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台湾新锐作家黄国峻自缢身亡，年仅32岁。
2004年4月，台湾知名作家、男性杂志《FHM男人帮》总编辑、黄国峻的好友袁哲生也用自缢的方式结束了39岁的生命。
黄国峻和袁哲生，两位被张大春誉为“撑起21世纪小说江山”的作家，在一年之内，就这样先后离开了人世。
但凡是讨论“自杀离世”的作家的作品时，总是免不了谈及他们的死，就像谈到他们的死时，人们也往往试图从他们的作品中寻找“蛛丝马迹”。
如果说黄国峻的死早已在他那细腻、敏感的文字中显露出端倪，那么袁哲生的死，则是众人始料未及的。
袁哲生
袁哲生的《秀才的手表》简体版出版时，张大春在序中说道，“即使尽我余生所有的时间与精力重读他所有的作品，仍然不可能找到他放弃活着的原因。”就连和他合作过6本书的宝瓶文化的总编辑都觉得无法从他的书里看出他确切的个性和价值观。
没有人能想到那个写出给许多家庭带来欢乐的《倪亚达》的作者、那个对好友黄国峻“提早离开尘世”表示“讶异”的袁哲生，也会步入好友的后尘。
但是如果仔细回想，他的那句“写作就是用一种深情的方式跟这个世界说再见”似乎又成了“谶言”。《送行》这本书，便是袁哲生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的深情。
《送行》的原版是台湾宝瓶文化代为出版的纪念文集《静止在：最初与最终》，其中包括现在已经绝版的、他的首部作品《静止在树上的羊》，以及文学评论、未发表的小说和私人手札，书名引自他1994年获得第17届“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的《送行》。
1995年，袁哲生在一家补习班当老师，补习班的其中一位老板想要开一家出版社，因为看到《送行》获奖，老板本人也特别喜欢这则短篇小说，就邀请袁哲生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书名取自他的一篇不到三百字的作品——《静止在树上的羊》。
这则小短篇写了他很小的时候去动物园，看到一只像“标本”一样横斜在树干上的山羊。全篇没有多余的情节，只有一个“冷清的园区”、“灰灰的石头和天空”以及“像标本的山羊”共同构成的场景。它们同时存在，却没有太大关联，就连各自的存在本身都显得不够自然，给人一种十分陌生的疏离感。
他写“我”走近去看山羊的时候，它的眼睛眨了一下，但是自己又不确定这回忆是不是真的。随着回想距离的拉长，记忆中的景物慢慢静止，连“我”也变成“标本”。当“我”和山羊一样都固定以后，周围的景物却又都转动起来。在这种动与静，虚与实的对比之下，浓重的“孤立感”就这样弥漫开来。
如果说在《静止在树上的羊》中他节制、疏离却饱含深意的风格就已初显，那么获奖的《送行》，便是这一风格的正式确立。
这篇讲述“送别”的作品里倒是多了几个场景，但是同样没有单一完整的情节。全篇在讲“送行”，却并不见离别时的感伤，就连亲人间的交流都很少，而是用白描似的手法勾勒出即将返校的弟弟和将要登上远航渔船的父亲一起去送逃兵役被捕的哥哥，以及他们在途中遇到的离家的老婆婆和带着孩子的少妇的生存状态。随着他们的举止移动着自己的视线，站在全知的视角，却始终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平淡中透露出深深的苍凉感。
在决审意见中，张大春这样说道，“《送行》的叙事任务根本不在交代一个什么故事，而在人的处境：从而送行二字形成生命的整体象征，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平淡中益见深刻。”
袁哲生正是用这种“摄影般冷距”的文字书写着自己对笔下人物的情感，这种“冷距”并不是漠不关心，而是始终在关注，只是不忍心、也无意“上前”打扰。
华文写作里，很多作者都擅长用悲情的方式表达情感，难的是用比较幽默的方式表达悲情的境遇，这大概也是有那么多人喜欢王小波的原因。
