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普遍政治冷感的中国年轻人而言，这是鲜有的勾起全民参与和表达欲望的事件。它的背后，他们试图在个人命运、民族主义、全球浪潮甚至是意识形态纷争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发声意味对另一种关系，即国家和公民的重新理解，尽管目前看来仍不得其法。
作者 | 张一童
设计 | 范晓雯
2月28日，一条来自司法部官方公众号的链接被推送到了小酒的朋友圈。她还在上大学，在朋友圈时常刷到这些来自于法律系同学的分享。这次的意见征求引起了小酒的特别关注，因为其针对的是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的拟定。
基于种种文化和历史原因，多民族的中国一直以来却是一个移民制度极其保守的国家，建政之后，出于政治和外交的考虑，中国一直在双重国籍等血统效忠问题上态度克制甚至冷漠。
2004年，中国才开始正式建立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管理制度。当年8月由公安部、外交部发布《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并发放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我们也可以将永居留证理解为“中国绿卡”。相比之下，此次的新条例拟定则意味着，“中国绿卡”将获得更高层级法律的规范。
“我第一反应就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小酒说。在我接触的人里，她是极少数直接通过司法部官方渠道了解情况的年轻人，绝大多数人都是在社交媒体的转发和热搜中得知了“永居留条例”的存在。最终，他们还是会涌向社交网络。
这几乎已经是一种本能，小酒在看到推送的第一时刻就打开了微博，开始搜索相关新闻，大部分主流媒体和官方机构已经先后发布了这条消息，评论和转发被浪潮似的反对声淹没。
不仅仅是微博，在抖音、qq空间、贴吧甚至是豆瓣小组，他们高声呼喊着反对意见，复制粘贴后转发各种评论分析，并号召更多人前往司法部官网填写意见。
对于普遍政治冷感的中国年轻人而言，针对“中国绿卡”的抵制活动是鲜有的勾起全民参与和表达欲望的事件。3月5日，意见征求稿发布不到一周，“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话题有超过46.3亿阅读，讨论超过345.5万。
在这次舆论爆发的背后，精神自信与现实焦虑交织的复杂情绪拉扯着这些年轻人，他们试图在个人命运、民族主义、全球浪潮甚至是意识形态纷争间找到和保全自己的位置。
发声则意味着对另一种关系，即国家和公民的重新理解，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伴随着多个事件的发生，这种追问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社交媒体讨论中。年轻人们试图重新梳理自己对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务的参与方式，尽管目前看来仍有不得其法之处。
jason 反复声称自己没有种族歧视，也不抵触外国人，但在微博上刷到消息的一瞬间，他脑海里只剩下“卧槽，这事儿也有人能想出来。”
长期以来，严苛的报批流程和有限的通过率，使中国被认为是全球申请绿卡最难的国家之一。事实上，在2004年到2014年的10年间，中国一共仅向外国人发放了7356张绿卡，每年不足600张，同期美国几乎一年就发出100万张。
jason 对新条例的反感来源于一种担忧，认为其设置的门槛并不能如预期中的那样引入高端外籍人才，“引入的人良莠不齐，会带来很大风险。”
这种不信任在反对者中普遍存在。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国福在2018年文章中的一个数据被广泛引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入籍的1360名外国人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仅有86人。
几乎所有人都提到了条例中对申请条件的设置不够严格。比如，小酒认为“对比同职称的国内科研工作者人数，助理教授、助理研究员即可申请的门槛太低了。”
第十五条中对工资标准的设定同样受到争议，一些人认为对于在华工作的外籍人士而言，获得所在地区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收入并不是一件难事。尽管在他们的证明中，为了达到这个“容易”的标准，需要有一系列假设条件的存在，比如“特别选择平均工资较低的城市工作”。
一些表述也被认为不够严谨，且提供了较大的寻租空间。“国际知名、突出贡献、国际公认……这些都需要更具体的给出定义、制定规范甚至是实行量化。”刘超说，他对新条例的出台保持着整体积极的态度，“但需要完善，不能仅凭一个笼统的好意或者愿景埋下隐患。”
