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自1905年诞生以来，直到20年代才真正形成一门生意，电影公司如雨后春笋纷纷冒起，其中制作公司都集中在上海，就像现在都集中在北京一样，没几年就形成了以明星影业和邵氏天一、大中华百合在市场上三分天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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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氏兄弟的天一影业因为独来独往，和同行搞恶意竞争，惹得明星影业的周剑云联合大中华百合等6家有实力的公司组成了六合影业，打着抵制劣片的大旗联手封杀天一。他们除了要求发行商必须在买六合还是买天一的片子之间二选一，而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天一不是爱抢拍别人的题材吗？那六合也照着来，抢拍天一正在或即将拍摄的电影，这反击的招数非常的狠辣，这场好像倚天屠龙记里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的事件，在中国电影史上被称为“六合围剿”。以老大邵醉翁为首的邵氏兄弟经营的这天一影业，确实为了节省成本，粗制滥造一些质量不高的影片，被明星影业抓到了借口，打着杜绝劣片的旗号清除异己。而且结合6家公司的六合影业占了七成的电影市场份额。各地发行商哪儿敢得罪呀，那只能得罪天一了。这样一来，邵氏制作的片子除了自己的电影院，没有发行商敢买的，没有影院敢放啊。按照这种情况，天一撑不了多久就得倒闭了，倒闭了再回去做父亲留下的颜料生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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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氏四兄弟没有一个人愿意。怎么办呢？邵醉翁召集兄弟们商量，这六合围剿就是要置他们死地。如果现在死守着，国内市场那就是能死了。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咱们啊，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国内市场已经被六合基本上垄断了，那我们就放眼国外，邵氏兄弟发现，华人聚集的南洋市场对于国产片非常有购买热情。那个地方相比国内那是山高皇帝远，相信明星影业他们也鞭长莫及。

那既然定下了战略，那么派谁去开疆辟土呢？老大邵醉翁是总经理兼导演；老二邵邨人是财务兼编剧呀，需要坐镇上海大本营；老六邵逸夫正准备上大学，现在做摄影，那是兼职。这么一来还是老三邵仁枚最合适，他本来就负责天一影业的发行，擅长对外打交道，于是邵老三告别两位兄长和六弟，孤身前往南洋。

南洋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说法：广义指整个东南亚，狭义指的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有时甚至特指新加坡。当地最多的是华人，异国他乡对占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娱乐特别渴求。而邵氏兄弟的天一出品，制作的正是那些宣扬中国旧道德、旧伦理的中国民间传说。这些故事正好满足了南洋华人观众的思乡之情。不过，邵仁枚一到南洋还是碰了钉子。原来六合的势力触角居然已经到达那里了。南洋的大戏院都和六合签订了发行合同，同样是排斥天一的。邵仁枚没气馁，六合想垄断南洋市区的大戏院，却顾不上也可能是看不上边远一点的小戏院，那邵仁枚就从小戏院入手，蚊子再小也是肉啊，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靠着他坚韧不拔、不辞辛苦的这性格，居然打开了缺口。天一的影片在南洋就逐渐有了市场，而且从郊区的小戏院开始，往市中心的大戏院慢慢挺进了，但这个时候光靠邵仁枚一个人，实在是招架不住了，必须得有帮手啊，于是发电报给上海的大哥求救。

邵醉翁一看电报，看来这南洋大有可为，这一招还真是有效，就找来了老六邵逸夫。你呀，也别上什么大学了，为了咱们邵氏家族的电影大业去南洋帮你三哥吧。邵逸夫没犹豫，带着大哥新拍的电影拷贝，漂洋过海到南洋与三哥汇合，兄弟联手，其利断金。至此，邵氏兄弟兵分两路：老大老二在上海拍片子，老三老六在南洋跑发行。

花开两朵，先表一枝。先说邵家老三和老六在南洋相当于赤手空拳打天下。南洋市区的大戏院被六合掌控，边远的小戏院倒是可以商量放天一的片子，但也只是苟延残喘，必须扩大市场，自己寻找机会。那怎么办呢？这哥俩绞尽脑汁，好办法不好想，那就用笨办法。怎么个笨办法呀？搞流动放映，送片下乡。有场地的就租场地放映，没有放映场地的，就直接找块空地，搭块帐篷，然后邵老三负责清扫场地，检查设备，邵老六就拎着一桶浆糊走村串户，到处张贴，招揽观众。就这样啊，一晚一晚又一晚，一村一乡又一镇。邵家哥俩开着一辆敞篷的小汽车上山下乡送片儿上门，不辞辛苦，披星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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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情景，对我们现在这些在城乡结合部和农村长大的70后不陌生。我们小时候最盼着的就是流动放映员来我们村子。这就意味着有露天的免费电影看了啊，到当晚别提多热闹了。全村男女老少都来了，坐小板凳来坐麦秸垛的。在上映前，青年男女眉目传情，我们小屁孩就跑闹嬉戏，还得要求着爸妈给买点瓜子啊，这种零食。等露天放映真正开始那就全都全神贯注跟着戏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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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张艺谋的《一秒钟》也是讲流动放映期间发生的故事。那这么说来，邵氏兄弟算是最早的流动放映员了，距现在都快一百年了。要说那一段时间，可是真苦啊，邵仁枚和邵逸夫，那是出身家境殷实的富商家庭，从小不说锦衣玉食，那也是衣食无忧啊，居然肯冒着实时酷热和经常暴雨，饥一顿饱一顿奔波于吉隆坡、马六甲、槟城的小镇乡村间做流动放映，这真的是很难得，非常人所能及。那也正因为他们的坚持，天一的市场不断扩大，你想，你让六合的人送片下乡跑各村的流动放映，肯定不干，因为他们有大城市的大戏院，不需要这样做，所以邵氏兄弟此举实在是逼出来的。

