地带。同时，本书也暗藏着回忆录的时间线索，从祖辈的筚路蓝缕，到奔赴世界战场的牺牲与荣耀，以及定居计划的挣扎直至新千年的干旱挑战。丛林是这些故事发生的起点，丛林也成为澳大利亚民族形成和国家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意象。而作者挑战的正是殖民时期以来，在澳大利亚国土上形成的丛林神话和一整套丛林叙事。唐·沃森运用牧民日记、口述资料、旧照片等史料，结合实地探访所获，为读者揭示：历史时期的丛林意象是怎样的，丛林叙事如何影响了澳大利亚的国家发展，以及什么样的丛林概念对于澳大利亚的未来才是更加理性和有益的。

丛林与丛林神话

丛林首先是变化着的地理概念，在澳大利亚语境中指的是大分水岭及其延长线以西，广义上的内陆地带，其边缘随着拓殖进程不断向西部收缩。历史上的丛林区域是现代澳大利亚的乡村、城郊、国家公园、土著保留地以及荒漠。丛林也是发展中的文化景观概念，殖民早期，丛林意味蛮荒、苦难与恐惧，是“未经焚烧的土地”和人迹未至的“原始森林”（18页）。最早的从林歌谣讲述了流放犯人逃脱监狱管束，在荒野中靠抢劫为生的惊险旅程。更广为流传的丛林故事则是以内德·凯利为代表的英雄赞歌，他劫富济贫，行侠仗义，不畏强权，是澳大利亚版本的罗宾汉。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以亨利·劳森为代表的澳大利亚诗人、作家群体更加关注丛林，他们以现实主义风格的诗歌和小说聚焦丛林，将丛林人的故事编织进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叙事和浪漫主义的国民身份认同中。他们如实描绘丛林人在恶劣环境中寻求身存的艰辛生活。丛林人不畏艰险、勤劳友爱，让蛮荒之地成为充满活力的农业社区，丛林人也从朴实、彪悍的苦力成为令人尊敬的土地所有者。时至今日，丛林成为澳大利亚民族认识自身的源泉和官方的世界观，是民族特征和信仰中独特的成分。丛林是桉树清冽的气味，是吵闹的金刚鹦鹉，是运输牲口的小皮卡，是随性粗犷的牧场主。

但是在作者看来，丛林神话从一开始便是种族主义的男性精英叙事。从生态学角度考量，第一个丛林神话就是丛林本身（73页）。丛林一词（bush）源于荷兰语的“boshch”。这个词的本意是森林，类似于英语中的woods。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澳大利亚英语中，这个词被专门用来指代殖民地尚未被开垦和无人居住的土地。当时的定居者，还会使用若干词义重叠又不够精确的词汇来区分不同种类的丛林。林地被称为forest，矮树丛为brush，稠密的森林则被呼作thick brush或fastness，新南威尔殖民地高耸的雨林是big brush，广阔低矮的小桉树林被称为scrub。正因为英语世界中尚无确切的词汇可以去描绘他们看到的景观，移民们便退而求其次选择超出其内涵和外延的词汇来定义澳大利亚未接受欧洲人的“文明化”之前的景象。

但是丛林从来都不是无主的土地（terra nulius），在1788年英国人正式殖民澳大利亚之前，土著居民已经在此居住数万年时间，与新大陆的很多原住民一样，澳大利亚的众多土著部落会定期焚烧林地，并以此为基础来耕作和种植。焚烧式的土地管理遵守严格的法则，手段便捷且结果可预测，合理的焚烧可以让森林茂密、草地开阔，便于捕猎。因此，丛林并非“荒野”，而是土著居民多年耕耘维护的园艺事业。“花园”（garden）是殖民者用于描述他们所见景观频率仅次于丛林的词汇。而丛林的开荒，恰恰是以土著的失地为代价的。澳大利亚历史上对具体的土著人口损失缺乏确切的记载。据估计，1789年天花流行后，澳大利亚的土著约有三十万人，1820-1830年代约有五万至七万五千土著在澳大利亚的东南部牧场生活。人口的锐减摧毁了土著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根基。而土著不仅在丛林叙事中了无踪影，土著的文化也在现代丛林遗产保护事业中荡然无存——昆士兰小镇历史博物馆的展品陈列从恐龙化石直接跳跃至殖民采矿、放牧时代的文物。（342页）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十九世纪末维多利亚殖民地的欧洲人也开始用烧荒的方式经营土地，但是有别于土著，他们更习惯采用猛烈的大火而非缓慢的冷火推进焚烧，而且土著只会焚烧林地，殖民者则会烧毁森林开荒。结果就是欧洲人彻底改变了殖民地的景观，并且人为的增加了火灾爆发的风险。随着丛林的边缘不断向西部和北部扩展，欧洲的宗教登堂，土著的神明让位。在“欧洲宗教匮乏的地方，丛林信仰取而代之”。（80页）随着游牧的土著居民被迫定居，进入殖民时代的现金经济，欧洲人则成为挥鞭圈地，生活在丛林中的半游牧民族。殖民者也常常给丛林带来新物种，胡椒树来自南美，金雀花来自南非，柳树来自圣赫勒拿岛。大片森林和林地最终被入侵植物袭击，曾经的草地和花园变成无法穿行的灌木从。当然，作者并未指出的是，土著也并非生态天使，大型哺乳动物晚近的灭绝，桉树林取代雨林等迹象都说明，澳大利亚的丛林是尽力的创造和竭力的攫取共同创造的，当现代澳大利亚人谈及土著居民与丛林的和平相处时，指得也是这两种生态力量的妥协。

