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初夏，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夕，上海发生了一件刺杀日本高官的街头袭击案。
在《军统四凶》一书中，曾经这样描写这次刺杀：“公共租界警务处警务副总监赤木亲之，带着他的夫人坐着汽车去龙华游玩。在愚园路和地丰路的拐角处，杀手杨景文急速推出一辆排子车，阻住了赤木亲之的去路。赤木亲之破口大骂，刚想下车喝斥，杀手俞森林、周振芳迅速涌上，拔枪对准车内射击。赤木亲之暴喝一声，侧身一个翻滚，滚到汽车外边，向后逃跑。‘哪里逃！’俞森林急展身法，几步跨到他前面。赤木亲之几乎和他撞个满怀。俞森林狞笑一声，从容不迫地扣动扳机。‘呯！’赤木亲之牛眼几乎睁到眼眶外。一道血光从他的胸脯标出。俞森林、周振芳等漠然地吹一下枪管，轻蔑地瞟一眼车内吓出一身尿的赤木亲之的夫人，从容逸去。”
以文字而言，写得酣畅淋漓。问题便在这里，“牛眼几乎睁到眼眶外”“轻蔑地瞟一眼车内吓出一身尿的赤木亲之的夫人”，这样完全文学想象性的，充满了血腥与感官刺激描写，让人对这次暗杀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演绎还是杜撰？
?实际上，这还真是军统的一次经过周密策划实施的暗杀行动。在今天对岸军情局老档案中依旧保存着这次行动的记载。
1941年6月17日，上海愚园路，时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副总监的赤木亲之被军统刺杀。这次暗杀是由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精心策划，第三行动大队（大队长蒋安华）指挥实施，赤木亲之在暗杀中被击毙。
?赤木亲之又是谁？翻阅中国抗战期及二战时期日军军官（间谍）及重要经济、政治人物，均不见其名。
再找寻战时日本外务省档案，其赫然而出。
赤木亲之生于1897年，原名赤木亲三，长野县人。赤木家族是当地颇负盛名的武士世家，家徽是带三片叶的日本茶茶籽形状。赤木亲之年轻时曾经获得剑道四段，后入日本外务警察讲习所，为日本第一代外务警官中的佼佼者之一。
1924年，27岁的赤木担任兵库县警察厅外事课课长。自此，他成为日本外事警察系统中的高级官员。
1927年调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任内务事务官，实则对日本驻华人员进行特务控制。
1936年调台湾总督府担任拓务省事务官。
1937年调回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担任参事。
1937年底，日军在公共租界内庆祝占领中国首都南京而阅兵的时候遭到爱国抵抗者的袭击，死伤多人。以此为理由，日本驻沪总领事三浦义秋对工部局方面施加压力，要求染指租界内的治安管理，最终工部局方面在压力下退让。
1938年1月，原担任日本驻华参事的赤木亲之调入工部局警务处，成为上海公共租界警务方面的日方负责人。
日本外务省档案中，赤木亲之其身份在遇刺前已是“高等二等官，从四位勋四等”。
据日本明治时代开始的条例：従四位は華族の爵位では男爵に相当し、陸軍?海軍では中将相当とされた他、叙位条例にて、勅授の対象となり華族に準ずる礼遇として位置づけられた。
意即：从四位，相当于贵族爵位中的男爵，与陆军海军中的中将相当，根据叙位条例，获颁授者可享受贵族礼遇。
高等二等官有多高？
日本官员中最高等的是亲任官，他们的任命需要天皇亲自签发命令，以诏书的形式进行。其中，最高的是日本首相，最低的是日本海军陆军的大将。
仅次于他们的，便是敕任官，其任命需要内阁大臣签发，但需要盖天皇的玺印生效。敕任官包括高等一等官，高等二等官，具体的职务包括：内阁书记长，法务局局长，铨叙局总裁，企划院（日本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情报局，技术院（日本的科学院）次长，特许厅（专利局）长官，各部次长，帝国大学教育长，粮食管理局局长，东京都次长，驻大国的外交代表和副手（公使和参事），各省级单位地方首席长官，众议院书记长，贵族院书记长，武官中的中将和少将，赤木亲之前往工部局任职前担任的职务是日本帝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参事，地位仅次于公使，这就是高等二等官。
?当时，上海进入了历史上著名的‘孤岛’时期。在日本占领军地区日方已经完全控制军，政。而在租界地区，因为未与西洋各列强开战，处于平等的外交权力中，租界权利依旧掌握在工部局手中（上海时有上海工部局，管辖上海公共租界；上海公董局，管辖上海法租界）
工部局（公共租界）负责地方治安，刑事的单位为警务处，其最高层由四人组成，包括英籍处长一人、日籍特别副处长一人、日籍副处长一人、华籍副处长一人。名义上维持着英国人在这里的领导权，但赤木亲之担任的特别副处长在警务处内代表日本占领军，在中国日本军军事上的胜利，给其在上海租界地区极高的政治权利地位，不仅督促警务处镇压租界内的抗日力量，确保日方利益，并领导着日方各种势力向公共租界内部渗透。
赤木亲之为人低调，在调往中国的时候甚至改了自己的名字。这名日本外交高级特务官员，从此从本名赤木亲三，改名“亲之”的意思是“希望外国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容易接近的人”。
