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河曲民歌《走西口》道出了一对新婚夫妇生离死别的悲苦与近代山西人出外谋生的艰辛，它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自然、地理原因。 西口是河曲境内明长城水西关口的简称。从康熙３５年（公元１６９６年）清政府允许蒙汉互通时起，晋西北的河曲、保德、偏关等县的男人们为了谋生，不间断地跨过西口徒步到内蒙古河套地区种地、做工，春去冬归。这种民间的自发行动，被称为“走西口”。而正宗的西口一般是山西的河曲县城。这个以“鸡鸣三省”黄河环绕而得名的晋西北小城。

走西口是对命运的挑战，是对新环境的开拓。走西口固然艰辛，可是勤劳智慧的人们走出了一片新天地，正是他们开启了山西“海内最富”的辉煌时代。走西口这一自发行为深刻地改变了山西与蒙古地区的发展进程。

从“走西口”的文化意义来看，走西口的人主要是内地农业地区的人们通过“西口”进入蒙古地区，然后再往北发展。有确切的史料证明，他们至少发展到了莫斯科。这已经是走出亚洲，进入欧洲的跨“洲”迁移了。

历史上，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交锋和融合，主要是北方的文明程度较低的游牧民族南移，进入文明程度较高的农耕民族地区。但是，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很少有农耕地区的人大规模地北上进入游牧地区。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走西口”，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少见的历史文化现象，就是文明形态较高的农耕地区的人们大规模地、在大约五百余年的时间里，长时间地持续北上，进入以蒙古民族为主的游牧地区。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游牧民族的南下，主要是靠武力征服，而走西口的北上，主要是和平的方式；游牧民族的南下，都带有政治色彩，是民族政权的统一转移，往往要追求建立政权，而走西口的北上，则基本不具备政治色彩，更与政权的转移无关，它突出的是经济文化行为。

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与它不断地融合不同时期、不同特质的异质文化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文明形态较高的农耕文明和平进入文明形态较低的游牧地区，历史上虽然很少，但“走西口”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它在进入游牧地区后，最明显的作用就是改变了游牧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使这些地区既有的文明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加快了向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演进的步伐。以蒙古地区为例，越是靠近南部，越是与农耕地区接近，其脱牧的倾向就越明显，以至于完全被以汉族为代表的农耕文明所同化。因此，“走西口”的历史文化意义就在于，它加快了游牧地区文明形态的改变和进步。

二、晋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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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中华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就建于晋南，距今已有四千年的历史。

山西人走西口，兴起于明代中叶，直到清末民初，走西口的人才逐渐增多，这条经商之路，前后经历了三百多年，历史上的“茶马古道”、“丝绸之路”和“西口商道”都是中华文明史上异常珍贵的遗产。在晋帮商人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经恰克图通往俄罗斯和欧洲腹地的国际大商道。

当年一个个旅蒙晋商初时都是以“拉骆驼”、“顶房子”、“生跑和熟运”走草地过戈壁，出入旗县苏木，历尽千辛万苦，才有了起步，有了发展，有了规模和成就。所以，旅蒙晋商的发展与起步，首当其冲体现了一个“辛”字。 晋商得以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能正确地把握处理好“利”与“义”的关系。他们不论在肩挑驮背流动贸易时，还是在形成国内外贸易网络后，都能以“义”致“利”。即恪守高尚的商贸信誉，把“诚信”二字作为行为准则，做到了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从不以蒙牧民的憨直厚道而存有欺诈之心。

不管春秋四季，凡有预约的业务，任其路途遥远风阻雨挡，准时践约的规则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放心。

三、河曲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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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曲县地处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汇地带，河曲民歌、二人台艺术已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山西，人称“民歌的海洋”，山西的一百多个县，几乎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民歌，据统计，现已收集起来的民歌已逾两万首，且浓郁的地方色彩充溢其字里行间。

几千年来，山西民歌沉郁顿挫，情感浓烈，歌咏爱情的情炽意切，歌咏风物的率真天成，这已成为其特色，在山西，最著名的民歌要数“河曲山曲”，流传民间最广的山西民歌《走西口》最初就源于河曲，这样的曲种被当地人称之为“山曲”，山曲的曲调则运用并置、呼应、对比等两句体，蕴含有丰富的美学意味。在反映汉族民歌发展历史与汉族民间社会生活状况方面，也具有典型的意义。2006年5月20日，河曲民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河曲民歌吟唱内容十分丰富，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它"见什么唱什么，想什么唱什么"，尽显地方民俗风情。它采用比兴、反复、排比、重叠、对称、双关、夸张等手法，抒发生活的喜怒哀乐。旋律简单、优美，音程跳度大，音调高亢、辽阔，节奏比较自由，口语化的装饰音较多，具有鲜明的山歌风味。