引起最多恐慌和反对的是第十七条。满足“家庭团聚”需求在全球各个国家的移民政策中都存在，在新条例中，第十七条规定中国公民及永居留外国人的配偶、子女以及年满六十岁的直系亲属在满足一定条件后也可以申请永居留证。
“这一条是让我最生气的，我坚决反对链式申请的存在，任何外国人都需要单独申请和单独审核。”2015年大学毕业后，隐舒留在广州工作。广州长居黑人超过30万，是亚洲最大的群体之一。他们之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获得了合法身份，一些非法移民通过撕毁护照留在中国，还有一些通过婚姻关系获得了新身份。
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隐舒对第十七条内容的强烈反对。小北和淘金是黑人在广州主要的聚居地，jason说他的朋友和同事们都提到过会尽量避免去那里，一些关于黑人的传闻在广州市民间流传，当提到此前广州发生的聚众事件，jason笃定这与非法移民有关，“来源可靠，我有内部消息。”
广州被作为一个典型的反面例子，用以佐证大规模“低质量”移民的进入会带来巨大的隐患。与其并列的还有欧洲正在面临的严重难民问题，郑若麟的一则关于法国难民的视频在微博广泛流传。
“难民和移民确实是不一样的。”隐舒承认，“但还是会非常担心。”一个矛盾之处是，这种担心的前提是所有人都坚信新条例的出台将带来大量外籍人士的进入。事实上，和带来“最难绿卡”的管理办法相比，新条例对申请标准做了细化，但并未放宽，甚至在诸如投资等领域做了更严格的要求。
信息更快流通是引发更大规模讨论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流通不仅仅发生在国内，同时也发生在海外。隐舒在微博看到过一些照片，非洲国家张贴各种海报宣传来中国的好处，其中有一些内容涉及婚嫁，表达露骨。
这种不安超出了条例本身，一连串事件被联系到一起，比如上文提到的广州的黑人问题，以及在过去几年不断宽松的留学生优惠政策。
由于曾提到可引入移民改善劳动人口不足问题，发改委专家杨宜勇和长江商学院高级研究员罗天昊在社交网络受到攻击。而新条例的出台，被认为只是进一步开放的开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jason说，“这就像是潘多拉的盒子。”
刘超最开始的态度算得上佛系。他是个80后，北京人，青年政治学院的求学经历让他对各种政治事件一直保持着关注，但也很少真的有发声的欲望。
“一开始我没有想到要写意见，或者说冲动没有那么强。”刘超说，促使他发生转变的是朋友的一句话。刘超的朋友来自新疆，大学俄语专业毕业后成为一名北漂，他问刘超：“哥，我在北京四年了，从来没想过落户北京，外国人有了永居留证是不是能给个户口？”
这让刘超感到有些难过，“我觉得得参与了，不然真的会后悔。”
刘超所强调的正是新条例受到广泛关注的另一个议题，即条例是否将导致“超国民权力”的出现。出于各种原因，从基层矛盾的处理到大型优惠政策的推出，外国人确实在一些方面享受着优待。
2016年，隐舒在中山大学工作，同系的一位老师将房子租给了在当地工作的黑人，双方因为房租问题发生了纠纷，老师多次向派出所求助无用。但是，在他停掉出租屋的水电之后，派出所很快出面希望老师能够恢复水电，“可能是因为不能破坏团结。”
隐舒至今仍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她在朋友圈转发了一则视频，视频拍摄于2010年，在北京复兴门地铁口，一位外国人试图强奸一位中国女孩未遂。“最后好像只是罚了几百元，也没有拘留。一个外国人怎么可以在我们国家这么放肆的犯罪。”
虽然并不能验证这个视频的真伪，但是她有着强烈的感觉，“我们没有享受到平等的待遇，反而比外国人还要低一等。”
“外国留学生的住宿待遇比中国学生好很多，还有补贴拿。”jason感到义愤填膺，他提到去年引起巨大争议的山东大学学伴事件，“语言不通不方便为什么不安排男学生，而要安排女学生伴读，他们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很难让我不想歪。”
新条例被普遍认为过分强调了永居留外国人的权力，而缺乏对义务的规范。另一方面，就像刘超的朋友所面临的，当中国的大部分城市，特别是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还实行着严格的落户制度，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险等公共福利对永居留外国人的开放是否会导致其获得超过本国公民的权力。
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博主在微博上传了一篇文章逐条分析条例中的具体法规，这其中存在一些错漏，比如将“常住人口”这一人口学统计概念理解为“户口+居住证”的简单行政组合。但担心不无道理，条例中虽然未对永居留人士的户口做出明确规定，但又表示永居留外国人可以享有公积金、义务教育、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多项社会公共福利。
