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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丰三年（1080年），神宗诏校孙、吴和《尉缭子》等七部兵书，并付梓刊印，此即《武经七书》。后世的《尉缭子》也大都以此为蓝本，今本也是如此。《尉缭子》今存二十四篇，与宋本相同。但《汉书·艺文志》中原有兵形势《尉缭》三十一篇，下无注释；杂家类有《尉缭》（子）二十九篇，班固自注“六国时”，其他关于这两部名称相似、相近著述的作者及成书年代等问题，班固并未作任何说明。而班固未对兵家《尉缭》进行注释，不知是否因为其开篇首卷即已明言“梁惠王问”之故，似班氏觉已再无必要赘述之，我们现已不能而知，只能略作揣测。

《汉志》后，《尉缭子》竟也再不见著于史书。及至唐初，《隋书·经籍志》只见一部《尉缭子》，共五卷，其下注：“尉缭，梁惠王时人”，首次明确指出了该书的作者并其时代，是战国前期与魏惠王同时的尉缭所著，同今本首篇第一句“梁惠王问尉缭子曰”相符。南宋以后，疑古风潮渐起，学者们从对该书真伪的论辩到“杂兵之争”，再到作者及成书年代的争辩。尤其是20世纪以来，自梁启超将《史记》中关于秦国尉尉缭这条史料引入到讨论中后，“成书年代”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这个问题之所以复杂化了，是由于“年代问题”由原来简单地“成书年代”一个问题变成了“成书年代”和“作者时代”两个联系且相对独立的问题。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以秦之彊，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愍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而李斯用事。”

二尉缭说

梁启超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一书中说到：

《四库提要》云：“《汉志》杂家有《尉缭》二十九篇。……兵形势家实别有《尉缭》三十一篇，故胡应麟谓兵家之尉缭即今所传，而杂家之尉缭并非此书。……特今书止二十四篇，与所谓三十一篇者数不相合。则后来巳有亡佚，非完本矣。”梁氏案：此论甚是。但今本是否即兵家尉缭原书，尚未敢深信耳。《史記·秦本纪》云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其计以散财物赂諸候强臣，不过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据此可知尉缭籍贯及時代。《初学记》、《太平御览》并有引《尉缭子》又为今本所无者，其言又不关兵事，当是杂家尉缭伕文。然则此二十九篇至宋初尚存矣。

梁氏于近代首倡“二书说”。他首先同意《提要》的观点，认为今本就是《汉志》的兵形势家传本，只是古今篇数不合，可能是在后世的流传中有所亡佚，非是当时全本。他还认为向秦始皇献策的国尉尉缭是今本的作者。如《初学记》等所引的《尉缭子》逸文不关兵事，当是原杂家书。至于作者是否为一人，梁氏虽未明说，但观其所言似认为另有他人。

顾实在梁任公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二人二书说”。他在《重考古今伪书考》中谈到兵家《尉缭子》时说到：“《汉志》兵形势家《尉缭子》31篇，今存24篇，而佚其7篇。……又《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有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距梁惠王、鬼谷子时已甚远，当別是一人。”他在谈及兵家书时，认为秦尉缭当別是一人,显然他并不认为兵家书的作者是秦国尉缭。在讨论到杂家书时，他说：“《初学记》、《御览》引《尉缭子》并杂家言，是其书唐宋犹存。《史记》曰：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其计以散财物、赂諸侯强臣，大过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此当为杂家尉缭，非梁惠王时之兵家尉缭”。综合前后文字，可知顾实的结论是梁尉缭是兵家书的作者，秦尉缭是杂家书的作者；他们是不同人且拥有不同的著作，二人著二书”。

颜师古引刘向《别录》曰：“缭为商君学”。郭沫若将这条注释也引入到对尉缭的研究中。他指出，“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是在不韦免相的一年，他是秦王所十分敬礼的，致衣服食饮与缭同,而且卒用其计策。这位先生是有著书的，今存《尉缭子》二十四篇，内容系言兵，当即《汉书·艺文志》兵形势类《尉缭子》三十一篇之残，但系依托。又《艺文志》杂家有《尉缭》二十九篇，《注》云“六国时”。……可惜这书已经失传了。但他是法家的一点，由秦始皇喜欢韩非子的书也可以作为旁证。”[2] 他认为刘向《別录》说尉缭是为商君学的，是属于法家系统的，并且和《韩非子》相近，所以始皇才对尉缭十分敬礼。至于兵家《尉缭子》，今仅存二十四篇，且系依托。抛开真伪之辨，可知郭沫若也是“二人二书说”的支持者。

1972年银雀山汉简本《尉缭子》出土以后，《尉缭子》又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华陆综和钟兆华均认为与梁惠王问对的尉缭，和曾任秦国尉并向始皇帝献平灭六国之策的尉缭二者相距百余年，不当是一人，就是梁惠王末年到秦始皇十年，也有八十二年的时间，[3]从时间上推测，钟兆华认为那位任秦国尉的尉缭，如果不是《史记》有误的话，该当是另一个人，并非今本《尉缭子》的作者。[4]