作为边疆记忆的丛林叙事

丛林神话处理的是全体澳大利亚人对边疆的集体记忆，作者一面饱含深情的记录回忆，一面冷眼打量，而他的反省也会被重新加载其中。因此这是一本高度强调澳大利亚本土意识的作品，有时强调到几乎会让外国读者丧失共鸣。然而，即使你是对于澳大利亚仅有碧海蓝天、袋鼠、考拉、大堡礁等固化印象的国际游客，当你身处繁华的墨尔本都市时，街头表演着迪吉里杜管（digeridoo）的土著艺人，夜晚火车里的土著醉汉，人潮汹涌的意大利街会提醒你：这些正在被稀释的历史片段意味着边疆才刚刚从这里退却不久。考查丛林记忆可以让你更了解澳大利亚。

丛林首先记录的是边疆的人地关系。从最初的擅自占地者（squatter），淘金热后的选地人（selecter），两次世界大战后回国的士兵定居者，就近定居者（closer settler），伐木工人，赶牲口的人，粮食种植者，葡萄园种植者……十九世纪中期殖民地相继颁布《选地法》后，丛林中存在过数十种职业，它们相继出现，然后消失，几乎从未共存。这是丛林人与自然讨价还价的方式，不断试探，抗争或者合作，边疆的推进最终奠定了澳大利亚农业地理的分布格局：整个大陆西南、东南和东部沿海生长期超过九个月的土地从事奶制品生产，新南威尔士北部和昆士兰沿海种植甘蔗。东南沿海高地是牛羊混牧区，丘陵平原地带是小麦和羊毛生产混合区。灌溉区主要在古尔本、墨累和马兰比季河沿岸。由于地形、土壤、降雨条件等诸多限制，农作物种植通常不是连续的。在极端气候条件下，很多开垦过的土地会在耕作后被放弃，农田再次成为丛林。南澳历史上就曾经划定过一条著名的“高雅德线”，其位置基本与三十厘米等降雨线重合，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少数雨量充沛的年景中，移民涌入雨线外开垦农田定居，短短十年内纷纷放弃。现在雨线外还保留着殖民时代的断壁残垣。

人们经常将澳大利亚的选地行为与美国《宅地法案》颁布后的内陆开发进行对比，而且通常被认为不及后者。在七十年间，美国大约一百六十万农民创造了美国百分之十的农田。澳大利亚的粮食种植者也在优质土地已经被牧场主垄断的情况下，创造了一千多个农场。土壤的贫瘠、天气的恶劣、市场的不稳定、野兔泛滥、连同选地者的挫折、孤独与压力一起被融入边疆的英雄主义认同：勇敢付出与坚忍不拔。（222页）澳大利亚是严重依赖初级产业的第一世界国家，公共财富和私人财富的增长轻而易举抵消掉欧洲人定居给环境造成的破坏。这种流行至今的边疆农业思维和功利主义伦理是在丛林中确立的：它重视短期的活力与眼前利益，甚至忽视英国与欧洲的传统农学知识。

