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江影评

影片简介：

毛特豪森集中营，是欧洲最大的集中营之一。这里曾关押了超过7200名西班牙人。一名叫弗朗西斯科·博伊克斯的西班牙摄影师，在二战期间也被关押在毛特豪森集中营中。由于拥有过人的摄影才能，被纳粹军官选中成为了集中营内的摄影师，为德军军官及犯人拍照记录，深受德军的信任。

凭借着摄影的手艺，弗朗西斯科·博伊克斯为此躲过了很多的苦役，也见证了无数无法消失的罪恶。那些定格在胶片上的罪恶证据，无声的控诉着这非人的一切，人性的践踏中生命如草芥一般的被杀戮摧毁。这一切让弗朗西斯科·博伊克斯萌生了要收藏记录着德国独裁者罪行照片的胶片的义举，他坚信正义总会到来，罪恶必将受到审判。

二战后期，当德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之时，毛特豪森集中营也将面临遗弃。在临走之前，德军下令焚烧所有文件资料及照片素材，试图销毁残暴的罪行。而弗朗西斯科·博伊克斯在面对德军的严密监控下，机智勇敢的将大量照片底片保存下来。

随着1945年盟军解放毛特豪森集中营，弗朗西斯科·博伊克斯开始了另一项工作：搜集纳粹的罪证。最终他找到了超过2万张照片，相当于负责拍照的囚犯工作组拍照总数的三分之一。在纽伦堡审判和达豪审判中，博伊克斯出示了其中最具有冲击力的照片---照片中囚犯的尸体上布满弹孔、一息尚存的囚犯也是瘦骨嶙峋…这些都是纳粹大屠杀的最有力证据。

因为有了弗朗西斯科·博伊克斯保存和搜集的这些照片和底片，最终使德国纳粹的残暴行径大白于天下，让这里洒下鲜血的生命得到安息！

《集中营里的摄影师》是马尔·塔加罗纳执导、 罗杰·丹尼斯 / 阿尔弗雷德·佩雷斯·法阿尔斯编剧，由马里奥·卡萨斯 / 理查德·范·韦登 / 阿兰·埃尔南德斯 / 阿德里亚·萨拉查 / 爱德华·布赫 / 斯特凡·韦纳特 / 弗兰克·费斯 / 卢卡·佩洛斯 / 玛卡蕾娜·戈麦斯 / 丹尼斯·乌伊洛基 / 玛丽安·科奇什主演的战争历史传记片，于2018年10月26日在西班牙公映。本片改编自真实事件，由真实事件遗留下来的老照片进行串联剧情，《集中营里的摄影师》用冷静的“旁观”角度，不再以正义与邪恶，而是以人性来判别人类的行为，把残忍一片一片撕给观者，呈现出这个世界更为复杂多变的意识形态。

二战期间的毛特豪森集中营，共有199,404名囚徒遭到囚禁。其中，约有119,000人死于恶劣的环境、精疲力竭、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其中包括38,120名犹太人，还包括至少5名中国人。而这5名中国人，有2人死于集中营，死因一栏中写的是“血液循环不良，急性结肠炎”。这是集中营档案中常见的一种死因，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还有一名幸存者在集中营被解放5天后去世。

二战结束后，毛特豪森集中营被改建成纪念馆。在发现遇难者中有中国人后，中国政府以中国驻奥使馆的名义在这座集中营为遇难同胞立碑。2003年5月11日，毛特豪森集中营举行了中国遇难同胞纪念碑揭幕仪式。深色的大理石纪念碑上镌刻着：“纪念在此集中营遇难的中国同胞”。

《集中营里的摄影师》中弗朗西斯科·博伊克斯的历史人员原型，应是《奥斯维辛的摄影师：威廉·布拉塞的生活纪实》一书中记录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威廉·布拉塞（1917-2012）。威廉·布拉塞，一位波兰摄影师，于1940年8月31日被纳粹逮捕，随后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编号3444。自1941年2月15日起，他被调入鉴定科，被迫为党卫队拍摄照片，不仅包括犯人的档案照，而且还记录下臭名昭著的“医学试验”。透过取景器，他看到的是瘦得皮包骨头的犹太儿童、用于“人种研究”的赤裸着身子的犹太少女、用于“医学试验”的双胞胎……是一双双充满恐惧的眼，一张张去日无多的脸，而他能做的太少。

1945年，当苏联军队逼近奥斯维辛集中营时，布拉塞被要求销毁所有照片，但他冒着生命危险保留下大量底片，如今成为见证奥斯维辛历史的珍贵资料。但布拉塞却再也无法端起照相机，因为那些恐惧的面孔总出现在取景器中，挥之不去……