但事实上啊，只要他们肯去，这市场就是他们的。你说一百年前，小镇小村哪有几个人看过电影这种新鲜事物。就这样，邵家老三和老六就靠这种最笨的办法打出了一片天地。到后来两兄弟开始分工。老三邵仁枚主力巩固已经占领了市场，开始或租或建影院。老六邵逸夫继续扩张市场，搞流动放映。短短几年间，生意就开展的有声有色，也是活该走运。这期间，明星影业的大股东黄毓彬与周剑云是分道扬镳，他离开了上海，也跑到南洋打天下，与邵氏兄弟一拍即合，他们合作了一个非常有规模的南洋发行网络，联手对抗六合。

这样一来，上海大本营的天一出品制作的影片就不愁没销路了。本来来势汹汹的六合围剿就这样被打破了。这个时间是1930年，那个时代的上海呀，是中国早期电影的中心啊，那是什么情形呢？其实也是商业至上，以明星为首的六合认为邵氏兄弟的天一拍粗制滥造的烂片，但明星影业也没能免俗。

当时古装片卖座，各家电影公司都挖空心思搞古装，很快这题材就枯竭了，怎么办呢？正好那两年开始流行武侠小说，明星公司就推出了根据平江不肖生的小说《江湖奇侠传》改编的《火烧红莲寺》，还是张石川导演郑正秋编剧，上映后大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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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剑云见利欣喜，马上开拍续集，续集又卖，还引来其他公司的跟风，形成了一个新的片种——火烧片。这家拍《火烧九龙山》，那一家就拍《火烧青龙寺》，烧的邵家老大邵醉翁也心痒痒了，赶快也拍个《火烧青楼》吧。那周剑云当然守着《火烧红莲寺》这个摇钱树不肯善罢甘休，几年间连拍18集。虽然说是开创了中国第一波神怪武侠潮，那第二波是五六十年代以《如来神掌》《白骨阴阳剑》为代表的香港粤语神怪武侠潮。但拍到后来也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了，为了赚钱绞尽脑汁了，你非要说良心精品啊，估计张石川和郑正秋自己都不好意思。与邵氏兄弟的所谓天一劣片也是五十步笑百步。但这里还是得强调明星影业在中国电影史的地位，那是举足轻重，甚至可以说是主流正宗。张石川、郑正秋，那是并称早期中国电影的双峰啊，他们早期即拍像《玉梨魂》《苦儿弱女》这种既叫好又叫座的社会教化电影，也拍《火烧红莲寺》那样的纯商业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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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哪种片儿，还是以市场为导向，只是比邵氏兄弟更用心，更创新，更良心那么一点点吧。但终归还是纯商业行为。但随着1931年9·18事变之后，日本入侵东北三省，强烈的民族危机促使中国民众不再沉迷于什么鸳鸯蝴蝶神怪武侠的迷幻娱乐了。有理想的中国电影人，痛定思痛也好，顺应大势也好，开始拍摄反映社会现状的现实题材和积极向上的爱国电影了。其中成就最高的还是明星影业，以及新晋崛起的由黎民伟和罗明佑联合举办的联华公司，涌现了像《马路天使》《十字街头》《大路》《神女》《渔光曲》一批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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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在上海做电影的邵家老大和老二也在寻求变化，因为时局动荡，以前流行的民间传说古装故事已经不太奏效了。虽然他们也跟在明星和联华后头拍反应现实的题材，但邵家商人的本性是不改的，依旧秉承着“多快省”的原则，但既然又要快，又要省，就很难做的好。

虽然两个弟弟，老三和老六在南洋建立了发行网络。片子内地我抢不过明星和联华，南洋还是有市场的，但这么下去就很难增加更多的利润，所以必须剑走偏锋，出奇制胜。那有什么奇招啊？20世纪进入30年代，电影也开始从无声进入到有声时代。