丛林中也创造并修正着澳大利亚人的社会记忆。最先进驻丛林的是牧场主，他们以贪婪、狂热的方式占用土地。随后丛林城镇形成，最初的殖民地政治生活就发生在这里。随着淘金热降温，殖民地的定居运动为矿工们找到替代性的劳动雇佣方式，城镇的中产也开始谋求政治出口，丛林小镇成为民主运动的中心和现代化的传播通道。土地与政权成为牧场主与城镇中产较量的焦点：土地问题关乎谁将拥有丛林，政权问题关乎谁将拥有统治权。1858年的墨尔本殖民地议会上，这两大问题得到初步的回应。以牧场主为主导的议会否决了旨在纠正土地垄断的法案。城市中产热衷于土地开发，不仅是因为他们看到丛林城镇无产阶级的潜力，更在于他们在削弱牧场主的举措中获得伸张自身权力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迅速成长的农民和农业工人也以惊人的速度在前者的帮助下发展成为第三支政治力量（215页）。开放土地，让更多的无产者加入其中，尽管他们无法分享最初的土地与矿产红利，但是只要有希望在丛林中立足，就意味着有希望享受美好的生活。“装上了铁轨的强大丛林与世界紧密相连。”（220页）不同于南美，澳大利亚的选地法案避免了大地产的垄断，一代又一代自给自足的移民后代在丛林的怀抱中诞生，选地带来了更多的城镇和社区，成为澳大利亚人引以为傲的生活模式。

而近一百年以来的现实则是，丛林人不断迁往郊区，今天只有百分之十五的澳大利亚人居住在城市和沿海的城郊走廊地带以外。淘金热、定居法案、战后士兵安置计划、灌溉定居计划曾经将数代移民以及他们的后代推向丛林，然后现代城市的舒适又让他们重返，这种漂流持续了一个世纪，最终城市扩张，郊区像前者的毛细血管一样蔓延，而真正的乡村则几乎彻底衰落：败落的村野小镇属于丛林人的后代、展露生机的郊区是中东与亚裔移民的家园，荒野与国家公园则是土著最后的处所，这一切也交织在澳大利亚人对于过去的丛林记忆中。而滋养了澳大利亚劳工运动的丛林小镇也正在成为保守主义最后的落脚处。

丛林的未来

丛林叙事也直接影响了当代澳大利亚的环境保护。丛林神话所预设的“荒野”成为景观修复的基准。位于南澳墨累-达令盆地的纳卡特是一处留下了土著和殖民者生态足迹的森林：土著的烧荒遗存，欧洲人环剥树皮、垦殖造成的盐碱化和土壤风蚀清晰可见。这里也是众多外来植物的家园，黄金菊、苍耳伴随畜牧业而来，非洲枸杞、救赎草则是灌溉农业的同行者。自从欧洲人到达以来，澳大利亚全境百分之九十二的原始森林已经被摧毁。尽管如此，纳卡特有不少“指标”达到《南澳荒野保护法案》的规定。因此州政府在这里建立了国家公园，保护区内一百万公顷的小桉树林。《南澳荒野保护法案》要求国家公园必须恢复殖民之前的景观面貌，彻底清除欧洲人在小桉树区留下的痕迹，并且避免保护区受到现代技术、外来动植物的影响。这些目标无疑是难以企及的。纳卡特代表是过度理想化的荒野概念和僵化的标准下，澳大利亚众多国家公园和保护区面临的尴尬现实。

但丛林又是移动着的自然记忆碎片，是景观化的历史资料。科学与理性的现代丛林研究不仅有助于更好的开展修复土壤的行动，也可以帮助现代林人完成职业教育。萌芽中的自然序列农业（natural sequence farming）就是一个具有建设性的复垦概念。它不仅仅要求尽可能地重现原始的植被和地貌，更重视模仿澳大利亚地貌的自然演化系统，重建景观的功能。例如，前殖民时代大量池塘和沼泽的存在会减缓了水的流动，而砍伐与放牧的破坏导致水无限制的流动，对土壤养分、生产力、生物多样性造成破坏。修复池塘水系不仅可以美化景观，也有利于恢复土壤肥力和生物多样性，降低火灾的危险。

这一复垦概念对澳大利亚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华莱士线将澳洲-几内亚物种与欧亚物种永久的分隔。因此，澳大利亚在地理学上意义上曾经与世隔绝，但在地质学意义上又状态稳定。澳大利亚的物种分类就变成一项庞大且艰巨的事业，直至现在，大部分已经命名的植物区系都是在《物种起源》发表之前就完成。百分之九十的欧亚物种是已知物种，这个比例在澳大利亚不足百分之四十。进化论在这里也被曲解，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来到澳大利亚的博物学家、探险家习惯于把相似的植物归类在一起，然而事实上正如现代基因分析显示的那样，进化相似的植物血统可能完全不相关。因此一旦没有可靠的分类系统，人们就不可能科学的理解丛林。与此同时，每天都有数量未知的澳大利亚物种消失或退却到更远的荒漠。

通过对未知领域的了解，可以让我们更巧妙的生活在光明中。

责任编辑：于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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