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瑄文

徐府坑裴家大院

岁月如流，人生似梦，转瞬早过稀年。蓦然回首，华发已经盈颠。忆昔童真烂漫，众兄弟，玩月花前。父母恩，长辈情，日日闪现。昏眸里，柴门犹记，庭院惹魂牵。

时间的流水带走了许多，也留下一些碎片，它们还可能被带走，比如我们的童年。人们再退休前会觉得它们可有可无，当你七老八十时，则会眯着双眼躺在床头，期待着大脑中可能会蹦出一点点小的火花 引燃起一段久违的往事，那种愉悦感真是妙极拉！甚至，突然出来的仅仅是一句不曾说过的乡音俚语，也会兴奋一阵的，此时此刻，我期待着完成这篇拙作的快乐。

一、徐府坑 裴家大院

开封城址变迁示意

图一取自建林送我的《开封市地名志》一书2000年版。徐府坑位于北宋皇城正南门宣德门外，皇城东南方附近，又据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由建筑历史博士李路珂编著的《古都开封与杭州》，金朝的皇宫正南门五门即承天门在新街口处，我判定徐府坑就在承天门外，相当于北京的天安门前数十米处，还判定北宋及金时期尙无徐府坑街，因为那里是宋，金的皇城根，是个黄金闹地，不可能有街道。

明代洪武元年三月 朱元璋的左膀右臂之一，开国元勋徐达领兵占领当年的汴梁，五月改称开封。朱元璋亲赴开封考察以选国都，最后定应天为国都并且改名字为南京，定开封陪都改称北京。1378年改南京为京师 正式定都，北京改回原名字开封，不再设陪都。朱元璋封五皇子朱橚为周王，并在宋，金故宫旧址上建周王府，这就是今天的龙亭一带了。这段取自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著作《朱元璋传》

徐达裔孙奉赦在今山陕甘会馆处修建府第，府第北部有一片水坑，我疑为是后花园所在处，这时才有了徐府街。《地方志》中（p51）写道：水坑“后来逐渐垫平，形成街道”，有了徐府坑街。这一段叙述有点粗糙。《古都开封与杭州》（p40）写道：“明末的洪水（指李自成1642年9月围攻开封三个月，官军决黄河大堤淹闯王，致城内37.6万人只剩3万人生还）淤塞了开封城中原用于排水的河道……城内的积水数十年（我计算为97年）未能排出，直到乾隆四年（1739年）开挖干河涯和惠济河，才逐渐将城内的积水排出，但在城内的低洼之处还是留下了几个大水坑，后来人们又纷纷在昔日的王府、贵邸所在地挖土觅室，捡砖盖屋，使这些地方日益低洼，形成湖泊。今天开封城中的潘、杨二湖以及徐府坑、包府坑、马府坑等都形成于这一时期。（我疑，李博士是否把后三

个也当成水坑了？）……道光21年（1841年），黄河再次在开封附近的上汎堡决口……包公湖、铁塔湖等，则形成于这一时期。”这就是说清朝时才有了徐府坑街。开封人平时都只说“徐府坑”，指的就是徐府坑街，街中确实有个“坑”，那就是我居住的“裴家大院”了，它应是那一大片水坑的一部分，我不明白为什么两次黄河大水淹城，没能将其填平？难道是人们深挖的兴趣集中在这里了？听说，2002年盖中城花园楼盘时，又有不少人来到已推平的裴家大院深挖，估计觅不到什么宝了吧！《地方志》（p51）写道：徐府坑街在市区中部，主街道东西走向，长418米，宽5米，街南侧有小巷通徐府街、

黑墨胡同、八府仓，街中有集贸市场称菜市（街）……

北书店街北口的四面钟交通岗

（今移至汴京公园内保存）

山陕甘会馆

（“圣地”之意指山西出个关公。原会馆的前半部是关帝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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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徐府坑的北半部已经改建为中城花园小区等，南半部也将改建，

住在中城花园的元虹妹家南窗外便是那个曾十分热闹的菜市。同住中城花园的文琰弟能指出我父一家所住位置，由他们看好我们的“根”吧。

文瑗哥手绘之裴家大院

图四中文字可能看不大清楚，其中说，据六姐元秀考证，此大院至少已有150年以上的历史了。中院显然是宅第的中心，北屋是上房，住有正房奶奶、三伯父及吾辈的大哥一大家，东厢屋住（张氏）奶奶、二大大家、五姑、大姐姐，六姐也住此，西厢屋北半部住我父一家，南半部住八伯父一家。大伯伯家住前院西屋，六大大一家住后院北屋。东院及前院的部分房屋及相应门面房出租。我所住的中院布局是很标准化的。20多年前我曾测量了它的大小，具体数字今天已记不清了，只记得东西与南北长度比接近“黄金分割”的0.68，还叹道“合乎美学尺寸”。甚至厕所、厨房的位置也很有讲究，厕在东北角，厨在东南角，这是按照“五行”学说设计的。科普作家陶本艿著《古代厕所文化》