1938年，赤木亲之已经从事了十几年外事警务工作，可以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中文也很好，被认为是到上海和租界当局打交道的最佳人选。
从现在找到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刺杀赤木，是军统上海站（站长陈恭澍）经过精心策划才进行的行动。在这次行动之后，军统随即掀起了对日军在上海“无差别格杀”的高潮，让日军在租界地区的整个行动体系受到了重大影响。
今天，在大陆的文献中刺杀赤木的细节档案记录尚未找到，只见野史。最可辅助阅读的是美国历史作家弗雷德里克·魏斐德，他的作品《上海歹土》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该书已经被明确列入上海地区史类档案书籍。
魏斐德在这部书中称赤木曾经在日本陆军服役过，并在1925至1933年间掌管日本在华特务机关（这个解读有些以偏概全，日本在华特务机关林立，且派系繁多，互不服从），只是由于工部局所在的上海租界情况太过特殊，是日本与欧美利益在中国的冲突焦点，故此日方才派遣这个日本外务警察头子到这里任职。魏斐德称赤木是“一个标准的日本警察”。
他的叙述中，赤木亲之遇刺之前正在家中。他并不是所谓携家逛公园时遇刺的，而是带其夫人去医院做例行检查时遭到了攻击。他的汽车走到愚园路与地丰路交界处（今愚园路，乌鲁木齐北路路口），两名枪手突然朝其开枪射击。这是个非常好的袭击地点，因为两条路都十分安静，有利于识别目标，同时汽车在拐进地丰路的时候不得不减速，给枪手提供了非常好的射击时机。
由袭击的准备如此充分看来，对方很清楚赤木的生活规律，这是一次成功的暗杀策划。魏斐德描述参加袭击的中国特工显然是神枪手，他们的子弹准确地击中了赤木的头部。
也许，只有一点没有被袭击者所考虑到，军统特工们使用的武器威力太小了点儿。
头部中弹的赤木不但没有倒下，反而推开车门，滚到车外，以车身为依托拔枪反击！
赤木亲之不愧是剑道四段的高手，负伤之后竟能迅速抽枪还击。但这时军统特工的组织水平便体现出来了，一次好的暗杀不会只有一名杀手，通常都会暗藏一名备用的杀手来接应。
从暗杀赤木的过程也可以看出，这种行动的组织十分严密，环环相扣，每一个环节还要有应变准备，不可能这么随心所欲。
当赤木亲之持枪还击的时候，一个不知名的杀手从另一个角度出现了。
照《上海歹土》的记录，这名杀手是在相反方向出现的，他一共开了两枪。
第一枪，打中了赤木持枪的臂部。第二枪，打中了赤木的后背。
两枪打完，杀手们立即中止行动，呼啸而去。
仔细想想就会明白这后来出现的杀手极其专业，他第一枪打中赤木的臂部，首先解除了赤木反击的能力；第二枪打其背部，而不是头部，因为头部面积比背部小，而且灵活，打他不容易移动的背部命中率更高。两枪打完立即离去，一方面是自信，另一方面是打完就走，绝不拖泥带水，首先保障自己人的安全。
看到杀手们离去了，赤木才爬进汽车，立即命司机开往医院。军统的行动最终还是成功了，赤木死在了手术台上。打进他后背那颗“达姆弹”撕碎了赤木的内脏和血管，喷涌的鲜血让医生们束手无策。赤木当时的强撑不过是回光返照。
刺杀赤木是一次极其成功的对日本侵略者高官震慑行动，日方对赤木的死十分哀痛，外务省特别通过决议，将其从“勋四位”提升到“勋三位”，并厚加抚恤。
由于刺杀地点在愚园路，这条上海西区一条著名马路。全长不超过3公里，从最东端的静安寺一直延伸到最西端的中山公园附近。
今天的上海历史可以这样认为，愚园路有多少路口，就藏着多少故事。有七十二家房客的私家别墅，有某名人躲过的暗道，那些庇阴遮日的梧桐树。。。曲曲折折，弄堂号码一直延伸到1600多号，里面藏着上很多不为人所知的过去。
?彼时，这个刺杀地点，距离日方实际控制区域近在咫尺，距离日本宪兵队沪西机构，和著名的‘76’号都距离不过几百米，日占领军不仅是丢尽了颜面，更是受着来自东京的严厉斥责。
?1941年下半年，日军开始了报复，更重要的是随着日军对太平洋战争的准备，为了扫清后方，日方对上海地下组织进行了疯狂的打击，军统包括上海领导陈恭澍、区书记齐庆斌等在内的主要人员先后被捕，具体执行刺杀赤木的上海区第三行动大队，自大队长、黄埔军校生蒋安华以下除一人逃脱外，全员落入日伪魔爪。
1942年，以毛森为队长的军统上海直属行动队也被日方破获，毛森亦被捕。
蒋安华曾在1944年被军统营救出狱，然在转移途中，仍被日特工射杀牺牲。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城沦陷，这个城市的国共双方的地下抵抗工作都进入了低潮期。
赤木之死却可以称之为军统在上海锄奸活动中最后的闪光。在赤木被击毙后，租界当局为了摆脱日方的指责，专门为赤木举行了盛大的葬礼，由多国巡捕开道，引导装载赤木棺木的汽车从静安寺路（今静安静安寺开始南京西路段）一直到文监师路（今虹口塘沽路），引来上海众多百姓围观，轰动一时。
日本专门派出了摄影师拍摄这一场景，并将其作为日本本土电影院的新闻加片，要求葬礼加片播放时所有观众要起立鞠躬致意，来悼念赤木这个日本外务警察中的佼佼人物，一直放映了一个月之久。
这段葬礼影片，如今在日本东京放送协会及上海的资料库里还有所保存。
1941年的上海，那次传奇的刺杀行动，军统最后的高歌之后，湮没在黄浦江滚滚远去的沧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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