大部分人对基层的执行能力有所保留，因而寄希望于法律本身做出严密规范，甚至到了抠字眼的程度。条例第四条中规定“在中国境内的永久居留外国人应当遵守中国法律”，“为什么只是应当呢？”隐舒说，“这个措辞让我很生气，遵守我国法律是底线，不应该是应当，而是必须。”
这种不平等感还有更深层的历史渊源，比如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隐舒认为在中国人民做出重大牺牲，以此为代价换得社会经济资源的发展后，却要将这些资源“拱手”让给外国人是有问题的。“教育是国家根本，连自己国家的人都没能全部普及，五险一金很多农村人都没享受，却平白无故地给到外国人手里。”jason说。
“社会稳定和资源分配不均是会实实在在影响到普通人的。”小酒强调，“我最关心的是权力是否平等。”
2014年9月30日，国务院总理在会见外国专家时指出要让外国人在中国拿“绿卡”更容易，来华开展教学研究、投资兴业更便捷，知识产权更受保护。
在过去几年，中国政府有意为在华外国人提供更多便利，以在经济、科研等多个领域带来有质量的外部活力。
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其中提到取消职务级别限制，放宽居住时限，同时放宽外国优秀留学生在华工作限制，为毕业后永居留提供渠道；2019年7月，公安部宣布扩大外国人才申请永久居留对象范围，放宽签发长期签证和居留许可的对象范畴；与此同时，包括长三角、成都、深圳等地在内，国家移民管理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复制促进服务自贸区建设12条移民与出入境便利政策。
一种撕裂出现在官方意识和民间意愿之间。不断开放的自由贸易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意味着中国要建立起全球主义的世界关系，但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19年，对于这一代年轻人而言，被写入政治课本的“全球化”似乎不再具有吸引力。
他们出生和成长于中国经济和国际地位飞速发展的20年，自信和优越几乎成为了一种底色。并且，无论是官方宣传，还是商业文化，这种情感都得到了充分引导和反馈。
尽管在人口结构上已经出现一些问题，但刘超认为这些问题靠中国自身依然是有可能解决的，而非立刻采取开放移民的方式。“错就错在我们还没有采用其他补救方法，就要采取极端措施，这是不负责任的。”
不同于以移民为基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美国，在独立完成经济和国力跃迁的中国，民族与国家的捆绑更加紧密。悠久历史下民族文化和内部共识的形成使得他们天然对“外族”带有警惕和抵触心理，近代的被殖民历史则强化了这种敌意。
在我们的接触中，可以发现相当数量的年轻人的潜意识里，问题的核心根本不在于中国应该以何种方式引入外国移民，而是中国永远也不应该成为移民国家。
隐舒的闺蜜比她的观点更偏激，她强烈反对条例中的每一条内容。在隐舒和朋友的小群里，对方转发了一条微博：“五胡乱华带来的血泪和教训历历在目，坚决反对这种养外灭汉的荒谬条例。”
不只是中国，全球政治正重回保守。民粹主义政党从国家政治边缘迈向舞台中央而大放异彩，无论是法国民主阵线、荷兰自由党、英国独立党还是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得胜利的特朗普，反移民和反全球化正在他们的推动下成为另一种意义上政治正确。英国全民公投中“脱欧派”取得胜利，美国在墨西哥边境建起高墙。几天前，保加利亚当局应希腊政府要求，打开大坝以阻止非法难民的进入。
这些都成为了反条例者支撑自己观点的佐证。中国还存在着另一种意义上的恐慌。从2月29日开始，在“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的话题下，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的官方微博“思想火炬”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他们往往还会带上诸如“天津60个国企混改项目股权拍卖”、“中国粮油控股市场化”、“十部委严控公立医院数目”这样的标题，认为新条例的出台是一场“和平演变”阴谋。
这些指控大多数缺乏严谨性，比如有人将申请条件中的“在中国境内从事公益活动，为中国公益事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曲解为放宽海外公益机构的进入。
但是，他们依然获得了诸多人的信任与支持，一篇分析文章认为新条例将“给双重国籍、假外国人大开方便之门，造成国家资产的流失”，有超过19万人转载了这篇文章，阅读量超过1046万。
阿夜转发了呼吁大家参与意见征求的微博，但她并没有真正阅读具体的条例内容，有人主动整理了一份建议稿，阿夜直接复制粘贴发送到了司法部的官方邮箱。
这是很多人的参与方式，一部分人甚至只停留在转发阶段，像是完成一次义务性捐赠，募捐者和监督人都是社交媒体首页的“好友们”。