袁宙宗认为梁惠王时与秦王政时虽有同名的尉缭，但二者时代相距一百余年不可能是一人。他指出，梁惠王元年为秦献公十五年，周烈王六年，西元三七〇年，他假定这时尉缭才出生，年至三十许而见梁惠王，是时正当魏国多事之秋，魏与齐战，太子申死之，将军庞涓亦死之，上下震动，尉缭深通兵法往见梁惠王，约为惠王三十年，西元前三四一年，下至秦王政十年中间相距一〇四年，尉缭绝不可能活如此之久。[5]

马非百言今本是属于军事性质的兵书。然《隋志》录有杂家《尉缭子》五卷……[6]《古籍论丛》也认为梁惠王的死距秦始皇十年已一百零三年，不可能是同一人。[7]刘先廷也具体的指出梁惠王死（前319年）距秦王政十年（前237年）相隔82年，不可能是一人。[8]沈福林也认为不可能是一人，因为二者相隔至少八十年以上。[9]

《中国军事史》第五卷兵家卷在认为二者不会是同一人的同时也给出了“编写组”的理由：首先，秦王政比梁惠王更为显赫，显然与梁惠王问对的尉缭是真实存在的而不会是托古；其次，今本书中反映出山东六国意欲图强；此外，今本书中多次颂扬吴起……。[10]

《辞海·中国古代史分册》也继续着梁、顾之余绪，同样持“二人二书说”。认为梁尉缭所著为兵家书，秦尉缭所著为杂家书，且今本为梁惠王时尉缭所著兵家书。[11]按《史记?秦本纪》还载有尉缭见秦始皇事，时为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6年）。此年距魏惠王卒年已有83年,故这位到秦国游说的尉缭与对魏惠王讲兵法的尉缭不可能是同一人。更重要的是《尉缭子》在陈述政见和用兵主张时，反复强调农战和“修号令”、“明刑赏”、“审法制”等思想，反映了包括魏国在内的山东六国在商鞅变法以后，力求在本国内实行变革以达到富国强兵的要求。这些政见拿来献给力求改变国势不振、招贤纳士以图中兴的魏惠王，是比较适时的；如果献给国力已强、对山东六国已展开兼并之势的秦始皇，则属无的放矢。而那位劝秦始皇用三十万金贿赂各诸侯国豪臣的尉缭的主张，在《尉缭子》又不见提及。因此，含乎逻辑的结论是《尉缭子》一书的作者不应是《秦本纪》所记的尉缭。[12]

潘俊杰认为当以常理推之，尉缭作为一个刚入秦的魏人，仅献上一条计策，就被秦姶皇委以重任。对“布衣"的尉缭，泰王“衣服食饮与缭同”,谦卑尊敬至极，其地位亦在李斯等人之上，尉缭受到如此隆重的礼遇和重用，有一种解释是:或许魏惠王时期的尉缭与此尉缭即为同一人，此时年老的尉缭虽退隐多年，贱为布衣，但凭着年轻时在魏国威震四海的战绩和卓越军事才能被秦始皇赏识。[13]假设这个解释成立，我们不妨来推推他的年寿。秦姶皇十年（前237年），上距梁惠王卒年（公元前318年）81年。如果魏惠王时期的尉缭二三十岁左右的话，那么到秦始皇十年时，尉缭已过百岁。似乎有悖常情。但徐勇先生比较倾向于相信，他说，尉缭有无可能在不到二十岁时就与梁惠王答对并且有卓越的见解？潘俊杰认为这是可能的。有无可能活到九十岁并以高龄人秦？他认为不存在否定这种可能的理由，虽然他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也曾产生过质疑，但其云其业师赵逵夫先生建议他以常理考之，是非即可明白：如果推断尉缭在二三十岁为魏惠王献计献策这个事实成立的话，到秦姶皇时期，一个过百岁的老人还有没有精力担任秦国尉？或者说还有没有能力为秦始皇出谋划策？故而他认为赵逵夫所言极是。因此，百岁尉缭的说法恐不能成立。[14]并且以今本开篇提示的以刑法制天下的思想来看，先秦当是有两个尉缭。[15]

张秦洞还认为，该书中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值得我们关注，就是尉缭对儒家施政主张也有精到的研究，在书中《原官》、《治本》等篇中对儒家的政治思想进行了阐发，而这一特点与战国时期的另一著名人物吴起十分相似，而反映吴起主要思想的《吴子》一书，即是融兵、法、儒诸家之说于一炉，这与《尉缭子》的兼收并蓄可谓异曲同工。故而可以推测尉缭是梁惠王时代的人。[16]

笔者曾综合考论各家之说，论证了今本从兵形势概念来看当是原《汉志》兵家《尉缭》，认为杂家《尉缭》疑是秦始皇时尉缭所作，并且指出了志书对《尉缭子》不同界定是根据其时代需要所划分的，从而证明了兵杂《尉缭》著者非是同一人。[17]

除此之外，同样认为梁尉缭与秦尉缭不是一个人的还有《中国古代兵法通解》、《三晋100名人评传》、《中国军事辩证法史》、《中国智慧经典》、《三晋历史人物》、《中国兵学史》、《河南历史名人籍里研究》、《中州文献总录》、《中国历代军事家》、《兵法精典新解》、冯国超《孙膑兵法》、《中华兵书宝典》、《揭秘中国古代军队》、《史记秦代史事辩疑三题》、《银雀山尉缭子的杂家思想》、《商君学流变初探》等。