袁哲生的文字在疏离之外，也会有自己的幽默。在《秀才的手表》的自序里，袁哲生这样写外公的死：二战遭空袭的时候，外公自作聪明地藏在草丛中，一抬头就能看到飞机，飞机也看到了他。然后说自己的外婆也不遑多让，邻居家夫妻吵架摔碗时，她硬生生打断别人，说如果碗不要了，能不能送给她。
袁哲生“黑色幽默”式的表达在《送行》这本书中也有多次体现，比如在《温泉浴池》一篇中，他写J陪着父亲拼拼图，这幅拼图已经拼了四个月，但是却发现少了最后一块。父亲已经成了“一座恼羞成怒的石像”，而J是这样反应的——“他想，他是否该默默退出？（他受不了重大时刻降临的现场。）还是赶快装作认真的样子趴到地上去仔细寻找一番？”
再比如在《分我吃一口》中，他说夏天的傍晚，村里的男女老少在大榕树下乘凉聊天，渐渐地人越来越少，每个人分到的蚊子就渐渐多了。
一部优秀的喜剧作品，它的内核往往是悲剧。反过来说，一出悲剧，如果用喜剧的方式来表达，似乎也更高明，其中的悲情也更令人动容。
他创作的“倪亚达”这个小男孩，不管发生什么，都会以一种天真的方式解决问题，哪怕解决不了，也总是保持着乐观。他曾向自己的朋友表示，倪亚达就是他自己，他希望倪亚达能永远保持乐观，《送行》中的不少片段也保留着“我”作为孩童对这个世界的天真。
平常生活中，袁哲生也很爱跟朋友开玩笑，尤其喜欢自嘲。他在自由时报工作的时候，有次跟朋友说，自己虽然获得了两大报的文学奖，还不是要帮着抄写地址、写信封和贴邮票。
帮助他出版了《静止在树上的羊》的观音山出版社，在那之后不久就消失了，他“得意”地跟朋友说，只有自己在那里出版过书，别人都做不到。
袁哲生将他擅长的喜剧式表达，完美融入自己的作品和生活当中，以至于他成功地“骗”过了读者，也“骗”过了自己身边的朋友。直到他离开以后，众人才惊觉，原来“冷面笑匠”的真实自我，早已经不堪负荷。
在《送行》收录的文学评论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到袁哲生的创作追求。在《海明威的红笔》这篇文章的开头，他就说道，“写作源自想象；但想象要根植于人生经验，如此描写起来才会真实。”
海明威的写作依照的是他著名的“冰山理论”——写出来的部分就像水面上的冰山，水底下的是删去的自己知道的部分，占据着冰山的八分之七，这些强化着自己的冰山。
袁哲生就像海明威那样，把自己人生中的真实和已知隐藏在水面之下，留待耐心的读者发掘。
从袁哲生的遗书中大家才知道，原来他一直受精神官能症的困扰，任谁也想不到那样一个给别人带来快乐的人，竟然也会有无法排解的苦闷。
事实上，不少我们熟知的喜剧明星都被抑郁困扰，罗宾·威廉姆斯、金·凯瑞和“憨豆先生”罗温·艾金森……所以才会有人说，抑郁症患者，是把欢乐带给别人，把悲伤留给自己。
在《酒墙》中，袁哲生说他觉得自己“化成了一缕微尘扩散在空气分子的空隙里，不知过去，也没有未来”，但是他却感到“清明而自足”。
他说自己“以写作来溶入时光，希望一笔一画，一字一句，如同沼泽里的萍藻，或是静室里的浮尘，能够不着痕迹地沉浸在一片未知的世界里。”
他就像一个喜欢玩“躲藏游戏”的孩童，孤独却沉迷地躲在文字的世界中，这一点在《寂寞的游戏》里也得到了印证。
在《寂寞的游戏》中，袁哲生说，“我想，人天生就爱躲藏，渴望消失，这是一点都不奇怪的事；何况，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我们不就是躲得好好的，好到连我们自己都想不起来曾经藏身何处？也许，我们真的曾经在一根烟囱里，或是一块瓦片底下躲了很久，于是，躲藏起来就成了我们最想做的事。”
如今他不能再跟朋友开玩笑，也无法继续新的创作，只留下《送行》来向世界展示他最后的深情。
他把深情隐藏在简约的文字之下，把悲情隐藏在幽默的表达之下，一个人玩着“躲藏”的游戏。只是这一次，他隐藏地太彻底，让所有人都无力寻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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