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李虎山
——献给第三十七个教师节
原著(李俊玲)，再版(李虎山)
引 子
一天早上，我在《武乡文化研究》2o2o第2期“人物研究”一栏发现武乡二中教师李俊玲写的“追忆我的恩师阎银旺老师”，我一口气看完，写的真实，感人，后面部分几乎是我含着眼泪读完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和阎银旺老师同时在东良学校(东良七年制、九年制、东良中学)呆过13年，阎老师比我来的早。1985年我调到故城中学任32至35四个班的英语，之后没有再回东良。而阎老师则因为骋任、考试、本人文化程度不高之原因，终究被学校辞退回村。这件事当时引发了东良村民和广大师生的振动，但由于国家对民办教师考试转正条例的硬杠杠，阎老师近二十年的工龄教龄也就付之东流了……
阎老师心要强，干什么事非干出个名堂不可。我记的东良武术队到县城大礼堂多次演出，赢的县委领导和县城各行各业的赞誉。后来国家恢复高考，重视教学质量，阎老师被辞退回村，但为了养家糊口，不得已当了吹鼓手。哪个村他也去，唯独不来东良。他觉得不好意思见东良人，实际上是东良人愧对于阎老师。因为阎老师对东良中学付出的太多太多了，不该落的这个下场。
下面转载李俊玲老师原文:
追忆我的艺术恩师阎银旺老师
文/李俊玲
“阎银旺，武乡县故城镇高仁村人。1941年生，1960——1962年在山西省戏曲艺术学校学习；1962年戏曲艺术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太原市实验晋剧团担任琴师；1966年辞职回乡被聘为东良学区民办教师，担任东良中学音体美教师。”
这是前不久在武乡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的材料上我看到的关于我的艺术恩师阎银旺老师的简介。透过这寥寥几行文字，一个矗立在我心里的了不起的形象愈发清晰，记忆掺杂着各种情绪在心里翻腾、痛苦、委屈、不平、内疚、遣憾、更有崇拜和敬爱，让我情难自己，几欲泪落。
阎银旺是我的艺术启蒙老师。1966年他被调回我们东良七年制学校任教的时侯，我还未出生，但6年后我就成了他麾下一员，自此开始了我的“文武”生涯。
阎老师是个才艺双全的人，琴棋书画，无所不会；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他的钢笔字 刚劲有力，自成一体，凡是他教过的学生都喜欢模仿他的字体。他还会写各种美术字，尤其擅长画画，他的园体字、砖头字独树一帜，风景画、人物画栩栩如生。全公社各村的标语、墙画等都是他的杰作。记得当年彩画文昌阁，他一个人下了课:就来，不歇晌也在，不知用了几个月，使文昌阁面貌焕然一新。至今，他站在高高的櫈子上写字、作画的情形尤在目前，清晰如昨。他会的乐器多了去了，什么唢呐、二胡笛子、风琴等样样精通，学校的文艺队、武术队、乐队都是他一个人辅导，一个人排练，一个人指挥。那时的阎老师刚刚三十出头，个子不高，身材偏瘦，当时学校还有个阎俊明老师，大个子，也是高仁的，于是一个“小阎老师”的称号传遍了全校师生。
阎老师也代过我们文化课，从他那里学到了什么我已全然忘却，但他教我们发声、练功的情景却记忆犹新，永生难忘！
阎老师个性很强，无论做什么事都特别认真严肃，他对我们的要求近乎严苛。刚开始组队的时候，队员们基础全无，天賦不一，一切都从零开始。阎老师要求我们比其他同学提前一小时到校，先跟他的脚踏风琴练声半小时，然后再练功半小时。还记得刚练压腿时的情景: 一个孩子仰面躺在一张长长桌子上，另一个孩子站在桌子旁，用手死死地压住躺着孩子的另一条腿，阎老师则抬起孩子呀别一条腿，一手蹋扶着膝盖，一手把着脚踝，慢慢地、慢慢地朝下按，直至脚尖能探到桌面。听起来似乎简单，其实练到这个程度经历了很长很苦的过程。一开始大家都龇牙咧嘴，有皮嫩的仍不住还哭出声来，甚至有坚持不住的自行淘汰出队了，怎叫都不来。后来见我们这里表演那里演出，风光得很，那时又羡慕又嫉妒又后悔。殊不知光彩的背后，凝结着阎老师多少心血，抛洒了我们多少的汗水啊！