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桓帝时期，外戚梁冀专权，他的独断专行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桓帝刘志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公元159年，忍无可忍的汉桓帝与唐衡、单超、徐璜、具瑗、左悺五名宦官在厕所咯血为盟，组成反梁冀集团。

五位宦官提着脑袋发动兵变夺权， 侥幸成功，梁冀一党被诛杀殆尽，五人也全部封为万户侯。汉桓帝身边几个贴身太监，包括侯览、刘普、赵忠等八人，全部封为乡侯。一时间，宦官权势无人可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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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一个梁冀，来了一窝宦官。对于国家来说，换了汤却没换药。宦官们的骄横残暴，比起梁冀来，毫不逊色。宦官五侯中，除了单超死得早外，其余四侯横行天下，作威作福，百姓怨声载道。

几位正直的人士挺身反抗宦官权势，不是被处死，便是遭流放。原本立志于整肃朝政的太尉黄琼也灰心丧气，自知无力控制宦官权势，索性称病不朝，到桓帝延熹四年，被免去太尉之职。

宦官势力急剧扩大，从宫廷、皇城向全国蔓延,宦官的亲属也纷纷鸡犬升天。

只要有权力的诱惑，人们很快就会与自己过去所属的阶层分道扬镳。若缺乏一种道义上的自我约束，不论出身，只要沾上权力，就会急剧坠落，如同吸食违禁品一样，沉沦于深渊而不可自拔。这些出身寒微的暴发户比旧官僚更贪婪无度，梁冀的爪牙们刚刚盘剥完，宦官的爪牙们又开始新一轮的压榨，百姓的日子可怎么过呢？

尚书朱穆上疏皇帝，强烈要求限制宦官权力，禁止宦官干政。桓帝听完脸色大变，一声不吭。在皇帝看来，没有宦官，哪来的皇权？梁冀一手遮天时，你们这帮所谓的“忠臣”都干什么去了！有皇帝的庇护，宦官们无所顾忌，对朱穆的陷害也随之而来。刚直的朱穆最终垮了，在悲愤中病死。

太尉杨秉是杨震的儿子，他是东汉时代的名臣，也是反宦官斗争中最卓有成就的人。他打击宦官集团十分讲究策略，并不直接针对宦官下手，而是先扫除其外围势力。延熹四年（公元163），杨秉上疏皇帝，要求限制宦官家属及宾客在官府任职，并以严刑峻法处置贪官污吏。包括青州刺史羊亮在内的五十多名官员被处死或免职，宦官所培植的势力遭到沉重打击。

两年后（公元165），杨秉再次重拳出击。他收集宦官侯览的弟弟、益州刺史侯参贪赃上亿的证据，提出弹劾。桓帝下令查办，杨秉将侯参押解回京城，赃款赃物一并押回，总共装了整整三百辆车。人赃并获，侯参绝望之下，服毒自尽。杨秉仍然穷追猛打，矛头直指大宦官侯览，弹劾他对弟弟贪张王法有纵容之责。桓帝刘志也没法保住侯览，只得将他免职。

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已经倒下，杨秉乘胜追击。很快，司隶校尉弹劾左悺及其兄左称，左悺兄弟两人干尽坏事，心里恐惧，双双服毒自杀。曾经被老百姓称为“左回天”的左悺，竟然回天乏术，落得个暴死的下场。紧接着，杨秉把目标转向“五侯”中硕果仅存的具瑗，弹劾具瑗的哥哥具恭受赃甚多。具恭被捕入狱，具瑗为了博得皇帝同情，主动请罪。桓帝刘志把他贬为都乡侯，赶出京城，最后死于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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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为汉桓帝发动兵变夺权的宦官五侯，单超、唐衡、徐璜三人已死，左悺自杀，具瑗被贬。曾经不可一世的五侯，就这样在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不过，宦官作为专制社会里的一个怪胎，却难以连根拔除，一批当权的宦官倒下了，另一批人很快会崛起。

杨秉虽然给予宦官集团史无前例的重创，可惜的是，五侯垮台后，他也一病不起。杨秉对宦官坚持合法性打击，以铁证服人，哪怕是皇帝，也很难为宦官开脱。杨秉之后，以清流党人为首的官僚集团对宦官的斗争政策趋于激进与极端，两派势力遂成你死我活的局面。

