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谈论日本文化时总是绕不过对日本精神的阐述，其实，日本学者也曾说过，过去的日本是武士所赐，他们不仅是日本的国民之花，也是日本文化的根基。如果离开了武士的伦理观，便无法认真系统地谈论日本的传统。如果抛开武士来谈日本，就葬送了日本一大半传统伦理意识。可见，武士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
在欣赏日本电影的时候，从过去的剑戟片、历史片到现在的悬疑片、都市片几乎都可以看见电影创作者对武士精神的选择和拿捏。在日本漫长的历史中，武士不仅决定了过去，从中也能窥见他们的未来。因为任何一种精神都不会凭空消失，它只会融进新的文明中，变成时代的一部分。
或许我们已经习惯了《七武士》、《座头市》、《大菩萨岭》这种直接体现武士电影的精神，然而我们不要忽略了每一位电影创作者都对“武士精神”有不同的理解。或赞美、或批判、或肯定、或遗憾，不管怎样，我们透过“武士精神”不仅可以看见遗落在历史中的人生百态，还可以看见武士精神迷思下的灵魂世像。
最近重温了日本导演冈本喜八拍摄与1968年的电影《斩》，虽然不及《大菩萨岭》、《日本最长的一天》那么有名，但细细看来也不失为一部极具风格化的剑戟片。电影依然围绕“武士精神”，只是冈本喜八在这里给“武士精神”进行了现代化的注解，消解了“武士精神”的神圣化，让它多了一些世俗的情趣和味道。
电影《斩》讲了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两个浪人因为意外被卷入一场权力阴谋中，其中一个以前是武士，现在只想做流浪汉，一个以前是农民，现在只想做武士，由此展开了一场啼笑皆非的阴谋打斗。
电影一开场，一个武士从远处走来，我们跟随着武士的身影，进入这座凋敝的小镇。这是一座饱受战火摧残的小镇，房屋凋敝，环境恶劣，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切的存在都是合理性的，因为电影一开场已经暗示我们，这是一个“乱世”。
身在乱世，什么最合理？生存。
生存，武士对生存的渴求，武士在乱世中的求生欲念，而这正是导演冈本喜八想要表达的，武士是英雄但也是凡人。
农民——武士：
第一个出场的角色是农民，他便卖了土地，来到这座凋敝的小城，希望成为武士。因为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中，生存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他也不知道如何才能生存，于是，将“武士精神”作为一种生存基础。
武士的产生并不是偶然，而是伴随着日本社会的土地纷争。武士最初是作为土地所有者的私人保镖和打手出现的，产生的直接动因就是帮助土地所有者保护土地。农民深知土地的重要性，但又无奈的卖掉了土地，可见，在他心中，他并不知道土地的价值，更不知道“武士”的意义，
武士——浪人：
第二个出场的是人物是浪人，他曾经是武士，尽管放弃了自己的身份，但身上依然保持着武士的聪慧和忠诚。他之所以放弃武士身份，是因为当初经历的种种让他万念俱焚，完全违背了他对“武士精神”的理解，他现在希望的也只是能在这乱世生存下去。
武士的社会身份是战斗者，因而他们的活动范围总是以社会为中心，主要职责是完整杀伐任务。然而，武士也很可能因为身份的变化而卷入某件阴谋，这也是第二位出场的浪人为什么放弃武士身份的原因。
武士——武士：
第三个出现的人物是武士，对他来说，他需要做的就是恪尽职守，忠君爱国。武士阶层代表的是一种精神和信念，他们的言行都将受到限制和规范，就算死亡也要通过一定的仪式来完成。而武士的生存较之前两种显得更加悲凉，因为他们的生存是建立在突如其来的死亡之上的。武士因为杀戮而生，因为战争而存，两者合起来便是武士一生的使命。
冈本喜八并没有按照传统惯例来设计武士形象，而是基于自己对武士精神的理解来设计了三个不同基层、不同经历的人。他们在面对同一问题——生存时，暴露出来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真实的样子。从这一点来看，冈本喜八并不希望用“武士”这样的身份来给人物“镀金”。而是让人物在极端环境中自然而然的暴露出真实的样子，以此来反证“武士精神”中的虚伪成分。
在《斩》这部电影中，人物除了作为不同层面的“武士精神”来展现之外，他们还代表了冈本喜八想要表达的一切，他对“武士精神”的思考，对当下社会的思考，以及对日本未来的思考。