一尉缭说

近代以来，“一人说”由钱穆首倡。在《尉缭辨》中他指出“据《史记·始皇本纪》，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在始皇十年，而今传《尉缭》书有‘梁惠王问’，年世不相及”。然钱穆考《史记》认为，“则所谓尉缭者，尉乃其官名，如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之例，而逸其姓也”。此外，他还指出“今《汉志》杂家称《尉缭子》，官本、南雍本、闽本尉缭下无“子”字，与杂兵家称尉缭同。至《隋志》始称《尉缭子》，而颜师古遂谓尉姓缭名，皆误”。他说到，“若是则秦有尉缭，岂得魏亦有尉缭，而秦之尉缭，又系魏之大梁人？以此言之，知非二人矣”。钱穆指出，“《汉志》如齐《孙子》吴《孙子》，所以别同名之嫌”，如果尉缭是不同的两个人，那么《汉志》中是会注明梁尉缭和秦尉缭的。值得注意的是，钱穆还指出尉缭游说秦王事与《战国策·秦策四》顿弱所言相同，又其称“秦王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的事情又与当年范蠡所说的话类似。是故钱穆怀疑《史记》所载尉缭事已不足信，今本书称“梁惠王问”乃是出于依托。所以钱穆虽然认为《汉志》中杂兵两部《尉缭》是出于一人之手，但他认为该书作者既不是梁尉缭也不是秦尉缭，“其殆秦宾客之所为”。[18]其后杨宽也认同这种观点。[19]

尉缭“一人说”在银雀山竹简兵书出土后由宁梦臣再提，但观其所言全凭臆测毫无所据，“当时魏惠王重用的庞涓，嫉贤妒能，因而魏国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南辱于楚，缭不见用，故去之秦。”[20]徐勇紧随其后陆续发表数篇论文不断完善这一说法，几乎以一己之力撑起了与“二人说”针锋相对的尉缭“一人说”。他首先重新考证了魏惠王的年世问题，通过《史记》和《古本竹书记年辑证》中的相关记载认为太史公所载魏惠王在位仅36年的记载有误，徐勇认为魏惠王在位时间应为60年。这样就缩短了魏惠王末年与秦王政十年的“距离”，而后他认为梁惠王在他晚年与年轻的尉缭答对（正象今本《尉缭子》首篇中所描述的那样)。而在秦始皇十年，年老的尉缭由大梁来到秦国（正象《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描述的那样）就是完全可能的。假设与梁惠王答对时尉缭不满二十岁，那他在始皇十年入秦时大约九十来岁。[21]

上世纪80年代末徐勇在《尉缭子浅说》中再次重申了“一人说”这个观点。首先他认为魏惠王在位时间应是59年而不是52年，即薨于公元前310年。显然这样是为了与秦王政十年（前237年）更为接近。再通过魏惠王晚年各国贤者皆至大梁和《尉缭子·制谈篇》中“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徐勇认为这是尉缭针对孟子言论提出的驳议）这两点证明尉缭在惠王晚年至大梁并与之答对。而后他进一步指出尉缭是以官为姓，非颜师古注《汉志》时注释的“尉，姓；缭，名也”；此外，他还认为战国晚期秦军已逼近大梁城下，到秦始皇十年，尉缭入秦是非常容易的。这样来看，其说前后呼应，似在理论上是行得通的。[22]其人后续发表的《》等论文也只是不断重复这些“科学推断”，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自圆其说。例如他指出“ 梁说”者所征引的内容, 绝大多数取自今本《尉缭子》的前十二篇;而“秦说”者所征引的内容, 则绝大多数取自今本《尉缭子》后十二篇。故而他认为《尉缭子》全书的“本源”均来自尉缭, 是他不同时期的言论集的合编。今本前十二篇陆续写成于战国中期的魏国, 而后十二篇则陆续写成战国晚期的秦国。[23]但就尉缭其人研究这方面来看，徐勇所发表论文最多，所下功力亦深，且在理论上又存在可能性与可行性，故能以其一人之力与“二人说”相抗数十年，也聚拢了一批“一人说”的拥蹙。赵逵夫也认同钱穆的看法，他认为不仅不到百年之中有两个同名、同籍贯的以学识而见重于国君、以著述而立言于后世的人，而且《汉书·艺文志》中两处分别著录其书，于书名上竟毫无区别，令人难以置信。而后他又试图调和梁惠王与秦王十年年世不及的问题，认为书中“梁惠王问”原文应为“梁王问”，而梁王则指的是魏安釐王。[24]唐方刚认为《将理》、《原官》及《治本》三篇为原杂家书，在《将理》中有“兵法曰：十万之师出，费日千金”的句子，可知其作者知兵。其次《将理》篇亦有“试听臣之言，行臣之术”的句子，与兵家《尉缭子》的篇目体例一致，所以他认为杂家和兵家《尉缭子》出于同一人之手。[25]

而后顾智明[26]、王晓卫[27]、陈济康[28]等亦持“一人说”，但其或无考证或全仿徐勇说，全无已论，而有些说法又自相矛盾而不自知。如《鼎盛春秋》说《尉缭子》是成书于战国中期的一部著名军事著作，而后谈及作者尉缭时又言其活动于魏国由安邑迁都于大梁时，于秦王政十年入秦，被任命为国尉并因以称尉缭。[29]《秦汉历史地理研究》称尉缭25—30岁入秦……[30]；徐卫民也从年龄上进行过推测，他猜测尉缭来秦时25至30岁（或稍大），到统一时，才42至47岁，从年龄上来讲，还是可以从政的。[31]徐卫民、二人将尉缭入秦的年龄具体到五岁之内，似乎是在反驳“二人说”提出的尉缭若见过梁惠王而后在秦王政十年再向秦王献策以致年龄较大的问题，但不知其论所凭为何。

