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见证了这座古都700多年的城市发展与变迁，对北京的城市规划历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它决定了北京城市的整体空间格局和社会秩序，一直是北京城市发展的核心，是北京老城的“脊梁”和“灵魂”。

为了让大众更准确、更全面地了解中轴线，中轴线创意大赛组委会策划推出“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大讲堂”系列活动，邀请权威专家深度解读中轴线，带领大家了解中轴线背后所蕴含的深厚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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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轴线文化遗产大讲堂】：

12月3日，王军老师以《北京中轴线——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为题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深入浅出地讲解了见证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北京中轴线。

前言

中国古代城市轴线

中国古代都城都是南北走向，同时有南北、东西两条轴线，这是中国古代进行空间规划、平面布局的基本思维模式。

这与古人如何测定时间有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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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都

西方城市轴线

西方城市多以东西走向为主，和中国城市截然不同，这与得到时间的方法有关系。

西方通过观察太阳在二十八星宿的位置得到时间，为了判断太阳处于哪个星宿，必须在东西向进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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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京旧城平面布局保存了支撑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最具基础性的人文信息，彰显惊人的文化连续性，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

农业文明的发生

不同于蔓长型西方城市发展模式，北京所代表的以天地自然环境为本体、整体生成的东方城市营造模式所包蕴的宇宙观念，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息息相关。

农业文明的发生，意味着人类不但驯化了作物和动物，还准确地掌握了农业时间，后者则以“辨方正位”（《周礼》语）、“历象日月星辰”（《尚书》语）为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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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辨方正位”，即通过立表测影，以知东西南北，进而掌握二至二分（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得知一个回归年的时间长度。此乃最古老的正位定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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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字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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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良琼在《卜辞中的“立中”与商代的圭表测景》一文中综合诸家解释指出，“中”字的结构是象征着一根插入地下的杆子（杆上或带斿），一端垂直在四四方方的一块地面当中。从它的空间位置来说，从上到下，垂直立着，处于地上和地下之间，所以又有从上到下的顺序里上、中、下的中的含义。同时，它又立在一块四方或圆形的地面的等距离的中心点上。

元大都中轴线考古

1964—1965

元大都全城的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穿过皇城的灵星门，宫城的崇天门、厚载门，经万宁桥（又称海子桥，即今地安桥），直达大天寿万宁寺的中心阁（今鼓楼北），这也就是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经过钻探，在景山以北发现的一段南北向的道路遗迹，宽达28米，即是大都中轴线上的大道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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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至1965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今旧鼓楼大街往南曾进行过钻探，在现景山山后正中钻探出了一条大路。这条路宽20多米，出景山北墙外还有18米宽，从考古发掘的材料断定元、明北京城的中轴线是同一条。

齐政楼

元代钟鼓楼时称齐政楼，齐政楼取义《尚书·尧典》关于舜帝受天命记载，《尧典》有这样的描述：“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五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就是说，舜帝“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即观测北极、北斗，推算日月五星同起牵牛初度，测定了历元，获得了天命。忽必烈以此命名元大都鼓楼为齐政楼，即显示他是尧舜传人，这是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中的一件大事。

关于元代齐政楼（钟鼓楼旧址）的争论很多，元大都考古队认为元大都的钟鼓楼，并不在中轴线上，而是偏于中轴线稍西，即今旧鼓楼大街。王灿炽则认为元大都钟鼓楼旧址仍是现在钟鼓楼的所在地。

《析津志》中对齐政楼的方位描述为“齐政楼，都城之丽谯也。东，中心阁。大街东去即都府治所。南，海子桥、澄清闸。西，斜街过凤池坊。北，钟鼓。北楼正居都城之中。……上有壶漏鼓角。俯瞰城堙，宫墙在望，宜有禁。” 这是以齐政楼为中心的描述，其中最关键的是齐政楼之南是海子桥，海子桥即今存之后门桥，而今后门桥之北是鼓楼，元大都的鼓楼即齐政楼就应该是现在鼓楼的位置。

