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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波斯语课》中，纳粹军官向“波斯人”学习“波斯语”。 （资料图/图）

1887年，犹太人柴门霍夫经过十几年的摸索，创立了一门人工语言。这门语言乘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东风，很快风靡全球，从西欧到中国都有大量的拥趸。它后来被称为“世界语”，是世界上流传最广的人工语言。

柴门霍夫出生于俄罗斯帝国的比亚韦斯托克（今属波兰），在他给友人的信件中，我们知道他创立世界语是为了增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了解与世界和平。“我被教育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我受到的教育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但在大街上我看不到可以称作兄弟的人，他们只是俄罗斯族、波兰族、日耳曼族、犹太族，或其他什么民族。”他说。

希特勒憎恨世界语，他在自传中污蔑世界语是“犹太人密谋支配世界后所使用的语言”。这不仅是因为世界语的创立者是犹太人，更因为它是沟通不同种族的桥梁。纳粹当政期间，大量世界语使用者被屠杀，柴门霍夫的三个子女都死于纳粹之手。

在纳粹集中营里，曾经有一个犹太人为了活命编造了一门人工语言，这门语言不仅救了他的命，也像柴门霍夫希望的那样，成为了沟通不同民族的桥梁。

电影《波斯语课》就根据这个真实故事改编。电影里，被送进集中营的法国犹太人吉勒，因无意中得到的一本法语版的《波斯神话》，谎称自己不是犹太人而是波斯人，因此躲过一劫。集中营里负责后勤的德国军官科赫，梦想着战争结束后去德黑兰开餐馆，并寻找纳粹登台前逃亡波斯的亲兄弟。他需要一位波斯人来教他波斯语。吉勒完全不懂波斯语，但为了活命，他每天都编造大量的“波斯语”单词，来应付好学的科赫——一位随时能取他性命的“学生”。

为了圆谎，一套人工的“波斯语”被吉勒制造出来。随着“学习”的推进，两人之间的情感也发生了变化，一个只发生在他们俩之间的“波斯神话”开始萌芽。吉勒的命运就在这根随时可被崩断的紧张之弦上来回摇摆，这个悬念也是影片最具有观赏性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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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 （资料图/图）

摆脱被污染的德语

吉勒所创造的“波斯语”在语言学家看来简直漏洞百出——它没有动词变位，语法大概也是复制自他的母语法语，名词与名词之间没有词根关联。如果不是科赫对语言学一窍不通，吉勒早就已经进了焚尸炉。

然而这门语言却符合索绪尔所称的“符号的任意性”原理，即语言的能指（音响形象）和所指（概念）的组合是随机的——吉勒记住了集中营里2840个犹太人的名字，将他们的名字稍微变形，创造出了2840个单词，“我”是“以勒”、“面包”是“拉支”、“树”也是“拉支”……正是这种随机性，保证了这门语言看起来像一门真的语言。

一个好似从虚空中生长出来的世界，在这门语言中诞生了。美国语言学家斯瓦迪士在1950年代列出了包含200多个词汇的“斯瓦迪士核心词列表（swadesh list）”，只要掌握了这些词汇，某种语言的学习者就能大致沟通了。科赫用简单的词汇说出了他用德语永远不会说出的话：“我要去德黑兰，我想开餐厅……”像一个重新开始一段生命、重新学会说话的婴孩。

科赫甚至可以用这门语言写诗了。他用简单的单词写了这样的一首诗：风把云送往东边/在那里/处处是渴望和平的灵魂/我知道/我会幸福/随着云/飘向的地方——这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纳粹党徒的诗歌。

科赫还想起了自己为什么会加入纳粹——他只是在街边看到他们而已，就像被什么魔法吸引一般，他不由自主地卷进了这个潮流。像德国这样一个先进的、有教养的的民族国家，怎么会如此迅速轻易地屈从于纳粹的野蛮力量？纳粹攫取政权过程中所受到的认真抵制为何会如此的少？战后所有历史学家都在追问这些问题。

长寿的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在二战之后的回忆录里回望他所经历的德国历史，看到了自1871年俾斯麦统一德国以来，德国民族精神中令人遗憾的缺失。几乎所有智识阶层都对追逐世界霸权日渐痴迷，德国迅速增长的工业实力为这种痴迷提供了想象的基础，而希特勒给出的路线方案轻而易举地迎合了德国人内心深处的渴望（特别是一战战败之后），最后的结果就是大部分德国人都自愿坐上了希特勒的这辆战车——带着称霸世界的痴梦——直到世界末日的到来。

而要实现这一目的，纳粹首先就要在语言上抹除德国人的“现实感”——以赛亚·柏林意义上的“现实感”。在英国哲学家以赛亚·柏林看来，纳粹只不过是西方某种热衷于寻找历史规律的思潮的恶性发展，不管是黑格尔主义、基督教、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都热衷于找到一种理解历史发展的钥匙或设定某种历史目标。毫无疑问，20世纪的历史证明这样的努力已经破产了，而这样的思维方式被纳粹所攫取，以德意志整体发展目标的名义，对个体实行了“无足轻重”的肉体消灭。