对于“一人说”的支持者来说，除徐勇外也只有蒋中锋提出过言之有物符合常理的理由。他首先分析了尉缭入秦的背景和原因，认为当时尉缭所在的魏国问题甚多；魏国在兵败后迫于无奈，曾“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在被招贤者中，尉缭应是其中的一个；另从魏襄王以来，四代国君屡败于秦，逐渐削弱的史实看，尉缭的主张也是没有被采纳重用的。且自魏襄王即位后，再无尉缭在魏国活动的记载，这些都充分说明尉缭在魏国是未被重用的；秦始皇十年（公元前 237 年），秦王嬴政已经消灭了国内吕不韦和嫪毐的势力，权力进一步集中到了他一个人之手，所以，这时的秦国可以用全部的力量向外发展。这时的秦国既要抵抗六国的“ 合纵”，又要对外发展自己的势力，秦国就以优厚的条件招贤纳士，各国有志之士纷沓而至。所以一方面是在魏国的政治上的失意，另一方面是这一时期秦国的重贤纳士政策，终于导致尉缭离开了魏国，来到秦国。[32]

三尉缭说

王遽常指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杂家有《尉缭》，兵形势家亦有《尉缭》，是故有人以为两书为一人所作，也有人认为是两个人。但他以时推之，又因刘向《别录》有云：“缭为商君学”，又兼今本首篇有答梁惠王问，故而他认为“一与商鞅同时，一在梁惠王时，相去颇远。安得以偶同姓名，遽合为一”。此外，在秦始皇初年，又有一尉缭，官至秦国国尉，但这个尉缭不见有书传于世。又古代多以官名放置于名前，如赵佗曾经为南海尉，遂称尉佗。故此王遽常怀疑秦国的尉缭曾任国尉之职，亦如尉佗以官置名前而称。所以他认为有一共是有三个尉缭：杂家尉缭者，尉姓缭名，六国时不知何国人，为商君学（商君客尸佼称料子贵别囿，或即其人）；兵家尉缭者，梁惠王时人，今本作者是也；大梁人复有曰尉缭者，于秦始皇十年往说之。[33]

之所以要在篇前对20世纪以来关于尉缭其人的研究进行简单的回顾，目的就是要全面搜集目前关于这个争论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存在的问题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对各家观点能有一个鲜明的对比，进而归纳整理和分析鉴别，并为下一步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错误的回顾和综述会导致一系列的结论错误，因为其所引用、引证和借鉴的论点、论据本身就是“错误的”，用错误的理由也就得不出正确的答案。对该争论问题来说，龚留柱曾讲到“梁启超和杨宽则根据《史记·始皇本纪》确认作者都是游说秦始皇的大梁人尉缭”[34]，赵逵夫亦言“梁氏认为《尉缭子》一书作者即见秦始皇的尉缭，只一个尉缭。”[35]由前文可知，其论误甚矣。

由上述回顾我们可知，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二尉缭说”在二十世纪以来一直是学界的主流观点，支持者众多；而“一尉缭说”则主要是由徐勇主倡，其虽把偶然事件的小概率可能扩大化，但因徐勇努力之故已成系统而不可忽略，其他附和之人鲜有自己的观点；“三尉缭说”目前只有王遽常一家持此观点。

今按：魏惠王生卒年：前400—前319年

魏惠王九年（前361年）：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叔痤知其贤，未及进。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36]（公孙痤死，公孙鞅闻之，已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37]）

秦孝公六年（前356年），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於是以鞅为大良造。

秦孝公二十四年（前338年），后五月而秦孝公卒……秦发兵攻商君，杀之於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王遽常认为两个尉缭一个与商鞅同时，一个在魏惠王时，且“相距颇远”。由以上战国秦、魏年表可知,商鞅与魏惠王是同处于一个时代的，所以王遽常的说法可首先排除。所以目前学界关于该问题主要的争论还是在“一尉缭说”和“二尉缭说”二者之间。而在当前没有更新材料的情况下，而我们又排除了三个说法中的一种，那么我们不妨用“反证法”来进行科学的排除分析。反证法是间接论证的方法之一，是通过断定与论题相矛盾的判断（即反论题）的虚假来确立论题的真实性的论证方法。反证法的论证过程首先是提出论题，然后设定反论题，并依据推理规则进行推演，证明反论题的虚假；既然反论题为假，原论题便是真的。这样便能推断出一个更加贴近史实、更能还原历史当时面貌的情况。