山曲唱词内容深刻，曲调丰富。它们在词曲结构方面采用上下句体式，上句起兴，下句表情，往往一个上下句就揭示出一种深邃的感情状态或描绘出一种逼真的生活画面，像"山在水在石头在，人家都在你不在"、"听见哥哥唱上来，热身子扑在冷窗台"等都是典型的例子。山曲的曲调则运用并置、呼应、对比等两句体，蕴含有丰富的美学意味。在反映民歌发展历史与民间社会生活状况方面，也具有典型的意义。

四、河曲河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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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曲河灯节俗称河灯会，它是晋、陕、蒙三省黄河边的民众共同参与的一项隆重的汉族民俗活动，具有鲜明的黄河民俗文化色彩。它集祭禹、悼念亡灵、祈福于一身，用放河灯这种形式来寄托对故去人的哀思和对未来的美好企盼。

历史上的河曲地瘠民贫，灾祸不断。为了谋生，男人走西口，女人挖野菜，孕育出了悲苦高亢的汉族民歌，产生了催人泪下的走西口故事。很多走西口的人再也没有回到家乡，为了悼念远去的亲人，祈福未来，人们举行了一系列的仪式，河曲河灯会就是这些仪式中比较独特的并逐步延续下来的古老习俗。

河曲河灯会在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前后三日举办，灯会举办前要举行放河灯祭禹仪式，并将社会各界的河灯供于神禹位前，祭奠大禹。其后，僧人诵经，民众把做好的河灯列队供于神龛前，乞求神禹消灾免难，保佑风调雨顺。晚上，当夜暮降临的时候，主持人鸣炮点燃火把，僧人诵经将神位前花灯列队送到渡口，船工驾舵木船，载着各种河灯，逆水向上大约一里，在急流中心抛锚停立。待准备就绪，乐工们便咚咚奏起乐曲，随着乐声，一盏盏花灯被放入河中。河灯顺着黄河主航道，成群结队向前漂移，明明灭灭，恍惚之间，就仿佛冥冥之中另一个世界呈现在眼前。整个活动持续三天，除了每天晚上放河灯外，还有戏乐助兴。

以往人们将亲手制作的各种形状的"河灯"放于河中，祈福保佑风调雨顺、两岸百姓安居乐业，平安吉祥。如今河灯的制作较以往简单了许多，普遍是用各色蜡光作为材料，将一张方形的纸四角粘连起来，用麻绳做的灯芯，不易被风刮灭，燃烧时间也比较长，将河灯底部侵入蜡油当中，在蜡油凝固之前放到沙子上，沙子粘在灯的底部，很快凝结粘连，一来防止灯被水浸蚀，二来加重灯的分量，不易被风吹翻。

河曲河灯节是禹文化、鬼神文化和走西口文化相结合的文化产物。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河灯会的意义自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河曲河灯会如今仍然是这个"鸡鸣三省"地区的一个盛大节日。河灯节寄托着人们渴望天天平安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不仅延续了放河灯的习俗，同时还举行盛大的焰火晚会，成为了当地文化交流、发展经济、联络情感的重要载体。

五、西口古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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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口古渡位于黄河东岸之上河曲县，彼岸右是内蒙古准格尔旗大口渡，左是陕西省府谷县之大仙渡，当为出河套之进口，西口古渡本名水西门渡口，历史上可追溯至汗。

走西口开始后，“河保营得与蒙古交易，又准河民垦蒙古地”，这里便成为人们乘船过河的一个重要渡口。然后“头一天住古城，第二天住纳林，第三天相思病，害在喜家坪”，去往大漠荒原。同时，随着商品交易的日趋活跃，这里很快又成为商贾辐辏的“水旱码头”。西口古渡以及上下游的娘娘口、石梯口等十数个天然的“水旱码头”，每天可停泊大船百余艘，运送货物千余吨，使得河保营“一年四季流莺啭，百货如云瘦马驮”，“人烟稠密”，“烟户十倍旧城”，因而于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将县府移驻于此。“十年九不收”的河曲县，也因此而一跃而成为名冠三晋的富县。民国初年，山西督军阎锡山还向该县商家筹借白银十万两。就这样，走西口“走”出了一个河曲城，西口古渡也成为黄河在晋陕峡谷一线最为重要的渡口之一。直到京包铁路修通，黄河水运衰落，其渡口的作用也才随之减弱。但那曲久唱不衰的《走西口》，却将西口古渡永远地铭刻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如今，西口古渡和禹王庙墨彩纷呈，与蒙陕隔河相望，素有鸡鸣三声而闻名遐迩，吸引来中外游人，成为塞北一大人文自然景观。

在每年举办的古会期间，禹王庙张灯结彩，香客成千上万，盛况空前，蒙陕毗邻边民一衣带水摆船而来，山门外戏楼锣鼓喧天，凭栏临风，右挹塞外鄂尔多斯大漠之风，左盼陕北大汕之古渡，迢迢千里丝绸路，不禁发思古之幽情，缅想汉恒帝时之君子津，“江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惟栏外白云悠悠，黄水滔滔，逐鹿台巍然在望。

（稿件来源：汾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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