古代天文观测体系

北斗指二十四山定二十四节气，北斗在黄昏时指向二十四山的子位即冬至，此后每15天指向一山的中央，由此指示二十四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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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时在中国早期星象图研究（1990）中将商周古文字“龙”与龙星进行了比较，发现“龙”字所象之形，即二十八宿东宫苍龙的形象，古人观测东宫苍龙昏旦之时的运行位置即可测定时间，“龙”是时间的“指针”，在地平方位中指示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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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殿南御路上的升龙与降龙石雕，呈现“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的东宫苍龙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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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整体空间安排上，宫城所居之位，则与北极对应，正如孔子所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时，太和殿乾隆御笔之“建极”，又可被解释为建立与北极相对应的最高准则，清楚地表明，“历象日月星辰”与“辨方正位”，同样是“敬授民时”（《尚书》语）的根本方法，太和殿作为最高权力所在，必然是“置槷以县”所在，亦必然是“众星共之”所在。中轴线与日、月坛之卯酉线于三大殿相交，彰显其居中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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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空间布局所提示的古代天文观测体系，正是中华先人创立农业文明必须掌握的基础性知识。作为中国“中”字型城市的杰出代表和伟大结晶，北京旧城的空间营造，直溯中华文明原点，显示了惊人的文化连续性，这是判定北京历史文化价值之时，必须高度重视的方面。

二

北京旧城空间格局及其内蕴的营造思想，彰显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体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主流文化海纳百川、一以贯之的高度包容性与适应性。

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牛河梁圜丘、方丘与北京明清天坛、地坛，形制上高度一致，代表了贯通古今的天地观念及由此衍生的空间设计方法，高度诠释了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史。

红山文化圜丘：方圆相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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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时对红山文化圜丘进行了图形分析，发现其方圆相涵的形式，蕴含了天圆地方根号2的比例，这是中国古代营造制度的基本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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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圆相涵之图堪称“天地阴阳合图”。在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方为地，圆为天，分属阴阳；方圆合即天地合、阴阳合，“阴阳合则万物生”（《淮南子·天文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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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匠人以规画圆，以矩画方，“规天矩地，授时顺乡”（[东汉]张衡《二京赋》），天地阴阳之道存焉。此乃《周髀算经》“万物周事而圆方用焉，大匠造制而规矩设焉”之真义。及至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末代“样式雷”雷廷昌有言：“样式房之差，五行八作之首，案规矩、例制之法绘图、烫样。”足见规矩之法通贯古代营造，乃断度寻尺之本，匠人奉为圭臬，恪守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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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圆相涵的形式是我国古代很重要的建筑设计方式。

红山文化方丘：方圆相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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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时对红山文化方丘进行复原，发现其以内方为基本模数单位，不断向外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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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熹年先生指出，元大都是以宫城御苑为一个基本模数单位，整个大城的面积由此单位积累而成，明代紫禁城亦是如此，亦是以宫城为模数单位，以此面积积累而成内城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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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法式：“以材为祖”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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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法式》载明大木作用材模数：“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各以其材之广，分为十五分，以十分为其厚。凡屋宇之高深，名物之短长，曲直举折之势，规矩绳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分，以为制度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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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工程做法》则以斗口的横截面为度量单位，所有的空间是它的倍数或根数，建筑物的大小跟随斗口的大小等比例伸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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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比例和音乐的十二律异曲同工，明代科学家朱载堉用数学的方法将十二音律精准地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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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时代政治权力的构架基础

牛河梁圜丘与北京天坛，祭坛平面皆为圆形，牛河梁方丘与北京地坛，祭坛平面皆为方形，正如《周髀算经》所言“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而沟通天地、敬授民时，正是农耕时代统治者权力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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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载：“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 这是传说中黄帝对颛顼的教诲。大圜即天，大矩即地，能沟通天地才能为民父母。这与太和殿乾隆御笔“建极绥猷”若合符节，清晰表明了农耕时代政治权力的构架基础，五千年一以贯之。