面见梁惠王时尉缭年龄之推断

梁惠王曾问政于孟子，“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38]《史记·魏世家》也有记载与之呼应：“惠王数被於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现按《魏世家》考，东败于齐应是“三十年，魏伐赵，赵告急齐。……齐虏魏太子申，杀将军涓，军遂大破。”；西丧地于秦概是“五年，秦败我龙贾军四万五千于雕阴，围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和“七年，魏尽入上郡于秦。”；南辱于楚则是“十二年，楚败我襄陵。”今人多以《史记》记载有误，梁惠王应是卒于公元前319年[39]，故此贤者们适梁应在前322—前319的几年中发生的，杨宽则确定发生在前320年[40]。孟轲生卒年约为前372—前289[41]，淳于髡约为前385—前305，而邹衍则约为前305—前240[42]，故其不肯能与孟子同时适梁见梁惠王[43]，暂且待之不论。孟、淳于见梁王时都是五六十岁的老者且久闻于列国，故而梁惠王才向他们请教中兴之策。假如如徐勇所说的尉缭见梁惠王时才十九、二十来岁，此时魏惠王亦70岁左右，何以向一个弱冠少年询问治国治军的道理？而梁惠王所咨询者，乃是一国政治、军事的施政路线，关乎一国之兴衰，况且天下闻魏国求贤，欲修文、武之业，应者也都应当如淳于、孟般的既长于阅历且有一套自己治国理政的学说的长者，若问对得宜，当是如一国之相，在魏国国君支持下全面推行自己的理论学说。所以说不及弱冠的小儿即使有天才者，也必定不会在没有足够阅历与经验的前提下形成他自己治军治国的理论学说。再者，如今本书中所言吴起故事、诸条军令等，可见作者是有一定的军事经历和治军经验的，其言吴起事和吴起与左右对话详细清楚，可见必是有一定地位的魏国军官，所以尉缭见魏惠王时十九、二十岁之说并不能成立。

《尉缭子》与《吴子》时代相近，同为先秦优秀的问对兵书，亦同在北宋元丰间被收入《武经七书》，书中都贯穿着君臣问答体例，具有一定的可比较性。通过对二书君臣问答语句的对比可知，二者虽然相似但又有着各自的不同。《吴子》首篇《图国》有载“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后并有魏武侯与吴起问对，“武侯问曰：……起对曰……。”其中间有“吴子曰”。笔者认为，之所以存在称呼不一致的情况，是因为与文侯、武侯问对时的吴起初为白身，后为魏将镇西河，但那时的吴起尚未形成自己一整套的军事理论学说，未将其军事实践转化成自成一家的理论体系，其见魏文侯的“兵机”，可能是献策，也可能是奏对，但应不是像儒家那样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学说体系并且有了拥有了传承他军事思想的学派。而先秦时著作一般是由其弟子整理，故此在《国图》一章中我们既可以看见“起曰”也能见到“吴子曰”。其中的“吴子曰”当是其后学所整理的吴起后来发表的军事议论及其军事思想主张。

梁惠王即魏惠王（前400年—前319年），因其迁都大梁，故后世又称梁惠王。迁都时间有惠王九年说（前361年）[44]和六年说（前364年）[45]。考今本《尉缭子》开篇首句有“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尉缭子对曰：……”，与《吴子》君臣问答记载相较，可知至早在梁惠王迁都时尉缭已被其弟子或时人尊称为子，最晚则在梁惠王薨年之前。而尉缭子之大梁往见魏君，陈之兵书战策时，魏君已称梁王，证明了时间当在魏迁都大梁之后，梁惠王薨之前。虽然惠王三十五年召问贤者，但因史无记载，可能并非那时与惠王问对。如此来看，尉缭生卒年还在梁惠王之前，是不可能先见梁惠王再仕秦始皇的。

《秦始皇本纪》中“三十万金”记载的商榷

战国时关于阴行间谍事以求胜利的事常见于史策，其中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赂六国豪臣兼游说诸侯等，数字具体的有以下几处：

齐王将见燕、赵、楚之相于卫，约外魏。魏王惧，恐其谋伐魏也，告公孙衍。公孙衍曰：“王与臣百金，臣请败之。”王为约车，载百金。犀首期齐王至之曰，先以车五十乘至卫间齐，行以百金以请先见齐王，乃得见。因久坐安，从容谈三国之相怨。[46]

秦王欲见顿弱，……王资臣万金而游，听之韩、魏，入其社稷之臣于秦，即韩、魏从，韩、魏从而天下可图也。”秦王曰：“寡人之国贫，恐不能给也。”……秦王曰：“善”。乃资万金，使东游韩、魏，入其将相；北游燕、赵，而杀李牧。齐王入朝，四国毕从，顿子说也。[47]

乃资车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以其剑。姚贾辞行，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以报秦。秦王大悦，贾封千户，以为上卿。[48]

十年，……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49]

其他记载：

孟尝君予车五十乘，金五百斤，西游于梁，谓惠王曰：……遣使者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君。冯谖先驱，诫孟尝君曰：“千金，重币也；百乘，显使也。齐其闻之矣。”[50]

秦王大悦，乃遣车十乘，黄金百镒，以迎孟尝君。[51]

昔者秦攻齐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52]

秦王赐夏无且黄金二百镒。[53]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54]

今世谚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55]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56]盎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圣主不乘危而徼幸。[57]

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58]