现如今的胶卷记录着我们的美好生活，记录我们现在难忘或值得铭记的点滴时刻。而这部影片中，胶卷记录了一个个无助又绝望的人。

《集中营里的摄影师》中，每个被关押的囚犯，都通过囚服上的三角标识，来划分不同的阶层与权力等级。第一波被关押的囚犯，主要以罪犯、杀人犯等法外者组成。他们化身为德军的忠犬，利用手中的棍棒来向他人宣告自己拥有暴虐的权利。

而弗朗西斯科·博伊克斯的胸前则是一个蓝色的S，象征着在战争中失去国家、自由、尊严的无国籍人士。这些人才是整个集中营的“中坚力量”，苦活累活的包揽者，而且每天都在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较为独特的阶层符号在影片的一开始就交代出来，将集中营等级森严的残酷性，通过这三重阶级互相依存并剥削的关系，表达得非常直白。

在毛特豪森集中营，一共有35种死法：进毒气室、注射毒药、被冻死、被狗活活分尸...

各种变态的医学实验，无人性的劳作，动辄的毒打残害，难以想象这些非人类的行径是怎么想出来的；

纳粹拿枪，逼着囚犯以最快的速度冲上死亡阶梯累死，以此取乐。

虽然和大多数被折磨、残害致死的无辜受害者相比，弗朗西斯科·博伊克斯的运气和专长为他在集中营里赢得了略好一点的待遇——至少他活下来了，甚至表现好的时候，德国长官还会破例“奖励”他让女战犯陪他…但归根结底，在被关押的五年间他仍然是一名囚犯，所以弗朗西斯科·博伊克斯自始至终都没有，也不太可能用记者或纪录片导演的视角来记录毛特豪森的方方面面。他的任务只是完全按照党卫队小队长的要求来拍摄犯人的档案照。

要求如下：

“男性犯人，需整洁剃须，脸上不能被人看出来有被打过的痕迹，也就是说不能有青紫斑块或者青紫的眼眶，也不能有化脓的伤口。凡是有上述特征的犯人，必须被遣回，先把伤养好。”

对于符合要求的犯人，布拉塞被命令为他们每个人拍摄三个角度的肖像照，分别是正面、侧面和正面但头转向右前方。

与之对比的，是爱好摄影的德国长官在集中营的户外拍摄的真实照片。弗朗西斯科·博伊克斯本人对这样的照片也有难以磨灭的印象：

冰天雪地里，男囚犯们赤身裸体站在户外，德国长官慢悠悠的拍摄；

雪地里横七竖八的囚犯尸体，德国长官进行多角度的拍摄以此证明这些囚犯是因为逃跑而被击毙，可弗朗西斯科·博伊克斯发现所有尸体都是真面遭受的枪击，根本不是逃跑…

正是这样的比较给了我们观者一个提示，即我们不应该在脱离了历史背景的情况下，弗朗西斯科·博伊克斯拍摄的犯人照在效果上是无法承担这样的功能的——它们单调、平凡，又充满了德国人赋予的自相矛盾与谎言。弗朗西斯科·博伊克斯留下的这些犯人档案照，与其他证言相比的特殊之处恰恰在于它们是完全按照德国人的要求来拍的，在于它们的功能意义需要被彻底限制在按照德国人的想法来“说话”的范围之内。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悖论，但又的确是弗朗西斯科·博伊克斯的照片给予我们后人最大的启示。

德国人很清楚，让历史、新闻为自己所用最好的办法并不是沉默不语，而是按照自己的需要为所要叙述的对象虚构一段像模像样的历史。毫无疑问，犯人照记录了真实的人，有着真实的姓名，但他们却要求弗朗西斯科·博伊克斯在拍照时做严格的“筛选”工作，比如只能是男性（后来这个要求被打破）、整洁剃须、脸上没有伤痕，更明显的是死亡原因一项，不论犯人是自杀身亡，还是被虐待致死，他的死因一定只能是从自然死亡的清单中选出的一种：心脏病、肠胃炎恶病体质……

德国人就是用这样的办法一丝不苟地制造了一段又一段虚假的历史：有给他国看的历史、给德国公众看的历史、还有供内部查阅的历史。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在1945年1月，苏联人日益逼近奥斯维辛的营地时，鉴定科的头儿瓦尔特会火急火燎地要求销毁科里所有的文件和照片，因为其中还保存了只能给党卫队的高级军官查看的内部文件，苏联人如果攻占可能意味着这些照片会被公开。

历史上的恶行是需要被铭记的，《集中营里的摄影师》既是一种纪念，更是一种对未来的警示。当我们看过了《夜与雾》、读过了莱维的三部曲和威赛尔的《夜》，再来看这部带有传记性的电影，无论它的剧情多么的寡淡，演员的演技未将人物刻画的完美和到位，都已不再是问题。那样的一段历史不需要叙述太多，一款胶卷便可以说明了一切。

弗朗西斯科·博伊克斯拍得是历史，不是照片；弗朗西斯科·博伊克斯扛起的是生命之光，不是死亡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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