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姐姐的守护者》改编自美国著名小说家朱迪·皮考特的同名畅销小说，故事以“家庭”“人性”“爱”“伦理”为主题，讲述了一个简单而又发人深省的故事。
莎拉和布莱恩·菲茨杰拉德为了挽救患有先天性白血病的女儿凯特，在基因工程技术的帮助下，生下了和凯特的基因完全契合的小女儿安娜。
从出生为姐姐提供脐带干细胞开始，安娜十一年来不断地提供血液和骨髓以保住姐姐的生命。
但当凯特因白血病诱发肾衰竭，需要安娜的一个肾脏来保住性命时，安娜却把自己的父母告上了法庭。
她要从父母和姐姐那里解放自己的身体，最终凯特病重，离开了人世，而安娜胜诉，获得了自己身体的支配权，一家人继续生活着。
从原作的创作初衷来看一看作者写这个故事的目的所在，朱迪萌发写此书的想法是来源于她的前一部小说《第二眼》。
在为这部著作研究美国保健卫生学的时候，朱迪接触到了美国优生政策、基因工程等理论。
偶然情况下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对夫妇通过基因工程成功生下他们的儿子，目的是为他们患白血病的大女儿提供匹配的造血干细胞以此来维持她的生命。
当朱迪听完这个故事后，不禁开始思考：如果弟弟的出生没有让姐姐康复，那么弟弟会不会觉得是自己的责任呢？弟弟会不会觉得他的出生就仅仅是因为要救姐姐的命？
这样的两个问题让朱迪最先构想出了莎拉这个人物，进而有了这个故事的雏形，她想让每一个接触到这个故事的人，都来思考一下她所思考的问题。
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很多疾病不再是不治之症，很多以前无法实现的治疗方法成为了现实。
人类在享用这些高科技、新技术带来的无限益处的同时，很多行为已经完全忽视了人类最原始的情感，超越了希望、恐惧，以及所谓的公平。
医疗技术的发展即可以成就一个完美的家庭，也可能毁掉一个家庭。
这部影片通过对一个普通家庭不幸经历的叙述，充分展现了“爱”“亲情”“人性”“伦理”的融合及冲突。
影片的故事情节虽简单，但贯穿于其中的人物却个个个性鲜明、特点突出。
影片的一大成功之处也正是从这一个个人物的语言、行为、思想活动中完美地展现了影片创作者所要传达给观众的理念。
从安娜把自己的父母告上法庭的那一刻开始，似乎主要矛盾就全部集中在了莎拉和安娜两人身上。
莎拉的一个孩子患上了白血病，她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就是莎拉再生一个孩子，一个试管婴儿，用她的脐带血、骨髓、干细胞等等来拯救生病的那个孩子。
莎拉在影片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有观众会批评她，也有观众会同情她，作为一个母亲，莎拉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任何一个孩子的。
可是，当她无法选择地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在凯特身上时，自然忽略了儿子杰西。
当她不能亲自为凯特做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时，她只能依靠安娜，自然也无法去考虑安娜的感受。
而试管婴儿安娜，因为非常特别的目的来到这个世界，十一年里做过八次大手术，因为安娜对自己没有监护权，所以这些都不需要得到安娜的同意。
一转眼，安娜十一岁了，姐姐凯特需要安娜的一个肾脏，从此安娜可能不能再参加自己喜欢的足球队、拉拉队，甚至不能怀孕。
安娜会为自己的身体、健康、将来的幸福对抗自己的父母吗？十一岁的安娜，其实不懂的还很多，但是她爱她的姐姐，姐姐需要她做的，她就会去做。
所以她也答应了姐姐去完成那个心愿，对所谓的生存与死亡她似乎并不明白，她的爱就是那么简单，看到姐姐开心她就会开心。
就算把父母告上法庭，面对母亲的指责，安娜依旧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依旧陪在凯特身边，因为她深深的爱着他们。
这个家庭的“透明人”杰西，他几乎得不到爱，也没有什么关注，但并不意味着更自由，和全家每一个人一样感受着弥漫在整个家庭中的压抑。
读写障碍使得杰西不愿意去学校读书，只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整日在街头游逛，看形形色色的人与自己擦肩而过。
杰西这个人物似乎是整个家庭中最容易被忽略的角色，可当回顾整个影片时，却会觉得，这个人物其实是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这个家庭对人类情感的忽视。
杰西的出现似乎总是伴随着“不公平”，在他身上不存在输赢，无需计划，甚至不用考虑去尝试争取什么。
也许安娜的反抗也同时表达了杰西的心声，影片接近尾声处，杰西匆匆离开法庭。
站在房顶撕碎他给凯特画的画像，碎片随风飞起，似乎也在告诉我们，杰西已经做好了准备和凯特说再见。