有论述并写道：“按照约定，北为上，南为下，所以人们说的‘到北方去’是‘北上’，‘到南方去’是‘南下’，到厕所是‘上厕所’，到厨房是‘下厨房’。”

对于爷爷裴维信，我只有1947到1948年的点滴印象（他1948年去世，享年89岁）。个子不高，一脸“枯处皮”、手一直发抖还在写字的小老头，我看着他都有点害怕，不敢和他说话。他的孙子、孙女有32人，并不知道我叫啥名字，还是奶奶做的介绍：“这是老九家的文瑄。”他也就“呵呵”了两声就缩到床上休息去了，看着像个8、9岁的小孩那么大。再一个印象是，早上，有儿媳妇到其居屋“请安”和照料洗漱及喂饭，一日三餐这些都由各位儿子家轮流值日。

元秀姐查阅过许多资料及晚清档案，在2013年9兄18岁就当

月29日写给马跃的信中说爷爷“高寿，有才华，但是一生科举考试不顺，做官不顺……

善诗……虽有才华……他到51岁才当上了陕北的县长（知县），怎能与其兄18岁就当小京官相比（其兄后来做了顺天府尹、府丞——俗话说就是

的末代市长）？”

解放后，他的子女填写家庭出身很有意思，我爸与八伯父填的是“旧官吏”，十叔、十一叔填“地主”，二伯父最聪明，填“书香门第”，这个自报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也是父辈们始料未及的，我爸因“旧官吏”而谨小慎微，一有运动就紧张，其实他是个很清白的人。青年时在蚌埠干淮河港务，上司贪污，爸害怕就辞了这个肥差。老年退休了，到区里街道办的小厂当会计，厂长想方设法贪污，他又害怕，就又辞了工作。在这条街这个大院，我生活了17年，直到去西安上大学就一直居在外省了。在西安工作时，一位同事娶了位开封籍姑娘，我与她第一次见面互相寒暄时她脱口而出：“你是徐府坑裴家大院的吧！

不知道为什么被称作“裴家大院”，可能有两点，一是大院出了几位旧官吏，住了裴姓几大家，人也多；二是有四进院落，够大的。其实在“高度”方面也很大：前院地面较街道低2米，中院又再低半米，后院到东院渐次升高之后才与书店街取平。我甚至猜想徐府坑的街名是否与此有关？我怀念、留恋“根”，其实是怀念那些逝去的时光，无论是亲情、童趣还是艰难贫困，都深埋到了心中。

元秀姐在推倒的裴家大院前留影

二、战乱中的童年

1937年，日军控制了东北、华北与山东大部后，气焰嚣张，妄想三个月灭亡中国。从战略上说，必须先要打两个大仗：徐州会战与武汉会战。1938.3.28—4.8日日军在徐州会战的台儿庄战场吃了败仗，遂以六路大军直指徐州并于5.19占领徐州，近在200多公里的开封早已人心惶惶纷纷逃走（开封在6月份被日军占领），爸先随邮政局已离开开封。

妈怀我已五个多月。大约在四月底，大院裴氏十几口人“起旱”逃往鄢陵，那里有三爷爷裴维俊的大量房产，裴维俊曾是济宁知州，在鄢陵称得上是首富和大官。“起旱”就是乘牛车、马车、架子车或步行去逃亡，妈晕车，常常是步行的，元秀姐同往。到鄢陵后，她们又到许昌，可是爸已经去了洛阳，又奔洛阳“千里寻夫”。外婆带着舅舅从汴奔洛阳，中途乘船还遇到强盗，外婆信佛，双手合十，强盗见状只索要点钱物即罢。洛阳一直没被日军占领（他们忌“落日”），却遭到了日飞机轰炸。1938.11.13，我在城外一家德国人开的医院中降生了。

至今我还保留着一件周岁内穿的紫红色小棉夹，这是外婆从开封带去的一包小孩用品之一。元秀姐对我说，衣服上的绳带是年仅7岁的她缝上去的，按民俗，婆家是不能在上面缝带子的。小棉夹是后来邮寄来的，元秀姐在里子上写道：“此衣文瑄未满周岁穿，顺、淑、琮、琰、璞依次轮换第七、第八传铁山、凤山，完璧归赵，望瑄之子穿。六五年五月成都。”有了她的吉言，五个月后，我才有了

与林青的第一封通信，只是后来我俩的子女都没再穿这件文物级的棉夹。偶尔会给儿孙辈看看，他们会瞪圆眼睛“啊”大叫一声。

我们在洛阳住了不到一年，开封稍稳定些，和爸一同回到徐府坑。邮政这个行业哪个朝代都需要，日伪区与国统区还是通邮的，那时的中国邮政有点国际化或“外企”的味道，爸爸就又在邮政上班了。八大大在一百天前产下文瑗哥，他健康活泼，长得也好看；我不但瘦小，还很多天没睁开眼睛，一定相当丑。外婆天天为我擦洗眼睛，坚持一个多月，我才终于看见了这个纷乱的世界。八大大屋里墙上挂有我与文瑗哥一两岁时的合照，一看便知是两个坐在一起半裸的小男孩，可惜照片早已丢失。