由以上这些记载我们可知，在战国时，公孙衍百金即可赂齐王近臣,得偿所愿而坏四国谋魏事，顿弱欲以万金离间山东各国，而秦王面对“天下可图”的巨大利益尚且犹豫国力不能支付万金。当是时，家有千金，就可以比得上一个都会的封君，并且家有千金也就似乎拥有了能逍遥于刑法之外的特权。及至孝文，国家休养生息近半个世纪，物阜民丰，孝文帝打算建造一座高台，召来工匠一计算，造价要值上百斤金。文帝说百斤金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产业，可见百金之巨。所以照此看来，顿弱欲求万金而“不得”，缘何尉缭张口向秦王索要三十万金，秦王却不假思索从其计，并兼此事不见载于其他史籍，又似顿弱说秦王事，故古今学者多有怀疑其真实性。

再从当时黄金和铜的换算来看，虽然没有确切史料记载具体的换算，但我们若将其都折算为半两钱也可估其大概。秦时一斤约为250克，秦统一前一枚半两钱约为3克左右，一镒黄金为20两可兑换约3000钱[59]，那么三十万金则为300000×250=75000000克铜；为75000000÷3=25000000钱；为25000000÷3000≈8333镒黄金。三十万金至少是3万户中产之家的全部财产，万乘之国齐国国君的人头值黄金千镒，秦王连万金尚且为难拿的出来，又怎会随便予尉缭三十万金呢？故此处关于尉缭的记载存疑。

此外，先秦时铜不仅是用于交易的一般等价物，还是兵器的主要材料。秦人以铜为兵，青铜长兵，如矛如戟如戈；短兵如铜剑者，亦如长戈皆刻有年份；弓弩所用箭簇为铜也多有出土。又如秦始皇统一后“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60]者，《三辅旧事》、《水经注》等文献明确记载十二金人皆坐高三丈各重二十四万斤，还不到三十万金，所以说，从“三十万金”处一叶而知秋，可推知《秦始皇本纪》中对于尉缭说秦王事是不实的。

“一人说”关于尉缭年龄的矛盾之处

“一人说”支持者认为尉缭先见梁惠王，不见用于魏，故以九十余岁高龄之秦。首先，按《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大梁人尉缭于始皇十年（前237年）从大梁至咸阳往见秦王政，但始皇十年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大索，逐客”。窃以为，尉缭决定去秦并打点行装出发应在始皇“乃止逐客令”之后。鉴于当时的交通工具和信息的手段，从秦王大索至解除禁令再到传至山东六国是有一定的时间的，而大梁到咸阳的直线距离也有约560公里，再考虑到当时的道路交通、关隘河流的阻隔情况，行进里程当远多于560公里。一个九十余岁的老者，其坐卧起居都需要人照顾，当时远程交通工具止有马车，但其时路况颠簸，一个鲐背之年的老人每日行程必然短暂。所以若如此说，尉缭当年是否能到秦都咸阳还是有待商榷的。其次，从一般人体生理常识来看，纵观战国秦汉史，并无九十余岁还能周游列国并有精力执掌一国军政的故事；再由心里常识观之，尉缭往见秦王，开门见山献出其为秦灭六国之策，而后秦王用其计策并优待有加，按时人以及人的正常心里来看，必然是感激涕零然后“士为知己者死”。但尉缭却反其道行之，不惜年老体衰远道千里而来，在秦王无动于衷时为秦出殚精竭虑谋划策，但在秦王用其计策并“衣服食饮与缭同”高规格礼遇时又出言诋毁秦王并欲逃跑，此其一不合常理；先为秦画策吞灭六国，且其策亦属离间阴策，秦王礼遇后先言秦王“少恩而虎狼心”，又惧“天下皆为虏”而遁逃，此二不合常理；尉缭遁逃被秦王发觉制止，并以之为国尉，后又不见其遁逃，可见其乐享秦国荣华，又与前文的清高风骨大相径庭，此其三。而终秦之世，再不见任何人高居秦国尉之职，且以国尉三公之尊不见著于当时任何典籍，尤为可疑。此外，《秦始皇本纪》中关于尉缭事的记载还与《李斯列传》相矛盾。《李斯列传》载：“故斯将西说秦王矣。至秦，……李斯因此得说，说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几也。成大功者，在因瑕衅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终不东并六国者，何也？诸侯尚众，周德未衰，故五伯迭兴，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秦王拜斯为客卿。……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

李斯上书说秦王这段记载与尉缭说秦王大同而小异，结果也是秦王听李斯之计使人持金玉游说诸侯，离间其君臣，从而便于秦攻灭山东六国，进而达到兼并天下的目的，与尉缭策何其相似。但是很明显，所谓秦王听其计，听的是李斯的献策，用的也是李斯的计谋，“卒用其计谋”的记载与《始皇本纪》中“而李斯用事”也相呼应。假若是将以下括号中的内容剔除的话，那么《始皇本纪》与《李斯列传》的记载就完全对的上号了。《始皇本纪》亦载：“大索，逐客，李斯上书说，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於是使斯下韩。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以秦之彊，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愍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而李斯用事。”李斯因说秦王”之“因”。从文意与语法来分析,此处的“因”字表示时间的先后承接,相当于现在的“于是”之意,与《战国策?齐策四》“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的用法一致。这是指李斯说秦王止逐客令后,遂趁此机会,又说其“先取韩以恐他国”,这两件事应当前后相连,否则,“因”字便失去了承接的意义。上引《秦始皇本纪》中的一段文字之前,所述乃始皇十年事,引文后又接始皇十一年事,中间所省略的部分是插叙有关大梁人尉缭的事迹。故可以肯定,李斯“因说秦王”之事正在他谏逐客之后,时当始皇十年。[61]故笔者认为，《始皇本纪》中关于尉缭事的记载当为后人篡加。