从这个意义上说，科赫学习“波斯语”的过程，就是一次摆脱被污染的德语的过程——一次洗涤与再启蒙。他与其他纳粹党徒之间的对话，充满了“希特勒万岁”之类的高亢言语，但他与吉勒交流时，才变成一个具有正常情感的人类，吉勒所创造的最简单的人类的核心词汇——吃、喝、面包、爱——与一切德国的霸权梦想无关，只与最基本的人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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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波斯语课》中书写整齐的名册。 （资料图/图）

克服人类天生的冷漠

柴门霍夫在创立世界语时，立下了世界语的三个目标，其中第三条是“寻找克服人类天生的冷漠之方法”。在柴门霍夫看来，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产生于人类天生的冷漠，而语言是重要的克服方法之一。

自从电影《辛德勒的名单》（1993）面世以来，关于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影像已经顺利地进入商业电影领域。也许这一代的电影观众在银幕上已经看过太多此类电影，条件反射般地将这一题材与铁栅栏、火车、焚尸炉等意象联系到一起，以至于看到《波斯语课》正在上映的时候，已很难唤起想当年的观众观看《辛德勒的名单》或者《美丽人生》时的激动心情了。

纳粹统治的年代离我们已经很久远了，表现这段历史的电影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如果还像当初那样苦大愁深，观众的神经大概已经失去了敏感；如果过于娱乐，那么就是一种轻佻和冷漠——柴门霍夫所说的人类天生的冷漠。

《波斯语课》并没有跳出经典电影已经框定的意象范围和叙事逻辑，但它的集中营故事凭借一个巧妙的切入点，重新唤醒了这个题材本身所具有的情感与人性的张力，回应了关于冷漠的伦理难题。

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holocaust）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无论是在西方的历史话语中，还是影像建构中，都区别于一般的大屠杀（massacre）。电影学者李洋将西方关于“犹太人大屠杀”影像的生成历史概括为三个阶段。

1950年代，大屠杀的事实还远没有被公众充分认知，关于大屠杀的电影的重要任务是展示证据和揭示真相。1956年，阿伦·雷乃的《夜与雾》成为丰碑式的开端，移动摄影机带领观众进入集中营深处，展示了令人震惊的恐怖，电影本身成为一种见证。

1985年，法国纪录片导演克劳德·郎兹曼花费11年、长达九小时的纪录片《浩劫》面世。影片让各种大屠杀亲历者直面镜头讲述，用话语的叠压挑战着银幕前的观众。《浩劫》让大屠杀影像真正超越了展示与见证，而成为了反思与追索的利器。在郎兹曼看来，面对像大屠杀这样的“浩劫”，虚构的讲述是一种僭越，这也是他强烈批评《辛德勒名单》的原因。

20世纪末，随着《辛德勒名单》的上映，大屠杀影像开始成为商业电影的表现元素。《辛德勒名单》为后来者——如《美丽人生》、《朗读者》等电影——完成了大屠杀叙事的基本建构和大屠杀符号的经典化：铁丝网、火车、堆积的尸体、焚尸炉……成为此后大屠杀商业电影的“标配”，《波斯语课》也不例外。

同样地，《波斯语课》也面临着郎兹曼所指出的商业电影中所展示的大屠杀情节的伦理问题。大屠杀能否只是成为一部商业电影的背景，那些死去的人能否在电影中被一笔带过？

影片中，记录集中营里的囚犯的花名册的字体是否工整有序，科赫对其有近乎苛刻的要求，他因此辞退了原来的纳粹女抄写员，让吉勒接手这一工作。吉勒也从人名中得到灵感，用人名创造了大量的单词。这一情节背后蕴含了电影本身对待伦理问题的态度。

科赫要求犹太人的名字排列整齐，纹丝不乱，却没有真正注视在乎过其中每一个名字——他有机会翻看名册，但对其中的奥秘视而不见。这便是大屠杀电影中所谓的“目光的伦理”，唯有注视，才能消解冷漠；或者用柴门霍夫的话来说，电影寻找到了一种克服人类天生的冷漠之方法。

唯有人与人之间不断地靠近，他的痛苦与希望才有被感受到的机会。在《浩劫》中郎兹曼将镜头无限地靠近见证者，科赫却选择了视若无睹。他唯一靠近的犹太人吉勒——用他们之间的秘密语言、纳粹最为厌恶的人造语言——成为了他的朋友。如果真的有波斯神话，这便是神迹。

“波斯神话”在科赫到达波斯的那天幻灭了，这门语言完成了它的使命。吉勒在解放法国的盟军面前，将所有单词还原为一个个死难者的名字。作为创造者的吉勒，将能指与所指一一解绑，飘荡在德意志上空的英灵，成为人类作为“不可饶恕”与“值得拯救”的矛盾体的共同见证。

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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