面对这样一个同时涉及公民权益、民族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复杂问题，大部分的“深度参与者”也仅仅是阅读了条例原文，很少有人搜集更多资料作为参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针对条例中认为有模糊的部分提出质疑。”
大部人分不清试点的定义和法规的拟定流程，豆瓣小组里，有人还就苏州等地已经在2019年开展试点发出质疑，认为“这是先斩后奏，并不是真的想征求意见”。
谣言和曲解广泛流传。在一次会议中针对中国目前面临的人口问题时，杨宜勇认为“中国不能与印度和那些小国家比人口密度，有人提放开生育政策是错误的，中国人口降到七八亿时再放开生育完全来得及，实在生育率上不来，我们还可以引进外国移民”。这句话在新闻标题中被写成“中华民族复兴可能需要外国人来完成”，并广为流传。杨宜勇因此被挂以“汉奸卖国贼”的名号受到辱骂，不得不在3月5日，发布声明，否认对自己的不实指控。
不同立场让反条例人群内部阵营分明，各自为战。3月3日，脱离了事实本身，一种更情绪化的表达开始在抖音、qq空间等社区借助短视频、段子迅速传播。这些内容放弃了对现实生活和宏大叙事的讨论，用上“凤冠霞帔”、“十里红妆”甚至是“和亲”的意象，关注点也成了婚嫁这样的具体生活事项。
“阿中哥哥”、“挖掘机拟人打榜”之后，他们依然擅长以娱乐化的方式消解政治应有的严肃性，在抖音，“中国男孩保护中国女孩”的话题下，充斥着与之无关的男性自拍。
“中国女孩”冲上了当天的热搜，很快引起了“平权”人群的强烈不满。阴谋论在内部喧嚣尘上，认为这是“背后势力”转移矛盾的一种方式。在此之前，一份专业律师编写的意见稿被广为流传，但由于其中缺少第十七条的截图，被认为是故意放出用于转移视线。
一些人在这样的混乱中发现了商机。3月1日23：00，一个官方认证为搞笑博主，49分钟前还在转发搞笑段子的微博账号，发布了一条原创微博，带着“杨宜勇汉奸卖国贼”的话题标签，将名字改成了“只有五十六多花”，摇身一变成了一位反条例kol。
原本评论转发几乎为0的他，现在置顶微博的转发超过3500，评论超过3000条，有2.9万人点赞。
05 | 学会发声
2月28日傍晚，刘超发了一条朋友圈，贴出了可提交建议的所有渠道，并引用了鲁迅的话“有一点光就发一点热”。他说道，“我朋友圈里骂街的人居多，我一直在劝他们不如去正经渠道提意见。”
在我接触的人里，除了此前曾经参与过“离婚冷静期”意见征求的小酒，其他人都是第一次公开参与政治讨论。
对于普遍政治冷感，擅于消解严肃话题的中国年轻人而言，“中国绿卡”罕见地勾起了全民的参与和表达欲望。这一定程度上是由其独特性决定的，契合了民族主义的精神底色，又对大多人的现实生活产生了实际影响。
也不仅仅是因为如此，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在全国性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年轻人们保持了极高的情感浓度和政治讨论热情，围绕“永居留条例”展开的讨论就像是这种情绪下的又一次爆发。
长期以来，国家、民族和政权三者在中国高度统一，崇拜与热爱几乎融为一体，伴随着国庆70周年阅兵礼的举办，在“阿中哥哥”的称呼下，这种情绪在2019年达到顶峰。现在，他们又沿着这个高度统一的范式不断向后追问，试图重新思考自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这和立场无关，反对也不代表背叛。”隐舒说，在经历了堪称狂热的集体情绪之后，这可能是年轻人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学到的最重要的“常识”之一，“要用理智的方式把我们的想法反映给国家。”
反馈渠道的设置略显老旧，不够便捷。“三个反馈渠道其实都不太好用，网站的加载速度很慢，检索也不太方便；邮箱得不到任何反馈，连最基础的确认收到都没有；最后一个渠道是信件，我很好奇当今时代是否还会有人以信件的形式反馈问题，司法部又要怎样给予反馈。”刘超说。
jason没有号召更多朋友参与意见征求，他对意见征求能够产生的实际结果持保留意见，小酒在“离婚冷静期”的意见征求中投了反对票，但最终还是通过了，“不论结果如何，都要发声，发声的领地不抢占就只能失去。”
3月7日，司法部、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条例》在充分吸纳公众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之前不会仓促出台。国家移民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高度重视公众对完善境内外国人管理工作的关切。
与“永居条例”相关的多个话题目前已经无法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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