清流派主要是由儒家知识分子组成，他们深持传统的儒教观念，重视人格操守，疾恶如仇，淡泊名利，高蹈名节，有一种殉道的宗教热忱。他们是非观念明确，不肯随波逐流，言行偏激，甚至不计后果。他们强调正义，与邪恶势力绝不做妥协。所在乎的，是行动的正义性，却绝少像杨秉那样考虑策略。他们充满勇气，又经常过于鲁莽，因而往往付出惨重的代价，却无法达到所预期的目的。

清流党人的领袖人物是陈蕃与李膺。

陈蕃年轻时便志向高远，由于性格耿直孤高，在仕途上起起落落，直到梁冀死后，才进入帝国权力核心。杨秉去世后，陈蕃接任太尉，列三公之首。

李膺是东汉传奇人物，被誉为“天下楷模”。他博学多才，满腹经纶，品行俱佳，疾恶如仇，得到士人学子的拥戴；他有非凡的管理才干，曾担任青州刺史、渔阳太守，治理地方，政绩卓著；担任乌桓校尉、度辽将军期间，他抗击过北方鲜卑的进攻，战功赫赫。士人学子，无不以能得到李膺的接见为荣，并称之为“登龙门”。

宦官五侯覆灭后，以李膺、陈蕃为首的清流党人对宦官集团穷追猛打。廷尉冯绲逮捕单超的弟弟单迁，将其拷掠致死；大司农刘祐没收宦官苏康、管霸非法所得的田地；李膺更是密集出击，弹劾多名宦官们收受贿赂。眼看清流党人节节胜利，突然，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火墙阻止了他们的攻势。

这道防火墙就是皇帝的袒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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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皇帝是凭借宦官之力才重掌大权，要是宦官失势，对自己并非好事。恒帝刘志心里很明白，宦官再坏，也忠于主子，没有主子的恩宠，他们连狗都不如。于是他大袖一挥，拂落李膺等人射向宦官的利箭。宦官见机反咬一口，李膺、冯绲、刘祐遭当头一棒，被免职后处以苦役之刑。

不过，对清流派来说，这只是一次小挫折。

在新任太尉陈蕃努力下，李膺很快被释放，并出任司隶校尉。东汉司隶校尉权势极重，有人将其比为明代之锦衣卫，专门负责京城抓差办案。李膺上任后，发出第一张逮捕令，逮捕大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

张朔时任野王县令，为非作歹，他胆战心惊，逃进哥哥张让宅中，躲在夹墙里，惶惶不可终日。李膺毫不留情，从张让宅中搜出张朔，审讯之后处死。

这一杀，震动皇宫内外。宦官们对李膺畏之如虎，不敢出宫。只要一出宫，被李膺逮住可能就回不来了。恒帝刘志见太监们都不出宫，十分奇怪，大家跪着哭诉说：“我们害怕李膺。”

清流派势力的崛起，与在野士人及太学生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当时京师洛阳的教育规模是很大的，太学生有三万多人，以郭泰、贾彪为首领，他们与清流派领袖李膺、陈蕃等互相褒扬。在野人士不断发表激烈的言论，形成“处士横议”的社会风气。由于社会舆论的矛头直指宦官集团，这给当朝官员更多的勇气，于是对付宦官集团的手段也更加激进。

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反宦官斗争进入高潮。

南阳太守成瑨抓获一名勾结宦官的恶商张泛，不巧遇到朝廷发布大赦令。成瑨不顾赦令，坚持把张泛斩首示众，连其亲族及宾客二百余人，也全部处死。这件事明显过激，被杀的二百多人，很难说都是十恶不赦。太原太守刘质逮捕为害一方的宦官赵津，也是遇到大赦令。他与成瑨如出一辙，不管赦令，把赵津处死。

从这两起事件中可以看出，由于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地方官府惩治宦官不遗余力，甚至有矫枉过正的表现。过激的行为给予宦官们反击的口实，靠着皇帝的支持，宦官大举转守为攻。成瑨与刘质被投入监狱并处死，翟超与黄浮被判处服苦役。

成瑨与刘质被杀，拉开了“党锢之狱”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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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司隶校尉李膺遇到类似的情况。

洛阳城内有个名为张成的算命先生，与宦官的关系不错，事先得知皇帝要发布大赦令。为了证明自己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他公然指使儿子在大街上杀人。李膺刚把张成父子逮捕归案，朝廷就下达大赦令。张成脸上未免露出得意神色，李膺勃然大怒，同样不顾赦令，下令处死张成父子。

大赦令就是皇令，你李膺连皇令都敢违抗。宦官们利用这件事大肆污蔑，随后指使人上书皇帝：“李膺勾结太学生以及四方游侠，拉帮结派，诽谤朝廷，败坏风俗。”清流派在朝野不断抨击时政，桓帝早就心怀不满，加上宦官们的煽风点火，更是怒不可遏，下旨捉拿清流党人。