1945年日本投降，我7岁。有些许记忆的：在东口常看到对行人检查“良民证”，在书店街北口还看到几个骑着大马耀武扬威的日本兵，十分吓人。直到十二、三岁，我还曾多次做梦，有骑大马的日本兵“哒哒哒搭”地在追赶我，后来有经验了，凡遇此梦境就用力睁开眼睛……徐府坑东口路东向南约七八十米处，有几间不是做生意的毛玻璃门面房，晚上会灯火通明，有乐声传出。胆大的小男孩扒在门缝朝里看。1945年似乎就没怎么打，开封便第二次获得解放。这一天离我十岁生日还差20天，十岁后便属少年了，这真是战乱中的童年，当然，这不会是童年时光的全部。

1944年秋，我在女师附小上小学了。低年级的教室十分昏暗，只有北边有窗户和门，其余三面都是墙，也没电灯。我从小视力不好，常常看不清黑板的字，给学习带来很大困扰，成绩可能在最后十名。四年级后，教室的光线好多了，我的成绩突然上去了，还令我意外地顺利考入全省最好的初中（省立开封市第一初中），入校以后的第一篇作文被老师看中而在全班朗读，于是我喜欢上了作文，天天盼着上作文课。

很感恩两位小学老师：四年级时的班主任刘九荣老师和上历史课的吴绪仁老师。刘老师刚从女师毕业，年轻、长得好看，热爱学生而且温情，她一人住在“西北院”入口处的小屋子里，常让我和两三个同学去她哪里打算盘统计成绩，我也开始听到老师表扬的话，一篇日记上批了：“……前途将不可限量！”我无形中学习进步了，还参加了学校的“小记者团”，性格也逐渐开朗。一年多后，刘老师出嫁到郑州了，同学们心里十分难受。对于吴老师，可以用“崇拜”来形容。一次刚上课，他便立即书写出几个漂亮有力的大字，几乎占满了黑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听他说为讲这一堂课，在书摊上

找了好多本书，至今我都能说出这次课的片段。他的历史课不但内容丰富而且有趣，绝对没有人开小差。他“随我”一路升入初中及高中，都教我历史，我喜欢史地课，与他是有关系的。他喜欢打篮球，矮矮胖胖，天天笑眯眯的。

在美国、加拿大生活60多年，已100多岁而今健在的五姑来信，从

一位长辈视角看到的我所写的那段时光。

2009.7.1给我的信：

从文瑄的相片上，看到、想到一个熟悉少年的面孔，岁月虽然已使您升格为祖父尊位，我脑中的印象，你还是在院中西屋进进出出的一个少年儿童以及记得长辈们呼唤您的声音！五姑（我）现在的样子，您是想象不到的！还是不告诉您吧！让您想着那么一个淡兰色阴丹司林布旗袍，直直的短发，米白色布鞋一尘不染的五姑吧！

2013.1.9给寿松的信：

我现在记忆中的裴家大院，还是从前那个样子，可是已经消失了，现在是座大楼，我想不出它是个什么样子来……我的记忆中，咱们的院中不是那么破烂的，我记得我小时候过年的场景：中院上房屋檐上挂了红彩绸，檐下两个大沙灯，屋内当门桌上一对大红烛，正中香炉带盖，盖上是一卧兽，从中可以冒烟，桌上十位祖宗牌位，十双筷子，十个小碗。全家依次磕头，向祖宗拜年，向长辈拜年。院中央，上供当天，方桌、香烛、九龙盘、宜兴瓷的九个盘子合成一圆形，上放点心、干果……请你想象一下往日家中的过年旧习。

从前交通十分不便，没有如今旅途那么方便，街道也泥泞不堪，我小时上学脚和脸都冻烂，很痛苦……

三、童友童趣

战乱中的童年，天真无辜的孩子们还是有自己的“童友圈”和童趣的。童友圈包括兄弟姐妹等以及年龄相仿的邻里孩子和同学，年龄相差大约2—3岁吧！我的童友圈有：文珑哥、文瑗哥、三毛哥（王廷柏）、海君表弟、元顺妹、慧芳侄女、智囊侄、王玉顺、苗法青、百两、大黑楚新和、二黑楚新顺、牛乐康，还有几个要好的同学如李继恺、李家宣、薛少琪、王明亮等，其中海君、智囊、大黑已故。我每次返汴都回到徐府坑一带转转，希望能碰到某个童友，再看看即将消失的徐府坑。

我小时不但体质差，功课一般，智力也只及中下等，手脚也有些笨拙，是个当小兵跑腿的料，跟着哥哥们“跑江湖”（玩）。非常佩服珑哥，他有大黑那么铁的“拜把子”兄弟，有王天宝那么知心的朋友。中学后的要好同学个个拔尖，他们的学习也都非常好，