《史记》中秦国尉缭的记载止见于始皇十年，其后攻灭六国事再不见国尉缭；二十六年群臣其议帝号者有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不见国尉缭，二十八年群臣歌颂始皇帝功德琅琊刻石亦不见国尉之名。而以始皇三十三年例，儒生以古非今，即“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若如尉缭那般与他人诋毁秦始皇，其学说著述应当也在重点打击之列，何以至班固时还能复见《尉缭》。

张释之曾对汉文帝说“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靡靡”[62]，又尉缭自布衣被秦王超擢为国尉，有秦一代仅此一例，可见并不符合升迁常例。且尉缭说秦王事，与李斯之计谋同，其亢礼又有类顿弱，其言秦王政“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也似范蠡评勾践“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63]。由此可见，《秦始皇本纪》中所插入的“大梁人尉缭”像是勾践、李斯、顿弱几个人的“合体”，这段记载应当是后人为诋毁始皇帝所篡加。

从秦统一的角度看尉缭的时代归属

尉缭极其推崇吴起，在书中也多次提到了吴起将军、行军和作战时的一些故事，如“吴起与秦战， 舍不平陇亩，朴樕盖之，以蔽霜露”；“吴起临战，左右进剑。起曰：‘将专主旗鼓尔，临难决疑，挥兵指刃，此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吴起与秦战，未合，一夫不胜其勇，前获双首而还。吴起立斩之。军吏谏曰：‘此材士也，不可斩。’起曰：‘材士则是也，非吾令也。’斩之”。笔者认为，由此可见，若非尉缭当时身处吴起军中，为吴起左右，非得闻此秘事。

除吴起外，尉缭认为能在吴起之上的只有武子，在《制谈》篇中他说到，“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对于这段话，有许多学者认为尉缭所推崇的是用最少的士兵取得战争的胜利，因为从桓公到吴起再到武子，同样是让天下莫当其战，但是用兵数量是越来越少的。一些学者由此联系到了《兵令下》中“杀士卒”中杀字的释义，认为这是“兵贵精，不贵多”，“尉缭举齐桓公、吴起和孙武各带‘十万’‘七万’‘三万’之兵即能纵横天下，说明‘兵贵精，不贵多’的道理。他强烈鄙视‘所率无不及二十万之众者，然不能济功名’的‘今天下诸国士’，他认为‘百万之众而不战，不如万人之尸；万人而不死，不如百人之鬼’……如果把这个“杀”字理解成今天的意思，尉缭主张自残军队的作法确实令人费解。但如果把这个“杀”解释为“裁减”，则与全文提倡精兵强军的思想一脉相承。尉缭主张通过精减兵员来保证部队战斗力的做法在战国中期具有进步性。”[64]

大梁人尉缭于秦王政十年（前237年）来说秦王，秦的统一战争开始于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年）的灭韩之战，中间仅相隔7年。秦人在秦孝公时已有统一天下之意，“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及至始皇,奋六世之馀烈，……”[65]，始皇更是继续着历代秦王的遗志。从《秦始皇本纪》记载来看，秦始皇对尉缭是非常礼遇的，并以之为国尉，说明尉缭的献策应当对于秦的统一是极有用的。

如果今本《尉缭子》作者为秦始皇时的国尉尉缭，其书中又确实体现有以数万之众临天下的军事思想，并且还是尉缭子的主要军事思想之一，那么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尉缭及其著作《尉缭子》是不符合当时时代特色的，秦始皇也并不是一个能统一六国的合格君主。综观历代的统一战争或区域势力间的决战战役，均表现出了一种以绝对优势兵力、用总兵员数量、水路并发这种“悉国中兵”的姿态，来确保获得战争胜利战略的稳健战术。

秦灭楚之战，王翦将军60万历时一年多方才虏楚王灭楚，“于是王翦将兵六十万人，……荆闻王翦益军而来，乃悉国中兵以拒秦。……岁余，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66]

汉楚垓下决战，“于是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曰：‘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相国。’使者至，韩信、彭越皆报曰：‘请今进兵。’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随刘贾、彭越皆会垓下，诣项王”

司马氏建立晋王朝后，据有原魏、蜀之地，已控制着全国大部分州郡府县；吴沿江为国，仅有荆、扬、交三州的全部或部分地区，即今长江中、下游及岭南等地区。司马氏灭吴，尚且还谋划筹备十数年，太康元年（280年）发兵二十余万以六路军伐吴，“冬，十一月，大举伐吴，遣镇军将军琅邪王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巴东监军鲁国唐彬下巴、蜀，东西凡二十馀万。命贾充为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以冠军将军杨济副之”[67]

前秦苻坚伐东晋，倾兵八十余万，“甲子，坚发长安，戒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旗鼓相望，前后千里。九月，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蜀、汉之兵方顺流而下，幽、冀之兵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阳平公融等兵三十万，先至颍口”；[68]

隋灭陈之战，开皇八年，“晋王广出六合，秦王俊出襄阳，清河公杨素出信州，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宜阳公王世积出蕲春，新义公韩擒虎出庐江，襄邑公贺若弼出吴州，落丛公燕荣出东海，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69]