宦官们炮制出一份所谓的党人名单，交给太尉陈蕃。名单上之人，全是驰誉海内外的名士，都是公忠体国的知识分子，陈蕃拒绝在逮捕令上签名。皇帝恼羞成怒，直接跳过三公，亲自下令逮捕李膺，罢免其官职，关入大狱。在逮捕名单上，包括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以及士人陈寔、范滂等两百余人。这就是震惊一时的“党锢之狱”。所谓“党锢”，就是党禁，“锢”就是禁止其做官。

“党锢之狱”发生后，被捕的党人遭到严刑拷打。宦官们企图逼他们供出结党营私、危害朝廷的证词，但一无所获。太尉陈蕃上疏皇帝为李膺等人辩护，桓帝刘志一怒之下，将陈蕃免职。陈蕃丢官后，被捕的两百多人处境更加危险，如果不设法营救，恐怕都要被拷打而死。怎么办？学生代表贾彪前往拜见城门校尉窦武，希望他出面营救。

窦武是窦皇后的父亲，桓帝刘志的岳父大人。作为外戚，窦武品行高尚，谦虚谨慎，从不接受贿赂。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大量捐助太学生，并经常施舍财物给贫民，朝野人士对他都称赞不已。窦武原本不想出头，以免有外戚干政之嫌。可是他若不挺身而出，两百多名清流人士恐怕性命不保。于是他上疏皇帝为李膺等人辩护，称他们“为奸臣贼子之所诬，天下寒心，海内失望”。

这道奏疏起了很大作用，毕竟窦武身份特殊，说话的分量是别人不能比的。

同时，尚书霍谞也上书请求皇帝释放党人。桓帝内心有所动摇，便派中常侍王甫前往狱中，再做调查。

王甫提审范滂，范滂虽身负刑具，但言辞激励，视死如归。王甫大为感动，下令撤去囚犯的刑具。提审李膺时，李膺故意把一大批宦官子弟牵扯进来，令宦官大为恐惧，担心事态扩大，恐怕对自己没有好处。最后皇帝采取折中的办法，以天象变异为借口，委婉地释放李膺等二百余名士人。

“党锢之狱”证明宦官们的势力依然强大。不过，对清流党人而言，这一局并不算输。

延熹十年（公元167），在位二十年的汉桓帝刘志去世，宦官失去了最强有力的保护伞。在接下来的一局里，谁会胜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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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桓帝先后有三个皇后，同样没能摆脱未生育的宿命。小皇帝再现朝廷，十二岁的刘宏被立为皇帝，史称汉灵帝。窦皇后成了窦太后，她的父亲窦武荣升大将军，天下士人看到肃清宦官毒瘤的希望。窦武品行高尚，公正廉洁，在“党锢之狱”中大力营救被囚党人，被视为开明派人士。

更令士人们欢欣鼓舞的是，陈蕃又一次得到重用，被提拔为太傅。陈蕃乘机起用在“党锢之狱”后闲居在家的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人，组成精英内阁，共同参与制定大政方针。太监们听说李膺等人复出，个个吓破胆。以中常侍曹节、王甫为首的宦官，抛弃相互间的争斗，结成死党。他们极力谄媚窦太后，他们知道，为了自保，只有抱紧太后的大腿，才能免遭李膺的攻击。窦太后久居深宫，对宦官们在宫外的倒行逆施没有多少认识，因而对宦官十分信任，不时加官晋爵。

在清流人士的眼中，绝对容不下沙子。在一次朝会上，陈蕃在大将军窦武耳边细语：“曹节、王甫等在先帝时就擅权乱政，若不趁早把他们除掉，恐怕以后更难下手。”窦武深受清流思想的影响，不禁连连点头。陈蕃非常高兴，秘密召来尚书令尹勋等人，共谋大事。

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五月一日，发生日食现象。陈蕃认为日食乃是宦官乱政所导致，遂秘禀窦武，铲除宦官。窦武是好人，好人有弱点，凭大将军之权势，要干掉几个宦官还不是手到擒来之事。可窦武偏偏不用武力，而想以合法的手段清除宦官。

宦官归属内宫管辖，窦武有信心劝女儿窦太后铲除宦官，建议对宦官或诛杀或罢黜。窦太后惊道：“大汉建立以来，世代都有宦官。如果他们犯法，就按律治罪，哪能全部废除呢？”女儿这么一说，窦武傻了眼，一时间无言以对。过了一段时间，窦武又多次入宫，请求诛杀曹节等大太监。窦太后犹豫不决，只好使个“拖”字诀。