令我十分羡慕。最佩服瑗哥手巧扎风筝、扎灯笼、刻图章，小小年纪就看出有很好的天赋，而且从来不慌不忙不急不躁，从不和人争吵。三毛哥住大坑沿，从小极具组织能力，他与珑哥是我们的小孩头，难怪他年纪轻轻就当了开封制药厂厂长，后来又到北京当大的制药厂厂长，还率团出访国外。珑哥清华建筑系毕业，凭他的专业水平和能力，早已是广西水利、电力勘察设计院的总工程师。这与今天说的要靠本事和团队、社交能力做

事不谋而合。

我只用“孩孩”称呼元顺，顶多叫个“小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改嘴了。她比我聪明，爸爸是个聪明的人，也喜欢聪明的元秀姐和元顺。吃饭时大人在里屋，小孩在堂屋，元顺会坐在门槛上唱：“一只大狼狗，坐在大门口，两眼绿油油，想吃肉骨头。”爸爸会捡块肉给她……那时子女还不多，邮局的工资还可以吧。我体质差，有一项特殊的优待，每天喝一碗百合汤，很小时由元秀姐帮忙剥百合，后来我也剥，家里买来兰州百合，在堂屋取下两块“八砖”，百合埋在土里保鲜。

海君、智囊比我小，印象深的是一起放炮，景凯见到我时常提到我领他到杏花园买“线炮”，那应该已是我的少年时光了，所以未将他列入我的童友圈。智囊童年早逝，我难过了很长时间。连同慧芳、慧珠等一大堆男孩、女孩，我们会分成两组进行比赛，唱着“你们要挑什么人？我们要挑***”，然后是“大鸡抓小鸡”……玩得十分尽兴而热闹，都不肯离去，大人三番五次地喊：“快来吃饭啦！”

和邻里男孩子玩的多是弹玻璃球（叫弹蛋儿），摔三角、斗鸡（jiu）之类，“技术性”强的我不行，比如弹蛋儿，玉顺、瑗哥弹的远而准，我就不行。“技术性”不高的，如摔三角，特别是斗鸡（jiu），他们多是我的手下败将。玉顺和百两都是苦孩子，玉顺父早逝，母改嫁，只和奶奶两个人一起过，全靠奶奶为人洗衣挣点钱，天天吃高粱馍，改善些时才会加点白面做成“一抓劲”或花卷。法青生母逃荒，将他卖给前院做生意无儿无女的苗掌柜，法青身上仍保持着贫穷农村的烙印，比如大便后从不用纸而是用个瓦片来“净身”的。苗家小铺在二楼，下面紧靠厕所，一次，我刚进厕所边感到“一盆热水”浇到背上，原来是法青站在上边已憋尿很久，等着有人进去……苗掌柜对他还不错，培养他上了开封师范学院，以后二老过世，法青到处寻找生身父母，听说一直无果。那个百两，是佣人刘妈（？）的儿子。一个棕黑壮实的小男孩，刚刚从农村进城，在徐府坑也只住几个月，我与他关系很好，刘妈让他喊我少爷，他虽然没太认真叫过，但我总感到百两有自卑感，小小年纪就很有心事，不像法青那么野。可能他的家庭是不幸的，刘妈人很好、勤快，百两父亲后来也在徐府坑住一、两个月，可能对母子有打骂，而自己不大肯出力干活挣钱，不像是个好丈夫。我十分同情这母子俩，可能由于我从小软弱，

我天生同情弱者，不喜欢百两父亲。

我和珑哥、瑗哥、元顺，会打fulhous，香港影视中会出现的一种扑克牌赌博游戏，可能很多人看不懂输赢，当然我们是从父辈那里“偷师”出来的。大人没多少娱乐，发工资后会小小“娱乐”一下。我站在爸爸身后偷看，一旦被发现就被撵走。

同样，也学会了打麻将。我们小孩当然不可能赌钱，只是真的娱乐一下，都是在寒假，开学就byebye

了。如果不赌钱，玩起来还真有意思。

李继恺家住龙亭前的午朝门，是第一次解放开封时打仗最激烈的地方之一。战后几天，他告诉我曾扒着门缝看大街上双方进进退退地拼刺刀，喊着“杀”跑来跑去。薛少琪家住徐府坑中部路北，一发炮弹（手榴弹？）将其北屋墙上打了个大洞……

童年的照片本来就十分稀罕，又过七十多年了，很难再觅得，就借用我这里的几张比较接近那个时期的照片吧。

我小学毕业元顺小学毕业慧芳读中学

珑哥、瑗哥和我（1968.8.10）

李继恺大学毕业参军了

小时候极少接触女同学，偶尔相处会感到不好意思，那时候叫做“分男女界限”。细想想，潜意识里还是喜欢长得好看的，有时还会扒在照相馆的橱窗前看坐着的美女照，好像还问过大人：“椅子边上为啥放个痰盂呵？”小孩的问题常常并不好回答。晚饭后，妈妈爱领我们到大姨家，要转过几个小巷，我就常问她：“月亮咋老是跟着我走？”她从来没给我满意的回答。今天，若让我来回答，也感到很难对五、六岁的小讲清楚。看来，我的脑子不一定很笨。爱因斯坦说（大意），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后者只是用数学和技术的方法即可。这样说来，长大后我选读物理系也是合适的，重思考，