对大梁人尉缭献策的质疑

《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王政十年，大梁人尉缭远道而来游说秦王政，并因其所献策而为秦国尉。前文首先论证了今本《尉缭子》的作者尉缭与秦国尉之间并不相关，除此外，这个大梁人尉缭的献策也颇有可疑。

合纵，在战国中后期的主要表现是楚赵魏燕韩五国，为求自保互相联合抵抗秦国。[70]提倡者为纵横家公孙衍、苏秦等人，后被张仪连横所破解。当时战国中以秦国实力最强，严重威胁山东六国的社稷存亡。战国有四次合纵攻秦战争，第一次为公孙衍倡导、楚怀王主盟的楚魏韩赵燕五国攻秦之战（前318年）；第二次为孟尝君倡导、齐湣王主盟的齐魏韩三国攻秦之战（前298年）；第三次为信陵君倡导的魏赵楚韩燕五国攻秦之战（前247年）；第四次是赵国将军庞煖倡导的赵楚燕魏四国攻秦之战（前241年）。而前270年之后，秦齐间再未发生战争。

始皇十年（前237年），大梁人尉缭来咸阳游说秦王，“以秦之彊，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愍王之所以亡也”。这句话前半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后半句所说的诸侯合纵已经是几十年前的情况了。

贾谊《过秦论》说，“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约从离衡,……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馀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由此可见，秦孝文王时（前250年），六国已无力再合纵抗秦，当时的山东诸国已是纵散约败，从此诸国争相事秦。但有人可能说前241年五国再次合纵攻秦，是在始皇六年，这又怎么解释。需要注意的是，战国时期最后一次合纵攻秦确实是在前241，但此次合纵齐国并未出兵，已然是再也不能六国合纵。此次五国出兵攻秦，尽起国中锐师，“四年，庞暖将赵、楚、魏、燕之锐师，攻秦蕞，不拔”。但依然不能取得任何战果，在秦军出兵后纵约即瓦解，“秦出兵，五国兵罢”。印证了贾谊所说的“天下诸侯已困”的事实。而后赵军移兵转攻齐国，占领饶安，“移攻齐，取饶安”，更从侧面反映了山东诸国之间的不合。

山东诸国不合的情况已是由来已久的事实，再如秦王政十一年（前236年）的秦、赵上党、河间之战，王翦出上党，在赵军开始攻燕时，就攻占了閼与（山西和顺）和撩阳（山西左权）；赵军攻占燕国的狸城时，桓齮、杨端和军就已攻占了赵国的河间六城，赵军攻占燕国的阳城时，桓齮又攻占了赵国的邺城（河北磁县南邺镇）、安阳（河南安阳西南）两城。庞媛感到赵军攻燕虽然很顺利，但是后方受到秦军威胁太大，被迫撤军南援，但为时已晚，漳水流域及河间所属各城已被秦军攻占。[71]可见，在秦王政十年，山东诸侯已不仅不可能合纵攻秦，而且还无力再抵抗秦的进攻。

所以说，尉缭向始皇所献策——赂其豪臣、以乱其谋是存疑的。根据以上所论，尉缭“金玉离间”的计策在秦王政十年之时是几无价值的，也是不值得秦王政对其极尽礼遇并酬以秦国尉之高官的。

今本《尉缭子》的著者尉缭，关于其人学界大致有三种意见，即“一人说”、“二人说”和“三尉缭说”。“三尉缭说”目前只有王遽常一人持此观点，但其论据“商鞅与梁惠王时代不同”有不妥之处故不必再讨论。余者“一人说”和“二人说”则各有其理由。笔者也曾撰《〈尉缭子〉作者及成书年代考》一文，从显示身份的词语、书中反映的时代特点、战国年表、战争规模、军令以及反映的社会情况等方面论证了今本尉缭乃梁惠王时之尉缭。[72]而其他一些明显的论据已为各家所涉及，故不必再赘述。

而今我们只能从相关事实的一些细微处入手进行对比考论。通过反证法，可知走梁之秦的尉缭与梁惠王时的兵家尉缭是不可能是同一个人的，并且在对《秦始皇本纪》进行考察时，关于“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的这件事似乎是生硬地插入到秦始皇十年中李斯与秦王政的事件中的，尉缭虽被秦王委以国尉高职，但再不见于史载，而且这个向秦王献策的尉缭似乎是集合了范蠡、李斯、顿弱三人特点的“合体人”，可见这段记载并不十分可靠。所以在当下没有更新出土材料佐证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否认秦始皇时期是否有一个尉缭，但这个人与曾经同梁惠王进行答对的尉缭——即今本《尉缭子》的作者尉缭，是不同的两个人。

作者简介：张申，男，河北唐山人，现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史。

本稿为2019年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第二届诸子学博士论坛”参会论文，并被《诸子学刊》（南大核心）收入21期中。

1.关于梁惠王生卒年学界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本文从主流说。即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惠王卒。（详见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第515页。）梁惠王后元十六年即周慎靓王二年（前319年），距始皇十年（前237年）还有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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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战国策·齐策四》

51.《史记孟尝君列传》

52.《战国策·齐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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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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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金振华，陈桂声主编.文史合璧 两汉卷[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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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唐）魏徵等撰.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70.合纵也并不都是针对秦国。前286年，燕韩赵魏秦五国就曾合纵攻打齐国。但是战国合纵的主要对象还是为了抵抗秦国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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