元大都平面布局

元大都平面布局在遵从《周易》《周礼》所代表的主流文化之时，又适应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俗，见证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

东宫苍龙跃出银河回天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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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星土分野中，幽燕之地与十二次之析木相配，析木之次位于东宫苍龙之尾、箕二宿，是银河穿越之处。元大都将积水潭纳入城中与太液池、金水河环绕宫城，在其东侧以中轴线与之相切，正是东宫苍龙跃出银河回天运行的表示，与幽燕分野之星象相合，是敬天信仰的经典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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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天两地而倚数”

元大都南设三门、北设两门，取法《周易 说卦》“参天两地而倚数”，以表征天南地北，天地相合。

元大都南开三门以象天，北开两门以象地，以奇偶之数表示天南地北，直通上古天文。此种门制，经明初南缩元大都北城后依然如旧，并留存于今天北京街道格局之中。

元大都规划设计，又遵循了儒家经典《周礼 考工记》关于“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设计理念。

积水潭：元大都平面设计玄机

将积水潭整体纳入城中，是元大都平面设计玄机。侯仁之先生在《元大都城》一文中分析指出，大都城的宫城虽然是建立在全城的中轴线上，却又偏在大城的南部。这在我国历代封建都城的设计中，别具一格，其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充分利用当地的湖泊与河流。这也说明了对于城市水源的重视。

元大都宫城偏南以充分利用积水潭水面这一大胆设计，不但是对银河穿越天际之效法，还与五行方位中水居北相合，是阴阳五行思想在都城营造中的具体应用，同时，与蒙古民族“以畜为本、以草为根、逐水草而居”的生存法则一致，体现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

元明时期中央政府与佛教

元明时期中央政府与佛教的密切关系对都城建设的重大工程产生影响，显示了中央政府通过佛教推动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意志。

以儒治国，以佛治心

元大都修建时，南城墙工程与大庆寿寺海云、可菴二师塔发生矛盾，可能导致后者拆迁。这时，忽必烈勅命城墙南绕予以避让，此举不但保存了古物，还显示了对佛教的极大敬重，其背后，正是“以儒治国、以佛治心”。明永乐帝朱棣改建元大都时，南移的皇城又与该寺发生了矛盾，明皇城缺西南一角，正是避让大庆寿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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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朱棣两次在都城建设的重大工程中避让同一所寺庙，显示了佛教在他们心中不同寻常的分量。1247年“凉州会盟”之后，吐藩归附蒙古，从此被纳入中国版图。汉、蒙、藏民族语言不通，生活习俗不同，唯佛教信仰相通。佛教的流行，特别是藏传佛教在元代传入汉地之后，极大推动了民族文化融合，为在更为辽阔的疆域建设统一多民族国家做出巨大贡献。

凸字型城郭

明北京城凸字型城郭，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碰撞的产物，也是“国家一统多元”曲折历程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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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历史建筑与城市空间所见证的“从文化多元一体到国家一统多元”，彰显中华文化有容乃大的开放性与适应性，这是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壮大至今的根本，亦明显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

中国自古以来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的包容式发展，对于今天人类和平事业，具有巨大启示意义。

结语

北京旧城空间营造遵从敬天信仰、法天象地理念，实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外化。北京旧城虽创建于晚期，其体现的宇宙模式与观象授时体系却直通农业文明之滥觞，彰显中华文化惊人的连续性；北京旧城是“中”字型中国古代城市的杰出代表和伟大结晶，虽然遭到了较大规模拆除，其留存面积依然可观，必须尽最大力量加以保护。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尽最大努力，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文化遗产，为中国，为世界保存伟大的北京老城。

来源： 北京市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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