轻技术。

童年的记忆里没有“孤独”二字，倒是玩的花样多多，童趣多多。一般并没有清晰的男孩玩啥女孩玩啥，完全可以“混打”一起玩（戴花、放炮是个例外）。

比如藏老闷儿（捉迷藏）、打雪仗、跳绳、踢毽子、用手玩“皮影”等。有的是女孩玩的多点，如拾子，踢瓦片（跳房子）、跳皮筋、丢沙包等。有的是男孩子玩的多点，如斗鸡（jiu）、打弹弓、打梭子、打水漂、打三角、打陀螺(delou)、滚铁环、弹蛋儿、抖空竹(抖ou)、放风筝(hao)等，用拼音写的开封话可能都有点道理，比如hao,即纸鸢，念快些就成了hao……我与元顺还常在大床上玩翻跟头、练倒立，总之，那时玩具多是自制的，不大花钱。儿时的童趣犹如含在嘴里的橄榄，嚼几下回味无穷，那些童年的游戏如暮色下袅袅炊烟一样，渐行渐远，只化作记忆里黑白的意象了。童年是一条小溪，那嬉戏的水花，永远开在生命的深处。

父母结婚照（所示为民国26年即1937年）

背景是北屋上房

父亲是祖父的第九个儿子，那时的称谓常用“字”而不用“名”，如父叫长侯，三伯父叫彤侯，八伯父叫翕侯。父亲有祖父的基因遗传，个子不太高（1.70m以下），皮肤好而白，大眼双眼皮圆脸，和五姑有点像（虽然是同父异母兄妹），是这一辈里的俊男美女吧！他是生长在没落的封建大家庭，是庶出，小时并没享受到好的教育，顶多算是初中生水平。他常对晚辈说，上学时连个课本也不给买。

和八伯伯同用一个手抄课本（所以他的字写得很好，邻里找他写“对子”——对联）。邮政是“铁饭碗”，收入不错，当年省邮局招聘十数人，他竟完全靠自己平时的努力从三千多人中脱颖而出，邮政的公文要求中、英文一式两份，他却能写得十分流利，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学英文的。1990年左右，我返乡看到柜子上有用粉笔写的英文，是辅导乐乐时用的，我出于好奇问过他，他没给我很明确的回答，我也不敢追问，他对我们有点说一不二，有封建大家庭的遗风。(本文初稿发给元秀姐及珑哥后，他俩都告诉我，爸与八伯父均上过“培文学校”，在那里学的英文。元秀姐还说爸运气好，考前他曾背诵一些范文，其中一篇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恰好就是考试的作文题！珑哥还

说，五姑告诉他，我妈是开封女高毕业的，后在静宜女中教英语，琴弹得很好，字迹秀丽。)但他确实是位好父亲，在正当年54岁时，母亲病故，为了孩子，他谢绝“再续”，一人既当爹又当妈，不但做饭，我还见他为小的弟弟缝补衣服。还教育我：“有女人向你靠，一定要躲开。”偶尔也会讲点趣事，比如，那时（1940年左右）社会不太平，他乘火车押运邮件是有不小风险的，他练就一身铁道游击队那样跳飞车的本领。妈妈胡敬如，个子较高，1.63左右，长相一般。三、四年前，五姑与我通电话时说：“你妈妈和我是同事（同学？）”，五姑是静宜女中的英语教员，我隐隐约约地知道妈妈也是个英语教员，学历在爸爸之上。他们的关系也不错。我一直记得，大概是我6岁左右时的一个夏天午饭后，我在屋里玩，爸妈并排靠在被子上说悄悄话。妈妈讲她在“华北”体育场参加中学生运动会赛跑，同学们都大声给她加油，爸爸说，你们女学生穿那

么少让人家看，不丢人呵……妈妈的字写得很有特点，我身边已无迹可寻，最后一次看到的是1967年我结婚时，元秀姐曾邮寄一个绿色缎子被面，上面有妈写的“裴元秀收”淡淡的墨迹，应是寄包裹时渗透进去的。上世纪60年代，正是全国人民大贫困的时候，说不定此被面还是妈妈结婚时从娘家带来的物品又转送给了姐姐。她是元秀姐的继母，1959年元秀姐带铁山来汴，铁山在开封住过一段时间。八大大对我说，恁妈可疼铁山啦。我想，男孩子淘气，大概是总怕铁山伤着。妈妈只活50岁，结婚25年生6个孩子，加上身体差高血压，1953年还中风半身不遂，另外，和三年灾害，长期吃不饱也有不小关