陈蕃等不及了，他上疏窦太后，矛头直指侯览、曹节、王甫、郑飒等宦官，指出：“今不急诛，必生变乱，倾危社稷，其祸难量。”奏折上达后，仍石沉大海。

窦武决定先拿曹节同党、长乐宫尚书郑飒开刀，指示亲信山冰将他逮捕关入北寺狱。大将军打算从郑飒身上入手，顺藤摸瓜，找到弹劾曹节等人的证据。在陈蕃看来，这简直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恶人抓来就应当处死，何必审讯！在山冰、尹勋等人的拷问下，郑飒供出曹节、王甫等人违法乱纪的事实。山冰、尹勋大喜，马上写一份奏折，交给侍中刘瑜，准备呈递给窦太后，而后将曹节一党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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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然而一个小小的疏忽，让区区一步变成遥不可及。

这天晚上，窦太后没有翻这折奏章，奏章静静躺在案台上。有一个人蹑手蹑脚走到案台前，悄悄打开奏折，在摇曳的灯光下看，豆大的汗滴不断冒出来。此人名唤朱瑀，是长宫尚书郑飒手下的一名宦官，郑飒被逮捕后，他便惶恐不安，担心自己受到牵连。这折奏章不仅弹劾曹节、王甫这些大宦官，还波及皇宫中所有的小宦官。他悲愤地骂道：“倘若内官有人犯法，当然可以诛杀；可我辈有什么罪呢？为什么要斩尽杀绝？”

就这样坐以待毙吗？不！自从净身入宫，早就是贱命一条，不如赌一把，顶多把贱命赌掉，早点投胎转世也差不到哪儿去。想到这里，朱瑀豁出去了，跑出来喊道：“陈蕃与窦武要奏请太后，将废掉皇上，图谋造反，大逆不道。”宦官们听到喊声后纷纷跑过来，朱瑀拿出奏折，大家无不惊恐万分。

老谋深算的曹节以情况紧急为由，劫持灵帝刘宏，关闭宫门，传唤尚书，逼他们拟就诏书，捉拿窦武、陈蕃等。王甫持符节前往北寺监狱，宣诏逮捕尹勋、山冰。山冰怀疑诏书是假的，王甫立即将他逮捕杀害，又处死尹勋，放出被囚的郑飒。

郑飒自告奋勇，前去大将军府捉拿窦武。窦武落荒而逃，逃到北军五营的步兵营。步兵校尉窦绍是窦武的侄子，召集数千人马，在都亭校场集中。窦武宣称：“宦官造反，你们若能尽力锄奸，定有重赏。”然而，东汉军队向来只认印信不认人，窦武没有皇帝颁发的印信，士兵们自然心中生疑。

八十岁的老夫子陈蕃获悉事变爆发，带上若干忠诚的下属，以及学生门徒八十余人，手持兵器，冲入北宫承明门，高呼道：“大将军忠心卫国，黄门阉逆叛逆，怎得反诬窦氏造反呢？”王甫不容分说，喝令皇宫禁卫队一拥而上。陈蕃年迈，哪有力气砍杀，只能不停地斥责王甫。但在战场上厮杀语言的攻击力为零，很快，老夫子被生擒活捉，手下门徒学生，死的死，伤的伤，全军覆没。陈蕃被押解到北寺监狱，一阵拳打脚踢，打得老骨架都散了，最后被宦官一刀毙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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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皇帝成了宦官手中的王牌，他们可以用皇帝的名义传达任何命令。军队的调动权，实际上已是掌握在曹节、王甫手中。派谁去捉拿窦武呢？曹节想到了一个人：张奂。张奂常年驻守边疆，是声名显赫的一代名将，他在变动发生前两天才回到首都洛阳，对帝国高层的权利斗争并不知道内幕。曹节派人带着诏书，请张奂立即带兵平叛。不明真相的张奂以为大将军窦武要夺权篡位，于是他慨然奉诏，连夜召集军队。其实张奂个人品行不错，本人也十分反感宦官干政，只可惜他不懂官场权谋，最终被曹节诓骗利用。