无论是这个故事的灵感来源，还是影片中一个个各具特色的鲜活人物，都让观众深刻地体会到了创作者所要传递给我们的思想。
家庭，这个特殊而又普通的社会群体，没有什么逻辑道理可言，有的只是感情，彼此间深厚的亲情。
《姐姐的守护者》中故事的矛盾涉及的是一个闭合的家庭，同样有一位对女儿爱得执著的母亲莎拉和一个身患白血病的女儿凯特。
无疑，这也是推进整个故事的原动力，影片叙述结构以凯特的病情发展，需要安娜的肾移植。
安娜将父母告上法庭申请身体支配权的对立和矛盾为主线，伴随着发生在这个家庭的过去和现在的各种事情展开。
影片在接近尾声的时候，有一个凯特最后送给母亲载有全家生活照片的剪贴本，用自己的主观体验点缀起最纯真的感觉，也成为全片最具有意指功能的能指。
由此，凯特患病以来全家经历的一件件小事慢慢地将这个家庭每个成员的内心剖开。
让观众可以很容易地进入到任何一位角色的心中，理解他们的痛楚和快乐，并将他们对家人的情绪植入到自己的经验当中。
影片《姐姐的守护者》是以妹妹安娜对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原因的独白，辅以具有影集效果的家庭生活画面和生命生成动画开场的。
与后面凯特送给母亲的影集形成呼应，使整个影片叙事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回路，与故事在一个家庭的五口人之间流动暗合。
影片《姐姐的守护者》的故事初看起来是令人悲伤的，本已不幸的家庭接连遭受重创。
但是从这个五口之家的生活所透露出来的关爱和体谅，还是很振奋人心的。
阳光与阴霾交替，不断地化疗、吐血和呕吐的画面、相关段落压抑的慢节奏组接，与平日里一家人生活的快乐的暖调子、镜头组接的快节奏交合在一起。
形成了属于影片本身的两级悖反，故事的矛盾才可以展开，对于妹妹安娜来说，她在这个世界的角色从生下来就是固定好的——妹妹救姐姐。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她就是为姐姐提供脐带干细胞，甚至其他器官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一家人都为救助患白血病的姐姐凯特而付出着，这成了莎拉一家生活的重心，而这一切在安娜11岁那年打破了。
在影片的开头，就有了安娜去当铺当掉自己的项链换取律师费的暗示，小姑娘要解放自己的身体，获得“身体器官支配权”。
这当然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于是对于安娜的这一行为就有了“左右”的意味，要么拥有最基本做人的权利却失去姐姐，要么救助亲人却没有了自我。
母亲莎拉拥有强烈的希望凯特活下去的意志，她放弃了自己的律师工作，一心一意地照顾起了患病的女儿和这个家。
抛开放弃事业不谈，莎拉也在左右着，尽管看上去她很坚定。
一边是自己倾注全部心血和精力，举全家之力延续凯特的生命，一边是为了救助姐姐，不断承受痛苦的另一个女儿安娜。
两个独立的生命尽管血脉相连，却处在矛盾的两极上，对于母亲来说，内心一定在痛苦地博弈。
姐姐凯特也在求生与放弃中挣扎着，病痛已让她无法忍受，她需要生命的尊严，她也需要家庭成员们解脱的快乐。
另一方面，她毕竟还有生的留恋，她的生命延续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为了自己，更为了母亲和这个家庭。
这也许是她与安娜商量通过将母亲告上法庭，停止对自己提供器官，以求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的原因。
父亲和哥哥戏份相对不多，从表面上看也没集中什么矛盾，但在为了家庭的中心任务，失去自我和救助自己的亲人的双重作用中，内心的矛盾也是存在的。
这在影片的结尾凯特去世后，两个人在事业和生活中找回了自我，获得了成功的交代里能够看出来。
《姐姐的守护者》叙述策略似乎更加简单，但矛盾本身具有复杂性。
以牺牲一个生命的基本权利为代价换取另一个生命痛苦的勉强活着是否值得，血脉亲情与个人尊严的碰撞生成了对生命意义的拷问。
本片的导演尼克·卡索维茨在接受采访中说道，对于该如何结束这个故事，他考虑了很久。
单就原著的结局，他个人是非常喜欢的，但并不适合电影这种艺术形式。
在去慰问患癌症的青少年时，他曾经问过他们这样的问题：你想过什么是死亡吗？害怕离开自己爱的人吗？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对于这些十多岁的天真可爱的孩子来说，他们其实都考虑过这些问题。
在与病魔的斗争中他们很辛苦，也深知自己病得有多重，面对死亡其实早有准备了。
原著《姐姐的守护者》更在于凸显社会伦理道德和母爱，更希望激起读者对科技发展、对人类最本源的情感和感受冲击的思考。
而电影的结局则是强调了一个家庭中环形的爱，不管在一个家庭中处于什么位置，身处什么情况，对其他任何一个家庭成员其实都是有着相同的亲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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