系。那两年，她拖着病身到郊外捡拾丢弃的菜叶充饥，省下点粮食给丈夫和孩子吃。一个中学英文教员，太可惜啦。生元淑时难产，接生婆在家中接生，我还模糊地记得她日夜的疼痛嚎叫声，元秀姐领着我、可能还有元顺到东口去，这可能是我此生最早的记忆。元秀姐懂事又能干，我长大后感到她像是我的半个母亲，她只比我大七岁……妈虽然有个不错的丈夫，但日子过得相当苦，一日三餐围着锅台转，晚上总是在小油灯下缝补永

远补不完的布袜子，有时还辅导我写作业，视长子的我为宝贝，童年时我与妈妈的感情好像超过父亲，可能是小时候我不大争气，长大后爸爸对我就非常好了，还常有书信来往。当我意识到爸爸已近高龄时，我开始保存他的信件，现在我有他的37封来信。下面摘爸爸逝世前2年的来信（1998.7.4）：得悉林青病情属于稳定中“稍有好转”，这是个吉人天相的好征兆，我从而得到将惦念的心情稍微放下……家务活既多且重，总是干不完，所以只可量力而行，莫求十全十美……”

爸爸妈妈与她生的六个孩子（妈的最后一张照片

元秀姐带铁山返汴

主要的亲戚（1938年春）

另两位是她大姐胡孝如和弟弟胡振久。图十五中，（自左向右）妈妈姊妹三个。后立的依次是妈妈（我还在肚子中）、大姨、舅母、舅舅、大姨夫、爸爸；前立的依次是二表姐、元秀姐、大表姐、舅家表姐墨君；中间坐的是外婆，抱着的是同去照相馆的佣人的女孩，最下边是三表姐。大姨夫是位留德的名医，工作地点多变，孩子的名字隐含着出生地，如在河南出生的大表姐叫景嵩，江苏南京出生的二表姐叫景苏，又是南京出生的三表姐叫景贤（南京有条贤人巷，可能是他的住处），以后的四表妹、五表妹都在重庆出生，叫景渝、景重，第六个终于是男孩又恰逢抗战胜利，叫景凯。大姨夫姚龙伯，满族人，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他家门外总是种着各式花草，春节拜年时还沿用满族习俗，平时倒是西装革履、中西合璧的知识分子形象。说话不多，我去他家时总有一句话：文瑄来了！”我感到他有些威严，其实对我们很好，为我们看病时，将医疗费用都记在他自己的账上。我家常年不断有二百二（红药水）等，也都是他买来的。大姨很疼爱我，可能跟我是妈妈的长子有关，这是母性的、母亲式的爱，他们对元秀姐和元顺也很好。大姨家比较富裕一些，妈妈常说“大姨家有两个糖罐，一个放白糖，一个放红糖”，十分羡慕。舅舅是很罕见的北大学生，善诗文，浪漫潇洒，似对当官的，对日本人都瞧不上，身上有着浓浓的像在文学作品或影视中出现的北京大学文科生那个味道。他爱给我们小孩买吃的，最常见的是

山楂串，偶有香蕉（那时是很贵重的，只有好的水果店才有售，像鲁迅小说中说的那样，用细绳高高地吊着……），第一次吃冰激凌也是他带我去的，吃得那个美妙劲至今难忘。他甚至会对我妈说：“你如果对小秀不好，我可不答应。”真是个好人。他的清高及较富裕的家庭出身，加上从省城到了小县城去工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频频的政治运动中，被错定为右派，从而坎坷至终。

八伯伯和爸爸

八伯伯与爸同在邮局工作，我总是见到他拿着水果刀吃苹果吃梨，平时言语不多。听说在他故去时，远在广西南宁工作的长子珑哥只取其水果刀作为永久的纪念。我在他80岁左右时，为八伯伯与爸拍了两张兄弟合照，背景是东屋窗外。

八大大与我家走动最频繁，很能干，喜欢看书和小说，讲起故事一个又一个。有个故事我印象最深：一个孝子的母亲病重，需要换心才能救活……经过千辛万苦，终于从口中吐出个鲜活的心来，捧到病榻前，母亲得救。有个副作用是，有好几年，晚上去茅房蹲在那里时，老想着这个故事，有点害怕。一次，在东屋石榴树下，八大大、妈、元顺和我，我习惯地对八大大说：咱爸爸……”八大大笑着说：谁是咱爸爸？”……我考上大学离汴时，她送我一个锥子和缠线板，锥子一直用到去年才不知道怎么的找不到了，我非常希望它能突然再现。由于和八大大特别近，我每次回汴或赴京（八姐住在北京医院的宿舍，就

在原来的罗马尼亚大使馆近旁）都去八姐处看望她老人家。90多岁后，她不大出门了，还常倚在被子上看书，我问她：怎么想起来要送我一把锥子？”，她说：不记得啦……咱家寿彭不是朋，彭是你们徐州，有个彭祖活到八百岁……我就喜欢吃糊涂面条，保姆说我老糊涂……”还是那么睿智和风趣，这是我最后一次探望八大大。二大大是个和所有裴家人都很亲的人，从来没见过她发脾气。儿时总感到她发音很怪，把“我”说成“恶”，把“水”说成“费”，原来她是陕西人。我长大后，只要在郑州停留几小时，都会跑去看看她，她对裴家来的人那个亲劲，我真难用文字表达。同住东屋的五姑和大姐姐都很漂亮，谈吐文雅，卧室里张贴着大姐姐画的竹叶和梅花。有一