黎明时分，张奂率领数营北军，与王甫的一千多名虎贲士、羽林军会合后，在北宫朱雀掖门处布防。窦武与窦绍率北军步兵营杀到皇宫门外，双方开始交战。王甫高喊道：“窦武谋反，大逆不道，你们是皇城禁卫队，理应全力保卫皇宫，为什么反倒追随叛逆者呢？如肯幡然醒悟，反正来降，朝廷自当有赏。”步兵营的官兵，本来就狐疑窦武没有诏令与印信，听王甫一说，不禁内心动摇，不愿意为窦武作战。张奂发动进攻，步兵营士兵纷纷投降。

大概一个时辰后，窦武发现自己成了光杆司令，只得落荒而逃，张奂在身后紧追不舍。唉，这难道是天意吗？莫非天要亡东汉帝国吗？他拔出宝剑，朝脖子一抹，这位东汉史上最有正义感的外戚，仍然不能改变外戚不可避免的灭亡命运。

紧接着的便是血腥的大清除。窦太后被迁往南宫软禁，窦武的亲族、宾客、姻亲全部被杀，其余的窦氏亲戚遭到流放的命运。凡是陈蕃、窦武所举荐的官员以及他们的门生旧属，包括李膺等人，一律革职，永不录用。

在清流派与宦官的较量中，宦官集团又一次大获全胜。这时没有太后临朝，小皇帝才只有十三岁，朝廷内外，宦官说了算。东汉一时，宦官专权始于和帝刘肇，至灵帝刘宏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以曹节、王甫为首的宦官集团完全垄断朝政，控制皇帝，他们还意犹未尽。李膺、杜密、范滂等人虽然成为在野人士，但声望远扬，在士人学子中拥有巨大影响力。

在清流党人中，李膺是最令宦官深恶痛恨的人。如今李膺等人完全失势，宦官们仍要斩尽杀绝。在曹节的指使下，又一场“党锢之狱”拉开序幕。

曹节炮制一个所谓“奸党”的名单，包括李膺、范滂等人，他把这个名单上报给灵帝刘宏，要求把奸党一网打尽。十四岁的灵帝刘宏显然对“奸党”的概念不清楚，他问曹节：“何为奸党呢？”曹节回答说：“奸党就是相互勾结的党人。”小皇帝听不明白，又问：“党人所犯何罪，为何非杀不可？”曹节说：“他们居心叵测。”小皇帝再问：“居心叵测又怎么样呢？”曹节忽悠道：“就是企图夺陛下的江山社稷。”

听到这里，小皇帝似乎明白了，既然要谋夺朕的江山，铁定是坏人，于是批准逮捕令。

有一位李膺的同乡故人得知宦官们打算撒网，把士人名流一网打尽，赶紧给李膺通风报信说：“祸变已至，请速逃亡。”李膺拒绝了，慨然道：“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这才算是忠臣。我已经六十岁了，死生有命，能逃到哪儿去呢？”他不等狱卒来找，自己送上门去。

可怜这位士人领袖，进了大狱后，备受折腾，最后竟被拷打而死。他死之后，妻儿子女被发配边疆，门生故人，统统被禁锢。

范滂是另一位宦官缉捕的重要人物，当时居住在征羌县。汝南邮督吴导是个有良知的官员，不忍心下手，范滂亲自跑到县衙去投案。县令郭揖也有正义感，他把官印一扔，打算与范滂一起逃亡。范滂不愿连累家中老母与朋友，坚决不逃。他最终与李膺一样，被捕后掠死在狱中。

阉宦所逮捕的名单中，除了杜密自杀身亡外，其余几人，包括虞放、朱寓、荀翌、刘儒、翟超等，全部被捕，一并冤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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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党锢之祸，比第一次更加惨烈。除上述几位重要人物外，许多在士人中享有声望的人，也被指为党人，遭到陷害。一时间冤狱大兴，仅被列为党人处死的，就有一百多人，他们的妻子儿女无一例外遭到流放的厄运。地方州郡衙门为迎合宦官，又捕风捉影，牵连进“党锢之狱”者有六七百人，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放逐，有的被罢官。

公元169年的“党锢之狱”，令清流党人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名士郭林宗曾经叹道：“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汉室灭矣。”

直到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由于黄巾起义的爆发，朝廷政要及宦官担心党锢不除，将逼使党人与黄巾军联合，解除党锢的呼声四起。此时构害党人的主谋曹节、王甫、侯览等都已经死了，汉灵帝最终大赦党人，长达十八年之久的党锢就此结束。

党锢之狱，起于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终于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在这段时间里，士人精英遭到大肆杀戮，宦官势力一手遮天，社会正义遭到空前的摧残。尽管党人最终恢复名誉，可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无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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