邵仁枚和邵逸夫在南洋经营的影院开始更换有声设备了。对于有声片的需求大增。1931年底，明星影业率先拍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邵氏天一紧随其后，拍了《歌场春色》都很受欢迎。那当时中国最开始拍的有声片都是国语片，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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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933年，邵氏天一推出了一部由粤剧名伶薛觉先演出的粤语片《白金龙》，狂收20万利润。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一下子为邵氏兄弟打开了一条新路：转拍粤语片。这个天一拍《白金龙》，其实也有点偶然，原来是唱越剧的大老倌薛觉先眼见有声电影兴起，就想把自己新编的摩登粤剧搬上大荧幕。因为当时上海拍电影的技术条件最完善，所以薛觉先就来上海先设立电影公司，本来是想自己搞的，但公司执照迟迟办不下来，这消息被邵醉翁知道了，马上邀请薛觉先合作。因为粤语电影的主要市场在南洋，那邵氏兄弟在南洋有强大的发行网，两家一拍即合，就拍了这部《白金龙》。为什么片名叫白金龙呢？这白金龙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生产的一种卷烟，1925年开始生产，目标客户就是东南亚的华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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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薛觉先的白金龙粤剧上演的时候，这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就配合宣传。比如向来看演出的观众赠送白金龙香烟，还在剧场外悬挂广告横幅，上面写着：观白金龙名剧，吸白金龙香烟。到薛觉先和天一合作的同名电影上映的时候，又用了同样的宣传手法，也是非常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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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龙上映后，在粤港沪和南洋四地都超级卖座，大大刺激了邵氏兄弟的商业神经，他们发现粤语片的市场前景非常广阔。当时这个粤语片的主要市场是在南洋，差不多占了四成的份额，其次是两广占了两成多，然后是香港占了一成多。在20世纪30年代，拍一部粤语片的成本是8000到12000块左右，通常能收回13000到17000左右。白金龙的利润是20多万，那算是暴利了。那邵氏兄弟一盘算，与其在上海和明星联华竞争进步电影，不如转去香港专门拍摄粤语片吧，于是他们就在香港成立了天一港厂，上海香港两边坐着，但不久就随着国民党文化政策的管制越来越严，邵氏兄弟决定从上海全面撤退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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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见得国民党文化政策越来越严呢？首先是发动电影界产业工会，捣毁左翼电影人田汉主导的艺华公司，不久又发布了铲除赤化电影的宣言，要求不得设置、宣传赤化，描写阶级斗争和描写社会病态及黑暗面的影片，同时查抄了几家电影公司，封杀了田汉、沈西苓等左派电影人。

这些恶劣的形式都让邵家老大和老二是瑟瑟发抖。因为沈西林也给天一拍过电影，在天一拍过进步电影。不过邵醉翁只是把拍电影当做生意，怎么现在还沾上政治了？不妙，不妙了，还是远离上海为好，于是邵醉翁跑去香港专心经营粤语片拍摄。

果然天一港厂大旗一挥，邵氏兄弟很快就成为华南地区拍粤语片的执牛耳者。邵醉翁还当选为华南电影协会会长。当时国民党政府推行国语运动，颁布了禁止拍摄方言电影的法令，粤语片首当其冲，在被禁之列。邵醉翁联合粤语片的电影同仁积极奔走，向国民党政府请求更改政令。但就在国民党政府还没有正式回复之前，上海电影节却有5家电影公司联名向国民党政府申请，要求禁绝粤语片。这个事件背后依然是同行之间的恶意竞争，背后的逻辑啊，无非是粤语片挡了国语片在华南的销路。当然，粤语片在以邵醉翁为首的华南电影协会的联合努力之下，最后让国民党政府的禁拍粤语片的法令形同虚设。但在感受到来自上海国语片电影同行的恶意竞争之后，邵醉翁在香港同样感受到了更大的恶意。

因为《白金龙》大卖，邵醉翁有联合薛觉先拍摄《续白金龙》。但在天一的香港片场却经历了3次失火，3次重拍。其中1935年6月的大火更是将存放拷贝胶片的片库付之一炬，其中就有白金龙的拷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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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白金龙》这部开创粤语片的明天呢，非常遗憾没有流传下来，我们现在看不到影像。这里要插一句啊，我对《白金龙》的第一个印象，我不知道我们70后、80后，会不会跟我有共同的印象，就是来自1994年成龙在内地影院上映的动作大片《白金龙》，结果进影院一看，原来是《警察故事》第4集：简单任务，为什么《警察故事》第4集改叫白金龙在内地上映呢？有哪位听众朋友知道详情的可以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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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呀，这个天一港厂夜里这场大火据说整整烧了半宿，把天一港厂的片库烧成了灰烬。邵醉翁十年心血毁于一旦。那多少片子的这些拷贝胶片都烧没了，永远地消失了。

那警方介入调查也没找到线索，但当时整个华南的电影也听说这事儿时候都心知肚明。拿句广东话来说，这叫：上海老捞过了界。你上海人跑到人家的地盘拍粤语片，不搞你搞谁呀？很遗憾，这种同行拆台的风气从古到今都是一样，关乎人性。

那么经过如此大的打击，邵醉翁是什么反应呢？他是一病不起，万念俱灰决意退出影坛。这个决策一出，邵家其他的三位弟弟又如何反应呢？请听下回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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