次听她们几个人说，在街上看到很多白俄，我一直认为是白鹅。

印象中，“上房”的物质生活比我们好，每天早上，大院对面的铁良会送来香喷喷的“回锅”油条，夏天，院里水井中有上房放进去的西瓜（降温），包饺子的话，三大大或大嫂总是端一碗送到各门尝尝。三伯伯是这几个兄弟的“中心人物”。吾辈老大的大哥名叫文琥，他和前辈一样还有“字”，其后的兄弟们有的也有字，但实际上就只用一个“名字”了。我是他的第十二个弟弟，年纪差很大，不会玩在一起。我从小就很同情后院的六大大，六伯伯与我爸是同父同母生，早已过世。六大大常到家里与我妈说点知心话，手里总是捧着个水烟袋，反映出她的痛苦、无奈与艰难，经济上一定十分拮据。前几年到三姐家，三姐说：“我小时就喜欢画画，连一支红兰铅笔都买不起。”六大大的两个儿子，我的三哥与五哥，又特别“捣蛋”，六大大会将郁闷发泄在他们身上，我见到五哥被捆在洋槐树上……一年过春节，大人小孩都在中院放炮，

我爸是个“能人”，他放的“起火”直冲云霄，三哥放的起火只在地上跑，六大大站在上房台骂着：“你就会乱窜，都是‘出驴屁’，都不能跟恁九叔学学！”七姐功课特别好，做饭时，一手拉风厢。一手拿着书读，几十年后，她出版的自传体著作“生命的活花”异常感人，催人泪下。

前院住的大伯伯一家好像是后来才搬到徐府坑的（？），大伯伯像是个落伍于时代的旧文人，大大是常州人，十分精明受人尊敬，聪明的四哥、五姐长得英俊高挑，有点“洋气”。四哥爱逗我们小弟弟，口中还常冒出几句英语来。他晚年患癌症自知不久于世，还专门从上海给我打长途（估计还有散在各地的亲人），仍然是那么潇洒、乐观的

语言和声调。

裴氏三十来口人住在这个大院，能和睦相处几十年近百年，实属不易；而且长寿者多。这和家族诗礼传家、重视教育有很大关系。很值得说的是几十年都善待邻里，口碑颇好，从来没听说过家里有人与邻居吵架的。对有困难的玉顺奶奶，不收她的房租任其长住，街东口有四五个卖菜的摊主，他们每天来中院井中打水，晚上把没有卖完的菜堆放在前院，裴氏各家从来没有动过一根葱一头蒜……邻里对我们也好，特别是下大雨后，前院和中院都成了水坑，有时不等雨停，就有几个热心的青壮年来，架起白铁皮做的水槽和管道，喊着号子排水，裴家多文人书生，倒成了配角，孩童们兴奋极了，端着

盛水脸盆跑，全身湿透……“主角”干完后自动散去，顶多是抽一支烟而已。

父母对子女的爱，常常是以“吃”来表达的，那时“穿”还是次要的。“治大国如烹小鲜”，在“烹小鲜”上，爸爸是个高手，这可能和他年纪轻轻就在外闯荡，干淮河

港务、跑邮车，后来还在宁、沪干过，见多识广，外婆家又有浙江背景，都有点关系，

而且他喜欢钻研和实践，不满足于只是个红绕肉，即使是做个平常不过的白菜汤，最爱放上三四个虾仁。若炖鸡汤，只放少许盐，他讲究清淡，保留原味，所以最忌做菜时放酱油，他做的汤特别好喝。下面说几个我家的“招牌菜”吧！

1.油茄子：立秋后，买来三十斤拔秧小茄子，蒸熟晾干备用。一般是在过年前，将干茄子水发后凉半天，后适当油炸，用加有虾仁的鸡汤小火焖上2个多小时，收干即可，这时三十斤的茄子大约只有三斤了，可以吃上十天，留一点元宵节时用。全家人都喜欢吃，和红楼梦“贾府的茄子”有异曲同工之妙。

2.凉素丝：元秀姐说，她出差到浙江时曾吃过，此菜似是浙地小菜。我母亲与她的生母均有“浙江背景”，遂成我家之“招牌小菜”。用料：炒好的芹菜梗段，不要过头要生脆。杞县胡萝卜切成丝（此物味道特别好，这是用的开封当地食材），上好的黄豆芽稍炒熟，当然还可放入自己喜欢的其它食材但必须生脆，最不能少的是一定要放点虾子