现在，我们来严肃的讨论一下这三个人物在电影中的实际作用，以及导演冈本喜八在他们身上隐藏的日本文化“密码”。
任何民族的生存方式都根植于他们所处环境能够给予的内容，每个民族的生存方式、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又和他们的生存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生存和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日本独特的民族风貌和精神文化自然是和生存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电影中的农民代表了日本社会的现实主义者，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拥有土地，意味着拥有生存的权力。而在电影中，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被现实流放的现实主义者，他贱卖了自己的土地，却希望成为武士。武士这一概念在他这里并没有具体形象，他仅仅是为了生存。土地面积小，资源短缺，自然灾害频繁，这些都是农民放弃土地的原因。导演在这里动了恻隐之心，他并没有将全部的悲剧都放在这个现实主义身上，而是给了他乐观积极的性格和好运。
关于他的命运我们不得而知，跟随着这个现实主义者的脚步，电影的张力也在不断变化，电影情节也因此得到了有效的推进。
车尔雪尼夫斯基曾经对人生的三种模式进行了划分，第一种是宗教的，主张牺牲自我，压抑自己，克制欲望，第二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他人的，第三种既是世俗的，又是忘我的，构筑在个人以及社会的高度自觉的基础上的。
根据这样的概念，我们可以将第三种称为合理的利己主义者，但我更希望将第三种成为自由主义者的生活方式。曾经在哈耶克的书中了解到，自由主义者对于社会的态度，就像一个照顾植物的园丁，为了创造出最适宜它生长的条件，必须尽可能的了解它们的结构以及这些结构是如何起作用的。
电影中的浪人就是这样的角色，他看起来无欲无求，实则世事洞明。他参与阴谋，心中却有一把道德标尺。他虽然放弃了武士身份，但在他的言行中，依然有武士精神中光明磊落的一面。同时，他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里的自由，并不是纯然消极，而是和世间的功利拉开一段距离，活得潇洒通透一些。
武士精神是日本民族精神之魂，1984年，相良享教授表示：平安末期登场的武士在日本历史上最先明确提出伦理思想，此后，又长期占据社会精英位置，成为人们效法的对象；除武士的伦理观外，日本的传统便无从说起；抛开武士，就葬送了我们传统伦理意识大半。可见，武士在日本社会上的地位。
冈本喜八在这部电影中塑造了一群处于暴风中心的武士，他们因为自己的身份而自豪，同时，又因为阴谋权力争斗而逐渐失去信仰。其实，这也是冈本喜八自己对武士精神的一种思考和反问。武士精神放在形而上的层面来看，可以得到无限的赞美，我们可以说武士是日本最具创造性和影响力的社会群体，也可以说武士代表了日本百折不挠的民族性格和顽强进取的民族精神。然而这种带有冒险性的武士精神最终走向了疯狂的武力扩张，不管是在电影内还是在电影外。
我们在冈本喜八的电影中看见的是一群充满矛盾的武士，在他们身上看见的更多的是生存欲的趋势。当阴谋被揭穿之后，他们身上的沉睡的武士精神才清醒，然后拿起手中的剑，捍卫自己的生命和尊严。
《斩》上映之后，争议最大的并不是冈本喜八对于这部电影的态度，而是结尾。电影很明显有两个方面的批判，一个是对于时代的批判，还有一个则是对于武士精神中的虚伪的批判。而在结尾处，似乎一切又都恢复了的以前的样子。
农民和浪人归隐，武士继续自己的任务，所有的一切就像没有发生过。有影迷表示，故事结尾无法表露出导演的具体态度，削弱了电影的批判性和思辨性。我反倒觉得这样的结尾是最好的，有人需要土地，有人需要自由，而有人需要信仰。
电影总会结束，而生活不会，我们看见的所有喜怒哀乐都不过是人间即景。有阳春白雪，也就会有下里巴人。有人生百态，也会有灵魂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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