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数年功，这话不假。我们虽不是什么专业团队，但阎老师在专业剧团呆过，所以一招一式他都按专业水准要求我们，一年四季，风雨无阻。每天早晨我们都得提前到校练基本功，春夏秋三季还好说，一到冬天，往往是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就打着灯笼(那时没电，早晚自习各自带小煤油灯)，深一脚、浅一脚早早到校，然后排着队，什么正踢腿、侧踢腿、跷圈腿、二指飞脚、下腰、搬砖等等等等，现在一都叫不上名称了，反正所有的武术基本动作全都完成一次，黑暗中只能听到呼哧呼哧的喘气声音和噼噼啪啪的动作声。每天中午放学后，其他同学都回家吃饭去了，而我们武术队员还得留下，围着学校院里的一块大龟石(现在已成了洪济院碑座了)站成一圈，把基本动作再做一次，不规范的继续留下，阎老师要一个一个地纠正才让回家。星期天、寒暑假，除了农忙季节，只要有时间，我们就在学校排练芹目。阎老师教我们跳小花戏，唱戏曲名段，打武术套拳，耍刀枪剑棍。那时候我们女孩子“打纺车”，一口气打几十个没问题。两个人“搬砖”，连续转十几圈不停下，足足能翻几百米。男孩子的刀枪剑棍耍的虎虎生风，既能集体发飙，又能单打独斗，所以不管去里表演，都能赢得滿堂彩。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精神文化生活非常贫乏，在阎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走工地，下乡村，入厂矿，进县城，所到之处大受欢迎。记得那年我才八九岁，正值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时期，生产队一天三送饭，公社干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阎老师带我们到工地演出，我和另外三个小伙伴穿着自家做的红灯芯绒和平服扮演小铁梅，演唱武乡秧歌《听罢奶奶说红灯》。演出结束，公社书记走过来和我们亲切地说话，还亲自给我们从桶里舀队里送来的“捞饭”，那应该是长到那么大近距离見到的最大的官，所以心情很激动，自豪的不得了。而当年工地上红旗招展，干部激情澎湃，群众干劲冲天的场面，那情景至今仍深深刻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更奇怪的是，时隔五十余年，许多记忆已被岁月的年轮碾压成泥，不着一丝痕迹，唯独那段武乡秧歌还能一字不差地哼唱下来，可見当年用心至深。
到山村表演，从下午到晚上一般要跑好几个村。路程远的，村里有马车或拖拉机如果空闲，偶尔也会来接我们，但大多数情况是步行。前面阎老师带路，后边大男生压阵，有时王青山校长随我们同行，间或有其他老师陪伴，我们这些小女孩走在中间。我们扛着枪，提着棒，山路弯弯，清凉的月光一会儿把我们的影子拉得长长，一会儿又缩得短短，大家时而说笑，时而默默行走，狭窄崎岖的夜路上，间或飞鸟惊鳴，顿感吓人；偶尔溜出动物，冲散队伍，幸有阎老师保护，大家从未感到惊慌紧张。
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很偏僻的小山村演出，结果遇上了连阴天，住了好几天。上午我们坐在民办老师的土坑上练声，写作业，下午就在农民屋子里给他们唱歌跳舞，淳朴的农民拿出他们家最好吃的东西招待我们，民办老师的土坑上堆满了核桃、大枣、苹果和梨……那真是一段美好的岁月，一段最快乐的时光。光阴似箭，斗转星移，在以后的工作中经常想起那段日子，就无限感念我们的阎老师。是他，用他的心血和技艺塑造了我们的成长，丰腴了我们的少年。正因为有阎老师和我们摸爬滚打、风雨陪伴的这段经历，我们的少年时光才如此浓默重彩，人生回味才如此香醇绵长。
(上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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