提味，另外是糖、盐、少量醋，过去的人是不大用味精的，现在再做恐怕会放少许味精。此菜价廉物美，色香味均好，入口酸甜适中。

3.八宝饭：爸爸做的很有特色，远胜今日市售产品。用料与一般的也差不多，但必

须上好，加工时又必须有足够的耐心。莲子去芯仍完整，特别是红枣，去皮去核还要保持完整，红枣是成败关键，碗要用肉皮或猪油擦一擦以便扣碗时整体滑出，红枣等物摆放十分漂亮而充盈，糯米是要经过二三道工序的。当一盘八宝饭端上桌时，简直像个艺术品，它充分显示了“慢生活”的乐趣，每次做八宝饭大人小孩折腾一个晚上还只是个半成品，食用时还要充分蒸透才好。

开封是个著名的“吃货”城市。夜晚，在街上总能看到电石灯下的野兔肉，马灯下回民卖的堆成小山一样的压紧的熟羊肉（削成薄片吃）…爸爸偶尔会捎回陆镐荐的酱肉、马义兴的鸡爪但不大会是整个一只鸡。平时，能沾点肉味就不错了。全家五、六口人，买一斤肉配大白菜吃饺子，全家乐呵呵，还剩点馅，再加棵白菜，就又吃了一顿饺子。我和孩孩会抢着吃用两张面皮包成的“老鳖”，却不知道那是馅不够了偷工减料的，更会希望能吃到包着铜钱的饺子……妈妈用便宜的芥菜（雪里红）或大头菜切成丝，加几根肉丝或油渣，就是个荤菜，大白菜里有几块豆腐就是很高级的素菜了。我喜欢吃麻豆

腐，原料好像是做豆腐的下脚料，炒时加点油渣，提高水平时会加点藕丁，由于有“油水”，好吃，做上一小碗，我省着吃三、四天，好像是妈妈特别为我做的，孩孩不来抢。一年很少能吃到点心，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吃过鸡蛋糕，只是过年时才会买上一斤包耀记的“南糖”，这是我知道的最高级的点心了，就是麻片、花生糖、糖蜜角和最好吃的牛皮糖混装在一起而已，我都是一次只咬一小口。妈妈有一次带我去相国寺，在一个高大烟囱下的包子铺，第一次吃了极甜的豆沙包，我能记住这件事是因为太好吃了。十几岁后我弄清了那个铺的位置在相国寺西南角，相当于今人民会场后边。我们小孩也会自己改善生活，冬天围着煤炉烤粉条，夏天抓个“知了”用泥一包，放在炭灰里烤熟吃（今

天即使是油炸的，我也有点怕吃）……有一种早餐是最好吃的：昨天晚上吃剩下的捞面条，第二天早上倒在铁锅里用碗盖住闷上十来分钟，再翻倒过来时就是一个有焦黄壳的“极品早点”啦！

“腊八、祭灶，年谢来到，小妞戴花，小小放炮”，童时的歌谣一辈子不会忘，童谣里为什么没有吃的盼望呢？小孩子们最想过年，也最想能吃到好东西，大人过年主要也是为自己的孩子过年，围绕着“吃”做足了文章，累弯了脊梁。为什么要生一大串儿女？儿女是他们的骄傲和希望，是他们的“宝”，孩子们也成了亲如手足的兄弟姐妹。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一辈子里能与父母朝夕相处的时光主要是童年和少年时，成年后，像我们这样在外地工作的人，不当老师的话，平时一年有半个月相聚就很不错了，假设

父母高龄活到八九十岁，总共也只有不足两年的相聚。

常言“父爱如山，母爱若水”。“上善若水”，善的最高境界是如水一样，无私无欲，至低至柔，水无形却无处不在，有水才有生命。所以我们要谢天谢地谢父母。父母的一串葫芦娃是父母的一串宝，一串珍珠项链，彼此就是要手拉手，互相照顾，一个不能掉链。当儿时的酸甜苦辣已经飘散到只剩下影影绰绰，那些记忆似乎也只剩甜美和怀念了。到外地上大学或工作的人有时被称作追梦的人。我在徐府坑住了十七年，1956年9月初的一个晚上乘火车赴西安上大学，此后一直在外省的我逐渐知道，拔脚迈出故土的那一刻，乡愁就已镌刻在心深处。尽管故土不一定很美，开封无山可玩，水也不算多，但那又怎样呢？再比如乡音，开封话不一定很好听，但乡音俚语方言也是久违的乡愁。当在纷杂的农贸市场里，听到与普通话不搭界的乡音吆喝，恍然走进家乡的集市，当听

到一个人把“昨天晚上”说成“夜隔黑”，立马会感到这是个老乡。“开封第一楼”在徐州开张，我携全家去捧场，老板听我能讲开封话，让服务员送来一笼热气腾腾的“供品

尝”小笼包。

赋小诗一首

乡愁

豫地有我童年的土炕，

外乡却是我一生奋斗的疆场。

我的青春，

已化作那里的山水，

我的爱，

已在那里生长。

我把家安在了他乡，

汴京却长眠着我的爹娘。

曾风尘仆仆前来拜望，

可再也回不到出发的那个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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